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学视角下的网络平台
一、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阶段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当今社会，平台开始逐渐成为与企业（公司法人）并列（也许最终会取代企业）的经济组织形态。经济组织形态经历了从宗族、家族、家庭、个人、企业到平台的演进过程，每个经济时代的主导组织形态并不相同。自然经济时代，主要的经济组织形态是家族和家庭；工业经济时代，主要的经济组织形态是个人和企业；后工业经济时代，主要的经济组织形态将主要是个人和平台。当然，这种演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会存在混合存在的时期。目前的经济组织形态是个人、企业和平台并存的时期。
按照这个演进路径，平台的具体形式也会存在一个从交易型平台到分享型平台过渡过程，前者是工业经济下组织形态的变形，而后者则是分享经济的组织形态，具有启蒙性和革命性的意义。交易型平台的作用或者其根本目的，仍然是以价值交易为中心的组织形态，只是其效率比单纯的企业形态更高而已。但分享型平台经济却是以使用价值交易为中心的组织形态，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其使得经济活动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彰显了被价值（货币）所遮蔽了的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使得人得以回归其本质。
二、网络平台兴起的经济背景——从交易到分享
（一）经济发展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
互联网的兴起，打碎了原有的层级制组织结构，让社会变得更加“去中心化”了。而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互变得空前的紧密，即使身处地球两端，人们也可以进行交流、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新“中心化”，而让“去中心化”的社会实现重新“中心化”的纽结就是平台。
从传统的视角看，平台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物——自科斯以来，人们往往持有一种市场与企业二分的观点，认为两者是对立的（Coase，1937）。而平台却偏偏同时兼具了这两者的属性：从作用上看，它扮演的是市场的角色，主要用来沟通和实现人们的交互；而从表现形式上看，它往往以一个企业的形式呈现。平台的兴起，可能是新世纪以来重要的商业事件。它以空前的力量把人和人连接在了一起，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便利。通过平台，远隔千里的人们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易，一起进行分工、合作。与此同时，平台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着财富。对于传统企业来讲，完成从创建到市值百亿、千亿恐怕需要几十、上百年的时间，而对于平台企业而言，这一过程可能只需短短几年。
平台实践的蓬勃发展，呼唤着相关理论研究的进行。近十多年来，平台已成为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大批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各自角度对其发表了观点。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平台的认识还远远赶不上实践的发展，在很多问题上，分歧也远远多于共识。
（二）网络平台的基本经济原理
网络平台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提高市场的效率。而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交易成本包括寻找交易者和交易物的搜寻和信息成本，就交易条款进行谈判并达成双方接受的价格和起草合同的谈判成本，以及完全按照合同条款进行履行的监督和履行成本。[28]根据交易的不同阶段，交易成本又可以被划分为三种：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履行成本。[29]每个阶段都依靠信息来降低交易成本。而互联网平台因为增加了信息的连接与获取，并在交易的每个侧面都加入了高科技因素，从而影响了所有这三个阶段的交易成本。随着平台的增长，效率也随之提高。
具体而言，互联网平台提高效率的表现，主要体现为以下10个方面：
（1）经济规模：（Economies of Scale）[30]，工业时代，公司结构决定着市场交易的规模，而信息交易规模，可以很小并且还可以不规则。平台公司进入了成熟的工业化市场，正在日益侵蚀他们反工业化的份额。原来由公司生产所决定的交易规模，变成了由平台来决定交易规模。
（2）不再浪费：平台经济的一个主要原理就是激活了闲置生产力。平台可以使得私人资源更加有效率地进行配置。人们所拥有的大多数资产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闲置的。汽车每天行驶的时间不超过8小时，割草机每2周用一次，空闲房间每一年中会因亲戚朋友的到访而被占用2次。平台经济可以使得这些闲置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换句话说，平台将原来不能交易的东西纳入交易平台，从而增加供给，降低了成本。
（3）裁剪交易单元：平台可以通过把时间或空间切割成很小的单位给使用者，从而使得闲置生产力被释放出来。平台打破了原来的交易单元，而是把其分割成更小的商品，同时在供给端和需求端都有了量的增加。短期租赁、按分钟计算的协助、按小时计算的家具安装和一个在私人家里进行的周末晚餐等。数字技术使得这些小单元交易成为可能，Yochai Benkler称这些小的交易单元为“粒度”（Granularity），[31]这些在以前是不可交易的。而平台的加入使得服务和产品可以按照分钟为单位进行交易，从而产生了这些极小的交易单元。
（4）人人都是资本家：平台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供给方，我们的空闲时间、友谊关系和私人住所都可以变成商品，在平台上进行交易，从而使得我们都可以通过投资这些成为资本家。
（5）从标准化到定制：工业时代的供给是标准化的供给，消费者无从拥有更多的选择。而分享经济时代，因为平台的加入，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定制化的生产与消费成为可能。预订一间无烟、可携带宠物的房间都变得很容易，而成本和价格又不会太高。
