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金代前期的路制与路级政区

金初的地方行政制度，大体在坚持女真族军政合一传统的基础上，变通辽、宋之制而沿用之。在辽原州县区域内，一方面沿用辽的八路即八财赋区的体制，一方面又因对辽军事行动的需要，仿辽制设置若干军区，即都统司、军帅司路。对宋战争开始后，因战时的需要，又变通宋朝的路制，逐步采用以都总管为主体的地方行政体制。以下分别对原辽境与原宋境金初的路级地方行政建置进行论述。

第一节 辽代的八计司路

金初原辽州县地区的路级理财机构和财赋区，源于辽后期出现的八财赋路。辽圣、兴两朝以来，逐渐形成了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西京、平州、辽西、长春八财赋区，八路的理财机构是，上京盐铁司、东京户部司、中京度支司、南京三司、西京都转运司，平州、辽西、长春三路则为钱帛司。司的名称不同，但性质如一，均可目之为计司。

辽中后期，州县地区已经分为八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八路的辖区则多不明了。南京、平州两路，自辽初以来形成了两个行政区。燕京地区为石敬瑭割予契丹，而平、滦、营三州，则自后唐时即已归属契丹。故辽灭亡前，高庆裔、阿骨打对来议燕云之地的宋使言：“今所议者燕地也，平、滦自别是一路。”又言：“平、滦、营三州不系燕京所管。”因此，在辽代，南京路即原卢龙节度使所管顺、檀、涿、易、蓟、景六州及析津府所管十一县。平州路即平州所领辽兴军节度使所管滦营二州、三县。西京路即西京都部署司所管奉圣、蔚、应、朔等州，此即所谓山后诸州，亦为石敬瑭所割予契丹者。庆历时（1041-1048），宋朝余靖三度出使辽朝，时当辽兴宗重熙（1032-1054）中，时辽已有五京、平州六路财赋区。据余靖记载，燕京三司使掌燕、蓟、涿、易、檀、顺等州钱帛。“平州置钱帛司，荣（营）、滦等州属焉。山后置转运使，云、应等州属焉”。因此，这三路的辖区是明白无误的。

辽西路，有学者以为即东京道之辽西州，非是。辽辽西州为显州所辖支郡，实不足以当之。天庆八年（1118），金主要求辽割让“上、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这里的兴中府方是辽西路之治所，兴中府路亦即辽西路。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节度。统和（983-1011）中，尝一度建置建、霸、宜、锦、白川等五州。回顾该府的建置史，隋初，尝置营州，炀帝时改为柳城郡。唐初，为营州都督府。因此，兴中府历代以来为辽西重镇。安史之乱后，为奚所据。唐末，始属契丹。辽分中京道为中京、辽西两路，当循秦、汉、隋、唐设辽西郡、柳城郡、营州之遗意。当然也是依据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天然限隔南北的努鲁儿虎山为分界线划分的。质言之，辽西路似应辖中京道大定府、成州以外的各州府，即兴中府、宜州、锦州、川州、建州、来州。当然这仅是大致而言，从安德县的隶属关系来看，该县“初隶乾州，更属霸州”。乾州属东京道或东京路，而霸州属中京道或辽西路，因此，无论是东京道与中京道，抑或是东京路与辽西路，其辖区先后是有变动的。另外，也不排除打破道的区划的可能。太平五年（1025）前，韩橁曾任“乾、显、宜、锦、建、霸、白川七州都巡检”。管辖范围包括东京道的乾、显二州和中京道的五个州，当然这是治安区域。再者，王滋、韩慥、王正辞三人，道宗清宁八年（1062）与咸雍元年（1065）、五年（1069）先后任辽西路钱帛都提点，任上都充敕祭等使安葬道宗堂兄弟耶律宗政夫妇和宗允于乾州。如乾州不属辽西路而属东京路，那么，安葬皇室成员的事务为何不委派东京路的户部使？难道辽西路钱帛司职能之一就是负责皇室的后事？《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二四载，“广宁府，天眷三年（1140），改辽西路转运司”。这条史料正表明，显州广宁府属辽西路。

作为财赋区的长春路辖区，史无明文。但作为边防军区的长春路所辖，则可探寻。作为边防军区的长春路是辽控制东北诸国的边防军区，它下设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黄龙府铁骊军详稳司、咸州兵马详稳司、东北路都统军使司。诸司除黄龙府铁骊军详稳司外，皆有军事辖区。其中，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辖黄龙府及信、宾、祥三州。咸州兵马详稳司辖辽、韩、双、银、同、咸、郢、肃、安、龙化州。东北路都统军使司辖长春州、泰州、宁江州。如果作为财赋区的长春路，与作为边防军区的长春路的辖区是一致的话，那么它的辖区是相当大的。长春路钱帛司，与其他诸计司职能一样，负责一路的财政，“以掌出纳”。除此之外，它的设置还与辽朝的矿冶业有关，史言“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据《辽史·地理二》记载，咸州路所辖之同州东平县“产铁，拨户三百采炼，随征赋输”，或长春州置钱帛司与此有关。故推定作为财政区的长春路辖区包括黄龙府、东北、咸州三边防军事路。辽于长春州置钱帛司，可能还与辽朝重要的政治活动春捺钵有关。辽帝每年在此除了按本族习俗春猎之外，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会见各部族、各属国的领袖，对他们加以考察。史言，辽帝“如春州，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天祚帝发现阿骨打有“异志”，就是在天庆二年（1112）的“头鱼宴”上。因此，长春路钱帛司的一个重要理财职能，可能就是办好一年一度的春捺钵，这可能是长春路钱帛司与其他路计司的不同之处，也是长春路钱帛司置于长春州的原因。载入《辽史》之中唯一一位长春州钱帛都提点大公鼎的事迹与春捺钵有关，就是他在“车驾如春水，贵主例为假贷”时，能不徇人情，予以拒绝。同样是辽帝春捺钵之地的宁江州，也应是长春路所管辖的州。宁江州设有与女真贸易的榷场，因此，长春路钱帛司可能还负责宁江州的榷场贸易。

