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金代前期的特殊政区

第一节 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

金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金扶植北宋降臣刘豫为帝，国号阜昌，建立伪齐国。金欲借伪齐以巩固它在黄河流域的统治，成为新造金朝与南宋之间的藩屏。但是，在此后的八年内，宋、夏、金、齐以及土豪、流寇等武装力量各方的角逐，尤其是南宋军民的反击，使伪齐并未起到“保民安国”的作用，金军仍不得不“大劳远戍”。于是，金于天会十五年（1137），“变废齐国”。

伪齐的疆界，与金接壤者较稳定，“以河为界”。与西夏的疆界，史无明文，但在伪齐建国的前三年，即天会五年，金曾经划分过伪楚与西夏的边界。其间隔时间不长，伪齐的边界线应与这条边界线相去不远。史言，“自麟府路洛阳沟东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过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萧关至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直距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封域。复分陕西北鄙以易天德、云内，以河为界”。这段史料中，东段的暖泉堡、米脂谷，应在今陕西米脂境内。中段的威边寨在今陕西吴旗县西南,古萧关在今宁夏同心县南，古会州即今甘肃靖远县。其余黄河流经之处，则以河为界。暖泉堡以东至黄河西岸一线，则应在麟府路的最南端。所谓“陕西北鄙”，则应指横山地区。如大里河北岸的威戎城，在金、夏分界后，西夏即派兵进驻。西夏军在威戎城与金军遭遇，西夏将领在答复时说：“夏国既以天德、云内归大国，大国许我陕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金军随即撤退。金军的统帅是娄室，据其行迹，此事当在天会六、七年间。河东方面，金于七年，攻克晋宁军。同年，“宋麟府路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降金”。麟府路宋代隶属于河东路，但它处于河外，因此，金朝贯彻以河为界的方针，将其拨隶陕西，属于伪齐。在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伪齐阜昌八年）废齐后的人事调动中，有“折可求依旧麟府路安抚使”的记载，可证。位于山陕黄河之西的晋宁军，金初，由于战争的破坏而处于“荒弃”状态，附属于麟府路。这点从建炎三年（1129）“折可求以麟府、晋宁州军叛附于金人”这条史料中可得到证实。归属金朝后，晋宁军也隶属于陕西路。金《大定晋阳志》载“皇统中，又以鄜延路晋宁军隶汾阳节度（汾州）”可证。《元一统志》卷四葭州条言，晋宁军，“金初为夏人所践，皇统二年（1142），复立军治，仍隶河东路”。皇统六年，金、夏划定正式的边界，其他地段未动，庆原、熙秦两路则“以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地赐夏国”。总之,金夏的边界较之北宋向南退缩，金将宋哲宗以后包占的横山大部及天都山、萧关以北的葫芦河地区等战略要地还给了西夏。金与南宋此时则未划定边界，实际控制线也变动频繁，双方争夺激烈，呈现拉锯状态。实际上，天会十三年（伪齐阜昌六年、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后，宋军已牢牢控制淮水一线，在某些地区，甚至已越过了淮水，邓州、唐州、泗州、涟水军已在宋军的控制之下，并在中线建立了包括唐、邓二州在内的襄阳府路。

伪齐的管辖范围和行政区的划分，应追溯至伪楚时期。从天会五年（1127）金《行府告谕亡宋诸路立楚文字》来看，伪楚管辖原北宋的京畿路、京西路、京东路、陕西路、河北东路、淮南路。伪楚辖区不含河东路、河北西路，这已体现了金朝初年以河为界的立国方针。是年，张邦昌募人携带伪诏告谕四方，所列各路州军中，京西路已不列河阳府，陕西路已不载河中府、解州，河北东路仅列大名、开德府，恩、滨、棣、德、博、沧、北（冀）、清州，永静军。较北宋末年河北东路辖区少河间府、莫州、雄州、霸州、信安军、保定军，可为佐证。上述河间府等州府，均位于黄河以西注3。这些州府，在天会七年金重新划分河北政区时，划入了金的河北东路。同时划入的，还有顺安军、广信军、安肃军和南京析津府以及卢龙一道所领顺、檀、涿、易、蓟、景六州。

