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

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同步，宋代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市场也日益扩大，即从以前的“日中为市”的草市、村市发展到以州县为中心的地方市场，又从这种狭小的地方市场发展到跨州连郡或由几个路联结而成的范围甚大的区域市场。因此，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至为密切的。这是宋代区域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普遍情况。但在区域市场发展过程中，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太原和秦州为支点的西北市场，从形成到衰落瓦解，以及它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都有其特殊性。漆侠先生在其《宋代经济史》一书中，曾对此问题作了精辟的叙述。不过，由于问题的复杂，还需作更进一步的探讨。本文侧重有关西北市场的形成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至于有关的其他问题俟之于异日。

宋代西北市场是在宋夏斗争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

银夏诸州在唐代后期即成为以拓跋思恭为首的党项贵族的世袭领地。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李继迁揭起了反宋大旗，以“联络豪右”为国策，把党项贵族团聚在这个大旗之下，试图建立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独立王国。为此，李继迁以毛乌素沙漠为依托，与宋军展开了游击战和运动战，并于雍熙三年（986）臣服契丹，与契丹联盟，以实现其建邦立业的愿望。至道二年（996），宋太宗五路出师击破灵州的军事行动失败，为避免对辽夏两面作战，遂放弃灵州，对西夏采取守势，李继迁初步实现了建立西夏王国的意图。李继迁的后继者赵德明实行东拒契丹、南和宋朝、积极向河西走廊发展的战略方针，一二十年间使西夏国力大增，成为雄踞西陲的王国。吴广成评论此事道：

西凉〔亦即凉州〕南界横山，西通西域，东距河西，土宜三种，善水草，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也。昔汉人取之，号为断匈奴右臂。德明立国兴、灵，不得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

德明的嗣子赵元昊进一步强化了西夏国家机器，实行全民兵役制，全国丁壮都纳于军事编制之中，沿着军国主义的道路发展起来。自宋仁宗宝元、康定（1038—1040）以来，西夏统治者一再集结重兵，自横山一线南下，对宋的鄜延、泾原、环庆诸路攻掠，宋夏战争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状态。

为遏制西夏牧骑的南下，自宋太宗时候即开始在宋夏边境修筑堡寨，到宋仁宗时，自河东路麟、府诸州，陕西路鄜延、环庆、泾原、秦凤长达“二千余里”的弧形线上，建立了以堡寨州县为主干的防御体系。自宋仁宗到北宋末近百年内，宋夏双方以横山作为争夺目标，宋的防线就在横山一线伸缩。当宋加强防御、实施讨伐的方针时，这条防线就向横山纵深处发展，反之，当宋实行消极防御、妥协退让方针时，这条防线就向横山以南收缩。伸展和收缩的明显标志就是堡寨群废置的移动。试看宋仁宗庆历年间宋在这条防御线上堡寨群修筑的情况：

以上资料是从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七、一八录引下来的。是书是在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宋夏战争方殷之际，曾公亮等奉敕编写，花费五年时间，约在庆历二、三年间编纂成功的。因此，书中所列堡寨自然是在庆历二、三年以前修建的。此后的七八十年宋代西北边防线当然还有相应的变化，但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来说，上引资料足以说明，尔后的变化无须多赘了。

二

在东起麟、府，西抵秦州这条“二千余里”弧线上修建如此多的堡寨，以防御西夏，这些堡寨自然是屯驻军队的。宋仁宗宝元以来西北边防上究竟屯驻了多少军队？我们且从下列资料来看：

（一）韩琦奏言：“陕西四路之兵，虽不为少，即缘屯列城寨，势分力弱……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这就是说单是防守城寨界壕的兵力即已达二十万人。

（二）田况所上兵策十四事说：“陕西虽有兵近二十万，戍城寨二百余处，所留极少……然今鄜延路有兵六万六千余人，环庆路四万八千余人，泾原路六万六千余人……”则鄜延等三路计兵十八万之多。