如上述推断不误，那么，辽上京路应比上京道少长春州、泰州、龙化州，而东京路则比东京道少黄龙府及信、宾、祥、辽、韩、双、银、同、咸、郢、肃、安、宁江诸州。余靖在《契丹官仪》中说，“中京置度支使，宜霸等州隶焉。东京置户部使，辽西、川、锦等州隶焉。上京置盐铁使，饶、泽等州隶焉”。此时，辽仅有六路，长春、辽西两路尚未设置。各路所辖与八路应有不同。但《契丹官仪》东京路所辖之中，仅辽西州属东京道，且是显州之支郡。余者川、锦二州则均属中京道。上京路所列之泽州，亦为中京大定府之支郡，且在大定府之南，与上京道相距遥远，地里不相接。财赋区、军区打破道的区划也并非不合情理，但所辖之州应基本与原道相合，《契丹官仪》所载却与此相去甚远，殊可怀疑。但明成化善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本段文字完全一致，其他文献还未见足资考证者，所以一时还难定其是非。

第二节 金初在原辽地的七转运司路

辽自圣、兴两朝以来，逐渐形成了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西京、平州、辽西、长春八路财赋区。金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行用的即是此制。《大金国志》天眷元年条言，“先是，国中主计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云中曰转运，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盐铁，东京曰户部”，可以为证。另外，还有一些零星史料，也可为印证。如《三朝北盟会编》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七月十六日载，“金人起燕山、云中、中京、上京、东京、平州、辽西、长春八路民兵入寇两河”。此时距金的兴起已有12年的时间。又，天辅七年（1123），金攻占平州，“以燕西地与宋，遂以平州为南京，以钱帛司为三司”。天会十一年（1133），金在黄龙府首设钱帛司。又据《金史·白彦敬传》载，彦敬“补元帅府令史，伐宋，为钱帛司都管勾”。则天会时元帅府的财政也是用钱帛司管理的。以上四条史料表明，金朝初起在辽地行用的是辽制。天会十三年（1135），熙宗即位，改官制，“外道置转运使而不刺举”，始行用本朝新制。但这项新制在各地的落实，先后不一，历时很长，并无整齐划一之举。在天会十三年之前，辽地已有行用新制的路，中京路即为一例。

《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都统杲定中京，擢枢密副都承旨，稍迁转运使。宗翰为都统经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金定中京，在天辅六年（1122）正月。攻占西京，在同年四月。宗翰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在七年，则韩企先为西京留守亦应不早于此，总之，韩企先为中京路转运使应在六年。

天会十三年后，采用新制的，则有北京路、辽西路。《金史》卷七七《刘麟传》，“豫废，麟迁临潢。顷之，授北京路都转运使”。天会十五年（1137）刘齐废，天眷初（1138），上京改为北京，故刘麟之任北京路都转运使应为首任，而北京路初设转运司当是天眷元年之事。此前旧上京路当仍沿用辽制，置盐铁使。辽西路，据《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二四载，“广宁府，天眷三年，改辽西路转运司”。这条史料表明，天眷末，辽西路钱帛司改为转运司，并移至广宁府。天眷以后，不见有关辽西路的记载，或已废。

金初，平州路的地位与计司变动较大。天辅七年（1123），因燕京割予宋，平州升为南京，并改钱帛司为三司。天会三年（1125），燕京州县收复，四年复为平州，此时南京三司亦当复为平州路钱帛司。史言，天会十年，设于平州的军帅司移治辽阳府，“后置转运司，贞元元年（1153），以转运司并隶中都路”。则平州路置转运司或在天会十三年改制之年，而且这种财政独立于燕京路的体制一直维持到海陵时。

金初，燕京路的隶属与计司的废置、变化也较复杂。天辅六年（1122）末，金得燕京，七年予宋，天会三年（1125）十月复得，时三司在平州。金收复燕京路后复设三司否，不得而知。从四年平州撤去南京的名号看，平州的三司应复降为钱帛司，而燕京则应恢复三司的设置。但天会七年燕京又划入河北东路，因此，这期间燕京设置计司与否，不详。“天会十五年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表明皇统元年前，金复置燕京路，仍循辽制，以三司为一路计司。何时改置转运司，不明。天眷元年九月，燕京尝为行台尚书省，三年移至汴京。皇统元年，以燕京路隶尚书省，直属中央。或以此为契机，置燕京路转运司。但无论如何，燕京路在天会十三年后是沿用辽制的。

