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我曾经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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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物》杂志上曾刊登过对松崎玲王奈的采访报道。我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条旧街区的书店里买到这本杂志的，报道中主要介绍了她的近况，包括新近参演过的影片，也提到了她初来乍到时在美国电影界的一些经历，其中有些说法甚至相当尖锐。
那次采访是一九八七年上半年的事情，正是她担任主演的第二部大片《阿依达，一九八七》正式公演的前后。采访中她对记者这样说：
“影片《阿依达》拍摄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我接不到什么自己想演的戏。电影在日本受到冷遇，西海岸这边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事可做，那时我心里真是烦到了极点，总想做点儿什么来寻找刺激。我甚至想过出去干点粗活，打工卖力气也行。我本来就是做好了这个准备才到美国来的。多亏我身边没交什么强盗朋友，不然他一个电话打过来：‘嗨，玲王奈，我们一起抢银行去吧！’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着去。
“当时我十分相信自己的实力，认为自己绝对能够获得成功。我也曾经有过辉煌的经历，而且我有语言方面的优势，能说东西方好几种语言，对自己的演技也充满信心。我那时身体也比现在要强壮得多，所以十分自信地认为，即使是体力消耗很大的动作片的角色，只要我肯接下来，就能把身体状态调整到剧情需要的水平。导演说九点集合的话，我肯定会在十分钟前到达拍摄现场。我想这一行的规矩你也知道，稍微大牌点的演员架子都挺足，别说九点以前到现场，磨蹭到十点也许还没露面，来了之后还要卖乖讨巧：‘各位好！今天咱们是几点开拍呀？’但我初来乍到，在摄影师和导演们的眼里不过是个从东方来的花瓶而已，谁也不指望我能拿出什么新鲜演技。他们以为我站在镜头前面，就只能和在东京出席时装发布会时似的，在T型台上随便走几圈了事。可是我一上场，要做的动作几乎都一次到位，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甚至有几组画面拍出来后还能多次使用，弄得连我自己都十分惊讶：‘什么？今天的活儿这么快就干完了？’那种心情你能理解吗？
“我的经纪人什么也没教过我。我一对她讲自己焦虑，她就回答说：‘OK，玲王奈小姐，你很有进取心，这种精神很要紧。’接着一连介绍了几个剧组给我。但是和他们接触后我发现，那些剧本内容都没什么吸引力。偶然有几部剧本让我感兴趣，想要好好施展一番演技，可是对方剧组又看不上我，借口他们要的是白人女性。有位导演看了我主演的《阿依达》后找到我，想让我在他片里演个小角色。可是我一看剧本，戏里只需要我演一个年轻艺妓，或者演一个多情的日本女子，和到京都出差来的外国青年实业家产生恋情什么的。剧本中要求我在短短一周里结识这名外国青年，然后带着他在京都一些古寺到处转转，和他接吻，再和他上床，然后那个男人离开日本，回芝加哥的老婆孩子身边去。你说演这种角色能有什么出息？难道这就是我一直憧憬的好莱坞的演艺生活吗？我感觉无聊透顶，后悔来到这里，甚至觉得生活还不如在东京有意思。那时我很认真地考虑过回国去的问题。
“那年夏天我的经纪人又来劝我，说是能替我找一个临时的模特工作，让我和几个女孩到巴黎去试试。她说，你在履历书里写着曾经在东京当过模特，要是觉得这儿的生活无聊，倒不如试试这个工作。那些当红的名模大多数是在欧洲成名的，要说时装，还是欧洲比较正宗。不过那儿的竞争太激烈，简直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好比几条鲨鱼放进一个游泳池，让它们拼命厮杀，看谁能笑到最后，谁被咬死。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她似乎觉得这份工作很好玩。
“那次旅行真是糟糕透了，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心里不舒服。旅程中发生了许多不如意的事，虽然也有些事情给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但是总的来说太让人失望了，我这辈子真的不想再去第二回。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任人挑选的商品，旁边再放张价签，只要看中了就可以拿走，任人摆布。我想现在还是一样，那个行当里的情况不会改变多少。
“我到了巴黎以后，就和其他三位和我一样临时被叫来的女模特一起被扔在一间宾馆里。我们四个人里没有一个能说法语的，接我们去那儿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那时我们几个真是非常担心。和我在一起的I（那篇报道里提到了她的真名）当时还没什么名气，但现在已经成了一位超级名模。那时她和普通女孩没什么区别，甚至晚上睡觉时还得让人哄着，要是没人跟着照顾，她简直都活不下去。我还真觉得她挺可爱的，至少刚开始时是那么认为的。
“第二天早晨，那几只大灰狼全露面了，‘嗨！姑娘们，晚上睡得好吗？对繁华的巴黎早晨有什么印象？I小姐，你的工作来了，是给L杂志拍封面广告，会有一些暴露的镜头。马上跟我走！’
“那时我们几个谁都没想到过要拒绝。给我安排的工作也不好做，那是在海滩上，脱光衣服后再抹上点稀泥，在海边的沙子里一躺就是半天，全身晒得火辣辣地痛。我好容易刚去完体毛，又被晒成那样，弄得我好久都没法上镜头。
“回到宾馆后只见I气哼哼地在发火。她告诉我，对方问她同不同意拍全裸写真。我一听也挺生气，马上给我的经纪人打了个电话，直接告诉她，我和I明天不干了，要回去。不过到了晚上I的举动却变得很奇怪，整个人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而且说好的事情又全忘了。吃完饭以后，一位当地有名的摄影师在她套间里开了个派对，中间端上来一个大银盘，上面摆着满满的小袋可卡因。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她还是一个瘾君子。我想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眼里全都一样吧？
“现场来的一群人里有时装杂志主编，还有所谓法国青年艺术家，他们把我们当仙女似的使劲夸了半天。那位I小姐刚才还气鼓鼓地不说话，这会儿又嘻嘻哈哈的，觉得挺开心。
“那些自称是艺术家的人里虽然也有好人，但在我的眼里他们无异于一群饿狼，个个都色迷迷的，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会凑到你身边，不是把手搭在你肩膀上，就是伸手偷偷搂一下你的腰，要多恶心有多恶心。现在想起来，那种做派大概就是所谓法国社交界的通行模式吧，不管是洛杉矶的男人还是东京的男人都做不出来。我实在很看不惯这些，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个妓女被他们叫到那里去似的，何况当时我们身上还有着当演员那点儿优越感呢。
“刚过了一小会儿，I在洗手间里大声喊我过去，满脸醉醺醺的样子。我过去看看她到底怎么了，发现她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上完洗手间连裙子都提不上去了。
“那阵子我也跟着沾上了毒品，回美国去的事也不提了。当时我还觉得挺高兴呢，吸过毒浑身像火烧似的发烫。过了几天，这家宾馆里又开了一次更小型的私人派对，那天连我自己也喝得酩酊大醉，提不上裙子了。从洗手间出来，我只穿了一条短裤，上身围着一件披肩，出现在派对里的时候反而博得满堂喝彩，那些人还抢着跟我合影呢。
“可是再荒唐的事我是不会做的，我自己能把握得住自己。好歹我也是个演员，现在这份工作只是来玩一玩，我可不想因为这份临时工作让自己掉了身价。所以我虽然沾过几次毒品，但是滥交的事我绝不会干。
“不过，真正开眼的是之后到罗马去的那一趟。在那里工作结束之后经常需要来点刺激，那帮摄影师从来不会马上回老婆那里去，总要尽情享受一番。那时的情景真叫人看不下去。晚会上还有不少本地的无名模特，吃过晚饭后，其中有个女孩跳到铺着台布的桌子上站着，裙子下面连内裤都没有穿，什么都能看见。我回头一看，其他那些女孩全都在男人腿上坐着呢。
“这种晚会后来会变成什么样你也猜得出。那群人在地板上滚成一团，丑态百出，场面相当滑稽。我们在欧洲待了不过三个礼拜，其他女孩对每天晚上见到这些事已经慢慢地见怪不怪了，好像是在一点点地接受学坏的心理教育似的。不过我可跟她们不一样。哦，说到这里你一定很想知道那位I小姐的事情吧。她那段时间都干了些什么呢？呵呵，起码她是没有跟着我离开那间开派对的屋子。
“我刚出房间的门，后面就跟上来一位高个子男人。他自称是作家，想找我问点儿事。他说的是英语，态度还挺客气，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人也挺诚实。我说，要不你请我喝杯咖啡再聊，他马上就答应下来了。我们到一层的咖啡厅找了个座位，边喝边聊了起来。他算是我在这趟欧洲之旅中见过的唯一正经点儿的男人了。
“他说自己是德国人，原来当过律师，现在不干了才改行当了作家。因为对模特界的内幕很感兴趣，想收集点资料写本书。我告诉他赶紧死了这条心，这一行整个就是一团糟，写出来的东西正经人不会买来看的。
