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学术与人生
——记乔幼梅先生（增订版代序）
无论是在人才济济大家林立的宋辽夏金史学界，还是在中国教育界的文科领域，乔幼梅先生都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人物；至于在山东社科界尤其是在山东大学，她的声名就不仅是耳熟能详的问题，有时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她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杰”，但她的意义绝不限于山东大学！她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她是一个生来似乎注定要有一番作为，甚至只要历史能提供机会她就能在历史上留下声响的人；她还是一个有棱有角、爱憎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在这方面，你可以责备她的某些具体做法，但她那我自岿然不动的做人原则却无可挑剔；她不是一个能轻易被人遗忘的人，甚至是一个被人长久关注的人，即便是在她卸任和退休之后；很少有人像她的经历那样丰富：品尝过大喜与大悲，获得过大荣与大辱，被时代眷顾过，也被历史抛弃过；她总是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不留遗憾，然而世事并不是她手里的面团。
这一切都来自于她那理想主义者的气质与追求。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也可以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这丝毫也不奇怪，“血气方刚”嘛！然而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人老气衰”之后，仍不愿成为一个与俗浮沉者，那就不得不说是有“异禀”了。“杰出”者何？“异禀”之谓也，“不凡”之谓也。乔幼梅先生就是如此！
一
她已走过七十年的人生行程。生于北京，长于上海，求学并工作于山东大学，是她一生主要的轨迹。早在1947年在上海读初中时，她就是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了。她像那时的一代热血青年一样，走上街头和广场，投身于“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去，后又敲锣打鼓迎来了上海的解放。这时，作为所在学校积极分子的她，出任了学生会的妇女部部长，并出席了随后举行的上海市妇女代表大会，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见到了她所景仰的宋庆龄。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是理想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那时你不想“沸腾”不想“燃烧”也不行，而这也恰好是乔先生可塑性最强的一段时光。她就这样在最好被融化的时刻被时代所融化。
1952年可能是她一生中有标志性的若干年份之一。还在读高二的她，这一年被接纳为中共党员，这一年她18岁。一个在高中二年级就被批准加入中共的人，绝对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绝对代表着“未来”，斧头和镰刀这时绝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荣耀，更意味着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时代用它最好的礼品就这样酬报了一个天性好动的热血青年。
头顶着这些光环，乔先生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1953年，她考取了山东大学历史系，——一所声誉日隆的大学，一个正在崛起的历史系。正是在这里，她收获过辉煌，也饱受过伤害。凭着她的学生党员身份，更凭着她卓越的协调组织能力、火一般对生活的热情和旋风般的工作节奏，入校不久，她就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成为学生中的“No.1”。这个时期的校学生会主席可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做的，那首先是一种组织上的信任。对一位20岁左右的大二女生来说，没有非凡的胆魄和一往无前的精神，那将是不可想象的。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胆小怕事，从来都与她无缘，何况当年！她当年和校学生会同事们所组织的那些生气勃勃、多姿多彩的校园活动，至今还为人所津津乐道。
50年代的校园不但鼓励你奋发向上，还推动你走向轻信、单纯甚至盲从。乔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也就是毕业前夕便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那是一场政治上的“六月飞雪”！即使那些长胡子的人事后也难免惊呼上当，何况那些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天真学生！根据组织的安排，作为一号学生的乔先生参加了“鸣放会”。这次“鸣放会”当时还被作为“和风细雨”的典型在全校推广。但在“工人阶级说话了”之后，据揭露，她在“鸣放会”上曾发言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就会产生官僚主义。”于是，一夜之间，她便从一号学生成为一号学生“右派”，而且定性为“极右”。举得越高，被摔得就有可能越重。转不过弯来的乔先生可能一时无法接受这种天上地下的落差，——从大喜到大悲之间甚至连一点过渡都没有，如何接受，如何适应！据说一年之内，满头青丝就因此而变成了一蓬白发，那一年她才22岁！如花似锦的前途消失了。