金上京路是以黄龙府及蒲与等诸万户路组成的。其设置经过，史无明文，试以现存文献作如下推断。金灭辽战争开始后，天辅二年（1118），始置黄龙府路，“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镇之”。天会十一年（1133），黄龙府置钱帛司。此举当是沿袭辽制之旧。而且，此钱帛司不当视为黄龙一府之计司，它应为上京路转运司之前身。辽于长春州置钱帛司，为长春一路之财赋机构。随着辽的灭亡，作为辽春捺钵之地的长春州，已丧失了它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黄龙府钱帛司的设置，意味着长春州地位的下降，随之而来的，应是长春州钱帛司的废除和长春路的撤销。天眷元年（1138），金以会宁府为上京。三年，黄龙府改称济州，黄龙府路之废，或在此时。辽时东京道信、宾、祥三州兵事，属黄龙府部署司。而金的上京路，不见宾、祥二州，当废。宁江州，作为辽“打女真”的场所，镇压女真族的前哨城市，金初被废除是理所当然的。长春州、泰州，辽代本属上京道，而泰州天辅五年（1121）已设都统，战略地位提升，两州不隶黄龙府路也是合乎情理的。金置会宁州再升府，又于出河店置肇州。金上京路实有会宁府、肇州、济州、信州及蒲与诸路。金上京路转运司的设置很晚，迟至天德三年（1151）始置，仍在济州。上京路转运司设置后，黄龙府（济州）钱帛司应相应撤销。

东京路，金收国二年（1116）攻占。从天眷二年（1139）夏“冯长宁为东京户部使”这事来看，其转运使的设置，可能为皇统时事。《金史·地理上·咸平府》条言，咸州“天德二年八月，升为咸平府，后为总管府。置辽东路转运司、东京咸平路提刑司”。转运司似置于天德二年，其实不然。众所周知，金提刑司就置于章宗即位时，而非天德二年。因此，咸平府条所言，乃史官未深究史实的统括之词，不可引以为据。《金史·沈璋传》言，璋“为东京路转运使，改镇西军节度使。天德元年（1149），以病致仕，卒”。则熙宗皇统时，东京路已置转运使。此前则仍行用辽制为户部使。

总之，金新旧上京、燕京、东京路，在天会十三年后仍沿用辽制。而中京、北京、平州路，或前或后已行用新制。至于西京路，据《金史·沈璋传》载，“起复山西路都转运副使，加卫尉卿，从伐宋。汴京平，众争趋赀货，璋独无所取，惟载书数千卷而还”。金攻占西京在天辅六年（1122），平汴京在天会四年（1126），则金在山西路置转运司当不晚于天会四年。不过由于辽制西京路所置也是转运司，因此也无所谓新旧制之别了。

通过《金史》等文献，考察金初在辽地各路所设转运使中较早的实例，可知，以天会十三年颁布新制为契机，金逐渐以新制取代旧制。这个取代的过程前后历时达三十年之久，经历了太宗、熙宗、海陵三朝，最终在原辽地全面建立了金本朝的高层地方财政区，即上京、北京、东京、中京、西京、燕京、平州等转运司路。

第三节 金初在原辽地的军事路

一、金咸州都统司路、上京都总管路与东京都部署司路

金初起兵灭辽，收国时（1115-1116），自北而南，逐渐攻占了辽的东京道各州府，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在辽东京道范围内，金在北线相继设置了咸州路、黄龙府路，在南线设置了保州路、南路等军区，并最终形成金的咸州、上京都统司路与东京都部署司路。

1.咸州都统司路

金初，攻克咸州，于收国元年十二月，始置咸州军帅司。咸州路的辖区，当大体因袭辽北女直兵马司之旧。

辽北女直兵马司治辽州，辖有东京道之辽、韩、双、银、同、咸、郢、肃、安州及上京道之龙化等州。辽又有咸州兵马详稳司。据《辽史·回离保传》，回离保，“天庆（1111-1120）间，徙北女直详稳，兼知咸州路兵马事”。又，《耶律术者传》言，术者，天庆五年，“左迁银州刺史，徙咸州乣将”。则至迟天祚时，置于辽州的北女直兵马司似已移至咸州，与咸州兵马详稳司的职能各有侧重。后者负责女真回跋部事务，史言，“自咸州东北分界入宫口至束沫江，中间所居之女真，隶咸州兵马司，与其国往来无禁，谓之‘回霸’”。“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辽于回跋部置回跋部大王府，并置回跋详稳司对其实行管理。“回跋”、“回霸”，今作“辉发”。回跋女真即因辉发江而得名，该部主要分布在松花江支流辉发河流域一带。咸州兵马详稳司又负责生女真事务，故有阿骨打赴详稳司交涉之事。

辽北女直兵马司所辖东京道之州，入金后，银、肃、同、安州，及辽之祺州，与不隶北女直兵马司之荣州均并入咸州。金咸州荣安县当即废辽荣州所置。而辽、双二州则并入了沈州。郢州的废并，史无明文，当亦并入咸州。因此，该司所辖之州入金后，仅存咸、韩二州。天辅二年，辽懿州节度使刘宏降金，金使之知咸州。或以此为契机，懿州划入咸州路。故金之咸州路大体即懿州和辽北女直司在东京道所辖之地，即今辽宁阜新、新民、昌图、铁岭、开原一带。