“他笑了笑，告诉我他并不这么认为；哪个行当里都少不了一些在地板上搂着打滚的人，不管是当律师还是当法官都一样。女人要是长得漂亮点，就会有许多人注意你，也就更容易被拉下水去。可是也有些模特先在美国干一段时间，有了点名气后再回到欧洲来，最后在艺术界里获得了成功。
“我告诉他自己当过演员，他听了后很惊讶。他说我的确看起来很冷静，当演员的天分似乎也不低，劝我还是要好好发挥自己的长处干出点事业来。我当然也不是听了他这句话才下的决心，因为我自己本来也有过这种考虑，所以当时就决定不再这么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摄影模特就干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要回好莱坞去努一把力。不管在那里多么无聊，也比在这儿混着强上百倍。
“我真想再见他一次。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全忘了，但是我记得他是德国人，现在一定也是很有名的作家了吧。我当时抱怨了一句：‘什么当模特，还不就是给人当衣架子套上件时装？’他也劝导我，说这些模特确实不过是每天抹抹口红化化妆，一天换几件时装上台走几趟而已。年轻时整天跟那些只关心裙子长短的男人混在一起，不管多聪明的人也得变傻。我觉得还是他说得有道理，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找什么模特的事来做了。”
我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一间咖啡馆里读到这篇报道的，读着读着，怀旧感又爬上了心头。玲王奈小姐还记得我，这当然让我很自豪，其实那天晚上她在罗马那家R宾馆和我一起喝咖啡并接受采访的事，我也还记得很清楚。那家咖啡馆里面到处铺着高级地板，看起来都能赶得上莎士比亚《麦克白》的舞台布景了。那天我喝的是乞力马扎罗咖啡，玲王奈要的是一杯摩卡。
就像玲王奈直言不讳的批评那样，当晚的那场派对确实不堪入目。可是当时我正暗地里调查采访米兰的一些黑社会卖淫组织，知道了很多内幕。跟那些团伙干的事比起来，这种疯狂的派对还算是正经的。那时，我刚刚用不久前在欧洲模特里采访来的实际材料写了本有关这个行业内幕的书，出版后居然十分畅销，我也因此有了点名气。所以当时我正想采访几位美国模特界的人写一本续集，听说来了几位美国的名模住在R宾馆里，我就想找她们了解点儿实情。
那天我一进宾馆，刚好碰见这位美国来的叫松崎玲王奈的女演员。刚一见面我就觉得她和其他那些模特不大一样，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她显然具有东方人的血统，首先就给人以特别聪明的感觉；说话虽然有点直，但话里话外听得出她这个人不乏幽默感和独特的见解。我对她的气质和灵性很欣赏也很佩服。
这篇报道中她提到的事大体上是对的，但有几个细节也许记得不准确。一开始见面时我的确说了那些庸俗的女模特们不少坏话，但说那些话的目的是用来引出她的话题。随着我们的谈话越来越深入，我已经感觉到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孩，而且就像她转述的那样，我最为吃惊的是，她在这种乌七八糟的环境中居然还能保持那么冷静的头脑，这一点我很佩服她。
玲王奈记忆不准确的还有一处地方。我那天告诉过她，自己虽然是个德国人，但基本上生活的重心是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我只不过是出生在德国罢了，那地方现在也已经划归波兰，所以我究竟算是哪国人连自己也说不清，这也许造就了我现在多愁善感的性格。当天那些闹哄哄的场面和猥琐不堪的行为，我也说不上特别讨厌，我的目的只是想从中找到一些略显阴暗的素材，并把它们写进书里去。
说起我的经历，几乎可以写成一本小说，而且遗憾的是，这甚至比我以前写的几本小说情节更为曲折，也更富文学色彩。我原名海因里希·冯·伦道夫·斯泰因奥尔特，出生于茅恩泽湖畔的一座小城堡里。这座本来属于我们家族世代所有的城堡，在纳粹德国进攻莫斯科那一年，被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强行占为己有。
我父亲曾当过德国陆军的预备役中尉，但他一直在暗地里试图除掉希特勒。这件事不幸被盖世太保觉察以后，父亲立即遭到逮捕，随即于一九四四年被法西斯枪决了。我们家的财产也全部充公，直到二战结束后也没有归还。当时除了父亲，母亲也遭到逮捕，她带着当年只有四岁的我以及妹妹被关押在一座集中营里。原以为我们一家迟早都逃不脱被杀害的命运，但多亏我母亲认识一位有地位的人，在他的帮助下，一直到纳粹德国投降我们还活着。
因为失去了一切，所以在战后的西德，我们的日子过得就像吉卜赛人似的，只能在有房子住的母亲朋友家里辗转搬来搬去。我们几乎每年都要搬家，光是我读过的小学和中学加起来就有十三所，我妹妹转学的次数也和我差不多。
尽管小时候吃过不少苦，所幸我们的生活还是渐渐好了起来。我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律师，在社会上小有名气，那时我母亲依然健在。到她去世时，我们家还买了座不大的房子。我妹妹长大后当了一名模特，在事业上也还算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二十五岁那年，妹妹脱离了模特这一行，嫁给了一位富有的男士。现在他们一家定居在波兰的华沙，而且生活过得还算幸福。
这么说，过得不幸福的也许只有我一个。大概是家族遗传下来的贵族血统起了作用，我在生活中喜欢追求奢华和排场。我后来爱上了一位和我妹妹一起工作的瑞典籍模特，并和她结了婚，但终归因为性格不合，在结婚六年后还是以分手告终。母亲活着的时候，我还老老实实地在家乡待着，她去世以后我就托一位读书时的同学帮忙，跑到瑞典谋生来了。也许是娶过一个瑞典女子的原因吧，我的瑞典语和英语都说得不错，干起律师这行后，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来自这个语言圈子里的朋友。
虽然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正式职业是律师，但我有位出版界的朋友还是经常委托我写些东西。在他的要求下，我一口气写了好几本书。我写了我们家族没落的经过，写了关于纳粹和希特勒的一些旧事，也写了许多在波兰生活时的故事。由于当年瑞典所受的战乱不多，我写的内容还很受当地人的欢迎。那几本书当时的销量很可观，因此瑞典皇家笔会还吸收我当了会员。由于我德语、英语和瑞典语三种语言的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我写的书不用专人翻译也能同时在这些国家出版。虽说还算不上有多高的知名度，但收入很不错。也许因为妹妹和前妻都当过模特，加上我当律师时的经历，我对模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因此我才专门到罗马去，并在那里认识了这位松崎玲王奈小姐。
2
一九九六年初，我又被一个全新的题材所吸引，为此我开始四处收集创作素材。这个课题就是人脑的研究开发。我写作的目的在于从这项世界最尖端的科研项目中寻找题材，并把这些研究成果改写成普通人容易理解的文章，再在一本叫做《瑞典百态》的杂志上以连载的方式发表。
一九九〇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名为“人脑十年研究规划”的决议，批准投入大量资金资助美国科学家从事对人类大脑功能的研究。据说此项研究至今仅美国就耗资十亿美元以上。欧盟得知这个动向后也不甘落后，仿效美国开始了名为“欧盟大脑研究十年规划”的庞大研究计划。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世界各国都已经争相把这项研究列入各自的科研课题。
我之所以对这项研究成果感兴趣，是由于我听说，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合作最为密切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不过因为瑞典国内并没有给该小组拨出足够的研究经费，他们所取得的成果自然无法和美国科学家们同日而语。
据说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小组的研究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仅仅采取物理方法对人脑进行的研究分析，而是同时在分子生物学、遗传基因工程、免疫学这三个学科齐头并进，相互配合展开研究。因此他们从世界各国邀请了许多这三个领域中的顶尖人才到斯德哥尔摩来。篇幅所限，这个话题无法在这里一一加以详述，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看《瑞典百态》这本杂志中我写的报道，或者等我近期的有关著作出版后参照阅读。
我在这里想写的是围绕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奇迹。那是我读过《人物》杂志上有关玲王奈小姐的报道后的第三天，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瑞典百态》杂志编辑部突然接到一个读者的电话。那天正巧我也在编辑部，有人告诉我有位读者找我。拿起话筒一听，里面竟传来几句美式英语。这声音怎么听都觉得很熟悉，但我一时愣愣地想不起来，这说话声和我听惯的瑞典人的英语语调完全不同。
“这个电话是国外来的长途，麻烦你请海因里希·冯·伦道夫先生接电话。我是读过贵刊有关人脑十年研究规划报道的一名读者。”