注3《会编》卷八六《开封府募人伪诏》。

天会七年三月，金以“刘豫知东平府，充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节制大名开德府、濮滨博棣德沧等州，……自旧河以南，皆豫所统”。八年，刘豫以此建伪齐国，伪齐国与金也以旧河为界。金在册封刘豫的诏文中说，“锡尔封疆，并从楚旧”，则伪齐与伪楚的辖境应大致相同。

伪齐建立后，刘豫定都大名府，仍称北京。但惧于大名军民的反抗，不久即自大名“还东平，升为东京。改东京为汴京”。阜昌二年（1131），再迁都汴京。北宋末年的京畿路，实即开封府地区的十余县，北宋时尝称府界。伪齐建立后，该路自应撤销，从金代文献看，金前期改称汴京开封府。

天会六年（1128）末，金攻占宋河北开德府、大名府。伪齐建立后，建大名开德路，以阿鲁补为都统，并划入齐境。大名府路应包括原宋河北东路旧河以东的州军，即大名开德府、滨棣沧德博恩清景濮等州。《大金吊伐录校补·差刘豫节制诸路总管安抚晓告诸处文字》所载，属刘豫节制的州军就有“大名开德府、濮博滨棣沧德州”，可为佐证。所少者，仅恩、清、景三州。三州均在旧河以东，如伪齐疆域确实“并从楚旧”的话，那么，三州应属刘豫节制。尤其是景州，景州即宋永静军，该军前身为唐五代时期的景州，北宋初降为军。刘豫是永静军阜城县人，既称帝，自应升改，复为景州。伪齐建立前夕，粘罕派遣高庆裔询访黄河以南州郡，物色傀儡人选，高庆裔“越旧河之南，首至豫所隶景州”。这清楚地表明景州是属于刘豫节制的州郡。另外，史言，刘豫即帝位后，“自以生景州，守济南，节制东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壮数千人，号‘云从子弟’”。则景州固在伪齐境内。清州，据《大金国志校证》记载，因挞懒再四言之，在废刘豫前，从伪齐割出，隶属河北。则清州隶属伪齐固无疑义。因此，该《文字》中少恩、清、景三州，应有省文或脱文。濮州，北宋属京东西路，金初不隶山东西路，可能是因其与大名府相邻而改隶之。南宋建炎元年（1127）五月壬辰，即有胡舜卿请以“恩濮开德（澶州）隶北京”建镇以御金之考虑，而金也于正隆二年（1157）以此四州府建立大名府路。可见濮州有与大名等州府共建一政区的条件。伪齐时大名府路应辖大名府，澶、恩、濮、滨、棣、沧、德、博、清、景州。

刘豫建立伪齐后不久，迁都东平府，又与宋朝为敌，京东路不应再袭称。阜昌时（1130-1137），已见山东路之记载。北宋末，京东东路领青州（即金益都府）、济南府、密州、沂州、登州、莱州、潍州、淄州、淮阳军等九州军。与《金史·地理志》相较，《金志》多滨、海、棣三州和城阳、宁海二军，而少淮阳一军。其中，滨、棣二州，北宋属河北路，已见上节论证。海州，宋属淮南路，但地处淮河以北，宋金战争爆发后为金所有，故划归山东东路。伪齐时，析密、沂州之莒、沂水、日照三县为城阳军。宁海军，阜昌时割登州牟平、文登二县置。淮阳军，天会六年（1128）已入金，改称邳州，《金志》列于山东西路。故伪齐时山东东路应领益都府、济南府、密州、沂州、登州、莱州、潍州、淄州、海州、城阳军、宁海军。