2.黄龙府都统司路与上京都总管路

收国元年（1115）九月，金攻占黄龙府。天辅二年（1118）三月，置黄龙府路。金黄龙府路当与辽黄龙府部署司有相当的关联。黄龙府部署司，是辽控制东北诸国的北面边防军事机构之一。它管辖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五国部等属国和一些小部族。重熙六年（1037），以越里吉国人尚海等诉酋长浑敝贪污，辽“罢五国酋帅，设节度使以领之”，由此加强了对该属国的控制。蒲卢毛朵部似也属该司管辖，圣宗开泰时（1012-1020），大康乂出知黄龙府，以蒲卢毛朵界多渤海人，领兵入界攻掠，获数百户以归。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辽遣东京留守耶律侯哂、知黄龙府事耶律欧里斯将兵攻蒲卢毛朵部”。辽时，黄龙府部署司领东京道信、宾、祥三州兵事。此三州一府似已构成黄龙府路。天庆四年（1114），宁江州、出河店两战之败后，辽集番汉二十万军分四路东征，其中以黄龙府尹耶律宁为黄龙府路都统。似可为证。

天辅二年，金置黄龙府路，当时“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镇之”。三上次男认为黄龙府路东、北为松花江，西临泰州路，北临咸州路，大体位于今吉林省的西北部。

天眷元年（1138），金以会宁府为上京，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由黄龙府路、蒲与路、胡里改路、耶懒等万户路组建而成。三年，黄龙府改称济州，黄龙府路之废或在此时。

辽代兵事隶属黄龙府部署司的三州中，宾、祥二州不见于金代的载籍，当废。黄龙府以北的宁江州金代也不见载，也当撤并。黄龙府改称济州，金于按出虎置会宁州再升府，又于出河店置肇州。金上京路实有会宁府、肇州、济州、信州及蒲与诸路。

3.保州、婆速路都统司路与东京都部署司路

金对辽东京道南线的经略，是从开州、保州方面开始的。这一地区是系辽籍女真的住地，又与高丽境土相接。金优先经略这一地区，一是要获得族源关系相近的熟女真的支持，二是要切断辽与高丽的联系。收国元年（1115）末，金“攻开州取之，尽降保州诸部女直，太祖以撒喝为保州路都统”。但金并未夺得位于鸭绿江彼岸的保州，保州应于二年为高丽所占。据《高丽史·睿宗世家》载，睿宗十一年，即金收国二年，坚守保州、来远城的辽军粮尽，辽保州统军耶律宁、来远城刺史常孝孙“以来远、抱州二城归于我，遂泛海而遁。我兵入其城，收兵仗及钱货宝物甚多”。明年，高丽“改抱州为义州防御使，以鸭江为界置关防”。天会四年（1126），高丽奉表称藩，两国地位确定，金始以保州赐高丽。八年，金与高丽之间的逃亡人口问题得到解决，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此缓和，步入正常轨道，史言“自是保州封域始定”，此后文献中不见有关保州的记载，位于鸭绿江彼岸的保州当于此时正式割予高丽。言“自是保州封域始定”，而不明言保州割予高丽，这是史官出于忌讳而惯常采用的笔法。与保州同位于鸭绿江彼岸的定州、宣州，此后不见于金代载籍，当也割让与高丽。有金一代，对高丽采取友好的政策，因此，以防御高丽为目的而设置的保州路，在保州归属高丽后，已无存在的必要。此后，开州不见于金代载籍，可能也于此时前后撤废，在这一地区，金只保留了位于鸭绿江中的边防城来远城。因此，金初保州路实仅领有开州、来远城。取代保州路的是婆速路，婆速路金初置统军司。据《金史·百官三》载，金以“婆速路同知都总管兼来远军兵马事”。当然这是天德二年之制，此前当是婆速路副统军兼来远军兵马事，也就是负责鸭绿江沿岸对高丽的边防事务。与高丽的外交事务，也由婆速路接管。婆速路的职能当主要是治理这一地区的熟女真，也兼管对高丽的边防与外交。婆速路金初置统军司时的地位不详，但天德二年改为总管路后，应为州级政区。

收国二年（1116）五月，金攻克东京城，俘斩高永昌，“于是，辽之南路系籍女直及东京州县尽降。以斡鲁为南路都统、迭勃极烈，留乌蠢知东京事”。文中明言金此时设置了南路，但东京路并未明言，此时似未建立。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东京设置的是留守司，时以乌蠢、斡论等“知东京事”，以高桢、挞不野同知东京留守事注1。《金史》中，有关东京路较早的记载，是《金史·太祖纪》中天辅七年（1123）二月癸巳诏书和《金史·宗翰传》中的天会五年（1127）七月记事。诏书言：“顷因兵事未息，诸路关津绝其往来，今天下一家，若仍禁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显、咸、东京等路往来，听从其便。”记事载：“宗翰奏河北、河东府镇州县请择前资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晖等从宗翰行。诏黄龙府路、南路、东京路于所部各选如耶律晖者遣之”。据以上两条史料记载，东京路最早当置于天辅七年前，至晚当置于天会五年前。

注1《金史》卷二《太祖纪》、卷八四《高桢传》、卷八〇《大传》。

天会十年（1132），金改南京路平州军帅司为东南路都统司，将军事机关自平州迁至东京辽阳府，以镇高丽。金与高丽关系的缓和，金将都统司置于距两国边境较远的辽东重镇东京辽阳府显得较为合乎时宜。保州路的职能被东南路所取代，而建于此前的东京路，也应不复存在。