听得出对方带有美国西海岸一带的口音，是一位沉稳的中年女士。她的语速相当快，语气中有着北欧人所欠缺的爽朗和热情。我实在想不出电话是谁打来的，因为我根本没想到我写的这些呆板的报道文章居然还能吸引女性读者。
“我就是海因里希·冯·伦道夫。请问我能帮你什么？”
没想到对方的话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哎呀，太好了！我是你的老朋友，你还记得我吗？”
对方几乎喊出声来，我听了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你还记得十年前的事吗？在罗马R宾馆的咖啡厅，我们一起边喝边聊过许多事。我就是那位模特啊！”
我一时愣住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听到这边好久不说话，对方似乎觉得我很难记得起她是谁，于是又接着说道：“也许你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也难怪。我的名字叫……”
“你不用告诉我，玲王奈小姐。我前两天刚刚读过一篇对你的采访报道。”
听到我这么说，对方竟然高兴得尖声叫了起来，不亚于中了一张十万美元大奖的彩票。
“哇！真的？真的？这本《人物》杂志在瑞典也能读到？”
“当然能读到了，这怎么能错过呢？咱们分别以后，我把你演过的电影全都看了一遍，不用说，杂志上有关你的报道也都没漏掉。我对这里编辑部的同事交代过，有关你的消息请他们都替我留意。只要见到你的采访报道，他们都会替我收集后交给我。而且我知道，一九九二、九三年你在美国过得还挺好。”
“哦……”
对方的情绪显然低落了下去，像泄了气似的，声音变小了。我知道，我提到的那两年中，她惹出的麻烦可不少，经常在好莱坞娱乐杂志上占据头条。不是写她甩了身为名演员的男友，就是说她在出席晚会时像野兽似的大闹，总之这类的负面报道相当多。谣传脸上挨过她玉掌的演员，我能记得名字的就有三个。
那时我对远方的她所受的伤害也感到十分悲哀。可是我的几个朋友还认真地劝过我：“海因里希，你干脆别再写什么北海环境被破坏的调查报道了，去写有关松崎玲王奈的报道文章比什么都强。如果用这个题材出一本书，保证印数能猛增十倍，说不定明年还得送你上纳税富豪榜呢。”
不过我的确没打算这么做。她对我有过帮助，至今我仍然觉得欠她一份人情。试想，一个女孩能义无反顾地独自离开那种乱糟糟的派对，认认真真地坐在我对面谈了许多真挚的想法，我怎能忍心用她的负面消息来为自己赚取稿费？而且她那样做一定也有她的道理。那天晚上她既然能愤然离开那间屋里乱七八糟的男男女女，就算她再返回屋里，揪起那些满地打滚的人，赏他们每人一巴掌也没什么好意外的。我们的媒体总是站在那帮堕落的家伙一边替他们说话，只不过因为他们有钱有势罢了。
“你能读我的采访报道，我实在很高兴，可是别以为上面的话全是我说的，那位记者也可能会说假话，为了吸引读者还会把我的原话加工得面目全非。”
“这些我全知道。我也是个作家，对这些做法当然很清楚。我们都犯过一样的罪。”我告诉她，又接着问，“你从哪儿给我打的电话？”
“洛杉矶。很远吧？”
“哦，现在地球变得小多了。不过让我吃惊的是，你居然亲自打电话来，通常这种事都是让经纪人代劳的吧？”
“我无论什么事都自己动手。”
“看来像是这样，不过我还是很吃惊。你大概平常总喜欢带给人意外的惊喜吧？”
“也不都是这样。我这里满街都是演员，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有时候我去参加老朋友的小型聚会，告诉他们我是演员，他们就会问我，你在哪部学生电影里演过角色？我要是戴一副眼镜，穿条牛仔裤上街的话，谁都不知道我是谁。”
“真想再请你一起吃顿饭，可是洛杉矶那么远，不可能做得到啊。”
“请我吃饭？”
玲王奈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突然不说话了。我又接着开了句玩笑：“怎么这么为难？好像非让你马上赶到斯德哥尔摩来似的。”
“一起吃饭？好主意。要不我真的坐飞机过去找你？”玲王奈笑了起来。
“你拍的那部电影《最后的出口》现在怎么样了？不会又出了什么丑闻，上了哪本色情杂志吧？现在还在拍摄吗？”
“连这些你也知道？哦，对，你刚看过《人物》杂志那篇专访，当然知道了。不过这个话题我可不想多说，你也别跟经纪人似的老提这件事了。”
从声音里听得出她有点扫兴，话语里的爽朗劲也不见了。我知道她最近的表演风格有所改变，不再重复以前的娱乐路线，而开始试着扮演严肃的正面角色。正在拍摄的这部电影就是一部描写美国堕胎问题的影片，作品略显沉重、阴暗，揭露了政治、宗教和医学道德相关的许多社会问题。为此我原来曾暗暗担心，她这副爽朗明亮的嗓子，和剧中那位女英雄的声音是否相去甚远。
“要不是工作上离不开，我还真想上你那儿去。好久没见了，真想见见你。”
听她这么说，我想没有哪个男人会不高兴的。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倒正好有个机会。最近我要到麻省理工学院去办点事。要不然我绕道去洛杉矶看看你？”
她听到后一下子高兴了起来，声音也变得非常兴奋，要是换一个不了解她的男人，听她这么高兴，准会产生某种错觉。
“你能来？真的？哦，这太好了！什么时候来？”
我不禁苦笑了一声。
“听你这么说，我真感到吃惊。其实我想去的话倒是随时都可以去，但我正掐着下巴看看是不是在做梦呢。你真是玲王奈？不是我正在做白日梦吧？”
玲王奈又高兴地笑了：“你一到洛杉矶不就知道真假了？”
“这件事总是来得太突然了点吧？我们俩的关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就是十年前在罗马碰过一面，一起聊了一个钟头吗？可是你这位在好莱坞数一数二的女明星能亲自给我打电话来，还请我到好莱坞找你，我真怀疑这是诈骗集团想出来的什么新把戏。可是我又没多少钱，他们费尽心机来骗我到底为了什么？”
“你就放心吧，我可不像那些杂志里写得那么坏。”
“该不会附上身来吸我的血吧？”
她一听也哈哈地笑了起来：“不会的，我哪能那么做呢？”
“那你听说过这件事吧？就是那位六十年代非常有名的，叫莉森·维罗尼的女模特的经历。她在巴黎认识了一位名叫艾琳的美国著名时尚界人士，艾琳劝她到美国去发展，莉森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了。不久莉森到纽约来找她的时候，艾琳却说根本就不认识她。说了半天艾琳好容易才想起来两人的确见过面，并亲口答应帮她办理签证手续。艾琳让她找自己的律师帮她办，莉森就高高兴兴地到她律师的办公室填了一堆表。在她离开办公室回去的时候，律师追上来偷偷告诉她：‘看你这么一趟趟跑来跑去，我心里过意不去，跟你说实话吧，艾琳早就告诉我，让我故意使你的签证办不成。’”
“这件事我听说过。”玲王奈马上回答道，“为什么你要对我提这件事？我可不是那种人。我一直都记得你，见了面绝不会说我不认识你的。”
“我也一直对你印象很深。我见惯了许多采访对象冷冰冰的面孔，只有你和他们不一样，一见面就显得很合作。”
“你的全名叫做海因里希·冯·伦道夫，对吧？你看我记得多清楚。”
“这倒也是，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根本就没想到你能记住我，还能亲自给我来电话。”
“是吗？”
“而且我也没想到你会对大脑研究的成果感兴趣啊。”
“你觉得我感兴趣的就是化妆品和内衣了吗？”
“我可没有那么说。”
“你看我整天只对汽车和手枪感兴趣，哪点像个女人？另外，我对那些更无聊的东西兴趣也挺大。”
“你不是在说，大脑研究这件事属于更无聊的范畴吧？”
玲王奈笑了，然后下了决心似的说道：“那好，我把实话告诉你吧。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据说他和你关系非常好，我能问问你他的近况吗？”
“和我关系特别好？他是日本人吗？”
“是啊。”
“你不是在说御手洗洁吧？”
“对，就是他，我读过你写的有关他的报道。”
“你想知道他的什么事情？”
“我也是他的崇拜者，尤其喜欢他写的论文。”
真想不到一个女演员居然还会对论文有兴趣。
“你和他很熟吗？”
“以前见过几次面。”
“你不会告诉我，他是你的男朋友吧？”
玲王奈又笑了：“这我可没说。”
“他人很不错，脑子又聪明，现在已经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大脑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了。把他从日本请来后，我们的研究进展非常快，麻省理工学院就没来过电话。他们小组提出的研究报告让美国科学界都很惊讶，估计凭这项成果获得诺贝尔奖也并非不可能。”
“嗯，我想这对他来说应该不算难。”
“不过，我说的话你可别介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合适你，他有点儿……”
“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说，他对女人从来不感兴趣，对吧？”
我只好苦笑着说了声对，玲王奈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其实是个好人，我们俩非常合得来。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到海边去，一边望着波罗的海，一边浅斟慢酌。”
玲王奈像是十分意外似的慢慢叹了口气，虽然电话两头相隔了数千里，但我能清楚地听得见那声轻微的叹息。那声音分明告诉我：“哦，那多好啊，连我都想马上赶过去！”
“我写的连载报道能受到欢迎，也得益于他把脑研究的现状向我解释得很清楚。他现在对这儿的生活很满意，也很喜欢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他甚至说过想永久定居在这儿了。”
“那不可能！”玲王奈喊了出来。
“嗯？为什么？”
“他这个人不适合老在一个地方住。”
