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经过四年多的楚汉之争，刘邦终于打败了项羽，于高帝五年（前202）二月，在定陶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政制上，汉基本继承秦制，但又鉴于秦因暴政速亡的教训，在法制、赋税、思想文化等方面，也有改善和变化，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宽舒”的政策，致使西汉王朝在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里，使秦王朝开创的统一、多民族、专制集权的封建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第一个盛期。

定陶是刘邦即帝位的临时都城，不是长久之地，三个月后，他迁都洛阳。不久，又采用齐人娄敬的建议西迁关中，从此，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由于连年战争的创伤，高祖面对着的是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的局面。同时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价百金。怎样才能较快地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辩士陆贾总结包括秦亡在内的历代兴亡的教训，向高祖提出了“马背上打天下，马背上能否治天下”的问题。陆贾依据战国以来道家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和儒家主张施“仁政”的理论，提出了一套“无为而治”的治国理论。他在《新语·无为》篇中指出：秦代由于事功越烦，天下越乱；法禁越多，奸宄越盛；兵马越众，敌人越多。秦王朝的灭亡就在于举措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高祖对陆贾的思想极为欣赏，他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才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变经济凋敝的状况。于是，这种“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成为汉初统治者几代人的指导思想。

同时，在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秩序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首先是改革秦政，制订汉律。刘邦在入关之初就顺应民心，“约法省禁”，明令废诽谤法、族诛法、偶语律等秦苛法，宣布约法三章。后因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建国初令相国萧何整理、修改秦律，作汉《九章律》，仍以约法省禁、蠲削烦苛为原则，对一些定罪、刑罚有所减缓。《九章律》的颁布有重要意义，汉以后的历代法律大多以《汉律》为蓝本，它被誉为律令之宗，“百代不易之道”。

其次是制订了一系列重农抑商，恢复生产的措施。这些措施有：（一）恢复一批因战乱流亡避居在外的地主的地位和财产，并扶植一批新的军功地主和自耕农。（二）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三）开放“故秦苑囿园地”，任民耕种，鼓励垦荒。（四）采取徙强抑商政策。高祖沿秦制，下令将各地豪强迁徙关中，一方面将他们控制起来，同时给他们上好田宅，采取优惠政策，来发展关中经济。对商人及其子孙规定不能做官，商贾不得穿丝毛织品，加倍征收商人人口税。（五）轻役薄赋。刘邦一度实行十税一田租，后减为十五税一；人口税分两种：口赋和算赋。口赋是七至十四岁的未成年人，每年每人交二十钱；算赋是十五至五十六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一算）。按规定，男丁每人每年在本郡服劳役一个月，称之为更卒或卒更；每人每年戍边三天，称为徭戍。不愿为更卒的，可纳钱二千，谓之践更。不愿戍边三天的，可出钱三百，谓之过更。更赋也就是一种代役税。这些役赋都比秦代要轻。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很快医治了战乱的创伤，使汉初社会从户口稀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中复苏过来，有力地发展了社会生产。

刘邦立国之初，朝廷礼仪法规尚不完备，博士叔孙通应高祖之召，制订礼仪。他采取古礼与秦仪制订出一套庄严、肃穆、显示出皇帝威严皇权神圣的汉仪。实施后高祖高兴地叹道：“吾今日才知晓皇帝的尊贵！”

当时的边境并不安宁，北方的匈奴，南方的两越，不时滋事生乱。匈奴族趁秦末战乱，大举南侵，与汉相持于今日甘肃兰州、宁夏固原、陕西榆林、内蒙古托克托一线。西汉初年，汉王朝尚无力消除匈奴之患，于是采用娄敬之计，与匈奴实行“和亲”。“和亲”政策是汉把宗室之女当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馈赠大量的絮缯酒食给匈奴，并与匈奴互通关市。但“和亲”并没有消除匈奴的侵扰，他们仍不断在边地掳掠人畜，对汉王朝造成极大的威胁。这种对匈奴的“和亲”一直维持到武帝，才有改变。

在南方，西汉初年南越王赵佗都番禺（今广东广州），闽越王无诸都东冶（今福建福州），东海王（又称瓯王）摇都东瓯（今浙江温州）。这三个越王名义上臣属于西汉王朝，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割据政权。

刘邦在世时，在剪灭异姓诸侯王后，又大封同姓诸侯王，为以后诸侯王国反对中央埋下了隐患。当时所封的同姓诸侯王有九人：楚王刘交、齐王刘肥、赵王刘如意、代王刘恒、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和燕王刘建。这样汉初出现了地方体制上与秦不同的“郡国并行政体”。同姓诸侯王的封国很大，占据了国土的大半。当时全国有五十四个郡，而诸侯王国就占有三十九郡。仅齐国就拥地七郡。

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高祖去世。继位的惠帝是个“仁弱”的国君，当了七年皇帝，于前188年去世。此后吕后先后立了两个小皇帝，均旋即废掉，大权操纵在吕后手里。吕后也推行“与民休息”的黄老政治，在法制上有不少改革。她实行减刑，将判服舂米四年劳役刑的女犯减为供给宗庙三年柴薪；还颁赎罪法，废挟书令，除三族罪、妖言令等。经济上采取弛商贾之律，即实行工商自由的政策。无为而治和法制的一系列改革，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稳定。