尽管得到了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的余修的帮助，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办公室”工作。但一年之后的7月1日，她还是被作为“右派”发配到广北农场（今天的胜利油田所在地）去“劳动改造”了。此后，她经历了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磨难。和当年的“劳动”强度相比，今天所谓的“劳动”简直就是田间游戏！但她熬过来了。1960年底，她从广北农场转入济南西郊园艺场（山东省政府机关的劳动基地），继续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才得以真正回到原单位（已易名为山东省历史研究所）做一名资料员。但好景不长，“文革”大劫难又开始了，一个摘帽右派的景况可想而知。她一家人被下放到冠县，乔先生在该县农业局种子站做仓库保管员。在这里与在农场一样，即使是干体力活，乔先生也不甘为人后，也很认真要强，和男子汉一样扛麻袋，有几次累倒在现场。“文革”结束前夕的1975年，乔先生调入山东工学院，在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直到她奉调回山大为止。
“文革”结束之初，几乎所有的社会“边缘人”的确都应该感谢“邓大人”：从“走资派”到“臭老九”，到“右派”，是他让大家重新“翻身得解放”。走上正轨的山东大学这时也记起了她这位落难的学子，主政的孙汉卿书记、吴富恒校长和历史系主任王仲荦教授向乔先生发出了“归队”的召唤，乔先生却延迟了整整五个月。尽管星换斗移、物是人非，但触景生情，她可能仍担心自己无法面对这个曾让她“一夜白发”的地方。最后在师长们的恳劝下，她才于1978年10月重返山大。
“乔幼梅回来了！”当时“归队”的有一大批人，但没有一个人像她的“归队”那样富有象征意义，——她可是学生中的第一个右派呀。所以，从她“归队”的那一刻起，她就受到了从上到下的关注，而她此后被重用根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回校不久，她就被任命为科研处文科科科长。1984年，在众多老教授、老干部的推荐下，她走上了校级领导岗位，先任党委副书记，1987年调任分管文科的副校长，直至1995年她年满六十岁卸职，在校级领导岗位上，她服务了12个年头。而这12年恰好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多事之秋。离开校领导岗位之后，她作为教授和博导得以潜心研究宋辽夏金史、指导博士研究生，并以更多的精力投身于“二十一世纪山东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积极探索大学文科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途径。将近十年之后，她又办理了教授、博导的退休手续。2005年3月15日，她的弟子们为她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七十岁生日寿宴，她就这样微笑着告别了讲坛。“质本洁来还洁去”，乔先生目前已开始了她的轻松的专一的还童似的读书生活。但作为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和山东省教育厅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有时还要参加一些教学评估活动，因此，仍然在关心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
自返回母校之后，先生可以说一直处在事功与学问的冲突之间。她早在学生时代所显露的组织才华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她自己对此可能也比较自负，但她本质上是一介书生，是个读书人；读书做学问，甚至做大学问做大学者才是她真正向往的人生境界。这种追求可能部分源自她的家庭。
先生祖籍江苏盐城乔家庄，声名赫赫的乔冠华是她的堂兄。章含之在《我和冠华》的书中曾披露说，乔冠华在留学德国时曾得到族叔乔耀汉的资助。这个“乔耀汉”就是先生的父亲乔国章公。国章公20世纪30年代初期毕业于国学重镇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在北京谋职，后到崇明县任教育局局长，抗战胜利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解放后院系调整时曾来山东财经学院执教，后调入南京师院并在那里退休。先生的母亲顾漱薇女士也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6年为追求进步加入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后任太仓县教育局督导，解放后在上海一所著名中学任教。在这样良好的家庭环境里，读书治学成为先生的基本价值目标。
从中学时代起，先生就以拼命读书知名于学校。入读山大后，先生虽身兼学生会主席，但做学者的人生理想已经确立，而且，研治“民族史”的具体目标也已在形成之中。对此，先生在她的一部著作的“后记”中曾记述说：早在50年代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出于好奇，我即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毕业后学习和研究少数民族史。这个想法，被我的老师、当时的系主任杨向奎先生知道后，即给我以热情的鼓励，并推荐我于毕业后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不料，1957年那场斗争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甚至连杨先生的那番好心也成了我“破坏人事制度”的罪状。即使在那种恶劣景况下，我仍然要求把我分配到新疆、青海等边远地区，一则想到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二则想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直接调查当代少数民族的情况，为日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史打下基础。这个想法和要求，出自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未免有点天真幼稚了，尤其是在划为“右派”之后，更显得不自量力。这一要求自然也就如石沉大海了（与漆侠合著《辽夏金经济史·后记》）。整整二十年后，乔先生却又执拗地回到她当初所确立的治学志向上来了。