“好像还真是这样。他曾经说过，自己去过不少地方。我们俩一见面，说的不是脑研究的事就是旅行。谈到过美国，也谈到了日本，还谈到过住在横滨的朋友。”
“是石冈先生吧？”
“不错，就是他。我和洁的关系非常好，已经来往一年多了，几乎无话不谈……”
“你们没谈到过我，对吧？”
“我们不会谈女人，除了开几句玩笑，说几句坏话。”
她听了以后，轻蔑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我想也是吧。他那种人还能说什么？说我倒没关系，我不是他的女朋友，和他也算不上太亲近。他又不爱看好莱坞电影，谁知道他对我还有印象没有？要是你向他谈起玲王奈，也许他会反问你：‘玲王奈？是你们家的小猫吗？’我只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想知道一些他工作的情况。”
“那我寄本书给你看看吧，最近正好准备把这些材料写成一本书。”
“真的？那太好了！我等着你。不过，你不是说要来洛杉矶吗？”
“哦，不错，如果你肯见我的话，我一定去。”
“我当然会和你见面，到时候我们一起吃顿饭吧？我可知道不少洛杉矶的特色餐馆。不管是中国菜还是韩国菜、法国菜，甚至连蒙古菜、波斯菜、越南菜、摩洛哥菜……这些特色菜的餐馆我全认识。”
“找家普通餐馆就行了。只要能和你一起吃，在哪儿都感觉像五星级的享受。我下周就准备去洛杉矶了，你看咱们在哪里见面？”
“你订好宾馆后请告诉我，我一定会和你联系的。有事你给我的经纪人打电话。噢，真对不起，这是因为我事先和经纪人约好了，家里的电话不准告诉别人。”
“这没问题。下周一我离开斯德哥尔摩。我到洛杉矶去的时候，总是住圣莫尼卡的米拉玛饭店，这次想必也一样。星期二订好房间后再告诉你，请你稍微等几天行吗？”
“那太好了。”
玲王奈又恢复了先前的兴奋语气，刚才稍显忧郁的声音消失了，看来她真的很高兴。我不免私下猜测，这该不会是演员的精湛演技吧？
“我真的很高兴，巴不得下星期早点儿到来！”
3
我刚开始对斯德哥尔摩大学大脑研究小组进行采访不久，就遇见了一位头脑十分聪明的杰出人物。他从日本来，名字叫御手洗洁。他各方面的才能都很突出，仅仅是语言能力这一点就体现出他的非同一般。他可以自由运用好几种语言，和我用瑞典语讨论文学上的问题也毫无障碍。不久以后，他发现我和说德语的圈子有来往，于是我们俩的对话又很自然地变成了德语。当他知道我英语也说得不错以后，我对他的采访随即又改成了英语。目前各国在大脑研究方面的专业术语基本上统一为英语，运用英语进行讨论交流，理解上的差异会更少些，因此在脑研究小组中，大家尽量使用英语沟通，这么做也有利于和美国的研究机构进行信息交换。
尽管他在科研和语言方面的能力十分突出，但对斯德哥尔摩市的地理却并不熟悉。因此，我自然就担负起向导的责任，经常带他去各种好吃而又便宜的餐馆，或者为他介绍环境安静，适合阅读的咖啡厅，还带他去过一些能淘到许多有用的专业书籍的旧书店。以此为交换，我也从他那里获取了不少与研究进展有关的信息。实际上如果这个研究小组没有邀请他参与的话，我写的连载文章内容就将贫乏得多，顶多持续半年就该结束了。当地的学者大多仅能用瑞典语介绍自己的专业成果，而我用瑞典语和他们探讨专业问题的能力又不够。
我运用了自己积累下的全部生活知识，带他转遍了斯德哥尔摩市内我所喜欢的餐馆和酒吧。每次随他出行都能成为我的学习过程，从他那里学到各种知识。他尤其擅长和我这样的外行人打交道，即使是十分复杂的专业问题也能解释得通俗而透彻，这实在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采访他的过程中让我体会最深的是，虽然我仅在大学里学过一些基础知识，但那么复杂的问题在他的解说之下，连没上过大学的人都感觉浅显易懂。我甚至认为，听他的讲解要比上大学时听课容易得多。尤其难得的是，他对学术以外的事情也很熟悉，对于向公众公开研究成果的意义有着充分的认识，不像其他学者那样总喜欢隐瞒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企图垄断科研成果以谋取私利。
而比起以上这些方面，我尤其欣赏的是他拥有学者中普遍欠缺的那种豪爽大方的性格，简直像个与众不同的喜剧演员。在梅拉伦湖畔老城的酒吧里，他一杯酒下肚后跳的踢踏舞技惊四座。和他一起度过的每一刻，对我来说都新鲜而刺激，和他会面比和瑞典最好的演员会面更会让我高兴。每次他在一起，总让我感觉精神振奋，慢慢地，连我的人生观也变得和他相同起来。能经常和他见面，怎么说呢——这挽救了我。不仅仅是关于大脑研究的知识，他还使我认识到，以前我的人生是多么平庸而无聊。借用一句他形容我的话——每天用纸巾包着别人吃剩的鱼骨头，还当做宝贝似的捧在手里，到处走来走去。照他的意思就是说，做学问的世界里到处是这种鱼骨，人们往往被它阻碍了前进的步伐。
在他脑子里，总是把事情按照重要程度标出顺序，每天都过得充实而不浪费。而他排出的优先顺序往往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平常人看不上的一些东西，到了他那里倒成了宝贝；我们当做事业来做的事，或许在他眼里不过是吃剩的鱼骨。他常劝我，要把工作以外的时间尽量过得充实，把看似打发时间的休闲当成娱乐，才能把每天都过得高高兴兴。当然这也许并非他的原话，只是我对他为人处世的方式的一种理解。
我每隔一两天就要给他的住处或者研究室打个电话，恳求他抽出空闲时间来陪伴我。看来他也并不讨厌我，对我的请求从来没有露出过不耐烦的神色。我把他当做自己的忘年之交，并希望他也这么认为。我的生活极其无趣，没有他陪着都不知该怎么过，所以实在盼望着有个像他这样风趣的人常在我身边，让我心情愉悦，不再孤独。他身上有着把生活变得丰富而充实的魔力，对我来说是个理想的朋友和完美的伙伴。每逢我心情低落、情绪委靡之时，只要见到他就能豁然开朗，从苦闷中解脱。他还有着使人乐观向上的天赋，在我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的心目中，和他在一起是我的最大享受，和那位希特勒带给人的感受真有着天壤之别。
正因为这些亲身经历，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玲王奈为什么对他特别关注。这些年里，我心里也曾暗暗盼望能和玲王奈走得更近。听到她对御手洗这样感兴趣，我很难不产生一点小小的嫉妒，但这种感情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经过一年多的接触，我知道御手洗洁只适合过独身生活。虽然我希望他身边有一个能理解他的女性，不过他本人也许完全不觉得有这个必要。
对于玲王奈是否属于御手洗伴侣的最佳人选，我的想法倒和大家都不同。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无论多么挑剔的人都不否认这两人非常般配，凑成一对也许会是世界上少见的完美组合。但凭我对他的了解，我却并不看好他们的缘分。当然，这些话绝非出自嫉妒心，我只是觉得，一位不那么出名而细心勤快的女子会更合适他。我并不是暗指玲王奈不细心或不勤快，但总觉得他们俩生活的天地是那样南辕北辙。
出发去洛杉矶以前，我很想打个电话给御手洗，征求一下他对玲王奈的看法，但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这么做也许会惹他不高兴，也不可能给玲王奈带去什么好消息。我一个人悄悄地从斯德哥尔摩机场出发，在赴马萨诸塞州以前先到了洛杉矶。我从洛杉矶机场直接乘出租车抵达了米拉玛饭店，时间正是星期一的黄昏。一住进饭店房间，我马上给玲王奈的经纪公司“瓦蒙特”打了个电话，对方没人接，我只得在录音电话上留下了我的房间号。
我心里暗想，时间这么晚了，玲王奈该不会和我联系了，就放心地走出宾馆，到黄昏的街道上散散步。我还打算在广场大街和海滨公园交界的那家餐馆好好吃一顿。那是一家我很喜欢的意大利餐馆，名字叫伊格奇尼。但到了跟前一看，食客的队伍已经排到了大街上，都在等待空位。只隔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想不到这家餐馆的人气竟然变得这么旺。我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穿过海滨公园的大草坪往码头方向漫步。加利福尼亚的海风迎面拂来，闻起来和波罗的海的味道完全两样。
我看着旁边公园里高高的游览车，走在木板铺就的人行道上，一边回忆着哪部美国影片里出现过这座码头的镜头。虽然我不敢肯定，但那好像是影星保罗·纽曼
主演的影片《骗中骗》。我信步走进了一家码头附近的热狗店，要了一份热狗和可乐，吃完后又回到了饭店。原本我也没打算吃一顿多么豪华的大餐，而且万一饿了，还可以叫饭店内的送餐服务。
在大堂服务台取钥匙的时候，我意外地收到一份玲王奈发来的传真，上面是她用漂亮的手写体写的一封信。我知道，玲王奈绝不是那位狡猾的艾琳。
亲爱的海因里希，欢迎你到洛杉矶来！
明天下午一点我正好有空，打算两点左右开车去接你，届时请到饭店门口上下车的地方等我。看到我向你一挥手，就请你马上到我的车旁边来。如果当时见不到你，我就把车停到停车场去，在车上等着。中午饭晚点吃没关系吧？我想请你吃澳洲餐，中央大道上的Schatzi on Main餐厅你看怎么样？我正好要到那儿送点东西。
明天晚上开始我又要拍电影了，所以傍晚就要赶回斑鸠城去。后天如果有时间，我还想和你共进午餐，如果你想吃什么，明天见了面再告诉我。如果我说的时间你不方便，请给我的经纪人留个言。没问题的话，我们明天下午两点见。真盼望能早些见到你。
你亲爱的 玲王奈
对于她的这份邀请，我根本不可能拒绝。我转身向大堂经理打听了Schatzi on Main餐厅的位置，他告诉我，这家餐厅在这儿相当有名，沿着圣莫尼卡市政厅前的中心大道一直往南行，到玛丽大街路口的拐角就看见了。如果开车只需要几分钟，走路的话可不近，要从百老汇大街的圣莫尼卡广场前乘坐一趟名叫“潮汐往返”的电车，从海洋大道直行，到玛丽大街再往左，转过弯后才能到。圣莫尼卡广场其实是一个购物中心。