从“家天下”的私心出发，吕后不仅临朝称制，还大封诸吕为王，想以吕氏代替刘氏。她的这些做法违反了高祖生前立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禁令，引起了刘氏宗室和重臣元老的不满。前180年，吕后一死，在周勃、陈平的谋划和率领下，把吕氏诸王一网打尽，铲除了吕氏势力。

周勃等大臣迎立代王刘恒为文帝，他在位二十三年（前180—前157）；继位的汉景帝刘启，在位十六年（前157—前141）。在文景统治时期，他们进一步调整政策，继续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措施，使社会经济更加发展。政治上还取得了与诸侯国斗争的胜利，出现了史称“文景之治”的局面。

重视农业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是文景之治的主要内容。文帝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地方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农官，以指导、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采纳了晁错“入粟拜爵”的建议，实行所谓“贵粟”政策，即规定百姓提供给政府一定的粮食，给予爵位，享有特权。前168年，颁布的“卖爵令”规定，入粟六百石者爵上造（二级爵），递增至四千石者爵五大夫（九级爵），到一万二千石者爵大庶长（十八级爵）。爵高者可享有相应的特权，如五大夫以上可免除家中一人徭役，有罪的可减刑或免罪。这些措施有力地提高了人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减轻人民负担的重要措施是轻徭薄赋。文帝于前178年和前168年两次把田租从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有一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又有减轻，从高祖时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为三年服役一次。前155年，景帝还把男子服役的年龄从秦代的十七岁提高到二十岁（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属昭帝时事）。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业的发展。为了鼓励百姓养马备车骑，以加强武备，文帝又颁“修马复令”，规定百姓有车骑马一匹者可免除三人徭役。前168年，文帝又废除过关用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对生产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秦代苛法严刑是汉初几个皇帝抚民政策的重要内容。文帝时对秦法又作重大修改。秦代被判处为隶臣妾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秦代实施的“收孥相坐律令”，文帝于即位之初（前179）即予废除。秦代有黥、劓、刖、宫等肉刑，文帝于前十三年（前167）下令“废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景帝六年（前151）又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景帝中元二年（前148）二月，改磔刑曰弃市。此外还发布过一些赦死罪的诏令。这些刑律的改革有重要意义。但汉代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律令重复颁布的现象，如萧何时定律已有“除参夷”的记载，高后时也有“除三族罪”令，文帝时又出现“除三族罪”及“尽除收孥相坐”的诏令。这说明一些重大刑律的废除有一个过程。

诸侯王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国势力的膨胀，日益显露，已成为“尾大不掉”之势。文帝时就出现了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反叛。

东牟侯刘兴居因铲除吕氏势力和拥立文帝有功，封为济北王。不久，他觉得文帝亏待了他，遂起叛心。文帝前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入侵河南地，文帝派灌婴率兵迎击，自己亲至太原督战。在后方的刘兴居趁文帝离京进行叛乱。文帝闻讯后派大将柴武率十万军队回师镇压。七月，文帝回到长安，叛军瓦解，刘兴居被俘自杀。

前174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叛旗。刘长是高祖少子，自认为与高皇帝最亲，应立为帝。文帝即位后，他心怀不满，骄横无礼，不遵守法度。文帝对他一再容忍，也未能使他悔改，反而在封国内不用汉法，逐走中央派去的官吏，出入制度俨然似皇帝一般。文帝看在兄弟的情份上，对他未加惩处，但这反而助长了刘长的气焰，终于在前174年准备勾结匈奴，谋反中央。但尚未行动，即被发觉，最后在流放蜀郡途中绝食而死。

诸侯王的这些活动，使一些有识之士感到问题的严重。时任梁王太傅的贾谊向文帝上著名奏疏《治安策》，提出必须立即削弱诸侯王势力。其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把诸侯王国划得小一点，多封一些诸侯，使每一个诸侯王国都因势单力薄，形不成割据势力，不能构成对朝廷的威胁。贾谊的建议得到文帝的重视，不久他把齐国分为六，淮南分为三。

继贾谊之后，晁错在景帝时又提出了《削藩策》。他主张借诸侯王触犯法网的时机，削减诸侯王封地。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前154年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卬的六个县。这一措施引起很大震动，被削地之王，当然不满，未被削地之王，也都惶惶不安，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当时吴国地处东南，是有五十余城的大国，实力雄厚。前154年，当吴国被削会稽郡时，吴王刘濞就借口晁错削藩分离骨肉，提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口号，联合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西王卬和胶东王雄渠等六国发动“七国之乱”，起兵反叛中央。景帝听信谗言，诛晁错，以求吴王退兵。但刘濞非但不退兵，反而扬言要夺取帝位。最后，还是战争解决问题。经过三个月的苦战，最终平定了叛乱，刘濞为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七国之乱被平定。这场战争，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而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文景时期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但匈奴仍不断侵扰边境，每次入塞，都要掠掳人畜，破坏庄稼。前166年匈奴南下，游骑迫近长安。贾谊在《治安策》中痛陈匈奴为患之害，晁错在《募民徙边》策中建议募民迁徙塞下，屯田筑城，加强边防。还建议将屯戍之民以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训练，战时出征。为加强战备，文帝除鼓励百姓养马外，还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三十个牧马所，用官奴三万人从事牧养，繁殖战马，这些措施为武帝对匈奴开展大规模的反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景两帝在历史上以自奉节俭著称。这使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由于文景两帝在近四十年的统治时期里，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为降低，高祖时米石万钱，至文帝时，粟每石降至十余钱至数十钱。从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能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这些都是史书上关于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汉景帝去世后，于建元元年（前140）即位的是汉武帝刘彻。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十六岁即位，在位五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也是西汉诸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功业辉煌的皇帝，开创了西汉一代盛世。