1978年10月，先生回到山大历史系，1979年冤案得到改正，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学生时代研治少数民族史的愿望还能否变为现实？当时恰好国家教育部决定在若干个高等学校开设十个师资培训班，为期半年到一年，主要培养高校讲师、副教授以上的师资，以解决当时的人才断层问题。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那里就设立了一个“元史培训班”。在韩先生的老朋友张维华先生的推荐下，乔先生以44岁的年龄，毅然舍弃了刚刚获得的稳定生活，来到了南京大学，师从韩先生学习元史。韩先生治学谨严、奖掖后进，为我国有数的研究蒙古学的专家。在这位长者的教导下，乔先生不仅阅览了许多基本资料，而且还在茫无涯际的学海中找到了一条治学的途径。但短暂的元史培训班并没有满足乔先生这位老学生的求学渴望。这个培训班结束后，在学业上遭受了20年饥渴的乔先生，听说河北大学将举办宋辽金元史师训班，于是南京学习甫定，即又风尘仆仆来到了保定参加学习。在这里，乔先生终于找到了自己稳定的治学方向：以金史为主，从事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史研究。在确定了研究方向之后，乔先生夜以继日地埋首苦读相关资料，争分夺秒，力求找回白白失掉的那些光阴。不但苦读，她还苦思，并从阅读中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在河北大学的师训班上，乔先生还找到了自己的业师、名满海内外的宋史大家漆侠先生。应该说，漆先生对自己的这位老学子十分欣赏也十分同情。在师训班结束的十年之后，漆先生在为这位老学子的论文集所写的“序”中指出：“对于乔幼梅同志的遭遇我是至为同情的。”下边的话可以印证漆先生当年的同情心有多重：“也许是出于造物者的妒忌吧，乔幼梅竟没有逃脱1957年的厄运！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受到这种意想不到的摧折，无时无刻不郁结于心，以至不出365天已是满头白发。此后20年的岁月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磨过去了。”正因为有这样的同情心，他才竭力地指导和提携这位老学子，并在很短几年之内将乔先生推到学界瞩目的前沿位置上。乔先生则将漆先生称作自己的“恩师”，她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这本文集得以面世，特别是要感谢十几年来一直无私无倦地教诲、指导和帮助我的恩师漆侠先生。文集中的每篇论文都是和先生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的，有些论文的题目是先生出的；有些论文的图片和资料是先生无私地提供的；许多论文先生都曾仔细审阅，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连论文的发表，先生也总是热情推荐，关怀备至。有了大名鼎鼎的漆先生的这种支持，乔先生看来想不出名都不行了。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乔先生在学术界就要出手了。《历史研究》，这个历史学界的老牌期刊、权威期刊，在1982年第4期推出了乔先生生平第一篇学术论文《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这篇论文一面世，就获得了同行们的喝彩和重视。这篇长达17000字的力作，写于河北大学师训班期间，据漆侠先生说，这篇论文前后六易其稿，最后发表出来的是第七稿，从保定一直写作修改到回到济南期间。这篇论文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宋朝与金人的漫长的边防线上所从事的贸易战中，中原地区所铸造的“铜币”为什么会发生先“北上”后“南下”的现象？这一现象昭示了什么？乔先生此文在占有所可能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基础上，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篇论文以其重大的学术含量让乔先生一举成名：此文获得了《历史研究》杂志1980—1983年的优秀论文奖。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奖项，第一，这是《历史研究》这个权威杂志在它50年期间所设置的唯一一次评奖活动；第二，这也是建国以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举行的最早的一次评奖活动；第三，评委的权威性之高，评奖活动工作之认真，评出的论文所获公认程度之高，也是后来几乎所有评奖活动所望尘莫及的。因此，获奖论文的作者大多因此项活动而一举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初次出手就大获全胜，这极大地鼓舞了乔先生，使她在此后不长的时段内写出了一篇又一篇重磅论文。这些论文不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就是再次刊发在《历史研究》上，或者刊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文史哲》等著名专业期刊上。