山东西路，据《金史·地理志》，领东平府，济徐邳博兖德宿泗寿等州与滕阳、泰安二军。与宋京东西路辖区大不一样，少应天府，曹、单、濮、拱州及广济军。政区发生巨大变动的原因，主要是黄河改道所致。应天府，曹、单、拱州及广济军，由此隔在改道后的黄河之南。《金志》诸州府分属河南路，当肇自伪齐之时。划入山东西路的德、博二州，北宋时属河北东路，伪齐时尚属大名府路，故不应列入伪齐的山东西路。邳、宿、泗三州，北宋时属淮南路。该路是金、伪齐与宋激烈争夺的地带，三州之中，邳州归属金、伪齐最早，宿州次之，泗州最晚，绍兴和议，以其在淮水之北始划归金方，其时伪齐已废。金寿州的隶属关系较复杂。据《金史·地理中》载，寿州属南京路，领下蔡、蒙城二县。宋金战争爆发后，宋寿春府唯一一个位于淮水之北的县“下蔡没于金”，刘豫以此遂建寿州，并割亳州之蒙城县来属。《金志》南京路寿州条又言，寿州“贞元元年（1153）来属”，则此前寿州应不隶南京路，而属邻路山东西路。伪齐时，又析兖、沂二州之奉符、莱芜、新泰三州建泰安军。析徐、兖二州之滕、沛、邹三县，建滕阳军。故伪齐时山东西路应领东京东平府、济徐邳兖宿寿等州与滕阳、泰安二军。

伪齐时，尝设河南府路，有孟邦雄任知河南军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府路安抚使、马步军总管。此制大约一直延续到天眷三年（1140）金收复河南，时以李成为“河南尹，都管押本路兵马”。河南府即宋西京，伪齐时仍称西京。河南府路的辖区，应以宋京西北路为基础，该路北宋末年辖河南河阳颍昌淮宁顺昌五府、郑滑蔡汝四州与信阳一军。其中河阳、颍昌、淮宁、顺昌四府，金、伪齐改为孟州、许州、陈州、颍州。滑州伪齐升为凉平府。据天会五年（1127）发布的《开封府募人伪诏》，京西路已无孟州河阳府。绍兴初（伪齐阜昌二年，公元1131），宋知河南府翟兴屯伊阳山寨。刘豫惮之。“豫每遣人往陕西，则假道于金人，由怀、卫、太行取蒲津济河以达，豫深苦之”。亦可证河阳府不隶京西路。对于伪齐而言，也就是说不隶河南府路。金初立国，以河为界。河阳的割出，当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当然，孟州黄河以南的河阴、汜水县，也应改隶相邻之郑州。而河清县则改为孟津县，其位于黄河北岸的河清镇“以其地限河，俾隶孟州之济源”。

南宋时人章颖所作《南渡十将传》卷三《李显忠传》载，伪齐曾“授显忠亳南路钤辖、知镇安府兼左军都统制”。“亳南路”，《宋史·李显忠传》作“南路”，似是。“亳南路”之“亳”为“亳州”，“南”不能理解为“南京”，宋之南京，即唐五代以來之宋州。宋州五代时为归德军节度使所在地，赵匡胤以归德军节度使肇建宋朝，故真宗时升宋州为南京应天府。刘豫建伪齐，势在必改。据《要录》卷三七，建炎四年即伪齐阜昌元年（1130）九月戊申，刘豫降南京为归德府。则此“南”无落处。故“亳南路”，应为“南路”之讹。所谓“南路”，应为归德府路之南部地区，与南宋接壤，为边面，故命李显忠防御。“镇安府”疑即陈州。五代、宋以来，陈州为镇安军节度。或伪齐初自淮宁府降为陈州，后用其旧军额复升为镇安府，命李显忠驻扎于此。陈州既属归德府路，然其不与宋境接壤，其南为颍州，为防边计，颍州（顺昌府）亦应拨隶归德府路。

据《金史·地理中》，北宋时隶属于陕西的陕州已列在南京路中，这可能也是金初以河为界的立国理念的体现。当然，陕州在黄河对岸的县，即陕州黄河以北的夏、平陆、芮城三县，也应改隶相邻之解州。

伪齐时，在河南府路又新增设了一些州军。如析许、郑二州之阳翟、新郑二县，建颍顺军，又析河南府伊阳等县置顺州。顺州设置时间，据上引《孟邦雄墓志》载，“大齐开基，阜昌改元，公适时知变，乃以中亮大夫、忠州防御使、权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管内安抚马步军总管司公事、兼管内劝农使归附。……三年六月，宣诏赴阙上殿，皇帝问以边事，辩对称旨，无所凝滞，天子爱之，赐广抚封，俾临一路，仍正使号，增重帅权，特授依前中侍大夫、徐州观察使、知河南军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府路安抚使、马步军总管、兼管内劝农使。明年正月，西贼叛逆，顺、商、虢三州相继变乱，虏掠百姓，攻围城邑，大兵未集，遽入西洛，公不幸被执。贼留之军中，意欲活而用之，公乃毅然不屈，请即死之，遂力（？）被害，享年四十六”。则阜昌四年（1133）前顺州已置。

