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草根文学到新移民文学

全面研究北美华文文学，首先必须考察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为此，我们特别追溯了从早期海外草根文学到新移民文学的蛛丝马迹，从而说明北美华文文学的渊源。

一、北美华文文学相关概念的界定

1．海外草根文学

早期来到北美的华人移民对文学的投入不多，因此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北美华文文学基本上处于“失声”的状态。其间，除了少数文人的创作以外，海外草根文学是北美华文文学存在的主要方式。唐人街提供了华人进入异国的一种生存方式。“唐人街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沟通着北美华文文学的“底层写作”。近年来以旧金山为中心的一群华文作家呼吁重视美国华人的“草根写作”，其性质与“唐人街写作”大致相近。所谓“草根作家”，大抵也是指在“唐人街生存方式”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它实际上构成了北美华文文学与未来“知识分子写作”并存的另外一个支流。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苦社会》的生存方式、写作方式及题材表现、人物塑造等种种特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旧金山“天使岛诗歌”为发轫而形成波澜的“草根文学”，也成为北美华文文学的重要一支，其特质就是表现海外华人特别是底层华人在美国几代拼搏中所经历的血泪悲欢，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以黄运基为代表的“金山作家群”的作品。海外草根文学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以庶民记忆与经验再现的方式真实地呈现出这种历史书写的草根意识，从而获得表述自我的话语权力。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或诗歌，均以海外底层华侨、华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的生命形态为主题，表现特定的文化思维。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海外留学生文学截然不同。

2．海外留学生文学

追溯早期严格意义上的北美华文文学创作的发端相当困难。顺藤摸瓜，我们把目光移向留学生和留学生文学上。早期的留学生和留学生文学是在中国近代受外国侵略和自身力求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美国的留学生容闳的英文自传《西学东渐记》（1909），描写了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没落王朝的腐朽、衰败：城市萧条肮脏、农村荒芜贫瘠、交通落后、官府草菅人命、百姓愚昧无知、民不聊生。这些形象印证和强化了西方看中国的刻板负面形象，但与此同时也体现出容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表达出他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希望中国富强的强烈愿望。

通常人们把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作为留学生文学的肇始之作。虽然它的文学性不强，但某种程度上仍可视为留学生文学的滥觞。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作家写了留学生题材的作品，例如老舍、郁达夫、胡适、郭沫若、许地山、张资平等。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众多作家都是具有西学身份的留学生，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都书写了海外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情感。郁达夫的《沉沦》可以说是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留学生文学，是最典型的由海外留学生书写的反映留学生生存境遇和心灵伤痛的作品。

“留学生文学”这一概念始见于1987年纽约华人文学社团“晨边社”在纽约的一次讨论。“留学生文学”是由主讲人、美国华人史研究者于仁秋教授提出的。这次“留学生文学”座谈纪要在1988年第1期的《小说界》全文转载，引起了国内学者对留学生文学的关注。1989年10月，《小说界》杂志社邀请北京、上海等地的作家、评论家就“留学生文学”进行专题讨论。

留学生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和范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融汇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的老留学生季羡林先生曾把留学生比作中国近现代的报春鸟、高加索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自然的，伴随着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也相应出现了记述留学生在异域生活、学习的文字。

大陆学者对“留学生文学”概念内涵的界定，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是“一批出国留学者（含出国访学者和以出国留学之名在外居留或打工者）所撰写的有关留学生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一定义从创作主体、创作内容等方面对留学生文学进行了界定。留学生文学是北美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先锋开拓的作用。

3．中国台湾旅美作家群

虽然在20世纪初的文坛风云中涌现了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一大批当年的留学人写海外生活的优秀作品，但其作品并不属于真正的留学生文学的范畴。“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的立足重点在国内，他们着眼表现的只是“过客”的情怀。直到20世纪50年代，海外留学生开始以负笈远游的时代特色来思考“留学”这一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大裂变所造成的文化冲突及存在的意义，才真正具有了留学生文学的创作特质，而以60年代中国台湾在美留学生为代表的创作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高峰。中国台湾的“留学生文学”是指中国台湾文学中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和范畴，即60年代诞生的一种以海外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随感及其命运为表现内容的小说现象，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汉语创作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也是中国台湾文学漂泊主题在异国的延伸。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海外的中国台湾留学生，他们书写着北美华裔在居住国的生活境遇、生活欲望和梦想。其作品主要是在中国台湾发表和出版，以中国台湾读者为受众群，属于中国台湾文学中的特殊文本。