这些论文没有一篇是率尔之作，虽不能说篇篇都是精品，但完全可以说篇篇都乃心血的结晶，篇篇都掷地有声、引人注目。后来，也就是1995年，乔先生将这些论文结集，以《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为名在齐鲁书社出版。权威学者认为：“乔幼梅教授的这本论文应当属于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这一类的。”并认为此部文集在以下三个方面出类拔萃：一、视野开阔，知识涵盖面广，称得上是“博学高识”。宋史研究的泰斗邓广铭先生曾指出：治宋史者必兼及辽夏金史，治辽夏金史者，要兼及宋史，这就是所谓的“大宋史”的治学路数。论者认为，“乔幼梅教授的研究，就是遵循大宋史研究的这条路子的，她虽然立足于金史，但她对于宋辽夏元的研究也同样精湛，同样有许多精彩之论”。二、金史固然是她的重点，但她在货币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值得称道。论者认为乔先生的一系列相关论文“提出了非常有分量的精确见解”，并认为这些见解“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必将在中国古代货币史的研究中留下自己深刻的痕迹”。三、论者指出，乔先生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谨严的学风最值得人们学习和赞扬。严谨厚重、细针密缕、史论结合、高屋建瓴，几乎是乔先生所有论文的一贯风格，这些论文篇篇都显示出治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侧面：深厚的实证功力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的高度互动。她的论文之所以几乎每篇都掷地有声，秘密可能就在这里。在这方面，她堪称包括笔者在内的后学的楷模。
乔先生先后出版过三部学术著作：与漆侠合著的《辽夏金经济史》、与陈智超联合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宋元卷》和上面所述的那部论文集。其中，《辽夏金经济史》一书可以说为作者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本书是国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出版后深得同行认可。李锡厚和王曾瑜在《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上联合著文指出：“过去曾有人分别就某个王朝的经济或个别问题撰文著书，进行探讨。本书则是将辽夏金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作为中国北方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拓荒之作，从而为辽夏金史、特别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范例。”此书1994年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4月修订再版；1995年获台湾省文化贡献奖，1996年获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等。在将来的学术史上，大概会有这部著作的位置。
笔者是治学术史的，从学术史的视野看，乔先生日后在学术史上的不朽贡献恐怕主要将由她的货币史系列论文来提供。这批论文目前共有七篇，涵括宋辽金三朝，并初步形成了一个框架体系。其中，第一组五篇，主要探讨了两宋货币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它们是：《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论南宋的钱荒》、《论宋代物价与货币的关系》、《宋代的金银币》、《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等；第二组两篇，侧重探讨了辽金两朝的货币制度，它们是：《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上述七篇论文把主要着力点放在探讨不同时期各种货币现象的产生的社会原因上，即把货币放在政府政策、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生态环境中去考察把握，而不是单纯地考证研究货币本身的形制、质量、数量等的变化上。这是乔先生在货币史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下面几点则是乔先生在货币史研究中的主要心得：（1）从唐中叶到北宋之所以出现钱荒，是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2）钱荒在各地区是不相同的，越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钱荒越是严重；（3）经过北宋政府不断增加对铜钱的铸造，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投放各种形式的货币，钱荒有所缓解；（4）由于宋对西夏用兵，陕西路实行铜铁两种币值，加上元祐党人货币政策的错谬，以至铁钱大量壅滞，造成西北地区物价的腾踊；（5）主要由于人谋不臧，加上南宋政府货币政策的错谬，不仅使南宋地区钱荒日益严重，而且在宋金贸易中，造成铜钱的滚滚北流，使经济落后的金国在这场斗争中战胜了经济上先进的南宋。上述诸点，大多发前人所未发，因而受到钱币史学界的普遍重视，被收录到几种钱币史专业论文集中。权威经济史专家因而认定，上引论点“是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因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前面说过，当乔先生在学术界首次露面推出自己的第一篇专业论文时，她已47岁。