（6）使用优于拥有：消费文化从通过购买的使用转变为合理获得的使用，使得不再浪费和沉淀资本的复活成为可能。拥有一辆汽车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它。消费者不再感到有必要买一台割草机，当他可以清楚地知道谁有割草机并且可以给他使用的话。这种从拥有到使用的转变，还因为减少了买卖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消费者购买共享汽车使用费的价格不会比买一辆车贵，而购买一个小时的汽车使用肯定不会比购买一天的使用贵。
（7）减少运营费用：平台通过减少中间环节而推进了分散交易。除了平台之外，不再有中间人。直接的私人交易，不是今天才有的，但是却因为高科技的加入，变得频繁。在线公司比线下同行的费用要低得多：因为他们并不需要拥有那些交易所必需的劳动力资产。并且，如我们将要看到，成本问题不可避免地与规制问题相关联。例如，对于Uber来说，如果其被看作所有运送乘客司机的雇主的话，成本会必然增加。
（8）降低门槛：平台经济鼓励那些在现行市场机制下有障碍的交易提供者进入市场。因为平台大幅降低了日常费用，使得数字化竞争创业的成本很低。你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域名和网址而已。通过为程序员提供市场，平台也降低或者最小化了创业成本。
（9）精准定价：Airbnb和Uber都通过一套复杂算法给出定价，如根据温度或是季节进行定价，或者是Uber的“动态”或者“激增”定价模式会调整定价，以提供司机的效率，在需求较高的时候增加供给。这些复杂算法，都能更准确地计算商品和服务的估值，从而减少谈判和不确定成本。
（10）动态信息：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互联网平台则通过提供动态的评级、评价和其他信息，减少了不确定性，增加了消费者的信心。还同时降低了监督成本，因为如果你将会收到一个差评的机制，就会产生前向激励，使得你会遵守交易条款。
三、网络平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一）问题所在
理论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按照其重心在资源配置或利益互相作用的不同可分为两类。前者可称为斯密问题，后者可称为李嘉图问题。以斯密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马歇尔以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以李嘉图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古典经济学类型的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
姜奇平教授指出，理论经济学的根部有两个重大分叉，一是新古典主义的生产要素分配论，二是古典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利益互相作用（社会关系）。但是，这两个角度忽略了内生社会关系，在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基础上一开始就有所偏颇。[32]所以，提出了“回到李嘉图”的议题设置。[33]认为，分享经济的基础理论需要发展为内生技术的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或者简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34]
就分享经济而言，闲置资源利用，主要是一个斯密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即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其最关心的是资源如何能够实现最优配置，通过利用闲置资源，在不改变生产关系条件下做大蛋糕；然而，使用而非拥有，主要是一个李嘉图问题（利益问题，即主体与主体问题），最关心的则是谁能从分享中得到最大利益，通过使用而非拥有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分好蛋糕。总体而言，分享经济表现为闲置资源的利用，本来是一个斯密问题，而其实质却是涉及生产关系的调整，演化为了一个李嘉图问题。而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使用而非拥有”与工业化时代的所有权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按照海洋法系的财产观，资源不使用就是浪费；但按照大陆法系的财产观，拥有者具有可以合法浪费的权利。拥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
从利益关系角度认识分享经济，首先应回到这个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即李嘉图问题。李嘉图认为，利益分配是政治经济学（有别于斯密）的核心问题。工业化时代，利益互相作用表现为利益在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他说：“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
（二）分享经济价值论中的技术因素：网络平台
工业经济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均衡论，而分享经济是以使用价值为中心的均衡论。而单就价值论而言，与逻辑的正反合是对应的。历史上的“正”是农业经济，以使用为中心（物物交换的经济），在逻辑上对应的是使用价值；历史上的“反”是工业经济，以价值为中心（货币经济），在逻辑上对应的是价值（交换价值、效用）；历史上的“合”是分享经济，以更高的使用价值为中心（信息经济）。分享经济独特的价值论，就体现在合题中。
而使用价值的实现无法依靠原来的买卖（即商业）途径实现，而是只能依靠互联网平台来实现使用和拥有的连接。分享经济价值论中，也就当然地包含了技术因素。Orly Lobel指出：“网络是终极媒介、资本化者和经济化者，新的数字技术将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可获得的资源：服务、产品、空间、联系和知识，所有的这些都变成可收集的碎片。”[35]滴滴出行的创始人程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互联网平台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36]
（三）分享经济均衡论中的双层规划
