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言

乔幼梅教授的《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即将问世，我极为高兴地向广大读者介绍和推荐这部著作，以便使这部著作发挥它应当发挥的光和热。

乔幼梅教授生于北京，长在上海，原籍江苏盐城。她的父母都受过高深的教育，父亲还曾经在大学里任教，所以她从幼年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乔幼梅同志的大学生活是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度过的。在当时历史系几位名师的指导下，加上她的天资明敏，学习刻苦，基础训练是比较踏实的，她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同这个基本功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乔幼梅进入山大后即当选为学生会主席，这项工作又增益了她的多种才能，包括组织才能和行政能力在内。也许出自造物者的嫉忌吧，乔幼梅竟没有逃脱1957年的厄运!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受到这种意想不到的摧折，无时无刻不郁结于心，以致不出365天已是满头白发。此后20年的岁月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磨过去了。

1978年，乔幼梅又迎来了新的艰苦的岁月。这一年，她奉召回山东大学历史系，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接着来的一个问题是，学生时期学习少数民族史的意愿是否还能够成为现实？其时国家教育部(即今国家教委)武汉会议确定，在若干个高等学校开设十个师资培训班，为期半年到一年，以培养高等学校的讲师、副教授以上的师资。在张维华先生的推荐下，乔幼梅同志遂于1979年去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师从韩儒林先生学元史。韩先生治学谨严，奖掖后进，为我国有数的研究蒙古学的专家。在这位长者的教导下，乔幼梅不但阅览了一些重要的基本材料，而且在茫无涯际的学海中找到一条治学的途径。俗话说：饥不择食。在学术上遭受20年饥渴的乔幼梅，听说河北大学举办宋辽金元史师训班，于是南京学习甫定，即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保定这座城市，参加了学习。对于乔幼梅同志的遭遇我是至为同情的，对她确定以金史为主，进行宋辽金元民族史研究我是赞同的。在确定了研究方向之后，乔幼梅同志夜以继日地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并从中提出一些重要问题，争分夺秒，力求挽回白白失掉的那些时间。临走时，带走了有关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斗争等问题，继续探索。这一问题经过乔幼梅同志不惮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六易其稿，终于将第七稿投寄《历史研究》。文章刊出后，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因而获得了《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奖。

一个人才一旦被发现，他也就具有了“万有引力”。正当乔幼梅在崎岖的学术道路上艰辛地攀登之时，1984年她又意外地被推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先是任党委副书记，后又改任分管文科的副校长。乔幼梅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倍加勤恳，事靡巨细，必自躬亲，这样，积劳成疾，1987年9月乔幼梅突然晕倒，患了一过性脑缺血，直到1988年六七月间才算康复。校务固然繁重，家务也不算轻。乔幼梅的老母亲已是90多岁了，这八九年来一直由她及其爱人服侍，她的母亲本来是上海一个中学的优秀教师，自从五七年女儿成了右派之后，她也受到了不该受到的冷落，令其提前退休，使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对此，乔幼梅一直引以为疚，认为是自己连累了母亲，每思及此，不胜凄然。所以也就格外照拂，他们夫妇二人的克尽孝道，在山大也是尽人皆知的。乔幼梅教授的论文，以及与我合著的《辽夏金经济史》专著和她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册辽夏金元部分，就是她充分利用寒暑假等各类假日以及侍候老母病榻之前完成的。从史学专业工作角度看，这些成果并不算多，但是就乔幼梅教授的具体情况说，她是高度剥夺自己正常休息和拼命消耗自己的体质来完成的，不仅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且也值得后来者学习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

当然，文章要有相当的数量，但归根结底，还是文章的质量。从这方面说，乔幼梅教授的这本论文集应当属于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这一类的，而这一类的文章在今天学术界来看，不能说是多的，而是很少的。我以为，这本论文集值得提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视野广阔，知识涵盖面较大。人们常说：博学高识。博学未必就有高识，而高识一定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上。博学就是在视野广阔、知识涵盖面较大之上建立的。本师邓恭三广铭先生经常教导：治宋史者，必兼及辽夏金史；治辽夏金史者，要兼及宋史，只有这种大宋史的研究，才能真正推动宋辽金史的研究和发展。乔幼梅教授的研究，就是遵循大宋史研究的这条路子的，她虽然立于金史，但对于宋辽夏元的研究也甚为精湛，有许多精彩之论。她的《女真奴隶制的演变》、《论党项的宗法封建制》等有关社会形态发展的文章，跨度既大，论证又极繁难，很可能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但不论怎么讲，谁也无法否认，这些文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足可以成一家之言！

二、这本文集，金史固然是乔幼梅教授研究的重点，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在货币史方面研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近年来古代货币经济史的研究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文章，提出了非常有分量的精确见解。乔幼梅教授的《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诸文所作的系列研究，就是如此。她认为：(一) 从唐中叶到北宋之所以出现钱荒，是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正常的现象；(二) 钱荒在各地区是不相同的，越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宋代的东南地区，钱荒越是严重；(三) 经过北宋政府不断增加对铜钱的铸造，以及从各种渠道向市场投放货币，钱荒有所缓解；(四) 由于宋对西夏用兵，陕西路实行铜铁钱两种币制，元祐党人货币政策的错谬，以至铁钱大量壅滞，造成西北地区物价的腾踊；(五) 由于人谋不臧，南宋政府货币政策的错谬，不仅使南宋地区钱荒日趋严重，而且在宋金贸易中，造成铜钱的滚滚北流，使经济落后的金国在这场斗争中战胜了经济上先进的南宋，如此等等。以上诸论点，是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因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它们必将在中国古代货币史的研究中留下自己深刻的痕迹。

三、 “士必先器识而后文艺”。这里所说的识，各个时代有其各自特点，也有其共同点。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所谓的识，我以为它的最高层次是历史唯物主义。乔幼梅教授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就，就在于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以这一最高层次的识去了解去考察历史上的具体问题。乔幼梅教授之所以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论文，除她博览群籍之外，最根本的因素是她的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世风浇薄、崇洋复古两种歪风的侵蚀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指南的人，越来越少了，乔幼梅教授从各个方面顶住了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因而能够使自己的研究不断前进，这种优良学风是值得学习和赞扬的。

乔幼梅教授的《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即将出版，爰志以上数点，以为纪念，顺祝乔幼梅教授今后写出更多更好的论文，把大宋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漆侠

1995年4月18日

于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