金所设置的治理东京路的衙署，据现存文献来看，并非金初通行的都统司，而是兵马都部署司。其实这并不奇怪，辽代在东京、西京设置的就是兵马都部署司。两代出现惊人的一致之处是，金代也只在这两京设置兵马都部署司，可见金承辽制是确凿无疑的了。据《金史·地理上·辽阳府》条小注载，东京都部署司路似置于天会十年后，当是撤销东南路，恢复东京路之时。熙宗天会十三年即位，当年改制，东京都部署司路或设于此时。如此，则天会五年以前的东京路非都部署司路，而为都统司路。在此，再赘言一句，《金史·兵志》言，金诸京置兵马都部署司。据上述论证，并不确凿。辽金两代，设置都部署司的京城，只有东京与西京，而并非“诸京”。

4.南路都统司路与曷苏馆都统司路

收国二年（1116）五月，乘乱割据东京的高永昌被擒，“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直皆降”，金遂置南路都统司。天辅末（1122），“分南路边界”。南路的管辖区范围史无明文，应包括辽东京辽阳府以南、今辽东半岛南路系辽女直。而所谓南路系辽女直则应包括南女真国大王府与苏曷馆女真国大王府等属国和部族。据《金史·太宗纪》记载，天会二年（1124）十月，“命南路军帅阇母，以甲士千人益合苏馆孛堇完颜阿实赉，以备高丽”。六年（1128）“三月壬辰，命南路军帅实古乃籍节度使完颜慎思所领诸部及未置猛安谋克户来上”。这表明南路确实是管辖南路系辽女真部族地区的一个都统司路，而且所管并非仅曷苏馆一部。完颜慎思，本姓耶律，天辅末，金军追辽主至天德，来降，“遂领诸部入内地”。慎思所部不可能是曷苏馆部，以上二例证明了南路都统司主要是负责管理包括曷苏馆女真在内的诸部族的机构。

《东北历代疆域史》认为，“南女真指分布在今辽东半岛的女真人，辽设南女真国大王府，兵事属南女真汤河司”。南女真汤河司管辖卢、归、苏、复州及镇海府的兵权，是辽镇抚该地区的军政机构。辽朝因俗为治，其地方行政管理实行“一国两制”，对于从事农耕的汉人、渤海人实行州县制，对于从事游牧或农牧方式的契丹族、奚族、女真族则实行部族制。因此，南女真国的各部族应分布在上述各州府及其旁近。南女真汤河司的设置，应是针对南女真国诸部的。

合苏馆女真，也应属南路系辽籍女真。辽全盛时，“恐女真为患，诱豪右数千家处之辽阳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势，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款’”，因置曷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又言此为金始祖之兄后裔聚居地。故金起兵灭辽，收国二年合苏馆即归附，金遂以其后裔胡十门为“曷苏馆七部勃堇”，而置曷苏馆路。

关于辽代曷苏馆部的居住地及金代曷苏馆路的辖区，前人有种种推断。一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汇编》认为辽代曷苏馆部的居住地及金代曷苏馆路的辖区，“在今辽宁省辽阳县以南至金、复二县一带”。二是日本学者津田所言，辽曷苏馆部“以辽代的复州、苏州二州为中心，延伸到卢州、归州及其他邻近的地方。辽廷以南女直汤河司统辖其地”。二说一致之处，在于都认为辽东半岛的南端是曷苏馆女真的居住地。所依据的史料，当是《金史·地理上》，志言，曷苏馆路“有化成关，国言曰曷撒罕关”。又，《金史·完颜齐传》言，“复州合厮罕关地方七百余里，因围猎，禁民樵捕。齐言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则公私有益。上然之，为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厮罕猛安”。二说不一致之处，在于前者认为辽阳以南即为曷苏馆女真的居住地，范围非常之大。《金志》辽阳府鹤野县条言，曷苏馆在该县长宜镇。与上引《大金国志》所言曷苏馆女真在辽阳以南合。如此说来，辽曷苏馆诸部散居在自东京辽阳府以南，以至辽东半岛南端的苏、复二州这样一个辽阔地带。它北部与海、耀、铜、铁等州错居，南部曷苏馆女真的一部则远在复州之南。都兴智先生认为，“‘哈厮罕’虽然与‘合苏馆’音近，但二者风牛马不相及”。“合厮罕猛安所在之地皆非曷苏馆女真人活动地区”。但他未提供论断的依据。又认为“辽代称在今鞍山附近的冶铁部落为曷术部，与熟女真曷苏馆部也是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人，‘曷术’与‘曷苏馆’亦不可同日而语”。从而质疑长宜镇为曷苏馆路早期的治所，实际上也对曷苏馆女真在辽阳以南近地的存在提出了质疑。我认为鹤野县长宜镇作为曷苏馆路的治所，它距曷苏馆女真中心地区似嫌偏远。如果为该路之治所，那只能理解为这里于东京辽阳府较为近便，否则实难理解。但据目前存世的文献，该地区应是曷苏馆女真人的居住地。