中国台湾在五六十年代有大批青年远渡国外，一些描写留学生生活的作品，如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小说等颇具影响，掀起了留学生文学的巨大波澜。到了70年代，由于海外“保钓运动”的兴起，中国台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大大推动了北美华文文学的创作。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刘大任、李渝、李黎、郭松芬、张系国、陈若曦等人，此时的留学生文学已超出了个人情感的圈子，多了一层政治与人文的关注。

4．大陆留学生作家群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主体开始转换为由大陆留洋的新学子。大陆新时期较早发表留学生文学的阵地首推上海的《小说界》，在80年代中期，《小说界》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留学生文学作品，1988年正式开辟了“留学生文学”专栏，对于推动留学生文学发展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各家主要杂志竞相刊登留学生题材的作品，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文坛的一种特别的文学景观。

国内第一部留学生小说集是198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苏炜的《远行人》，随后还有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和蒋濮的《东京没有爱情》。此时的创作多表现个体的艰难奋斗及生存状况。另外，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也被誉为90年代初具有较高水准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到了90年代中后期，由于海外留学生的普遍思考，一代人共同的内心焦虑和情感失落以及社会文化的冲突逐渐浮现出来，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品是阎真的《曾在天涯》，表现了人性在生存环境中的悲剧性扭曲。

5．大陆新移民文学

“新移民文学”与“留学生文学”在内容和主题上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大陆新移民文学与留学生文学相依相随。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中国大陆留学生结束了在异国的求学生涯，其中有些人由“留学生”转变成“学留人”——即学成后留在当地成了新移民。这一身份的变化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还有不少来自国内的专业作家旅居海外，创作起点高，在这个意义上，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已经涵盖了留学生文学。“新移民作家”与五六十年代的旅外作家一样，出国后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多元文化语境之中，新的身份、新的视野与新的生活赋予了他们创作的新鲜血液，使他们的创作展现出只有在异域才能产生的思想、情思、叙事与修辞。

如20世纪90年代初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作品就属于新移民文学的范畴。此时，这些新移民作家创作出许多题材、风格多样化的力作，严歌苓、阎真、张翎、少君、雷辛、张慈、严力、戴舫等一批创作力旺盛的作家在世界文坛崭露头角。

目前最具实力也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是严歌苓。异域生活的切换全面激发了她的创作才情。严歌苓的海外创作甚丰，出版了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天浴》，自传体小说《人寰》，长篇小说《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毫无疑问，近三十年来，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在海外华文文坛上占据着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新移民作家不断涌现，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移民作家作品发表或出版。尤其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两岸作家以及新老移民在创作视点上的差距逐渐缩小，历史造就的悲情已经淡化，共同关心的焦点是民族以及社会，甚至表现出题材选择、艺术风格上的融合之势。此一发展脉络不仅在北美华文文坛表现突出，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大致相同的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移民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下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成果和新水平，预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新希望和新方向。

二、相关概念的追溯

1．边缘书写

人类自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实现空间上大规模的自由迁移。告别亲人前往异地的人们，面临着心灵的孤寂和不适，处于既与母国文化难以割舍然而又与所在国文化格格不入的两难处境，“边缘人”概念的提出就是对这一类人群形象的概括。边缘人（又称“边际人”）是指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人。要阐述什么是“边缘人”，则不得不提及齐美尔的“外来人”（又译为“异乡人”“陌生人”）。齐美尔是从距离的角度来界定外来人的社会属性的。在齐美尔看来，外来人既熟悉又陌生，对世界具有一种超然的态度。遵循齐美尔对“外来人”的分析思路，帕克提出了著名的“边缘人”理论。他说：“当中世纪犹太区的围墙被拆毁，犹太人被允许参与当地人的文化生活的时候，一种新型的人格类型即文化混血儿出现了。他和两种文化生活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人群密切地居住、生活在一起；他决不愿意很快地与他的过去与传统割裂，即便他被允许这么做；由于种族偏见的缘故，他也不能很快地被他正努力在其中寻求一个社会位置的新社会所接受。他是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边缘的人，而这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决不会完全渗透与融合在一起。这个不受约束的犹太人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和典型意义的边缘人，世界上第一个世界公民和市民。”帕克认为作为移民的边缘人趋向于变成一种人格类型，是一个文化的混血儿，他们既渴望成为新群体的成员但又遭排斥，在原有的或新的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地成为边缘人。“边缘人”在社会学家的定义里，是一种处于“空间性和地位性文化冲突”中的人，边缘人表现的是“同一时代背景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社会体系、知识体系之间从隔阂到同化过程中人格的裂变和转型特征”，“边缘人”生活在两种文化交汇处的中间地带，负载着“两种以上的文化期望和文化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文化对他们都有一种吸引力，但他们处在这两种文化构筑的张力中而无法接近任何一方。因此，他们就成为本土与异域双重边缘化的“边缘人”。