另据岳珂所撰《金佗续编》卷5《照会伪齐已差人占据州郡省札》，伪齐时，“唐州界何、刘家寨号为新唐州”，二寨位于唐州北部。伪齐之新唐州应是绍兴四年岳飞收复襄阳府、随郢唐邓州、信阳军六郡后置。《梁溪集》卷九二《乞遣兵策应岳飞奏状》，载绍兴六年事，亦有“旧唐州”之语，可为佐证。然《金佗续编》卷一九、卷二二载，“伪齐于唐州北何家寨置镇汝军，屯兵聚粮为窥唐计。王遣王贵、董先等攻毁之”。似设在何家寨的是镇汝军，有所不同。王曾瑜先生据上引李纲奏状之语，“据统制官王贵（绍兴六年）十一月初四日申，何家寨伪五大王聚集蕃伪贼马重厚，亦有在旧唐州下寨，侵犯襄阳界分，并镇汝军贼势重厚，见侵犯邓州界作过”云云，认为何家寨与镇汝军自是两处，因而这条史料是错误的。

“建炎中，翟兴守西京，置镇汝军，刘豫因之。绍兴六年，岳飞遣将复镇汝军及河南长水县”。镇汝军，天眷二年（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三月尚存。时金将河南地正式割让给宋方，宋接管后废之。此后不见于载籍，或金天眷三年收复后未再置。镇汝军治所，据《读史方舆纪要》载，为“故临汝城也，今为临汝铺。又西北即彭婆镇，入洛阳者必取道于此”。即今河南汝州市西之临汝镇。然临汝，宋时为镇，与宋收复时诏书之文“顺州，临汝、镇汝、颍顺军复旧县名”不合。岳珂认为镇汝军置于唐州北部的何家寨。王曾瑜先生认为这是错误的，该军的地望，应为汝州之鲁山县。

伪齐时，又置临汝军。该军初见于绍兴六年（1136），即伪齐阜昌七年。史言，是年十一月壬辰，“豫之初出师也，伪知临汝军宋著部夫后至，麟斩之”，可证。又据《要录》载，绍兴七年十一月，“伪知临汝军崔虎诣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降。先是，刘豫建新蔡县为军，后使虎守之”。九年七月乙未，“诏临汝军殄寇县复旧县名，县，刘豫所改也”。可知伪齐时尝以蔡州新蔡县建临汝军，并改名殄寇县。该军绍兴九年河南归宋后不见于载籍，或金收复后未再置。

据岳珂记载，绍兴十年（1140），岳飞部将“孟邦杰复永安军，初二日，其将杨遇复南城军”，则伪齐时河南路有南城军，并距永安军不远。其地望，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八六载，“在河南府巩县西南”。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一六《复南城军奏捷》，杨遇部在攻夺南城军的战斗中，金军大败，“拥掩落水溺死贼众不知其数”。攻克南城军后，“逼逐贼兵出城上船渡河”，所言地望应可信，南城军应置于洛河之滨的今巩义市一带。

这样，伪齐时的河南府路应辖西京河南一府，许、郑、滑、蔡、汝、陕、顺、新唐八州，永安、颍顺、镇汝、临汝、南城五军。

应天府、曹单拱州及广济军，伪齐时既不属山东西路，那么当属何路？我认为应属归德府路。伪齐建立后，金对其并不放心，设三路都统统重兵实行监视。史言，“阿鲁保乃女真三路都统，豫未废日，金人留之监豫，故屯于琼林苑”。天眷二年（1139），河南、陕西归还宋方后，宋“分河南为三路，京畿路治东京，河南府路治西京，应天府路治南京”，当是宋方为实现平稳过渡而沿用金方的行政体制。三年，金收复河南、陕西，负责河南方面的是完颜裒（褎），其头衔仍是“三路都统”。金后期章宗时，尝分河南为东、西两统军司路，西路置于河南府，东路则置于归德府。宣宗兴定三年（1219），为劝农、征发赋役军须等事，尝分河南路为京东、京西、京南三路，置行三司，西路治中京河南府，南路治许州，而东路则治归德府。凡此种种，证明伪齐时有可能设置归德府路，该路应包括上述五州军及原属宋京西路的陈、颍二州。五州军中，曹州，本北宋末的兴仁府，伪齐复降为曹州。广济军，《金史·地理中》不载，可能与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河，黄河从此改道东流入淮有关，广济军由此而废，其辖县定陶则改隶曹州。亳州，北宋属淮南路，绍兴四年（伪齐阜昌五年，公元1134）十月后宋失守，地入伪齐。《金志》置于南京路。总之，伪齐归德府路应辖归德一府、曹单拱亳陈颍六州。当然，如三路之说成立，那么，开封府也应成为一路，或以汴京路为名。