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汉代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为刘彻的上台，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思想文化上施展其宏图，奠定了基础。

汉初以来实行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到武帝即位时，国力殷富，百废待兴，黄老之说显然和社会实际相差日远，而主张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已日益显露出它对现实的积极意义。因此他一上台就起用卫绾、田蚡、窦婴等一批儒生充任丞相、太尉、郎中令等要职。丞相卫绾向武帝建议：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韩非刑名之学的，或习苏秦、张仪纵横游说之学的，一概罢黜。后董仲舒又建议：“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光元年（前134），信奉黄老的窦太后一死，汉武帝就大力推行尊崇儒学的思想转变活动。他不仅重用儒者，还接受董仲舒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后又在太学设博士子弟，把儒家经典的传授作为太学的主要内容。从此，儒家思想代替了黄老之学，被奉敬到至尊的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

诸侯王问题仍是朝廷面临的一个难题。武帝一刻也没有忘记想寻出一条既能维持刘家天下，又不伤害汉朝筋骨的两全之计。元朔二年（前127），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正合他意。主父偃提出，诸侯子弟无尺地之封，仁孝之道就得不到播扬。因此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上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都得以受封为列侯，但国土越分越小。这样汉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对一些“骄淫失道”的诸侯王，武帝还采取法律的手段对他们实行削爵、夺地和除国。

武帝对诸侯王采取的这些措施，也遇到了诸侯王的反抗。就在推恩令颁布不久，淮南王刘安与其弟衡山王刘赐勾结起来，密谋叛乱，但还来不及动手，武帝便果断采取措施，严厉镇压，受牵累被杀者达二万人。此后，武帝继续加大力度打击诸侯王。前112年，他借口许多列侯因“酎金”的成色不足，一次就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此后，又颁布《左官律》，不准人们私自为诸侯充当官吏，以防结党营私。同时还颁布《阿党附益法》，凡诸侯王国的官吏和诸侯王结为死党，诸侯王有罪而不举的；以及朝中大臣与诸侯王勾结，而帮助诸侯王得到法外附益的，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诸侯王经武帝这一连串打击，国势骤衰，从此只有经济上一些特权，政治上已无所作为。至此，诸侯王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汉武帝上台不久，深感到许多权力如重要人事任免权，被控制在丞相手里。为了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武帝在政治体制上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汉初的丞相权力很大。如任用官吏，向皇帝推荐人才；对地方郡守的考课和黜陟、诛赏；律令及有关刑狱事务管理；对地方暴动派兵镇压；全国计簿和各种图书等档案管理，都在丞相职权范围内。面对薄弱的皇权，迫切需要削夺丞相权力，武帝着手建立中（内）朝制。他对原来地位较低的内侍人员，如尚书、侍中、中常侍及大将军等加官赋予权力，让他们出纳王命，代替丞相一部分权力，以此来架空丞相。从此，权力从丞相（外朝）移向内朝。皇帝的诏令往往不再由丞相，而是经尚书等中朝官传达百官。于是出现了中朝决策、外朝执行的状况。更有甚者，遇天灾人祸往往把罪责归咎于丞相，因此武帝时丞相命运多舛。前后十二位丞相，有三人免职，二人获罪自杀，四人下狱处死，仅三人善终相位。

中央权力集中于皇帝后，武帝着手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创建刺史制度。

武帝把全国一百多个郡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亦称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在六个方面（史称“六条问事”）监察地方豪强、郡守。刺史位卑权重，专司监察。后又在京师地区设司隶校尉。刺史、司隶校尉由中央御史大夫监督，直接听命于皇帝，有力地加强了专制集权和国家的统一。

武帝时法制改革一改汉初宽舒的政策，任酷吏，严刑法。酷吏，因其对宗室、外戚、豪强和游侠等进行“严酷”惩治而闻名。汉代为官酷烈而入史者共十六人，武帝一朝独占十一人，其中尤以张汤、赵禹、杜周为著。张、赵两人增订汉律“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名目空前增加。武帝任用酷吏，固然有利于扫除社会痼疾，但滥用酷吏无疑会造成一种恐怖气氛，对社会安定与繁荣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在政治、刑法改革的同时，武帝在军制上创建常备军：一是常驻京师及其附近地区的所谓“八校尉”禁卫军，二是期门、羽林和羽林孤儿组成的侍从军。

如果说上述措施是武帝的“文治”的话，他的“武功”业绩则是北征匈奴、西通西域、南平南越和西南夷，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匈奴问题一直是困扰汉初统治者的严重问题。几代的和亲并未带来边境的安宁。武帝上台后，国力殷富，为抗击匈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抗击匈奴已提到议事日程。

元光二年（前133），武帝命聂壹出塞，引诱匈奴进攻马邑，而以汉军三十万埋伏近旁，企图一举歼灭匈奴主力。单于引骑十万入塞，发觉是汉军的诱兵之计，中途退归。马邑之谋虽未获预期目标，但它揭开了大规模抗匈战争的序幕。