坦率地说，自从在罗马见过玲王奈，我逐渐成了她的影迷。只要是她主演的电影我全都看过；即使是演给孩子看的，说不上好的舞蹈影片也决不挑剔，一边忍受着她装模作样的声音一边欣赏得津津有味。我也收集了每一件有关她的报道和评论，这和诺贝尔奖金来源于出售杀人的炸药一样，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一九九五年我还专程去了一趟日本，目的也不是游览京都和奈良的古迹，而是想亲眼看看她出生、长大的故乡横滨。
我私下里总盼望能再次见到她，为此我打算在结束“大脑研究十年规划”的连载后，再推出两个与好莱坞有关的新连载。一个是“伯格曼演艺年谱”，另一个是“好莱坞里的外国女影星”。不用说，这些都是我想再次见到她而专门为自己制造的理由。
不知道为了什么，已经不再年轻的我却对这位年纪相当于女儿的女演员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好感，几乎可以说刻骨铭心。我暗暗倾慕的对象突然给我来了电话，可想而知我心中的激动有多么难以形容。此刻我如同一个想见到恋人的少女——不，这种比喻已经老掉牙，要换成时髦点的说法，就像一位崇拜汤姆·克鲁斯的影迷，盼望着第二天能见到偶像一样。我竟然为此激动得一夜无眠。
4
第二天清晨的天气非常好，洛杉矶上空有层层叠叠的洁白云朵。我独自站在这座海边饭店的露台上凭栏望去，西海岸海天一色的美景尽收眼底。海风推着浓云在天空飞过，强烈的阳光时而透过浮云的缝隙洒落在远处的海面，时而被云层包裹得严严实实，目光所及之处变得阴沉沉的。高处的气流十分强劲，圣莫尼卡街区的地面也能感觉到晨风的吹拂。
一大早在饭店里的餐厅用完早点，我起身走出了饭店的大门。我以前多次在这里住过，因此对附近的街道并不陌生。饭店前这条路是主要的商业街之一，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商店；同时这条路还是行人专用的步行街，因此少了车水马龙的喧嚣，竟与玲王奈的故乡横滨的一角颇为相似，我记得她出生长大的那个小镇叫伊势佐木町。
那年我到日本旅行时，曾在那座小镇上独自徘徊。当时我还不认识我的朋友御手洗洁，到那里只是为了看一眼玲王奈的故乡而已。后来我才知道，那里也是御手洗的家乡，那个小镇的一角同样有他住过的小屋。御手洗洁和玲王奈虽然身处遥远的西半球，却都同样生长于那座横滨小镇。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半天，肚子也渐渐有点饿了，于是又回到饭店，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打发时间。我顺手拿起一份《洛杉矶时报》，看看有什么消息可以解闷。头版头条的消息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那篇报道记述了爱荷华州的一位母亲一次产下了七个婴儿。据报道，她生第一胎时只产下一个女婴，而这次第二胎却一下子生了七个孩子。这种事情极为罕见，我在瑞典、波兰和德国都闻所未闻。我实在佩服这个母亲，肚子里竟装得下七个小家伙。不过这件事虽然稀奇，若在以往还上不了报纸的头条。由此可见，现在的美国是多么和平。
饭店里的巨大时钟已经指向一点，我急忙站起来穿过大厅进了洗手间。我梳了梳头发，在脖子上洒了几滴淡香水，出了饭店大门。户外还和早上一样，时而阳光灿烂，时而浓云密布，不断变化着。门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门童，身后摆着两把白色的塑料椅子，我坐在椅子上继续等起来。离我和玲王奈约定的时间还有一小时，但考虑到交通情况等因素，她提早来到也并非不可能。她是个名人，我担心让她在外面等我会引起围观。
我坐的位置正好在一丛绿叶植物的阴影里，我一边紧张地盼望着她的出现，一边沐浴着穿过海滩扑面而来的海风，眼前盆景的叶子也随着风而摇摆。我心中暗想，十年后再次见到她，玲王奈的变化到底会有多大？见到我时，她又会有何表现？会和我说些什么话？以往只在银幕上见过的各种各样的表情，数十分钟后就会展现在我一个人面前。即使我已经和她约定了时间，心里却还是半信半疑。我似乎觉得久违的幸福感正向我一步步走来，长时间的等待没有丝毫空虚和无聊。即使一动不动地让我等上一星期，我也毫无怨言。
既没有盛大的鼓乐齐奏，也没有主持人鼓动性的介绍，但我的眼前突然亮了起来，因为从对面墙根下的转弯处驶来了一辆银灰色的保时捷。由于车篷敞开着，我能清楚地看见一位戴着墨镜、秀发齐肩的美女驾着车往这边驶来。银灰色跑车慢慢降低了速度，轻盈地划了个弧形停在我眼前。驾车的女子向我转过脸来，我看清了她白皙的肌肤和墨镜下的美丽脸庞。她微笑着对我举起了手，似乎正犹豫着是不是打开车门跳下来。
我跳起身来向她走去，身边的门童和周围的行人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这位女郎和银灰色赛车。女郎正要伸手去开助手席位置的车门时，我一个箭步走近车前，打开了车门。
我坐进了助手席。一位身穿白色短上衣的美丽女郎正满面笑容地看着我，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
“海因里希，你好，好久不见了。能再次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她用优雅的声音问候了我，语气是如此从容和沉稳，全然没有在罗马那家饭店里第一次见面时的局促和忐忑。她缓缓地伸出右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原以为见面的礼节也就这么多了，没想到她笑容满面的脸却猛地贴近了我，在我脸颊上留下了一个香吻。我还没从这突如其来的幸福中回过神，她已经猛地一踏油门，汽车飞也似的冲了出去。当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把视线对准了我时，我们已经沿着门前那条马路飞驰而去。
玲王奈的长发剪短了，只略微盖住了双肩。加利福尼亚的暖风迎面扑来，全然没有波罗的海那般干燥和寒冷。我最怕她问我昨天晚上休息得怎么样，因为我不能告诉她我激动得未曾合眼。
然而她并没有这么问。我想，但凡超级明星，大体上都会有应对影迷的方法，她大概早已知悉每位次日与她见面的男士大体上都不得安眠，所以这种明显会让人难以答复的问题她绝不会问出口。这位缪斯女神般的女郎主动用轻松的语气对我介绍着路过的街景，还屡屡谈到自己正在拍摄的影片。我暗暗觉察到，她并没有把我作为心仪于她的熟悉的朋友，而仅仅是一位媒体人士和作家，因此时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不禁暗暗感到失落。
不，也许实际并非如此，这一切也有可能是我的错觉。我找借口说自己是个作家，是为了以后被拒绝时能有一个台阶下，但那时的我完全就像一个傻子，头脑里一片空白，只会陶醉在幸福里，呆呆地盯着玲王奈看不够。
我简直不敢相信，玲王奈像是换了个人，在罗马和我见过面的仿佛不是这个人。我若不是她最热心的崇拜者，不是看过她的所有的电影、收集过她所有的照片，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她和罗马遇见的模特联想到一起的。让我具体说出变化在哪里也不容易，但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她待人接物的风度。她变得像贵妇一般优雅，没有了年轻少女的急躁和轻浮。她的说话声虽然压过了风声和引擎声，但绝不会显出丝毫的浅薄和得意。她超凡脱俗的气质像香水的雾气般在车中弥漫。
她乌黑的直发是我们白种人所钟情的东方女性的标准发型，梳理得整整齐齐，脸上化着淡妆，口红抹得很浅。她虽然专心致志地开着车，但也不时回头看你一眼。从她嘴边漾出的笑容，即使是刻意装出的，也总会让你感觉到隐藏不住的妩媚和自信。
“御手洗先生近来好吗？”
看来重逢后该说的客套话告一段落，她想要谈些认真的事了。车速慢了下来，引擎声也逐渐低了下去，能更清楚地听到彼此说的话。她不直呼御手洗的名字，而称他为先生，倒让我一时把握不准他们之间的距离。
“他好着呢。”我告诉她，“除了在研究室工作外，他还一有空就到处跑，走到哪里都会让人很开心，因此大受欢迎。”
玲王奈以淡淡的微笑来回应我的话。她接着问我：“他和周围的人处得好吗？”
“他比我更像是瑞典人，就像在斯德哥尔摩住过一百年似的。”
“哦，是吗？这可太好了。”
玲王奈转身对我笑了笑，但我看得出，她的话语背后隐隐流露出些许无奈和寂寞。
“海因里希，你们俩一定很亲近吧？”
“哦，那当然，我们俩亲近极了。只要他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我们便一直待在一起，亲近得如同父子，不，如同兄弟。周末我们一起兜风，坐游艇在波罗的海上游弋，连到奥斯陆大学去也结伴同行。从前我没和前妻分手时我们也不曾这样终日待在一起过，所以直到现在我甚至连她抹过什么香水也说不清。可是我和御手洗却不同，我们俩之间似乎没什么秘密。他喜欢的画，喜欢的书，喜欢的酒，喜欢的菜，喜欢的小店，他拥有的兴趣……什么事我都清楚。哦，当然了，我唯独不清楚他心中的女人是谁，如果这么说你会爱听的话。”
遗憾的是，玲王奈对此竟显得无动于衷，只是对我微笑了一下而已：“得了吧，这些事，一会儿你要一件一件好好地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不过照他自己说的，他的兴趣和喜好从待在日本时起就一点儿也没有变。”
“我在你的报道中见到御手洗的名字，非常惊讶。”
“哦，你是先发现他的名字，还是我的？”
“啊……我不记得了。”
“《瑞典百态》这本杂志，洛杉矶也能看到吗？”
“比佛利山庄的国会图书馆里有，我常去那里。”
“你对大脑研究居然感兴趣？这很难得。”