分享经济是关于租的经济。租是“进入壁垒的垄断程度”，在利益上，对应的是使用者的权利。分享经济之前的经济（包括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都是专有经济，拥有决定使用。支配权一旦滥用，一定会造成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权利的滥用可能会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对供给能力的过度使用，而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支配权滥用造成的资源闲置。
分享经济中，稀缺要素从资本转向劳动，使得使用者的权利开始在分成中具有越来越大的权重。这是生产力的作用，而不是生产关系主动调整的结果。技术的发展使得使用可以借助技术平台脱离所有，在生产和服务转向个性化和差异化之后，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本，会广泛地出现稀缺，从而改变了经济学原来预设的生产条件，需要在所有者与使用者，以及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均衡。姜奇平教授的建议是，用双层规划来解释或推演这种均衡，即新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均衡。此种市场结构分为平台和增值应用上下两层，垄断竞争的差异化效果主要通过多元化的增值应用服务实现，平台在其中承担分享、分推、固定成本的作用。
（四）平台拥有与人人自由（可得使用）
自然权利是使用的权利，而法律权利是拥有的权利。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交易的单位是按照拥有即所有权展开的，从而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使用与拥有的分离。而平台的加入，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基本解决拥有者不使用，而使用者不拥有的分离情形。
四、经济学视角下的网络平台的治理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可以从网络平台的经济属性出发，将其区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平台，即交易型平台与分享型平台。
交易型平台通常是依靠互联网技术搭建起来的众多企业的集合体，其既不同于原来自由市场中的单个企业，同时又不同于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一个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但是，这些平台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企业，可以被看作一个平台实际控制人。这个平台的实际控制人，通常是一个企业，其负责该平台的技术搭建，同时又制定和主导了平台的交易规则，并且技术搭建与规则制定之间还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此类平台的治理，一方面，应当参照市场治理规则，建立以公平竞争为目的导向的平台规则，赋予平台以制定规则和实施规则的权利，从而让平台承担起市场组织功能；另一方面，平台本身亦是一个营利性企业，应给予其一定的自治的权利，但是，平台的自律行为应当受到政府的监管。
交易型平台是典型的双边市场，其所采取的定价模式与传统企业的定价模式有着显著的不同。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向交易对方收取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有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而收取过高的价格，则有垄断的嫌疑。在双边市场下，平台有可能向一方收取非常低的价格，甚至无偿提供服务，但其未必构成不正当竞争，因为，其有可能同时向另一方收取非常高的价格，从而存在交叉补贴的效应。因此，平台经济学的兴起对于建构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的竞争法理论产生了冲击，而竞争法的规则对于平台治理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分享型平台是依靠互联网技术搭建起来的以分享为目的的平台，可以依据分享内容的不同，又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信息分享型平台，一类是实物分享型平台。信息分享型平台，因为分享的内容纷繁复杂，既有传统媒体的互联网化平台，又有应用程序分发平台，还有搜索平台等。典型的实物分享型平台包括分享住房的Airbnb、途家，分享汽车的Uber、滴滴，分享自行车的摩拜和ofo等。这些平台不同于此前的交易型平台，因为交易型平台是以实现价值交换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平台，其主要作用是实现商品从所有到所有的经济过程，而分享型平台的主要目的是以实现物品的使用价值而组织起来的，其主要作用是实现物品使用价值到使用价值的经济过程，并且还有解决产能过剩节约资源的作用，实质是把一方或多方拥有的使用价值与用户之间进行匹配的组织形式，虽然是以企业体现出来，但是这种企业却与传统的私人企业性质不同，很难用商品的价值进行衡量，其估值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其治理模式也应有所不同。
以分享型平台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平台的出现，对于现有法律制度产生了多方位的冲击，迫切需要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以做出回应。
第一，它使得经营者的概念变得模糊。传统意义上的经营者是指从事经营活动并以此为业的人，而在网络平台经济模式下，人人皆可参与经营，人人皆可成为经营者，从而使得经营者的概念边界变得模糊。
第二，它使得独立缔约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参与网络平台经营的个体往往都依附于某一个平台，然而，其自身又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与传统的企业雇员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关系亦需要重新界定。
第三，平台经济的兴起对传统制度最大的冲击在于其打破了传统的管制框架和形形色色的特许制度，如分享住房的平台经济模式突破了对建筑物用途的管制、旅馆业经营许可的管制；分享出行的平台经济模式打破了传统出租车行业所享有的特许经营权。在打破传统制度的同时，如何为平台经济量身打造一套契合的新型监管模式成为摆在立法者面前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