武帝针对匈奴骑兵占优势、出没无常、忽聚忽散的特点，制订了集中兵力，由近及远，逐次击破主力的战略方针，充分发挥汉军骑兵的机动作用，注意战时的给养，并大胆提拔卫青、霍去病等一批骁勇善战的年轻将领，从而保障了抗匈战争的胜利。从元光六年到元狩四年（前129—前119）大小战斗数十次，而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是河南战役、河西战役和漠北战役。经过上述三次大的战役，匈奴力量大削，除了对西域各国尚有一定控制外，不能向东发展。百余年来，北方农业区域受匈奴的威胁，基本解除。

武帝在出击匈奴的同时，从战略考虑，想联络受匈奴压迫很深的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以完成“断匈右臂”的任务。这任务落在了张骞身上。前139年，张骞应募出使西域，在往返途中被匈奴两次俘获，历经十余年曲折艰辛，始终未忘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虽然抵达了大月氏，但这时大月氏在妫水（今阿姆河）北岸，又统领了大夏，安居乐业，无意报复匈奴。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他联络大月氏的任务虽未完成，但这是中原人第一次认识西域，他带回了许多西域的风土人情信息和各种情况。在向武帝汇报时，他提到了从蜀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抵大夏的情况，劝武帝开发西南夷。当河西战役胜利后，张骞于元狩四年（前119）第二次出使西域，任务是联络西域大国乌孙，共击匈奴。不料当时乌孙正发生内乱，此举又未有成效。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使汉王朝对西域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副使活动范围到达大宛、康居、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国。这为汉王朝加强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打下了基础。

在南方，武帝即位后的第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告急，求援于汉。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东瓯，援兵未达，闽越已退兵。东瓯人要求内徙，汉朝把他们的一部分徙至江淮之间（今安徽庐江一带），成为汉的编户。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又攻南越边地，南越向汉廷求援，武帝派兵分由会稽、豫章两路攻闽越。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汉退兵。汉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以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封越人贵族多人为侯。

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派安国少季使南越，南越王赵兴因使者上书：“请求比内诸侯，三年进贡一次，除边关之禁。”武帝高兴地许之，希望通过此方式解决南越的归顺。但南越丞相吕嘉反对内属，还杀了南越王赵兴及汉使者，另立新王，公开对抗汉朝。第二年秋，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汉军分四路伐南越。元鼎六年（前111）冬，汉军至番禺，南越降，吕嘉和南越王赵建德逃入海后被俘。至此，经数世、历九十余年的南越割据政权消亡。汉在南越设置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珠崖（治今海南琼山东南）、南海（治今广东南海）、苍梧（治今广西梧州）、郁林（治今广西桂平县北）、合浦（治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治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治今越南清化）、日南（治今越南广治北）等九郡。

汉平南越后，东越王余善反，发兵攻汉豫章郡，并杀汉三都尉。元封元年（前110）冬，武帝派杨仆等分兵四路，分别从海陆攻打东越。越繇王与越贵族杀余善，投降汉朝，武帝又把越人徙处江淮之间。此后，居住江淮间的越人与汉人融合，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

西南夷在秦末战乱后，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中断。汉初，巴蜀地区与西南夷的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巴蜀商人贩卖缯帛、枸酱至西南夷，又从那里贩回筰马、髦牛乃至奴婢。当时汉番阳（今江西波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得知从蜀地经夜郎（今贵州西、北部）有捷径可通南越，于是，他建议通夜郎，发夜郎兵顺牂柯江（今北盘江）而下，以击败南越。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夜郎君愿服汉，请改夜郎为郡县。夜郎附近的一些小部落也请归附汉朝。汉在这一带设犍为郡，郡治所在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稍后，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筰（今四川汉源一带）、冉（今四川茂县一带），在那些地区设十几个县，归蜀郡管辖。前112年，且兰（今贵州贵定东北）君主杀汉犍为太守及汉使。次年，汉发兵攻下且兰，设置牂柯郡（治今贵州凯里一带）。此后，在汉的军事压力下，邛、筰、冉、白马等部族相继归汉，汉即以邛都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黎郡（治今四川汉源东北），冉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北），白马为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西）。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又发巴蜀兵深入西南，滇国降，武帝赐滇王王印，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从此，今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归入西汉王朝版图。

汉武帝在开拓西南、西北疆域之后，又向朝鲜卫氏用兵。元封二年（前109），朝鲜王卫右渠发兵袭杀曾使朝鲜的汉辽东郡东部都尉，汉即发兵从海陆两路伐卫氏朝鲜。次年，朝鲜贵族杀卫右渠而降汉，汉以其地设置真番、临屯、玄菟、乐浪四郡。这种扩张和征服虽加强了经济文化的联系，但当地人民对汉朝的统治压迫进行了不断的反抗。此外，汉武帝在东部还加强了与乌桓、鲜卑的联系，在乌桓地区设置了护乌桓校尉。

汉武帝积极开拓疆域，使汉王朝的统治地区东到今东部沿海和朝鲜半岛北部，北到内蒙古中西部，西到甘肃西部、四川中西部，南到海南及越南北部。

在经济领域里，武帝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主要内容有统一货币，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法，颁布算缗、告缗令等。

秦始皇统一货币后，至汉初货币又允许私人铸造，因此出现了货币质量低劣、币面和实际重量不一的情况。文帝曾整顿币制，但他又任意让私人铸币。武帝上台后进行过多次币制改革，收效甚微。最后于元鼎四年（前113）规定五铢钱为全国统一货币。新币质量高，盗铸者无利可图，因此长期稳定，成为至汉末的唯一流通货币。