——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年龄的人肯定已经成名，或正处在事业的巅峰状态。以如此晚的起步，竟能获得如此令人骄傲的业绩，以至把许多一直幸运地留在高校的同龄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乔先生参与承担过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课题；有三项重要成果先后四次获省部级奖励；从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被选为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就是在完全正常的治学条件下获得上述殊誉也颇为不易！还要看到，上述学术业绩又大多是在学术与行政“双肩挑”的情况下取得的，用漆侠先生的话来说，这些成果大多是她“充分利用寒暑假等各类假日以及在侍候老母的病榻之前完成的”，换句话说，“她是靠高度剥夺自己正常休息和拼命消耗自己的体质来完成的”，漆先生认为，这“不仅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且也值得后来者学习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其实，这一切都与她的理想主义者的气质有关：总想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总想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如果在这种境界下做学问的话，那要做便就做大学问,——即使为此缩短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尽管在不少人看来，她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乔先生心目中，却仍留有不小的遗憾。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平庸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差异！
三
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好的做人做事风格，不仅体现在她的治学上，也体现在甚至更体现在她所承担的行政工作上。所以，她比许多人活得都要累,——有的人仅挑一副担子还得过且过，而她同时挑两副担子还想步步不差，当然会力不从心了。1986年春天，她病倒了，病得还不轻：患一过性脑缺血。好在救治及时，在治疗休养近一年之后，她又投入了新的工作。
乔先生是在1981年由普通教师出任科研处文科科科长的。——“文科科”可能是山大漫长的历史上第一个文科管理机构，尽管山大的文科在过去很出名，但以往并没有这样一个专门的设置，乔先生就这样与山大的文科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一个刚刚告别“文革”所代表的极“左”路线的特殊时期，在此之前，“文科”是众所周知的重灾区，在乔先生任科长的这个时期，百废待兴，一切似乎都在从无到有地重建。此后数年间，她一边从事科研和教学，一边调查了解文科教师队伍和科研状况，为校领导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山东大学文科日后的复兴，踏踏实实做了许多基础工作，她的细致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文科教师的普遍好评。在这个基础上，1984年，她这个曾经的摘帽右派被选拔出任中共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主要分管学生工作。
可能是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在学生会工作的缘故，也可能是她天性活泼率真的缘故，乔先生对青年学生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那个时候，她经常和学生在一起，经常深入学生和研究生宿舍，了解情况，与学生们谈心；学生们也大多把她看作知心朋友，乐于与她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她做起学生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当然就显得格外得心应手、左右逢源。那个时候，她还经常针对学生们所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举办“学术沙龙”，传道授业，释疑解惑，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应该承认，那一段校园生活是丰富多彩、红红火火、人心舒畅、蓬勃向上的。乔先生在她副书记任上所做的一件动静比较大的事，就是发起了闻名全国的“双心活动”，这一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开创了山东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1985年2月，她及时发现并抓住生物系八位女大学生绣制锦旗，慰问前线战士的典型事例，敏感到其中包含着非同小可的思想政治意义，于是与党委一班人和济南军区共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战士在我心中，祖国在我心中”的“双心活动”。1986年春节期间，她又亲率以八位女大学生为主组成的山大慰问团赴老山前线劳军，和前线战士共度春节，使“双心活动”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从而成为以爱国、成才、奉献为主题的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一种极好形式。这一活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且在校内外、军内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中央军委和团中央的书面表彰，教育部当时也指出：“双心活动”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闯出了一条新路。乔先生就是这样，无论干什么都会弄出点声响。