（三）任陕西体量安抚使的王尧臣指出：“四路缘边所守地界，约二千余里，屯兵二十万，鄜延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余，分屯州军县镇城寨……”总计为二十一万五千余人。

（四）以上提到的仅是陕西路第一线的兵力，如果加上河东路的屯军，数量当更为可观。欧阳修在《通进司上书》中说：“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欧阳修的这段话，指的是庆历初年前宋河东陕西屯驻禁军三十万、乡兵十四五万的情况，是确切可信的。这就是说从宋太宗对西夏用兵以来，宋聚集于西北战场上的军队愈来愈多，到宋仁宗庆历初已有四十五万之多！

在宋夏边境不少散处的居民，其中所谓的蕃部、蕃族和羌人，有的是不归属于西夏的党项人，有的是吐蕃人，也大都聚族而居，成为强大的宗族群体。宋边防上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些强大的宗族是抗击西夏、保卫边防的重要力量，想方设法，进行招徕。修筑青涧城的种世衡对蕃族的招徕，起了重要作用：“塞下多属羌，向时汉官不能恩信，羌皆持两端，君乃亲入部落中劳问，如家人意，多所周给”，结果“属羌爱服，皆愿效死”，“属羌为吾用自此始”。有的大族如李继周、李士彬一族，从宋太宗到宋仁宗初，即成为阻御西夏的一股力量，“有兵近十万人”，所居金明寨，已经纳于宋西北堡寨群的防御体系之中。如果把这部分力量也计算在内，宋代西北边防兵力更加庞大。

三

宋代西北边防既然拥挤着这样庞大的武装力量，各种军需的供应也就成为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一个重大而繁难的课题。各种军需当中需求最多和最重要的莫过于粮草，粮即士兵的口粮，草是饲养马匹的刍草（当然马也需要一部分粮食作为饲料）。士兵口粮日以二升计，每月则六斗，年则七石二斗，马一匹的需要量则相当于五个兵士的供给量。因此，从宋太宗、真宗到宋仁宗宝元、康定之间，西北边防兵士不断增加，军需供给随之不断扩大。出使河东的欧阳修，曾对庆历初年河东麟、府二州五城寨驻扎的马步军数量和粮草需求有详细的记载，对了解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今据记载制成下表，以资考察：

从上表可以看出，麟、府二州及五寨之兵18000多人，而所需军粮达341300石、草851134束。那么，陕西四路第一线兵士为210000多人，为麟、府二州的十二倍，需要供给的军粮当为360万石、草1000余万束。加上义勇等地方兵以及蕃兵，粮草的供应量还要更多一些。如此“万数浩瀚”的粮草，宋政府采取哪些办法才能满足供应呢？

为供应西边边防军需，从宋太宗时候即把“切于馈饷”作为头等大事提到日程上，并提出如下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一）支移。所谓支移，是“移此输彼，移近就远”。这项政策最先于陕西路实行，以后成为定制。陕西路各州县居民将所应输纳的两税，不缴纳给所居州县，改为缴纳给四百里以外的州县，由近里逐次到边远，使一部分两税达到边境诸州。陕西边防虽然得到了一部分供给，但凭空给本路居民增加了四百里运输路程的劳役，“本户税租，互遣他州送纳，往还千里，费耗十倍，愁苦怨嗟，充塞路歧”，引起了居民的不满和骚动。

（二）边防诸州自行筹措运输军需。就是将各项军需强行“差配”、“科敛”于城乡各行各业各阶层的居民：

陕西民差配之苦，数倍常岁，止如鄜州买骆驼、驴骡、牛羊、红花紫草、桥瓦、鞦辔、箭翎、白毡三事、子羊皮裘、牛皮筋角弓胎之类，宜一切权罢……及乞遣殿侍、军将各三十人，驼、骡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运鄜延、保安军军须物，其半留乾州或永兴军，以运环庆泾原、镇戎军军须物……