“你难道真没有看出来？我最大的兴趣莫过于心理学和大脑研究方面的课题了。”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不是，完全是真的，这些一会儿我们慢慢聊吧。”
“这些话题我倒可以陪你聊上几天。不管怎么说，我写过相关报道，从中还是学了不少知识。当然了，那仅是御手洗懂得的皮毛而已。”
从玛丽大街我们先向右拐，很快又向左转回来，停在一座外观装饰成红色的砖房前。门童听见车声，飞奔过来帮我们停车。玲王奈没有熄火，只是熟练地挂到空挡上，拉上了手刹。
门童显然认识玲王奈，高兴得满脸堆笑。也许他早就见惯了这位明星，并没有露出手足无措的样子。他替她打开了车门，手扶住门恭敬地立着。玲王奈缓缓下了车，反身又从后座上拿出一个装茶叶的大纸袋。我跟在她后面下车，这时才注意到，玲王奈穿的是一条很短的白色短裤。白短裤配白上衣，从上到下白得耀眼。我们一起向餐厅里走去，身后传来一阵往停车场疾驶而去的汽车声。
在我看来，玲王奈光临的架势比起女王也毫不逊色，所到之处人们都停住了脚步，满面春风地站立在一旁，用最高的礼节等待她的经过。我们离餐厅的大门还有二十英尺远，两排端着银盆的侍者就打开大门，恭立在门后，像见到心目中的偶像似的，眼里充满着抑制不住的好奇。玲王奈只要轻轻地拍拍谁的背，人群里就会爆发出热烈而兴奋的惊呼声。
餐厅不算大，但窗明几净，让人感觉很舒服。墙上挂着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大幅剧照和年代久远的螺旋桨式飞机的彩色图片。也许是午餐时间刚过，店内已没有其他客人，好像所有人都在为我们两人服务一样。说不定店里真是这么安排的。
身穿白色西装的餐厅经理亲自把我们领到最靠里的窗前座位上，透过玻璃，我能看到外面一块写着“尼尔森路”的路标。
“今天早报上登着一条新闻，爱荷华州一位妇女一胎竟生了七个孩子。”坐下来后我对她说。
“是啊，我也读到了。这位母亲真了不起，也算得上是大明星了。今天我们摄制组的所有人私下都在议论这件事。这与我目前拍摄的剧情有关，我也很感兴趣。”玲王奈回答我，“目前洛杉矶正在上演基努·里维斯的影片《生死时速》呢。”
玲王奈说着摘下了墨镜，轻轻摆放在桌子上。她侧身脱掉上衣，里面露出一件无袖的白色短褂。不仅仅是胳膊，连肩膀的大部分也露在外面，这身穿着非常大胆和暴露，但我毫不以为奇。
店里十分暖和，确实不需要穿外衣。她的短褂非常性感，里面深色的胸衣若隐若现。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幸运，我仿佛是个端坐在特等席上的观众，近距离地欣赏着她的演出。
“你爱穿白颜色衣服吧。”我对她说。
“这么打扮，你看我像席琳吧？”
“席琳是谁？”
“席琳·迪翁啊，我很喜欢她。”
她正要坐下，突然又停住了，我们听见有人踏着重重的步子向我们走来。
“海因里希，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下，他就是这里的老板。”
玲王奈向我的身后挥了挥手。我转身一看，一位身材壮硕的男子像一座小山似的立在我面前。
“噢，欢迎到我们Schatzi on Main餐厅来！怎么样，今天这里的刀鱼和安康鱼味道挺不错的，你们不来一份尝尝？”
男人浑厚的英语中夹杂着明显的德国口音。啊，竟然真是他，大明星阿诺德·施瓦辛格正满面笑容地对着我说话！我惊讶万分，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的上帝，我今天太走运了！”我不禁大声喊起来，竟忘了伸手和他握一握，“这真是永生难忘的一刻，玲王奈，你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您就是我仰慕已久的施瓦辛格先生？能见到您太荣幸了。您的电影我全都看过，尤其是那部《幼儿园特警》我简直太喜欢了，光录像带都看过好几遍。不用说，几部《终结者》也棒极了。”
“谢谢你的夸奖。”
“他从瑞典来，是个作家，咱们可得提防着点儿。”
“那好办，咱们一起给他爆点儿料吧，下周我可要和玲王奈结婚了。”施瓦辛格开玩笑地说。
“是吗，这可是头号大新闻。”我竖起一根手指。
玲王奈把刚才带来的纸袋子递给了施瓦辛格，说：“那就收好你的结婚证书吧。”
“OK，那太谢谢了。请慢用。”
大块头明星说着接过纸袋，便转身离去了。
玲王奈慢慢坐回椅子上，我也坐下了。我呆呆地望着她，真不知她还能变出什么戏法来。想想也好笑，那位御手洗洁不也一样让人惊讶吗？难道这是那座远东小镇出身的人共同的性格吗？
眼前玲王奈的笑容还是那样熟悉，和十年前相比仿佛一点儿都没变。这副笑容我在影院和寓所的录像机前不知见到过多少遍，已经牢牢印在心中。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只是变得更成熟，更从容，不但有艳丽夺目的外表，也有聪明伶俐的头脑。也许是东方人特有的优势，玲王奈依然显得那么年轻，仿佛还是个青春少女一般。
“你还是那么美。”我由衷地对她赞美道，“也许你这句话已经听多了，但我还是得这么说，你太美了。说起来不怕你见笑，我曾经不知幻想过多少回和你对面而坐的情景，真没想到这竟成了现实。”
“我们现在不就面对面坐着吗？其实真这么坐着，你倒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了，也许会说：‘嗨，不也就是这么回事吗？’”
我吃了一惊，忙起身反驳：“为什么？难道你真以为我会这么说？”
“电影演员不过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你没听人这么说过吗？那些人都是胶片上的幻影，要没有音乐和灯光，他们便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道具。”
“不，你不是这样。你比我想象中的更美丽，能和你重逢，我实在很高兴。”
“你说的是真的？我听了真高兴。最近我正在酝酿剧本中角色的情绪，从前天起我情绪一直很低落，忧郁而沉闷，因为要扮演的角色在剧中很不幸。所以万一我影响了你的心情，也请多谅解。”
“要拍的就是《最后的出口》那部片子吧？”
“影片的名字也许还要改，因为剧情带点文艺色彩。”
“能简单地告诉我主要情节吗？”
“吃饭时最好别提它，真想知道的话，吃过饭再告诉你。”
“不会是和报纸上的一胎生了七个婴儿的故事有关吧？”
“暂时无可奉告。”她笑着婉言拒绝了我。
“平时你的心情也容易受剧中人物所左右吧？”
“我……说得对。因此我常显得郁郁寡欢。”
“对不起，这么忙的时候还约你见面。”
“不，没有这回事。见到你真的很高兴。海因里希，你也没怎么变，看起来比在罗马时更年轻了。”玲王奈努力做出爽朗的表情对我说。
“头发总算还留下了一点儿，还能再坚持个五六年吧。这期间我还希望能娶到个妻子呢。不过，你说的若不是客套话，我变年轻完全是沾了御手洗的光。”
“哦，我问你，那部《幼儿园特警》你是和御手洗一起看的吗？”
“不，没和他一起看，他对看录像根本不感兴趣。玲王奈，他看你演过的电影吗？”
玲王奈耸了耸肩，把手伸向菜谱，哼了一声：“这我哪儿知道啊？刀鱼和安康鱼你来哪一种？”
“刀鱼是什么鱼？这种鱼欧洲没有。”
“那你正好尝尝吧，我觉得味道不错呢。我来一份安康鱼。”
侍者走近我们，轻声问我们喝点什么。我要了杯荷兰的喜力啤酒，玲王奈点了杯冰茶。十分钟后，我们用啤酒和茶为这次再会碰了杯。玲王奈告诉我，工作之前她坚持不喝酒，对此我稍感美中不足。不过听她这么说，是不是明天晚餐时她打算和我喝几杯？
我盯着玲王奈，怎么都看不够。虽说她近日郁郁寡欢，但无论什么姿态的美女总是魅力无穷，况且，她为了不影响我的情绪，还尽力做出高兴的样子。为此我特别感谢她。
与她共进午餐是一种难得的经历，玲王奈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来和我讨论。她对于大脑研究的了解程度，说实话，甚至连我都佩服不已。尤其是她所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我所掌握的知识都无法和她相比。照这样看来，让她代替我去采访御手洗，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她特别热衷于打听我和御手洗之间的关系，提出的问题有些甚至让我难以启齿。我想，以前我采访那些娱乐界人物和模特时大概也是如此，经常提出不少令对方难堪的问题。因此对玲王奈所问的怪问题，我也只能报以苦笑，仿佛真的和御手洗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正在被这名女记者穷追猛打，十分狼狈。最后我只好丢下餐刀和叉子，双手一摊，做出最坦率的答复：
“玲王奈，不管你怎么追问，我只能拍着胸脯向你保证，我和御手洗两人的关系的确是清白的。”
玲王奈听了以后笑了，但目光中总还透出些不信任的神色。
“你们整夜乘游艇出海去，真的是各睡各的床吗？”
我听了只能笑出声来。
“难道别人也老是这么问你的？”
“因为从你的话里，我觉得你好像爱上了御手洗似的。”
“你还真能捏造出这种让我说不清的事情。这种毫无根据的逼供，我自打四岁时接受盖世太保的审问以来还没经历过呢。”
玲王奈也放下刀叉，用餐巾擦了擦嘴角，靠在椅背上。
“那你告诉我波罗的海是什么样子吧。和这儿的海有什么不同？”
“哦，那可大不一样。这里的海水充满了太阳的气息和木头的气味，深深地渗进海风里。而波罗的海却相反，那里让人感觉潮湿、阴冷，而且还必定带着些岩石的气息。”
玲王奈静静地听着，不时点点头，像是在想象着我所形容的波罗的海风情。看到她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回想。对，的确如此，这里的海能闻出木头和沙子的气味，而北欧的大海却不同，它永远那么冰冷，波涛撞击着岸边深褐色的岩石，海水中泛起咸涩的海潮气息，千百年以来一成不变。
“北欧很冷吧？”玲王奈开口问道。