可能天生就不是一个政治中人，而是一个学问中人的缘故，与搞思想政治工作相比，让乔先生从事与学问有关的学术管理工作可能会更拿手。于是，在那场大病之后的1987年夏，她调任副校长，主要分管文科科研工作。这是她人生中的又一次“归队”。在这一位置上，一直工作到1995年她满六十岁时为止。
乔先生主管文科这一段时间，可能是自“文革”结束以后文科所受到的冲击最大的一个时期，也是文科的日子最难过的一个时期。先是政治的冲击，接着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再往后则是所谓人文精神和人文学科的危机。在这个背景下，乔先生主要在思考和处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怎样在既保持和发扬山大文史见长的特色的前提下，又解决好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她强调：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根基，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的现实体现，两者不可偏废，当前尤应加强应用研究，支持边缘学科的发展。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应用学科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进步的。她在支持应用学科发展方面所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创建了“二十一世纪山东发展研究中心”并亲自兼任这个中心的主任。这个中心是为适应山大与山东省共建“211”工程的要求，由山东大学牵头，与山东省计委和中国纺织机械集团联合组建的高层次、开放型科研实体。中心设立以来，充分发挥山大文科的优势，在战略决策的层次上为山东省经济与社会发展尽了应尽的责任，一时起到了智慧团的作用。与省计委、济南市政府等单位联合，“中心”做了“强省战略”、“强市之路”等多项课题，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获得吴官正、谢玉堂等当时省市领导的高度评价。在从事这些工作时，乔先生是有着自己明确的指导思想的：“作为学术理论研究部门，怎样加强与实际部门的联系，使理论转化为生产力，对社会生活给予指导，产生社会效益，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是我们的使命。”这些意见至今似乎仍有价值。
乔先生在她文科副校长的任上用力抓的另一件事，就是科研队伍的建设，在当时也就是如何对待老中青三代教师的问题。高度尊重老教师的挂帅作用，充分发挥中年教师的骨干作用，提倡保护青年教师的先锋作用，是她当时的基本做法。由于切合实际，加上工作细致周到，所以她得到了那时老中青三代的拥护，大家都认为有话可以同她讲，同她沟通。其中，青年教师群与她的关系可能最为密切。那个时候的青年教师大多是七七、七八、七九级三届留校的，年龄大多在30至40岁之间，正是意气风发、充满探索欲的时候，怎样既保护这部分人的探索精神不受伤害，又不影响他们的顺利成长，她为此可以说费尽心血。从那一阶段走过来的，今天50岁左右的文科教授，很少有几个没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过她的关心和支持。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她甚至不顾自己的处境艰险站出来保护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把她称为这批教师的“保护伞”并不为过。而这批教师正是目前山大文科各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大多卓有建树。
其实，乔先生以她的教养、待人的诚笃、天性的淳厚、所怀抱的道德理想主义等，只要有可能，她会善待和帮助所有的人。只是上边所说的那批当年的青年人，在那些多事之秋需要她格外关照而已。乔先生与至今健在的一批老教授的关系之融洽那是人所共知的。他（她）们中的许多人都乐意向她反映问题，谈自己的苦恼事，甚至对校务提出批评和建议。在这时，乔先生有令人惊叹的足够的善于倾听的耐心和热情。乔先生始终有一个执拗的看法指导着她的待人接物：学府不同于官府，校园里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都是师生关系，不是你的老师，就是你的学生，或是你的同学，所以尊师重贤、礼遇学者，在她看来，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青年教师的呵护，那就是对自己的学生的呵护；对老教授的尊重，实际上也就是对自己师长的尊重。所以她平素的平易近人、不摆架子，除了出自天性之外，那绝对是教养和认识的境界所致。
乔先生在山大有口皆碑的另一点是：勇于任事，工作有魄力，富有开拓精神，很少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当学生会主席时如此，当副书记、副校长时仍然如此。而且办事认真，讲求实效，从不马马虎虎和得过且过。至于她的不谋私利、廉洁奉公、作风正派，那在大家看来，是自然而然不用多说的。清者自清、污者自污，泾渭分明。日常生活中的先生，待人甚宽，律己至严，磊落坦荡，正大光明。如今，虽已年过七旬，先生仍精神饱满，风采依旧，葆有一颗赤子之心，享受着退休后的平静和安详。先生体验了太多的人间苦难，品尝了太多的世态炎凉，我们衷心祈愿她灿烂柔和的桑榆晚景足以补偿这一切。
（原载《山大女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