赐陕西军士羊裘。初，言者以塞下苦寒，请以羊裘赐战士，三司计一裘用五羊皮，听军士自制，其薄毛者给次边。既而配率诸路，每一羊皮至直五六千，督取严急，民甚苦之。

加以兴师以来，科敛万计……臣近过邠、乾、泾、渭等州，所至人户，经臣有状称为不任科率，乞行减放。内潘原县郭下丝绢行人十余家，每家配借钱七十贯文，哀诉求免。

（三）自从宝元、康定以来元昊挑起边衅，宋边防诸路采用种种办法，以应付军需，可以说达到罗掘俱穷的地步。任权三司使事的王尧臣于庆历三年（1043）将陕西、河北和河东三路用兵前后钱帛粮草的收支作了如下的比较：

从王尧臣有关陕西等三路在宝元前后开支情况看，三路总收入增加了145%，总支出增加了171%。进一步看，河北路自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维持了和平局面，所以它的支出增长较小，而陕西、河东两路则不同，陕西路支出从此前的1551万增至3363万，即增加了217%，河东路则自此前的859万增至1303万，即增加了151%。这就更加说明，由于宝元以后对西夏用兵，陕西、河东两路在军事压力下，钱帛粮草的支出增加将近一倍！

不言而喻，陕西、河东两路所需要的4666万钱帛粮草，既不是两路的经济能力能够承担得了的，也绝非陕西路的支移和缘边诸州运输力量所能承担得了的，而要靠其他诸路的支援和多种渠道、多种办法解决。西北边防钱帛粮草的供给，应当说商人是重要的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宋太宗对西夏用兵，“切于馈饷”，即依赖商人“入中粮草”，政府用茶盐等物资与商人交换，从而引起茶法的一再变更。关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已经取得了共识，这里不再赘述。宋仁宗景祐、宝元年间，元昊向陕西沿边发动大规模攻势，军需供应立显紧张，在这紧急关头，欧阳修于康定元年（1040）十二月二十四日上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呼吁道：

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前日，有司屡变其法……其损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二物之所以贵者，以能为国资钱币尔！今不散而积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货者，岂其锱铢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妒贩夫之分其利者，特其货博，虽取利少，货行流速，则积少而为多也。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

欧阳修这段条陈的标题为《权商贾》，他的意思是要求宋政府对商人特别是大商人的政策进一步放宽，将国家控制的茶盐之利分给商人，充分发挥商人懋迁物资的功能，将大量的粮草尽快运输到缘边州军，以解燃眉之急。其他士大夫也有类似看法。宋朝中央政府在这些士大夫们的推动下，多次变革茶法和盐法，与商人分利、共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加速粮草运输。商人们在宽松政策的鼓励下纷纷在塞下入中，到茶盐产区请领茶盐，既保障了边防供给，又活跃了西北市场。

总之，以西北边防这个特殊的军事背景为决定性的因素，促成了西北市场的形成。

四

应当指出，在西北市场形成过程中，商人并不是被动地、单纯由于政府优厚的入中政策才来到塞下的；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的，因而他们对西北市场的形成有着显著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商人们对兴修西北堡寨的推动上：

泾原路缘边土地最为膏腴，自来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诣城寨官员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闲地土标占，谓之强人。此辈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夺得蕃部土地耕种……又商贾之徒，各务求属于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与蕃部交易。昨来刘沪下倡和修城之人，尽是此辈。

韩琦的这段奏言是极其重要和极其珍贵的材料。奏言的上半段讲弓箭手强人等，为标占土地而“要官中添置城寨，”说明边防城寨中还有这类居民。下半段所说“刘沪下倡和修城”一事，指的是兴修水洛城。城寨兴修本来是宋政府西北边防上的大事，商贾们却能够在这件大事上起着左右决策的作用，不能不谓之神通广大。也许水洛城的兴修是一个特殊例证，尚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商贾们之在边防城寨内居住，懋迁物货，并不少见。如种世衡所筑的青涧城就是一例：