“是啊。那儿的一切都像是石块垒成的一样冰冷，而人就像石块之间的那些木头，能存在一时，但无法长久，很快就腐朽了、倒塌了，剩下的就只有石块。我曾经在柏林误入过一条大街背后的小巷，那是一条杂草丛生的石板路，脚下的石板已经磨平了，但上头还能看到两道清晰的车辙。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这种路平时很少有人走过。我问一位路过的、家住附近的老人，万万没想到他这样告诉我：这还是当年古罗马大军的马拉战车走过时轧出来的车辙呢。这就是古老的欧洲啊。”
“这正是他们播撒下的火种啊！”
“火种？”
“是的，这些火种已经深深地渗进那片土地，经历数千年后，由白人基督徒们点燃了灿烂的文明之火。这些文明被完全地保留吸收下来，这就是现在的欧洲。我认为这种状态十分危险，它过于追求所谓纯粹，因此才会派生出各种狂热的排外思潮，排除异教徒，排除不同的人种，而且自己本身也变得越来越疯狂。”
“你说的是真的？”
“我从前曾经在维也纳住过一个冬天，就那么短的时间里，我已经变得有些不正常了。”
“你也能……”
我正要往下问，玲王奈笑着打断我的话：“对，我变了。当然，我本来就不正常。但我总担心御手洗会有什么事，害怕他被这样的氛围影响。我知道那个人平时就比我更不正常。”
她平静地说着，语气中丝毫听不出有开玩笑的意思。
5
这顿饭我吃得很高兴，饭后我们又一起喝了一会儿茶。我吃了几块小甜点，但玲王奈告诉我，工作前她要限食，所以她一块也没吃。
玲王奈轻声问我明天晚餐想吃点什么。我告诉她，上次到横滨去时，感觉日本料理很可口。玲王奈一听马上答应下来，提议明天一起去吃寿司。
饭费是玲王奈结的账。尽管我推让了半天，但她始终不答应。她的理由是：从欧洲来的机票已经让你出了，怎么能再让你请客？最后我只得把信用卡收了起来。
餐厅的背后是海滩，玲王奈提议说，离回去工作还有点时间，不如到海边走一走。我自然赞同她的意见。从这儿走不了几步就是海滩，因此我们把车放在停车场，穿过尼尔森大街，沿着人行道向海边走去。这一带沿着海岸盖了不少海滨住宅，既有传统木结构的房子，也有建筑杂志上最常见到的用水泥和玻璃砌成的时尚公寓。从这些楼房的间隙中隐约可以见到波涛翻滚的大海。
我们踏进圣莫尼卡的沙滩时，深秋的太阳已经西斜了，夕阳像一团黄色的火球，给海面染上了一层美丽的颜色。眼前的天空中遮着厚厚的云层，从云缝间洒落无数细细的光柱，仿佛把云朵一条条切割开来。风轻轻地掠过海面，掀起细细的浪花，闪动着粼粼的反光。在阳光的搅动下，海水看上去显得那么稠，仿佛马上要凝固成一面闪闪发亮的镜子。看到加利福尼亚海滩的这片景色，我心中又暗暗对比起家乡波罗的海的不同来。
在海滩上漫步自然要比平时走路慢得多。我们跨过海边杂乱破旧的木围栏，走过夏季为游泳者的安全而设置的瞭望楼，一路无语。周围的人渐渐稀少了，越靠近海，风也变得越大，吹得沙滩上一层细沙向我们身后滚过去，一边翻滚着一边发出悦耳的沙沙声，轻轻擦过我的脚踝。
当我走进海水的时候，猛一抬头，看见昨晚我散步时路过的圣莫尼卡码头隔着海湾出现在我右边。夕阳中高高的过山车像个金色的光环，不禁让我想起了母亲曾经佩戴过的金项链。我呆呆地望了它好久，心中浮想联翩，竟一刻也舍不得转开眼睛。我心想，这一定是上帝在召唤我，让我见到这美丽的光环后想起了小时候慈母的深情。在没来到这儿之前，我在北欧那片土地上遥想玲王奈，也觉得她像这轮金色的光环一样吸引人。
我把目光收回到玲王奈身上来，这才发现，和她一起默默地走了这么久，心情反而越发沉重。我努力想寻找一个能活跃点气氛的话题，于是问道：“你不是说过，一会再告诉我《最后的出口》这部影片的主要情节吗？”
我并没有经过太周到的思考就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刚说出口后又觉得不合适，马上后悔了起来。我想到玲王奈一直都在回避这个话题，所以抬头看了看她。还好，玲王奈只是微微笑了笑，说：“故事情节很悲惨，凶手把被害人剁成几大块。可是拍这些场面时，灯光还打得特别亮。”
因为风大，玲王奈得提高嗓门说话，我也要集中注意力才能听清楚。耳边持续响着风的呜咽，这尖锐的声音使我的心情突然激动了起来，以致失去了平时的冷静。
“剧情真复杂，我也是头一次拍这种场面，太惨不忍睹了，还要当着摄制组那些人的面，我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我还没完全听懂她的意思，只好静静地等着她接着说。
“在剧中，我演的角色怀孕了以后又无法堕胎，只好偷偷叫了一个没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到家里来，躺在厨房的灶台间接受堕胎手术。剧中我的形象太难看了，裙子要撩起来这么高，还要在腹部塞几条毛巾。”
“喂，这种角色你也……”我大吃一惊，脱口而出。至今她扮演过的大都是积极健康的形象，我简直无法想象她能出演这类角色。
“那么……镜头拍到哪个部位？”
玲王奈笑了。
“放心吧，只拍到腿部和臀部。反正拍到哪儿我自己也看不到，就这么劈开腿好几个小时，连羞耻心都麻木了。”
我实在担心这部电影会被拍成不堪入目的三级片。看来玲王奈显然什么都不顾了，她难道连自己身体的价值都没完全认识到吗？
“这么拍行吗？我是说……”
由于我的表情过于认真，玲王奈这才收起了笑容，但还是露出淘气的样子盯了我的眼睛好一会儿，然后闪开视线，大声地笑了起来。
“别担心，我还穿着两条内裤呢。我哪能不注意这些呢？”
她的解释实在让我有点哭笑不得。
“手术动完后大夫走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我开始大出血，厨房的地板上一片红，我因为失血过多昏了过去。唉，别说了，太惨了，我一想到这些情节就心情郁闷。不过拍电影用的血只是看起来像，完全没有血腥味，和真的血比起来要好多了。”
玲王奈的表情因为痛苦而扭曲了，右手不自主地按在腹部，好像肚子真开始隐隐作痛似的，看得我也有点不知所措。
越靠近海边，浪涛扑打沙滩的声响和波浪的撞击声也越大。这时我突然记起有一回在波罗的海边的一家游艇俱乐部的酒吧间里，和御手洗两人开怀痛饮的场面。那天也是这个时刻，夕阳西下的大海中传来阵阵波涛拍岸的撞击声。
其实那次小酌刚过去不久，顶多是一个月前的事情。眼下十一月的加利福尼亚海滩还这么暖和，而斯德哥尔摩从十月起就进入了冬天。我们喝酒时，酒吧里的壁炉已经烧得暖烘烘的，御手洗洁穿着一件不知从哪家小店里淘来的双层外套。
“御手洗先生向你提过吗？说他怀念日本？”
玲王奈的高声压过了风的呼叫，也打断了我的思绪。这个问题不知是不是巧合，竟和那天我们俩喝酒时的话题如此一致。御手洗洁平时总是爽朗地说些俏皮话，从没见过他流露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只遇见过那一回，在那个已经很冷的夜里，他不知怎么向我提起了故乡，提起了还在那里的友人。
“他对你说过什么没有？关于日本？”
玲王奈接着追问道。她的声音响亮而明快，一扫之前的沉闷。我脑子里虽然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但听到玲王奈的声音如此爽朗，便打消了自己的疑虑，开始考虑这些话该怎样开口对她说。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我前所未有的失误。
“我只听他说过这一回。那是在一家叫拉尔森的、历史悠久的著名游艇俱乐部酒吧里。上个月我们俩在那里一起喝过酒。这家酒吧我们经常去，那里的气氛很适合我们，算得上是斯德哥尔摩我最爱去的酒吧了，我和御手洗都是那里的常客，甚至感觉泡在那里比待在自己家里还舒服点。”
玲王奈面露笑容，专心地听着。
“那天夜里，一杯酒下肚后我的心情不错，就问了洁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傻得可以，后来我一直为此后悔。我是这么问的：洁，你喜欢人这种生物吗？他说，嗯，当然喜欢。听起来显然没把这个问题当一回事。他又说，喜欢大脑的神经传导回路，所以对大脑的所有者，人类本身，当然也喜欢了。这也是他一贯的思路和逻辑。接下来他说，就像喜欢狗和啤酒一样；也喜欢你，还有大海、斯德哥尔摩的街巷和游艇，都是一样喜欢。
“我告诉他，我问的不是这个。那时我想起了幼年时的艰辛，刚懂事时父亲就遇害了，为此我吃了许多苦。但是在欧洲，像我一样不幸的有整整一代人，都是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父母、亲人和好友。小时候，母亲为了养活我和妹妹不知吃了多少苦，况且她还是贵族出身，比常人遭受的磨难更甚，连起码的自尊都无法保持。
“可是那段时间里，我对母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自然，通常意义上的爱和感激，这些都是有的，你能理解吧。在我心目中，母亲就像是透明的。我真正意识到母亲的存在，是在发现她精神已经不正常以后。我刚开始读高中那年，母亲发病了，被送进了疯人院。我只能一边在慕尼黑一家牛奶店做工，一边读书，还要天天去看望母亲。她早早就会到会客室等我，坐在那里编织些衣物，或者在纸上画些怪物似的动物。我看到她时，才真正从心里意识到爱这种感情的本质是什么。
“母亲编织的东西没什么价值，也没有什么用处，只不过是反复机械性的劳作成果，就像一大片蜘蛛网似的。她喜欢把自己织的东西给我看，笑着盼望我能夸奖她几句。
“我只能拼命想着夸奖的话语，想让母亲听了高兴。我还是个孩子，还想不出那么多夸奖的话，所以我心里特别难过，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深刻伤害。从那时起我才明白母亲对我们的爱有多深，这种感情却只能用相反的方式让我体会到。我正是从那一刻才开始知道什么是爱和悲伤，什么是心里的伤痕。
“这些事情我虽然没有专门和我妹妹好好谈过，但我想她的心情应该和我一样吧。对于我来说，接下来结的那次婚也很欠考虑，给自己平添了不少烦恼。我的前妻心里也曾留有阴影，平日里要靠酒精的麻醉才能活下去。往往右手刚接过干模特挣来的钱，左手就把它送进酒馆买醉。我当时还尽量不让母亲知道我前妻的这种坏习气，母亲要看到了会更加生气。她狠狠地骂过我前妻，几乎是连哭带喊，但是这么做，对于改变她的习气于事无补。”