盐铁在汉初也允许私人经营。武帝即位后把煮盐、冶铁的生产权收归政府，由官家经营。政府在产盐、铁的地区设立盐官和铁官，统一盐铁的生产和铸造，并垄断买卖。盐铁官营后增强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解决了当时因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经费。

均输、平准法是为调节商品流通更合理而制定的法规。均输是把应由各郡国依例输京而京师并不需要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出卖，通过辗转交换，把京师所需的货物运达长安。平准是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场价格涨落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供需、节制市场。总之，均输、平准法的推行，调节了商品价格，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算缗、告缗令的颁布目的是打击富商大贾。武帝规定（1）凡经营商业取利或放利贷钱取息的资本，二千钱征收一算（一百二十钱）；（2）凡手工业作坊的资本，四千钱征收一算；（3）轺车、普通人年出一算，商人加倍；（4）船只，五丈以上出一算。各人的资产，由自己折合呈报。凡不呈报或呈报不实者，罚守边一年，并没收其资产，一半归公，一半给告缗者（即告发人）。算缗、告缗令颁布以后，上林苑财物贮积充溢，府库得到充实，商人受到沉重打击。

在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社会，除了加强农业生产的指导外，治水有着重要意义。武帝深懂这一点，为发展农业治水抗灾，大修水利工程。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濮阳瓠子河处决口，河水奔腾，淹没十六郡。武帝即发卒十万前往抢险，但由于田蚡封地在隃县，位于旧河道北岸；今河决而南流，故反对治理，搁置二十年。元封二年（前109）武帝东巡，始征调数万民工从事修治。当时武帝亲临工地，令将军以下的随从官员背木材塞决口。这次黄河的治理大见成效，此后七八十年没有发生水灾。武帝时修建的其他水利工程有：漕渠，自长安引渭水东通黄河三百余里，使关东到长安的漕运时间缩短了一半，灌溉土地万余顷；白渠，在郑国渠南引泾水入渭二百里，灌溉土地四千五百余顷；六辅渠，在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六条小渠，使两旁高地得到灌溉；龙首渠，在洛水旁因河岸崩塌，故开凿井渠，地面分列井口，井下水道相通，用以灌溉。这种方法对沙土地带特别有效。

农业生产此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得到进一步发展。大量铁犁的使用，说明汉代牛耕已极为普及。武帝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他创制的“代田法”和耦犁是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汉武帝时期西汉空前强大，经济和文化也有较快的发展。但就在极盛之际，种种社会危机也日益显露出来。

汉初把土地分配给复员士兵，使之成为自耕农或小土地所有者，又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于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小农经济曾起过有益的作用。但从政府减轻赋税中获得较多利益的还是豪强地主。人口税、兵役和更赋很重，这对于无地少地的农民来说，是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据文帝时晁错估计，五口之家的农户，种田百亩，不计副业收入，每年约收粟百石，丁壮日食五升，通家合计，一年食用当占所收之大半，终年劳苦，难得温饱；或遇水旱之灾，只得卖田宅、鬻子女以偿债。破产的农民多数被迫依附于大地主作佃客，一部分则成为流民。这种情况到武帝时更为严重。地主、官僚兼并土地越演越烈，而农民的负担却日益加重。武帝时的口赋从汉初的二十钱增加到二十三钱，年龄从七岁降至三岁，连儿童也不放过。政府还规定三十亩田按一百亩数字征收。长期残酷的北征南戍，是人口消耗的过程，三十多年的征战，使天下人口减少一半。到武帝中期，严重的社会危机已露端倪。元鼎二年（前115），山东连年歉收，方二三千里，竟至人相食，死者以千数；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有流民二百万，无户籍者四十万；天汉二年（前99），齐、楚、燕、赵及南阳等地农民不断起义，少者数百人，多者成千上万，他们杀地主、官吏，分财物，攻城邑，闹得统治者不得安宁。这是汉初以来首次记载农民暴动、起义的情况。

武帝晚年烦心的事接连不断。佞臣江充利用巫蛊事件，陷害戾太子刘据，使父子兵戎相见，太子最后自杀身亡。巫蛊之祸刚平息，武帝在深宫里又遇行刺，这也是他执政以来不可想象的事情。从社会矛盾来说，武帝晚年的情况与秦始皇晚年相差无几。但是汉武帝终究没有重蹈秦皇的覆辙。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建议轮台有荒地五千顷可募民屯边。武帝不仅未同意桑的建议，还对自己过去政策作了自我批评，并采取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的做法，发表了《轮台罪己诏》。诏书的基本精神是：“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即不滥伐民力，横征暴敛；不擅增赋役，加重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改革时弊的措施，确是当时正本清源之举。

征和二年（前87）二月，一代雄主汉武帝溘然病逝于五柞宫，终年七十岁。

汉昭帝弗陵继位时，年仅八岁，大权控制在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手里。昭帝在霍光辅政下，继续贯彻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轮台精神，多次下诏问民间疾苦，采取减轻田租、口赋、更赋，免除民众出马匹供官差的负担等措施，在短短几年内，流民稍还，田野益辟，政府颇有蓄积，西汉又呈现了相对的稳定。

始元六年（前81）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一方，以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为一方，政府召开了一次对施政方针，特别是盐铁官营利弊等问题的辩论会。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平准法等，以示节俭，并进而对内外政策提出许多主张。这些主张对于社会“休养生息”政策的继续推行，对于安定社会局面起了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关于盐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未被政府采纳。政府后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改归民营，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制。