陕西路，北宋时，分为永兴军、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安抚司路。金初承宋制未有大变。但金宋战争时期，金始终未能占据陕西全境。天会九年（1131），富平之战后，宋“尽失陕西地，但余阶成岷凤洮五郡及凤翔府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而已”。金“既得关中地，遂悉割以予伪齐”。但是，早在天会四年，西夏就相继攻占了宋泾原路的西安州、怀德军。不过，怀德军在八年前已属金方，故有“齐国建（1130），泾原路经略使张中孚举（庞）迪权知怀德军”之事。六年，夏又袭取了宋环庆路的定边军。另外，金又将西宁、乐、廓、积石四州军划给了西夏。震武军地原属乐州，四州割予西夏后，震武军已成为飞地，亦随之放弃。加之，金割蒲、解二州予河东南路，割陕州予河南路。因此，伪齐实际控制的陕西，要比北宋时小很多。绍兴和议后，商、秦二州之地，半属宋方，故有皇统二年（1142）并六路为四之举。总之，伪齐时，陕西路领有京兆府，虢、同、华、耀州；延、鄜、丹、坊州，保安军、绥德军；庆、环、邠、宁、醴州；凤翔府，秦、陇州；平凉府，泾、原、会州，德顺、镇戎、怀德军；熙、河、巩、兰、洮、积石州。

总之，伪齐国的疆域范围如上所论述。其统治之初仿北宋行四京制，设置了汴京开封府、东京东平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次年，复降北京为大名府，故伪齐时期长期行用的是三京制。其政区应分为汴京（或汴京路）、河南府路、归德府路、山东路、大名府路、陕西路六路。金初在黄河（旧河）以南执行“官制不易、风俗不更”的政策，因此，伪齐在地方行政体制上也当沿用宋制，设置转运司、总管司。不过，金朝的行政体制是军政合一的体制，以总管府、统军司为主，“外道置转运使而不刺举”，因此，在本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第二节 金代前期在汉地的元帅府、枢密院、行台

一、金代前期在汉地的元帅府

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决策对宋开战。设置元帅府，以谙班勃极烈杲兼领都元帅，居京师。以移赉勃极烈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率西路军自西京入太原。以挞懒为六部路都统，宗望为南京路都统，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率东路军，自燕山入河北，两路侵宋。此时，元帅府的设置并不完备。东路军统帅并未纳入元帅府的体制之内。四年，金再次对宋开战，遂以东路军统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在攻克东京开封后，又于五年，以东路军将领六部路都统挞懒为元帅左监军，南京路都统阇母为元帅左都监。始完备了元帅府主要成员的配置，即元帅及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共七员。