曷苏馆女真居住的中心地区，顾祖禹指出在明盖州卫东南。日本学者认为曷苏馆在鸭绿江以西的辽东半岛。在顾祖禹及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都兴智进一步申论，认为曷苏馆部“其北界大致在今盖县熊岳镇以东的碧流河上游，东界不超过今岫岩县和东沟县（今东港市）的大洋河，东南和南面濒海，西邻今金县、瓦房店市，其中心地区就在今碧流河流域”。再具体些，金“曷苏馆路的管辖范围只限于今盖县熊岳以东，到大洋河止，西到今瓦房店市、金县的东界，包括今盖县的东南部、岫岩县的南部、东沟县的西部、庄河全部、新金县绝大部分和瓦房店市北部一小部分地区”。

曷苏馆路大约设于天辅二年。曷苏馆路的治所，初期设于鹤野县长宜镇（今辽宁辽阳市西南），天会七年（1129），移曷苏馆都统司于宁州（今辽宁复县西北永宁）。海陵时，曷苏馆都统司改为节度使。曷苏馆都统司的地位，史未明言，但海陵时改为节度使，则明确地表明它是州级政区。明昌四年（1193），撤销曷苏馆路，原辖地绝大部分划归辰州，因升辰州为辽海军节度使，六年改名盖州。

曷苏馆路，在明昌四年撤销前，属上京路，成为存在于东京路诸州府之中的一块飞地。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实际上是因为曷苏馆女真与金皇室有同祖这样一种亲密的血缘关系，因此该路被划入上京路管辖，表明该路也属“内地”。天会二年，太宗给孛堇阿实赉的诏书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诏书曰：“先帝以同姓有自鬻及典质其身者，命官为赎。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孛堇阿实赉，应即上引所言合苏馆路孛堇完颜阿实赉。耶律慎思因降金并有立功表现，而被赐予完颜姓氏，并允许其率部迁入内地，同样表明了金朝对他的特殊的礼遇。

如上所言，南路管辖包括东京辽阳府以南的整个辽东半岛的部族地区，这与金朝设置该路为管辖东京辽阳府以南的南路系辽女真是吻合的。不仅如此，金设置南路都统司的又一个目的，是“且以讨张觉”。张觉盘踞平州，如南路管辖范围不包括东京辽阳府以南近地，则与平州相距遥远，地里、兵势均不相接，这样是不便于讨伐张觉的。

天会七年（1129）时，辽、北宋均已灭亡，金丽关系也趋于缓和，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燕京收复，保州归还高丽，这两个事件的出现，必然要引起金朝政区，尤其是辽东地区政区设置的调整，以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撤销设在平州的南京路，恢复辽代以燕京、平州为主体的南京路，时机已经成熟。“天会十年（1132），改南京路平州军帅司为东南路都统司”，移治辽阳府，“以镇高丽”。这标志着金的战略目标已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天会六年（1128）后，文献之中不再见有“南路”之记载，南路当也在此次政区调整中撤销。都兴智先生认为南京路都统司就是南路都统司，错误是非常明显的，不必深论。

总之，金灭辽战争开始后，与金壤地相接的辽东京道，成为金首先攻占的目标。收国时期，金相继在辽东京道建立了保州路、咸州路与南路。天辅时，又设置了黄龙府路与东京路。在此之前，金在辽阳府置有代行留守司的“知东京事”。天会十年，在辽阳府设置东南路。保州路在金、丽关系正常化和东南路设置后撤销。南路的撤销也当在这一时期。东京路当因天会十年东南路的建立而撤销，也当因熙宗初年东南路的撤销而恢复。黄龙府等路则于天眷元年（1138）改称上京路。因此，大约在天眷初，在辽东京道的区域内，金建立了东京、咸州、上京三路。

二、南京（平州）军帅司路，燕京、中京都统司路

辽代，平州以辽兴军节度领营、滦二州，燕京控顺、檀、涿、易、蓟、景六郡，各为一路。金初，平州与燕京仍为两路。平州，据《金史·地理上》言，天辅七年（1123），升“为南京，以钱帛司为三司。天会四年（1126）复为平州，尝置军帅司。天会十年徙军帅司治辽阳府，后置转运司。贞元元年（1153），以转运司并隶中都路”。那么，在天会十年军帅司撤销后，平州一道可能就并入了燕京路。但财政上平州与燕京仍分治，维持着辽代的体制，直至贞元初。

燕京，天辅七年属宋，天会三年（1125）底，为金夺回。七年，属河北东路。十年，设在平州的军帅司移至辽阳府。可能以此为契机，复建燕京路，平、滦、营三州归燕京路之建制。此年九月，元帅右都监耶律余睹谋反败露，“其党燕京统军使萧高六伏诛”。这一事件似可证明这一点。燕京统军使一职为辽制，是辽设在燕京的北面边防官，它隶属于南京都元帅府，以备御宋国，这说明天会时燕京路仍行辽制。退一步而言，燕京路至少在皇统元年（1141）前已重建。

天辅六年（1122），金得辽中京。天会二年（1124）末，兴中府、建州降。辽中京道战事结束。

天会元年（1123），金以平州为南京，以钱帛司为三司，又置军帅司，遂建南京路。天会三年七月己卯，“南京帅以锦州野蚕成茧，奉其丝绵来献，命赏其长吏”。据此，此时南京路除辖平、营、滦三州外，可能还辖包括锦州以西的诸州府，即兴中府、成州、宜州、川州、建州、来州，约相当唐之营州，更似隋之柳城郡与辽之辽西路，以天然限隔南北的努鲁儿虎山为分界线划界。金天会初，因燕京路割予宋朝，平州一道辖境不大，故东扩至锦州而成南京路，此路实为金沟通辽东与燕云之咽喉要道。天会四年，以燕京已收复，南京复为平州，十年，所设军帅司移至东京辽阳府，金当于此时撤销平州路。辽辽西路之地复归中京路之建制。