盐铁会议的第二年，发生了燕王旦谋反事件。

昭帝是幼子即位，引起了燕王旦的不满。他自认是武帝在世诸子中最长，应立为帝，因此对昭帝继位怀恨在心。他与上官桀、盖公主等勾结，妄图推翻昭帝，驱逐霍光，自立为帝。昭帝洞察燕王之叛心，霍光采取果断的措施，挫败了燕王旦的阴谋，使政权得到巩固。

昭帝在位十四年，于元平元年（前73）去世，年二十二岁。

昭帝死后，因无后，群臣曾迎立昌邑王刘贺继位，但他骄狂，不遵守法度，六月受皇帝玺绶，七月就被废黜。于是霍光等大臣又立因巫蛊事件流散在民间的戾太子之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宣帝基本继承昭帝时一系列“与民休息”的富民政策，使社会进一步稳定，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

宣帝长期在民间生活，尚能懂得一些民间疾苦。他上台后多次下诏减免田租或租赋，前后达六次之多。为减轻人民负担，算赋、口赋也屡有减免：如地节三年（前67），下诏流民还归原地，不征算赋；前52年下诏“减民算三十”，前55年又下诏“减天下口钱”。流民归于田，发展了生产；田租、口赋的减免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宣帝时粮价一度降到西汉时的最低点：谷价内地每石五钱，边地也不过八钱。为了省转输漕运，宣帝设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控制了物价，调剂了不同地区的需要，保护了农业。此外，还降低盐价。这些都促进了手工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宣帝重视吏治，经常考稽自丞相以下的各级官吏。对地方官吏赏罚分明，对有政绩的官吏，宣帝亲颁玺书勉励，因此良吏辈出，龚遂、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黄霸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循吏”。武帝以来刑法苛严，酷吏滥用刑狱，冤案遍地。相对而言，宣帝时刑法务清平，并设廷尉平，专司平议刑狱。

宣帝时匈奴族发生内乱，出现“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后呼韩邪单于决定归汉，于甘露三年（前51）亲至长安，对宣帝“赞谒称臣”。从此，结束了汉匈之间长达一百余年的战事，使大漠以南广大地区与中原进一步统一。

在武帝经营西域的基础上，宣帝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与西域的关系。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后，匈奴在西域大部分地区被扫除。汉王朝废除了匈奴设立的“僮仆校尉”后，令郑吉以“护鄯善以西使者”身份管理西域事务。此后“西域都护”成为西汉王朝驻西域的最高长官，都护府设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接着，先后在车师前部（今吐鲁番）、伊吾（今哈密）、蒲类（今巴里坤）、赤谷城（今伊克塞湖东）等地区实行屯田，促进了西域农业生产的发展。

生活在今青海、西藏和甘肃西南部分地区的羌人，宣帝时发生叛乱。神爵三年（前61），赵充国将军受命平羌。他采取打击为首叛乱的先零羌，安抚随从的罕、幵诸羌，分化瓦解，很快取得平羌胜利。在对羌作战中，赵充国建议在湟中屯田，他的《屯田奏》得到了宣帝的批准。

宣帝在位二十五年，于黄龙元年（前49）去世，终年四十三岁。他是历史上一位“中兴之主”，但在他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已走下坡路，任何灵丹妙药也不能再使它起死回生。宣帝晚年，胶东、渤海等地有农民暴动，发展到攻打官府，抢夺囚徒，劫掠列侯的程度。宣帝临终前不得不承认：“百姓贫困，盗贼不止。”为此，他下诏要整顿吏治和加强监察。

宣帝的遗训，并没有引起他以后几代帝王的重视。如果说昭宣两代还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宣帝以后的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西汉王朝气数已尽，终于走到了尽头。这正如班固在《汉书·佞幸传·赞》中所说：“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二十七岁的汉元帝刘奭，在文艺方面，特别对音乐倒颇有修养。但在治理国政方面，他却无能为力。即位不久就放弃了汉代统治者抑制豪强势力发展的传统政策，采取了对他们放纵的态度，致使贵戚、豪强、官僚地主依仗其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兼并土地，而广大农民进一步破产。他上台之初，即发生关东十几个郡国水灾，流民入关的情况。元帝的无能，使权力控制在中书令、宦者弘恭、石显手里。他们擅权专政，打击、排挤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致使萧望之饮鸩自杀。

元帝时在汉匈关系上值得一书的是，竟宁元年（前33）陈汤在诛杀郅至单于后，呼韩邪单于再次来长安觐见元帝。元帝把宫女王昭君远嫁呼韩邪。昭君出塞，在汉匈两族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元帝在位十六年，前33年去世，死时年四十二岁。

继位的汉成帝刘骜，是一个“湛于酒色”的荒淫君主。在他统治的二十六年时间里，西汉王朝的颓势进一步发展。他不仅广采良家妇女备后宫以满足淫欲，还经常微服出宫，寻欢作乐，在闾郊巷市斗鸡走狗。后来又迷恋赵飞燕姐妹，终日厮混，把朝政置于脑后。