北宋灭亡后，左右副元帅府成为包括燕京、西京两路在内的汉地的最高军政机构。它通过设在燕京、西京的两枢密院，来实现其对汉地的治理。天会八年扶植伪齐傀儡政权后，山东、河南、陕西、大名府等路，通过节制伪政权，实行间接治理，而对燕京、西京、河东、河北则由枢密院实行直接治理。天会六年，知燕京枢密院事刘彦宗去世。西路军统帅、左副元帅宗翰乘机并枢密院于云中，独揽治理全部汉地之权。十年，宗翰升任都元帅，权势达于顶峰。十三年，熙宗即位，任命宗翰为尚书令、领三省事。并以其心腹元帅左监军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西京留守高庆裔为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右丞，“以相位易兵柄”。数年后，数人并被剪除，宗翰亦愤闷而死，有力地打击了军功贵族集团。十五年，废伪齐国。伪齐废后，金所设置的行台，管辖范围逐渐缩小。皇统元年（1141），以燕京路隶尚书省。汴京行台长期以来，仅管辖自宋收复的河南、陕西两地。熙宗逐步收回汉地的治理权，以巩固中央集权。元帅府的事权也逐渐缩小。天眷二年（1139），“诏诸州郡，不得从元帅府擅便签军，俟见里面走马使臣验认御书牌札，方许签发”。但此后宗弼长期以都元帅领行台事，并领西京及山后诸部族事。应当说，彻底改变金初分地而治的状态，是在海陵天德二年（1150）。此时，“庶政为和，四方无侮”，天下承平，变战时体制为平时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另外，此时海陵已决策迁都位于天下之中的燕京。定都燕京，则中央直接统治中原地区的条件已经具备。是年，金“置统军司于山西、河南、陕西三路，以元帅府都监、监军为使，分统天下之兵”。并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以都元帅兖为枢密使，左监军昂为枢密副使。并定制“枢密院听尚书省节制”。此后，“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统一政令于中央，全面地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

二、金初在汉地的枢密院

天辅六年（1122）底，金得燕京。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以总汉军。但实际上，枢密院从设置之初，它的军事指挥权就受到了限制。七年四月癸巳，太祖在对追剿辽残余势力的都统斡鲁的诏书中就说得很清楚，“自今军事若皆中覆，不无留滞，应此路事务申都统司，余皆取决枢密院”。知枢密院事的官员中，只有刘彦宗较多地参与了军事行动，但也侧重于民政。其本传言，知枢密院，“佐宗望军。宗望奏，方图攻取，凡州县之事委彦宗裁决之”。因此，枢密院从设置之始，主要是治理汉地的民政。天会二年（1124）五月，平定南京（平州）都统张敦固的叛乱后，枢密院移至平州。三年十月，金发动侵宋战争，宋知燕山府蔡靖降，枢密院又移至燕京。枢密院的权限依然是“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

金对宋的入侵，分为东、西两路军。东路军由挞懒、宗望率领，自燕京进攻宋河北路，西路军由宗翰率领，自云中进攻宋河东路。为支持这场战争，金于燕京、西京两地建立两枢密院，金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分别以刘彦宗、时立爱主院事。两枢密院的辖区，燕京枢密院应管辖东路军所攻克的平州路、燕京路以及河北西路。西京枢密院应管辖西路军所攻克的西京路、河东路。这从天会五年金《行府告谕亡宋诸路立楚文字》可得到印证，伪楚管辖原北宋的京畿路、京西路、京东路、陕西路、河北东路、淮南路。伪楚辖区不含河东路、河北西路。因此，两枢密院所辖应是上述地区。

天会六年，刘彦宗病卒。七年，宗翰并枢密院于西京，以西京留守韩企先与时立爱同主院事。十三年，太宗病卒，熙宗即位。熙宗即位后，立即着手打击以宗翰为首的军功贵族势力。他召都元帅宗翰及其心腹希尹、高庆裔等回朝，出任相职，以夺其兵权。因此，可能以此为契机，金将枢密院自宗翰的巢穴西京迁至燕京，是为燕京枢密院。当然，从治理合并后的华北汉地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政治、军事、经济，还是地理位置来衡量，燕京也都要优于西京。

天眷元年（1138）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三年收复河南、陕西，复置行台于汴京。天德二年（1150）十二月，罢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以都元帅兖为枢密使，左监军昂为枢密副使。并定制“枢密院听尚书省节制”。此后，“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但天德以后的枢密院是中央最高本兵机构，与天眷以前的枢密院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三、金代前期在汉地的行台

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废伪齐国，置行台尚书省于汴，是为汴京行台。天眷元年（1138）八月，金廷决议以河南地与宋，次年三月正式移交，遂将行台迁至大名府、祁州。史言如此，但在移交河南后，行台已无辖区，实已结局。而祁州自绍兴元年（1131）秋以来实为金之元帅府所在地。因此，天眷二年在祁州者，应为元帅府，而非行台。天眷元年九月，金改燕京枢密院为燕京行台，三年正月，以宗弼领行台尚书省事，五月复取河南、陕西地，行台复置于汴。天德二年（1150）末，罢行台尚书省。