中京路又称六部路、奚路。据《金史·挞懒传》载，“太祖自将袭辽主于大鱼泺，留辎重于草泺，使挞懒、牙卯守之。奚路兵官浑黜不能安辑其众，遂以挞懒为奚六路军帅镇之”。“及宗翰、宗望伐宋，挞懒为六部路都统。宗望已受宋盟，军还，挞懒乃归中京”。及《金史·太祖纪》载，天辅“六年（1122）八月辛丑，中京将完颜浑黜败契丹、奚、汉六万于高州”。引文中，完颜浑黜既称“奚路兵官”，又称“中京将”。挞懒为奚六路或六部路都统，第一次宋金战争结束后，“乃归中京”。这一切均表明六部路、奚路、奚六路或中京路实为一路。

总之，天会初，金中京路大约袭辽之中京路旧制不变。而此时邻道之平州升为南京，将辽平州路与辽西路合并为南京路。十年，以平州所设军帅司移至东京辽阳府，金撤销南京路。辽辽西路之地归中京路建制，而平州及其所领也归燕京路之建制。

三、上京都统司路，西京都部署司路

金天辅四年（1120）五月，得辽上京，以辽降臣卢彦伦权发遣留守司事。五年置上京都统，统兵五六万人，遂建金上京路。金上京路与辽上京道或上京路同。

天辅六年，金得辽西京。因辽制仍为西京大同府，以辽降臣韩企先为西京留守。韩企先天会六年（1128）离任，接任者为高庆裔。高庆裔的实衔是“西京留守、大同尹兼山西兵马都部署”，因此，韩企先在西京留守任上，应同时还兼任西京兵马都部署一职。总之，金承辽制，西京路与东京路一样都是都部署路。

总之，皇统二年（1142）金宋划定疆界后，金朝在原辽地已基本完成了高层政区路制的建设。原辽境已分为上京、咸州、东京、中京、北京、西京、燕京七军事路，分统军司、都部署司、都总管府三种类型。又分设上京、北京、东京、中京、西京、燕京、平州等七转运司路，掌一路“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但“不刺举”。金代的转运司仅仅是路级财政机构，它不负责一路的行政事务，这点与宋朝的转运司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在存世的金代金石文献中可找到印证的史料。而行政事务则由总管府负责，这样就形成以统军司、都部署司、都总管府为主体，转运司为辅的军政合一的高层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区。

第四节 金初在原宋地的地方行政区划

金灭北宋之初，面对新占领的辽阔的黄河流域地区，就清醒地认识到，以一个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来实行直接统治是不可能的。当时，金军统帅左副元帅宗维、右副元帅宗杰一致认为，“它日赵氏必复兴，今吾务广地而兵力不能周，是自贻患也，不若以河为界”。这一决策，对于金初期治理淮河、秦岭以北的新占领区，有着深远的影响。金初，始终以河为界，将新占领区分为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的两个地区。在实行间接统治的地区，“官制不易、风俗不更”。于是，天会五年（1127）三月，在黄河以南地区，扶植傀儡张邦昌，建立了伪楚政权。为了确保伪楚政权的稳定，金在黄河北岸屯兵，“以贝勒明珠为河北路统军屯濬，阿里为河东路统军屯河阳”，这是金在宋境设置最早的统军。同年九月，攻克河间府，置河间路都统司注2。八年，在伪齐建立时，又置大名府统军司路。其目的当与伪楚建立之初设置河北、河东统军司路一样，发挥镇摄作用。

注2《金史》卷三《太宗纪》、卷八〇《大传》。

随着局势的稳定，天会六年（1128），金于平阳府、太原府建河东南、北路，置总管府、转运司。七年，于河间府、真定府建河北东、西路，置总管府、转运司。九年，金以陕西地赐齐，陕西仍沿用宋制，帅司路依旧分为永兴军、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并置经略安抚使、都总管。转运司路仍以陕西为名，总治六路之事。这样除大名府外，所有金直接、间接统治地区都设置都总管司、转运司进行治理，金在淮水、秦岭以北新占领的地区，就由军事管制时期转入常态管理时期。由于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也由于当时的形势，所以，金实行的是以都总管府为主体的地方行政体制，转运使无刺举之责，这是与宋制根本不同的所在。

金对所占宋境进行划分，建立新的政区，是从河东路开始的。金将河东路分为南、北两路。以太原府、忻州、汾州、石州、代州、岚州、宪州、平定军、晋宁军、火山军、宁化军、岢岚军、保德军为北路，置总管府于太原府。以平阳府、隆德府、南隰州、慈州、蒲州、绛州、解州、南泽州、辽州、沁州、南怀州、孟州为南路，置总管府于平阳府。其中，隰、泽、怀三州，以原辽境有同名者，并加“南”字。蒲州、孟州，即北宋的河中府、河阳府，金降为州。又，蒲、解二州北宋时属陕西路，南怀州北宋时属河北路，孟州北宋时属京西路。金以黄河为界，将上述四州割隶河东。但孟州在黄河以南的汜水、河阴县则改隶伪齐的郑州。