成帝即位后，虽把宦者石显罢官，清除了宦官的势力，但是其母后王政君依仗裙带关系把她八个兄弟和子侄一一委以大权。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和王莽都相继为大司马，地位显赫，出现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在人民日益贫困的情况下，他们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先是分散的、零星的起义此伏彼起，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元帝时已有人民的反抗斗争，史书多次记载“盗贼并起”。成帝时记载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是史不绝书。河平三年（前26），东郡茌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聚众起义，“攻燔官寺，缚县长吏，盗取印绶，自称将军”。此外，还有梁子政在鄠县起义。而影响尤为巨大的是倗宗在关中南山地区发动的起义，坚持了一年多的英勇斗争，使京师附近“道路不通，城门至以警戒”，政府官军“暴师露众，旷日烦费”。成帝时，被政府判刑并罚作苦役的“罪犯”——刑徒，也多次发动起义，其中著名的有：鸿嘉三年（前18）广汉刑徒郑躬领导的起义，初时六十人，后发展到万余人；永始三年（前14）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领导的起义，他们杀太守，释放囚徒，自称将军，使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

过度的淫欲，使成帝身体日益虚弱，前7年（绥和二年）三月，他在未央宫不明不白地死去，年四十六岁。继位的汉哀帝刘欣，是定陶王刘康的儿子。

刘欣即位初似乎还想有一番作为，看到大地主、官僚疯狂兼并土地和蓄养奴婢，曾接受师丹等建议，下诏限田和限止私蓄奴婢，废除了汉初以来实行的二千石大官可任子弟一人为郎的任子令，还废诽谤诋毁法，任用一批有识之士，企图缓解社会矛盾。但西汉至此已千疮百孔，一些不痛不痒的措施已无济于事。特别哀帝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比汉成帝还荒淫的君主。他被一个美少年董贤迷住，与他搞同性恋。二十几岁的董贤就位居大司马，权侔人主。哀帝还一度想效尧舜的禅让制，把皇位让给他。哀帝刚下了限田令，规定贵戚、官僚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可又一下子就赐给董贤田二千顷。赐给董贤的各种珍宝奇物、钱财竟超过了西汉政府全部“都内钱”。

面对着势力日增的外戚王氏，哀帝上台不久就加以打击，把王莽赶到封国南阳去，但换汤不换药，他起用的是母丁氏和祖母傅氏两家。傅家和傅太后的侄子郑家封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丁氏一门侯者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亦十余人。一时西汉朝廷内外，为丁、傅两氏所把持。而社会危机却愈演愈烈。

面对着日薄西山的西汉王朝，元寿二年（前1），年仅二十五岁的汉哀帝死去，继位的是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刘兴的儿子刘衎，是为汉平帝，年仅九岁。哀帝一死，董贤自杀，王莽东山再起，削除了丁、傅势力后，重新控制朝政，成为显赫一时的实权人物。

王莽是元后王政君的侄子，在当时荒淫腐化的贵戚中间，他以“谦恭俭朴”、“勤学博览”引得人们的赞誉。平帝时，王太后临朝称制，委王莽以重权，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控制朝政。元始元年（1年），他被封为“安汉公”，自比周公，第二年又冠以“宰衡”之衔，以伊尹和周公相比。元始五年，他用毒酒害死平帝后，自称“假皇帝”，而臣民则称他为“摄皇帝”。“假”、“摄”都有代理的意思，而被他所立的是只有两岁的孺子婴，不过是王莽手中的傀儡。

初始元年（8年），在一批人的“拥戴”声中，王莽正式改国号曰“新”，在未央宫即天子位，将孺子婴逐出宫去，以公元9年为始建国元年。至此，汉代刘氏的御座，从名到实都让位给“新”朝的王莽。西汉王朝从汉王元年（前206）始，至初始元年（8）止，共二百一十四年。

即帝位的王莽，针对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由于他的改革有不少是借鉴或效法古制，故称“托古改制”。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一上台就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规定“王田”和“私属”都不得买卖。土地问题他参照古代的井田制，一家有八个男丁，可有田一井，即九百亩。一家不满八人，而田超过九百亩者，将超额之田分给宗族和乡邻无田而应受田者。这并不是真的恢复井田制和废除土地私有制，而只是禁止土地兼并的继续进行并让大地主分出一部分土地给农民，使他们回到土地上从事生产。奴婢不得买卖，也不是完全解放奴隶，只是暂时冻结起来防止贫苦农民继续奴隶化。这两项法令，由于官僚地主的竭力反对，后来不得不宣布废除。

在经济方面，他实行五均、六筦。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各置五均司市师，作为管理商业、征收赋税、平抑物价并兼营赊贷的机构。六筦是由官府专管盐、铁、酒、铸钱和五均赊贷等项事业，并负责征收名山大泽的生产税。由于王莽任用大商贾作为推行五均六筦的官吏，他们不仅办事不力，且内外勾结，从中作梗，一心牟取私利，结果又使改革遭到失败。经济方面另一项货币改革，前后进行三次，由于货币轻重不一，比价不合理，种类繁杂，造成极大的混乱，也以失败而告终。此外，他还随意变换官名、地名，使人们不知所措。

西汉末年积疾已深，王莽改革不仅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王莽为了转移视线，主动挑起对匈奴的战争，结果又劳民伤财，把人民进一步推向绝境，终于爆发了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

居摄二年（7年），长安附近爆发赵明、霍鸿起义，茂陵以西二十三县响应，众达十余万。天凤元年（14），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照）吕母发动起义，聚众数千。由于起义浪潮不断高涨，终于形成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

天凤四年（17），长江中游荆州地区连年灾荒，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被推为首领，发动数百人起义。南阳马武、颍川王常、成丹率众来归。数月之间发展到七八千人。他们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据地，史称绿林军。地皇二年（21），王莽派荆州牧率兵二万镇压，为绿林军击败。其时绿林军士气高涨，部众很快激增至五万人。次年，因瘟疫流行，人死且半，王常、成丹引一支人马西入南郡（治所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等率众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平林人陈牧起兵响应，号平林兵。

