温厚与贤淑：《诗经》中的人物美

君子人格从审美理想层面典型地反映了周代文化的礼乐精神和人文色彩。在这一宣称“以德配天”、重视人治的文化中，天神高高在上，只具有监临敦促君王尚德行、成治世的理论意义；曾经被视为人神媒介、“上传下达”的特殊人物巫觋也早已风光不再，只作为遗俗具体行使诸如祈雨、驱邪的仪式；在这个于本国内部主要靠宗法关系、礼乐之制维系社会的机制中，勇武尚力的英雄人格也多无用武之地。这一文化对上把成治世、求安宁的希望寄托在有仪有德、获天禄、得民心的仁君身上，对下选择合乎礼法规范、遵道守义、得体合度、文质彬彬的品格风范，“君子”正是他们的合体。

这种君子理想的树立，使周人的审美风尚为之一变。就以他们的歌曲集《诗经》为例，从中人们不难发现，尽管其时还处于刚刚跨入文明门槛的社会发展早期，以温柔敦厚、文质彬彬为基本特征的人格范型却已经完全取代神格和蛮武的英雄，成为时人的审美追求。在这部歌集中，无论多是王公卿大夫所作的《雅》《颂》，还是多为民间歌曲的《国风》，凡赞美男子，往往总是强调其宽厚持重、温和恭谨、文雅合度的秉性。例如：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周南·麟之趾》）

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邶风·定之方中》）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卫风·考槃》）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小雅·都人士》）

我觏之子，维其有章矣。（《小雅·裳裳者华》）

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周颂·清庙》）

“振振”，《毛传》注为“信厚”，《诗集传》注为“仁厚”，都不离一个“厚”字。“塞渊”，即充实深厚。“宽”者，宽容厚道也。“都人士”之“都”，应为闲雅之义，《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诗集传》注“都，闲雅也”可证；所谓“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正是称其仪容端正、言谈文雅。“秉文之德”，即秉持“文德”，自是与“武德”相对，突出的还是有章有典、言谈斯文的作风。可见虽颂赞的对象有别，但无一例外，它们都表现出对仁厚雅重之风的崇尚。

还有《大雅·崧高》和《大雅·烝民》。这两首诗都是王公大臣尹吉甫所作的赠别诗，前一首赠别宣王舅氏申伯出封于谢，后一首赠别卿士仲山甫赴齐筑城。诗都分别赞美了对方的品性。有意思的是，尽管人物不同，却都有性“柔”之辞，如称申伯“柔惠且直”，称仲山甫“柔嘉维则”。看来，温和亲切，善良柔惠，同时又正直有则，确是时人所追求的最美的风范。用卫武公晚年面命耳提、谆谆教诲的话来说，就是“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大雅·抑》）。

这些诗直接歌颂君子雅士，其人格追求的偏重显而易见；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使是涉及征战、狩猎等题材的作品，对人物的赞美也重君子之风。《大雅·江汉》叙召穆公奉宣王命平定淮夷之事，卒章歌咏的却是“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秦风·小戎》中，妻子念那威武出征的丈夫的好处，却是“温其如玉”“厌厌良人，秩秩德音”；《郑风·叔于田》《齐风·卢令》都是夸赞矫健的猎人，首先提到的竟也是他们“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的温文雅重气质，君子文化真可谓上行下效、深入人心了。

有趣的是，与男子尚“君子”正相对应，《诗经》中的女子则以“贤淑”为美。说起来，歌曲赞美女子并非不称其貌，只是在其同时总忘不了冠以“淑”字，称其“德”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

彼美淑姬，可以晤歌。（《陈风·东门之池》）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郑风·有女同车》）

有美一人，硕大且俨。（《陈风·泽陂》）

“淑”即善，善与美相对，应该偏重于德行的美好；“都”的含义是“闲雅”，已如上述，用于女性，应该就是安娴文静；“俨”是矜庄之貌，也就是端庄持重。可见这些赞美女性的诗句无一不在称其美貌的同时加上端庄、贤淑、文静、娴雅等品性方面的颂美，鲜明体现了时人对女性的审美标准。

《邶风·燕燕》中对女性的赞美又可作为这种追求的集中代表。这是一首送别诗，《毛诗序》称“卫庄姜送归妾也”，后人又有兄送妹出嫁、送别情人远嫁等种种说法。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该诗卒章有一整段对被送者的称颂之辞：

仲氏任只，其心渊塞，

终温且惠，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任”是诚信，“渊塞”是宽厚，可引申为心胸宽广，雍容大度；“温”和“惠”指的是性情的温柔善良，“淑”和“慎”又表现贤淑、恭谨的品性。简直是集时人理想的美德于一身了。

总之，《诗经》中标准的女性应是文静、贤淑、识大体、合规矩，正是女中君子也。凑巧的是，《诗经》中还真有女君子之称，《小雅·都人士》就有“彼君子女，谓之尹吉”句。对此，《诗毛氏传疏》的注解是“尹，正。……吉，善”，“此章言其德之美也”。

就这样，无论是男性的温厚，还是女子的贤淑，都在“君子”这里汇合了。它们与“君子”的声声呼唤一道，共同托出了《诗经》所崇尚的人格范型，实际上也就是托出了周人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