金河北东都总管路的前身，应为天会五年所置河间府都统司路，但河间府都统司路的巡属不明。河北东路的辖区，检《金史》之《地理中》、《地理上》，天会七年，河北东路组建之初，有河间府、莫州、冀州、深州、宁州、寿州、雄州、霸州、保州、安州、遂州、徐州、信安军、保定军。其中，宁、安、遂、徐四州，以宋永宁、顺安、广信、安肃军升改。寿州以河间府乐寿县升。又，燕京析津府，天会七年，析河北为东、西路时，也属河北东路，则卢龙一道所辖蓟、景、易、涿、顺、檀六州亦当并属河北东路。但天会十年，燕京路已恢复建制，因此，此后河北东路当不辖卢龙一道之一府六州。

河北西都总管路的辖区，据《金史·地理中》，天会七年，以真定府、威、赵、邢、洺、相、磁、定、祁、浚、卫州为西路。其中，赵、邢、定三州，自北宋庆源、信德、中山府改，威州则以真定府井陉县升。其辖区要比宋河北西路小，少怀州、深州、保州、安肃军、永宁军、广信军、顺安军。其中，怀州改隶河东南路，而其余州军则改隶河北东路。

金宋战争时期，金始终未能占据陕西全境，其实际控制的陕西，要比北宋时小很多。因此，皇统二年（1142）金对陕西的政区实行调整，并永兴军、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为京兆府、鄜延、庆原、熙秦四路，京兆府路总管府治于京兆府，鄜延路总管府治于延安府，庆原路总管府治于庆阳府，熙秦路总管府治于临洮府。临洮府，即熙州，同年升为府。

宋永兴军路领永兴军、河中府、解、陕、商、虢、同、华、耀九州府。金割河中府、解州隶河东南路，割陕州隶河南路。绍兴和议成，商州上津、丰阳二县属宋。则金初的永兴军路实领永兴军、虢、同、华、耀五州府及商州之半。皇统二年，金置京兆府路，除上述州府外，应割环庆路醴州来隶。醴州，本京兆府奉天县，唐末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升为乾州。宋熙宁五年废，奉天县还隶京兆府。政和七年，升为醴州。八年，割属环庆路。因此，皇统二年，政区调整，醴州应改隶京兆府路。同时来属的，据《揽辔录》还有环庆路的邠州。《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言，陇州，“海陵时隶熙秦路，大定二十七年来属”。那么，海陵以前，皇统二年以后，陇州属何路？我以为陇州不应属庆原路。自北宋以来，环庆路即以防范北面西夏为务，金建庆原路，其防务目标当也是西夏。而陇州远在南部，与宋毗邻，当以防宋为务，故皇统二年陇州当属京兆府路。陇州与京兆府、醴州地里不相接，为位于其间的凤翔府所隔，因此，凤翔府也应隶属京兆府路。《揽辔录》也言，凤翔府属京兆府路。总之，皇统二年，京兆府路应领京兆府、凤翔府、商州、虢州、同州、华州、耀州、醴州、邠州、陇州。陇州，“海陵时隶熙秦路”，故大定时京兆府路无陇州，只领二府、七州，与《揽辔录》所载，完全吻合。

鄜延路，宋领延安府、鄜州、丹州、坊州、保安军、绥德军，金同。

皇统二年，金并宋环庆、泾原二路为庆原路。宋环庆路领庆阳府、环州、邠州、宁州、醴州、定边军。宋泾原路领渭、泾、原、会、西安五州及德顺、镇戎、怀德三军。据《揽辔录》所载，会州、镇戎军、德顺军，金属熙秦路。醴州、邠州，金属京兆府路。则皇统二年时庆原路应领庆阳府、环州、西宁州、定边军、平凉府、泾州、原州、西安州、怀德军。

但西安州以天都山为中心的北半部地区和定边军治以北的横山地可能为西夏实际控制。皇统六年，“以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地赐夏国”就是对这种实际控制的承认。金在割地之后，废定边军置寨隶环州。将西安州余部及怀德军并入了镇戎军。故皇统六年后庆原路实领庆阳府、环州、宁州、平凉府、泾州、原州，与《揽辔录》所载，正相吻合。

皇统二年，金并宋秦凤、熙河二路为熙秦路。宋秦凤路领凤翔一府及秦、凤、阶、成、陇五州，绍兴和议，凤、阶、成三州及秦州之半属宋，凤翔府、陇州改隶京兆府路，仅余秦州，“皇统二年置防御使，隶熙秦路”。宋熙河路领熙、河、巩、岷、兰、洮、廓、乐、西宁九州及震武、积石二军。绍兴和议，岷州属宋。西宁、廓、乐、积石四州军属夏，震武军地原属乐州，四州予夏后，金在湟州境内大通城东黄河南岸又建积石军，而震武军则成为飞地，亦随之放弃。又以泾原路之会州、镇戎军、德顺州来隶。故皇统二年熙秦路实领临洮一府，秦、河、巩、兰、洮、会、德顺七州及镇戎、积石二军。《揽辔录》熙秦路有陇州，为海陵时变动所致，故推断不误。

总之，皇统二年，金宋划定疆界后，金的疆域确定了，其统一的政区，经历二十余年的调整也基本确立。金全境分为上京、咸州、东京、中京、北京、西京、燕京、汴京路（河南路）、河北东西路、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东南北路、京兆、庆原、熙秦、鄜延十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