同时，在东方琅邪人樊崇于天凤五年（18）起义，率众百余人入泰山，饥民多归附，一年间众至万余人。琅邪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的起义队伍，率众万人并入樊崇军，合力攻击青、徐二州。地皇二年（21），王莽遣大将景尚等加以镇压，为樊崇所败。王莽继而派将军王匡、廉丹统兵十余万前来围剿，樊崇下令起义军用赤色涂眉，称为赤眉军，起而迎战，结果击败官军，杀廉丹以下将校二十余人，赤眉人数增至十万，势力扩大到黄河南北。

与南方绿林军、东方赤眉军相呼应的北方，在冀、兖等州，有铜马、大肜、尤来、五校、檀乡、五楼、富平等起义，共有部曲数百万。

上述各支起义军，为暴政所逼迫，都是在忍无可忍情况下起义。他们开始只求温饱，无意建立政权，组织纪律也差，一般在乡村活动，采取不建立据地的游击战。但在全国掀起反莽风暴，促成燎原之势，影响极大。

与农民军在各地兴起的同时，一些刘氏宗室和地主也纷纷起兵反莽。地皇三年（22），南阳大豪强刘、刘秀兄弟发动族人和宾客七八千人在舂陵（今湖北枣阳东）起事。豪强李轶、邓晨率众来会。刘自称柱天都部，部属各有将军等名号，用兵法部勒军队，攻城略地，传檄宣布王莽罪状，使王莽感到震恐。刘先后招来新市、平林、下江兵，以自己的汉军为主，共分六部，击败南阳守将，又败王莽大将严尤、陈茂军，进兵围宛，一时声势大振。至23年（更始元年），刘兄弟的汉兵已有十余万人。诸将议立刘姓人做皇帝。南阳豪强和下江兵主将王常要立刘。新市、平林诸将则拥立懦弱无能的刘玄。结果刘玄被议立为帝，因他曾为平林军之更始将军，故称为更始帝，建元更始元年。

更始政权的建立，使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全国反莽斗争形势迅速高涨。更始帝遣王凤、王常、刘秀等率兵攻下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今河南郾城西北）、郾（今河南郾城），又遣刘等攻下宛，作为都城。

昆阳被起义军占领，对王莽威胁很大，因为这里是南阳盆地的桥头堡，更始军占领昆阳，等于打开了西北通向洛阳，东向长驱黄淮平原的门户。所以王莽恐慌万状，他又听说更始帝立，就决心向昆阳孤注一掷。本来，在此以前王莽已派王匡和哀章率三十万州郡兵去抵挡东方起义军，又派严尤、陈茂等率十万州郡兵向南方起义军进攻。但由于严尤、陈茂在起义军威力震慑下逡巡于颍州不敢前进，王莽就另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精兵四十二万进击宛，并围攻昆阳。当时留在昆阳城内只有八九千义军，由王凤和王常指挥，而围攻昆阳的敌军有数十万之多，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形势十分危急。

王凤等将领见王莽军兵多，有些动摇，想弃城而走。刘秀劝说王凤、王常坚守城池，自请突围收集各县起义军回救昆阳。不久，刘秀亲率援军三千骑直冲官军中坚，勇猛直前，一时间城内外夹击，杀王寻，王邑率数千人逃往洛阳，严尤、陈茂渡水落荒而逃。义军缴获的官军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连月搬运不完。

昆阳大捷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官军与义军双方力量对比约五十比一。这次战役不仅消灭了王莽数十万主力，而且支援了其他战场，使东方起义军打败了前来进攻的三十万军队。从此，各地起义军都转向王莽军进攻，新莽政权四面受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也是在战争胜利的同时，新市、平林诸将以及部分南阳豪强妒忌刘氏兄弟盛名，嗾使更始帝杀了刘。刘秀在此危急时刻，韬光养晦，由昆阳赶回宛都谢罪，取得更始帝的信任，并派他去经营河北。

更始帝派王匡攻下洛阳后，于第二年（24）先迁都于此。接着又派申屠建攻武关，入长安，长安市民杀王莽，更始帝再迁都长安。进入长安的绿林军，在更始帝的带动下，在豪强地主的影响下，很快腐化起来。他们拥兵割据，大肆掳掠，互相残杀，加剧了社会的混乱和不安。

当更始帝进据洛阳时，赤眉军正在颍川、濮阳一带活动。接着西进长安。军至华阴时，立十五岁的西汉宗室刘盆子为帝，年号曰“建世”，公开亮出旗号，决心与更始政权争夺天下。面对日益腐败的更始政权，赤眉军顺利地进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被绞死。而在长安的赤眉军，由于关中豪强地主隐匿粮食，组织武装，坚壁顽抗，在粮食断绝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出长安，进入安定、北地一带活动。又因隗嚣等地主武装的袭击和大雪阻碍，被迫折回长安，引众东归，因而与刘秀发生了激烈的对抗。

刘秀在刘被杀后，受刘玄派遣去安抚河北地区，得到了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消灭了盘踞在邯郸称帝的王郎，并镇压和收编了以铜马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建武元年（25）六月，刘秀称帝于鄗（今河北栢乡北），改元建武。后定都洛阳，史称东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