我住了口，自然地笑出声来，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尽量不去看玲王奈有何反应，只凭感觉知道她还在静静地听我说。这些陈年的痛苦回忆就像地层下堆积的高压瓦斯，深深地郁积在我心里。今天无意中提及过去，就像拔掉心中的栓塞，压在心里的话不断喷出来，想压也压不下去。
“我对洁说，我想问的不是你回答的；我的意思是想问问你，心里喜欢过谁没有？你是否感觉过与另一个人心灵相通，完全能体察对方的痛苦，并把它当做自己的事，真正在情感上融为一体，共同体会对方的悲哀和痛苦，并以此确定两人的关系。你究竟有过这种经验没有？
“听了我的话，御手洗考虑了好久，看来这些话多少也触动了他。他一改平日里玩世不恭的口吻，半天才开口。他告诉我，确实有过一次，但那几乎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那时他刚从美国回到日本，正是学着思考人生的年纪。当时他住在横滨一个小镇偏僻的旧房子里，每天光在屋里读读书，此外什么事也没做。这时他认识了一位日本人，年纪也很轻，看来曾受过很重的伤害，连自己是谁都已经记不清了，不知怎样才能活下去，而且正为女人问题而万分苦恼。总之，御手洗觉得已经没有人能比这个年轻人的处境更惨了，他连呼吸都快要停止了，是根稻草都想一把抓住。这个人走进了御手洗的屋子，就像已经踏在悬崖边的人，向他求救。
“御手洗刚见到他，就感到十分痛心。因为这位年轻人一无所有，既没有谋生的能力，也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而且正在沦为一桩阴谋的牺牲品。要是没人管，他很快就会丢掉性命，唯有御手洗能够想办法挽救他，他的生死就这样落在了御手洗一人肩上。御手洗告诉我，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似乎领悟到了不可抗拒的天意。
御手洗说，他被年轻人那哀怨无助的眼神深深打动了。他向御手洗微笑，推开房门，坐在沙发上，伸手接过递过来的茶杯。做着这些动作时，他总要小心翼翼地看着御手洗的眼睛，似乎干什么都要取得他的同意。年轻人就像一个无助的婴儿或者盲人，用手摸索着寻找未来的人生，必须得有人在身边帮助，他才能活下去。
“御手洗清楚地告诉我，那位年轻人长着白净的脸庞，总是穿着一件白衬衣，单薄的身子在他面前晃动着，无论做什么都要用哀求似的眼神看看他的脸，这种眼神让他无法装作视而不见，就像一记重拳重重地击打在他的胸前，心痛和怜悯难以抑制。这种感觉他以前从未有过，所以他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助这个人，拼尽全力也要让他渡过难关。那一刻他仿佛感悟到了什么，细细想起来，正是在那时他心里产生了这个念头：人不能光是为自己活着，许多时候必须站出来为别人做点什么，给他们指路，给他们智慧。‘我生来就担负着这种使命，海因里希，你看这可以回答你那个问题吧？’御手洗就是这样对我说……玲王奈！”
我倒吸一口气，看了她一眼。玲王奈已经痛苦地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我担心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玲王奈，真对不起，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伤了你的心？”
“不，没关系，我不要紧。”
她回答道，双手慢慢松开了，可是我听得出她在撒谎，因为她的声音里带着哽咽的鼻音，肩膀也在微微颤抖。她打开了提包，从里面拿出一块手绢。
“我正在酝酿剧中人物的感情，看起来很好笑吧？”
说着，玲王奈哈哈地笑出声来。她把手绢按在鼻子上，使劲擦了擦。可是从我站着的位置上，可以清楚地看见她睫毛上沾着的泪水。
“不过……这种心情来得倒也很及时，今晚拍片时反正会有哭戏。但是哭得多了，又怕开拍时流不出多少眼泪来，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真的没什么，你放心。”
她说着，嘴角在微微抖动。看得出，玲王奈虽然佯装欢笑，但心里的失落和痛苦一点儿也没减轻。此刻她的鼻尖红红的，悲伤之情难以抑制，于是用手绢捂住了脸。
“真的没什么。你别担心。这种情况在我身上经常发生。你能不能说点什么高兴事让我听听？哦，御手洗洁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哈哈，这太奇怪了。不，正因为是他，所以才会这样说啊！”
玲王奈咬紧牙关，哭出了声音，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双手猛地捂住了脸，手提包也掉落在沙滩上。接着，她双腿瘫软着慢慢跪在了沙子上。我惊呆了，伸手想拉住她，但又不敢碰她的手，就这么呆呆地站着，做什么也不是，只能愣愣地看着这位著名的女演员在听过我说的话后失声痛哭着。
过了大约五分钟，玲王奈才慢慢伸出手，捡起了自己的提包。我见她想站起来，急忙把手伸了过去。她拉住我的手缓缓立起身来。我看见她低垂着的脸上，尤其是嘴唇，竟然难过得扭曲了。
玲王奈直起身，用手绢掩住鼻子和嘴，抬头向海天相接处望去。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这么直挺挺地站着，什么话也没有说。看见年轻女子在自己身边哭得这么伤心，对我来说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一次痛哭的人不是前妻，而是我妹妹。所以这时，我对这位有名的女演员，不禁产生了一种面对妹妹或者女儿般的感觉。虽然我对刚才说的话后悔不迭，但这种心情多少带给我一些安慰。
“玲王奈，你……”
我吞吞吐吐地开口。虽然对女人的心理缺乏了解，但大体上我已经知道她伤心的理由，只是我无法把它说出口，无论如何，我不想给她的心再添几道伤口。
“海因里希，你嫉妒过一个女人吗？”
突然，玲王奈转脸对我说。
“嗯？”
我听不懂她的意思。
“就是说，有没有哪位女人夺走了你心爱的女人。”
“噢……”
我总算明白了。但不幸的是，这种奇特的经历我确实没有过。
“没有。”
我边回答，边注意观察她的反应。但玲王奈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我总算有机会把刚才说了一半的话接着说完。
“你真的那么爱御手洗吗？”
听到我的话，玲王奈落寞地微微一笑，只回答了我一句话。
“我讨厌自己的性格，一件事在心里老放不下。”
说着，她拿开手绢，轻轻转了转头，在她脸上，因为绝望而产生的虚脱感格外分明。
我们俩就这么默然伫立着，实在想不出该说什么好。十分钟，又十分钟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着，那件看起来那么遥远的而光芒熠熠的东西，它并不属于我。这就是我说错了话的报应。在拉尔森俱乐部和御手洗对饮的那天夜晚，不知为什么，我不满足于仅仅和他讨论什么神经回路、狗还有游艇，而想要再深究那些复杂的问题。结果这些多余的话却让我失去了玲王奈。
我看了看四周，多亏时间已经很晚了，这儿的沙滩又远离码头，很少有人走到这儿来。我们呆立着的时候，夕阳已经悄无声息地落下，周围也慢慢变暗，风开始冷起来。洛杉矶的十一月，天已经黑得很早了。
“往回走吧，晚上我还有事要做。”
玲王奈轻声说着。我抬头一看，她正看着腕上那块小巧精致的手表。这句话是我最怕听到的。
“玲王奈，我真不知该怎么说。”
“你别介意，我送你回去吧。”
她的话听起来那么落寞，我觉得要是自己是个绅士，就绝不能同意让她那么做。
“不，玲王奈，我还想在海滨再散散步。这里回饭店还有电车可坐，你先走吧。反正离饭店也不远。”
“好吧。”她说。
“那我就先回去了？”
“当然没问题。”我尽力装出高兴的语气，“谢谢你的款待，碰见施瓦辛格先生请代我问个好。”
“抱歉，我先回去了。”
玲王奈说完，往后倒退着走了两三步，然后突然停了下来，慢慢转向我。
“海因里希，那么明天的晚餐……”
“对不起，玲王奈。”我赶紧打断了她的话，“明天一早，我有要紧事要赶往马萨诸塞州，只有今天有时间，原来不好意思对你说。”
我只能这么说。玲王奈仍然站立着没有动。
“海因里希，我不是那个意思……”玲王奈解释道。
我连忙伸手到上衣里面的口袋里：“这儿有我的名片，上边有我的电话和住址，什么时候心情好了，再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吧。不着急，什么时候都行，明年，后年，都可以，等你心情恢复了的时候。”
玲王奈点了点头，没有说再见。我把名片递到她手里时，她突然扑向我，身体紧贴着我的胸膛，双手颤抖着轻轻搭在我背上。
一阵淡香袭来，我知道那是她的气味，从她身上和她的悲伤中散发出来的。
我们相拥了好久，玲王奈松开我的身体，紧紧抓住我两只手。她的身子一直在微微抖动着，我也难过得几乎忍不住落泪。她慢慢凑近我的脸，在我脸颊上吻了吻。她的泪水挂在了我的脸上。
“真对不起。”她对我说道。
“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你。”我告诉她，“开车时多加小心。好好干你的事业吧。”
“再见！”
她无力地回答，接着慢慢转过身，踏着沙子，向那家餐厅的停车场独自走去。我站立在沙滩上，等着她转身笑着向我招手，但玲王奈一直没有回头。周围已经很暗了，至少在我目光所及的范围里，她始终没有转身向我挥手。那白色的身影随着圣莫尼卡码头的潮水声，渐渐消失在黄昏的黑暗里。
我站着张望了好久，才转身向前走去。我就这样在沙滩上漫步着，朝着刚才在夕阳中发亮的过山车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