燕京行台时期，金以都元帅宗弼领行台尚书省，并明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赋予其在汉地的行政事务全权。河南、陕西收复后，行台迁至汴京，金以大挞不野为元帅右监军，守汴京，行元帅府事注4。可能是行台设于汴京的缘故，河南路都统司置于归德府、许州，以阿鲁补、韩常为都统。统军都监司则置于邓州，以独吉义为武胜军节度使、河南路统军都监。时复设统军司，当是因河南为新复之地。天德二年，汴京行台罢。统军司自归德府移至汴京，又置转运司。

注4《金史》卷七七《完颜宗弼传》、卷八〇《大传》。

天会十五年，汴京行台设置之初，时金管辖汉地的机构为汴京行台与燕京枢密院，因此，汴京行台的辖区应同于伪齐国。天眷三年，收复河南、陕西，复设汴京行台。此后，汴京行台应管辖河南、陕西、山东等路。史言，“移剌道本名按，宗室移剌古为山东东路兵马都总管，辟掌军府簿书，往来元帅府计议边事，右副元帅宗弼爱其才，召为元帅府令史”。检《金史·宗弼传》，宗弼为右副元帅在天会十五年，天眷元年已任都元帅，故废齐后元帅府仍管山东。而负责民政的汴京行台是受元帅府节制的，因此，山东路在民政方面实际上也是受行台管辖的。《金史·赵鉴传》载，鉴，“齐废，除知城阳军，改山东东路转运副使，摄行台左司郎中”，也可证明。但汴京行台的管辖地区当不包括河北西路。皇统初（1141），胡砺“为河北西路转运都勾判官，砺性刚直无所屈。行台平章政事高桢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砺欲就座，桢责之，砺曰：‘公在政府则礼绝百僚，今日之会自有宾主礼。’桢曰：‘汝他日为省吏当何如？’砺曰：‘当官而行，亦何所避。’桢壮其言，改谢之”。河北西路运判胡砺与汴京行台平章政事高桢抗礼之事，表明河北西路不属汴京行台的管辖范围，因此，胡砺敢于对高桢行客礼，而高桢也无如之何。以上两例表明复置后的汴京行台，仍然是贯彻“以河为界”的治国理念，因此，其辖区应同于伪齐国。汴京行台的辖区，后期较明确，应为河南路与陕西路。天德初（1149），金废汴京行台前夕，河中尹、左副元帅撒离喝自陕西入朝，海陵以撒离喝为行台左丞相兼左副元帅。“撒离喝至汴，诏谕行台右丞相、右副元帅挞不野无使撒离喝预军事。撒离喝不知，每事辄争之。挞不野诡曰：‘太师梁王以陕西事属公，以河南事属挞不野，今未尝别奉诏命。陕西之事，挞不野固不敢干涉。’”挞不野之语，表明汴京行台仅管辖陕西、河南。这是熙宗一朝推行汉制、厉行中央集权政策、压制地方分权势力的结果。皇统元年，金“以燕京路隶尚书省”，应是这一政策的先声。河东、河北、山东、大名府路可能随后相继纳入中央直接管辖的范围。皇统元年仍然隶属于元帅府的“西京及山后诸部族”，在天德二年废除元帅府后，应改隶枢密院。至此，金终于全面、彻底地结束了金初地方分治的局面。

河南路前身，当为汴京开封府（汴京路）、河南府路、归德府路，此为伪齐阜昌之制。天会十五年，伪齐废，一府、二路（或三路）之置就无存在之必要，因此，并为河南路当在是年。伪齐时，陕西仍行用北宋六安抚司路之旧制。但皇统初“绍兴和议”成，金、宋两国疆界划定。皇统二年，金分陕西为京兆府、庆原、熙秦、鄜延四路。

燕京行台仅存在于天眷时期，历时不过一、二年，非常短暂。它的前身为燕京枢密院，时值河南、陕西归属南宋，因此，其辖区应为除却河南、陕西两路的原燕京枢密院与汴京行台所管之汉地。《赵城洪洞水利碑》中，言天眷元年至二年河东南路之水利纠纷，多次经由（燕京）枢密院和行台尚书省的事实，和上引皇统初胡励之事均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总之，燕京行台的管辖范围应是燕京、西京、河东、河北、山东、大名府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