……募商贾，使通其货。或先贷之本，速其流转，岁时间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刍粮钱币暨军需城守之具，不烦外计，一请自给。

也不只青涧城一处有商人居住，凡是征有商税的沿边堡寨，无不有商人的足迹。不妨摘引数处，以为例证：

〔延州〕青涧城二千三百五十贯一十七文

金明寨八十三贯二百二十八文

招安寨二百一十九贯四十文

白蕈寨二百九十七贯九百一十文

〔鄜州〕赤松镇二百八十六贯一百三十八文

〔环州〕洪德寨一百三贯一百九十四文

肃远寨一百三十九贯九百三十七文

平远寨二百九十五贯七百二十九文

这虽然是熙宁十年有关商税的情况，但对四十年前的庆历年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或多或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吧。征收商税的沿边堡寨当然不限于上述几个，单是鄜延、环庆、泾原诸路也不下二、三十处。宋代商税在城市、堡寨中者，主要由住税和过税构成，来源于行商和坐贾。沿边堡寨既然征收商税，说明既有行商也有坐贾，商贾在宋代西北最前线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的这股勇气，或者说在发财欲支配下的一种冒险精神，对西北市场的形成不能说无任何作用吧！

当然，也不能无视党项夏国对西北区域市场形成过程中的相应作用。党项夏国立国于陕甘宁高寒地区，畜牧业是其社会生活中的主要部门，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交换的商品主要是马、牛、羊及其皮毛制品毡毯之类和丰富的青盐。周世宗在党项建国前即曾说过：“夏州惟产羊马，贸易百货，悉仰中国。”党项族与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各族在历史上形成的这一经济纽带，是牢固的，不可割断的。虽然自李继迁以来形成了夏与宋的对立，边境又不时以兵戎相见，但这种经济联系依然继续下来。其主要形式是榷场、和市、贡使贸易以及走私贸易。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在保安军置榷场，仁宗庆历四年（1044）后又增设镇戎军高平寨榷场。为便利双方贸易，应西夏请求，宋又在沿边增设许多和市，据史籍记载，有并州、代州、东胜、绥州、麟州西、石州、元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嚇嘛、浊轮谷、顺宁砦、赤沙川、橐驼口、秦州、环州、折姜及兰州等二十多处，这些和市虽然是较榷场低一级的市场，却是榷场贸易的补充，对沿边居民尤其对西夏经济生活十分有利。宋枢密使庞籍对和市的作用有极生动的评价：“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在双方和平相处的年代里，夏使至宋汴京贸易，“出入民间如家”，极为繁盛。即使在战争年代里，沿边的双方居民也私自交易。这些经济纽带也推动了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

五

归纳以上论述，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一般地说，包括区域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问题，都从属于经济的范畴。但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确是由军事形势决定的，这就是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贯彻西北区域市场的始终。当女真贵族南下，占据河东陕西路之时，军事形势完全改变，宋的西北区域市场也就瓦解了。

（二）既然称之为西北区域市场，除它独具的特性外，必然具有与其他市场共有的性质。唯其如此，所以商人们从推动西北边防堡寨的修筑，到在堡寨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从至沿边入中粮草，到利用从宋政府手中交换来的茶盐各种物资，去各路进行贸易，这样由军需商品贸易带动了民用商品贸易，不但推动了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且由此扩大和密切了西北区域市场与其他区域市场及境外市场的联系。

（三）市场作为商品交换和流通的场所，是商品生产者、消费者和商人经济关系的体现，三者都从中获得不同的利益。由于西北市场是应边防之需而形成的，因此，从中获利最多的除商人之外，就是宋朝统治集团。当然，对陕西、河东路以及其他各路广大居民来说，加强西北边防也是极其急需的。宋代的西北区域市场较之其他区域市场虽然范围狭小，但它所产生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意义则是其他区域市场所没有的。这又是西北市场所独具的特色。对此，还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原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

田余庆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