较早关注边缘写作现象的是一群在纽约的留美学者，他们于1987年春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晨边社”。他们发表在美国《华侨日报》上的《“留学生文学”座谈纪要》涉及边缘人的概念。在这个座谈纪要中，主讲人于仁秋提到了李玫瑰在《中国人在美国》中的观点。李玫瑰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芝加哥大学博士。她指出，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留学生是所谓“边缘人”（marginal man）。在美国时，他们群居在一起，保留着中国的许多习惯，他们只是处于美国主流文化的边缘，他们始终打不进美国的主流社会。但是回到中国呢，他们立即又发现，自己仍然处于某种边缘。因为他们学到了不少“坏”毛病，使他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格格不入。于是自成一个狭窄的小圈圈，只和背景相同的人有较多来往，又成了中国社会中的边缘人。李玫瑰提到的海外华人双重边缘的生存境遇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其实这与西方大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外华人称自己在西方的位置为“边缘人”，但在西方的主流文化氛围中，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被称为“他者”。“他者”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相对“本土”存在的客体。“他者”是西方人类学的重要概念，即他群体、非我所属的社会群体，同“我们”相对，意味着非“我们”的必然被“我们”“他者化”。今天，“他者”已经成为讨论或描写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隐喻，在学术界广为流行。当然此时的“他者”并没有贬低的意思，反映的只是一种认同上的意涵。换句话说，中国人和美国人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互为“他者”。

西方传统人类学将非西方的民族和文化定义为“他性”的。他们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异文化时，就隐含了“自我中心”意识和距离、对立、差异等二元意图，以此来确立西方中心的时空宇宙观。在这种大西方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下，其他的少数民族族裔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边缘化的位置，这其中有少数族裔自动或被迫选择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少数族裔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自古以来，欧洲人移民意识比中国人强，中国人有很强的故土情结，而故土情结和移民意识造成很大的冲突，这就导致中国移民更易产生“边缘人”的感觉。

严歌苓说：“边缘人多半处于非常态的环境下，在被逼到绝境时，人性本质的东西常会蹦出来，那才是我最感兴趣的。”边缘人处在种族、政治、文化的弱势地位，是处于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人。他们不被主流群体认同，边缘人相对于主流强势者的威慑和强大，生存的艰辛和局促更加明显，通过边缘人揭示人的本质与人性的复杂多变是更加简便的途径。严歌苓将自己对边缘人的关注落在了“地母”式女性、同性恋者、儿童、寄居者等各种各样的人群身上，呈现出人性最本质最隐秘的东西。她的作品如《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茉莉的最后一日》《青柠檬色的鸟》《赴宴者》，让我们紧紧追寻她探索人性奥秘的痕迹。北美新移民网络作家少君的《人生自白》也表现了在人生边缘的各种人物的面影，如描写外国洋人在中国混世界的《洋混子》，再如《洋插队》中沦落为妓女的赴澳上海女知青。少君最关注的是人性的失落，并由此引发了对边缘人生存状况的思考。

2．身份与文化认同

“身份”一词在英文中与“认同”同义。身份（我国文献常作“认同”）问题是流散文学的核心问题。“身份”（identity，同一，一致）是和“差异”（difference，不同，区别）相对的概念。如果说我们把流散理解为某种后现代普遍的人类文化特性或生命状态的话，那么“身份”（“认同”）的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例如，查尔斯·泰勒在《自我之源》中写道：“认同问题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表达：我是谁？知道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commit ment）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换而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由此可以看出，身份与认同所提供的框架与视界能通过锻造共同的价值观念、属性（如族性、性别、家庭或具体位置）或后天性资源（如教育、职业、道德符号或行为）获得，这种共享价值资源在诸如宗族、家庭、宗教、社区或民族国家等社会机构中得到维护。

未经过任何雕饰的认同是原生性的，这种建立在共享世系上，相信来自共同血缘祖先的主观情感及其对这种共享的文化诠释，对一个群体的构成至关重要。所以，这种原生性的认同，按韦伯的逻辑，应该与对既定秩序信守的传统主义精神分不开。19世纪末之前，海外华人“有家无国”的观念说明，原生性认同是人们最基本的聚合要素。原生性认同可以成为国家政治、族群政治或地方政治的资源，但这必须经过动员和进一步建构。而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或文化身份，是指一个族群或个体的自我界定，“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的本质特征”。例如，雷蒙·威廉斯把文化视作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斯图亚特·霍尔把“文化身份”界定为“一种共有的文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体”之说，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影响的理论，都强调了文化想象与身份问题中共同性、群体性的维度。因此，本书把文化认同简单定义为依据某些象征的和物质的资源对特定人群的肯定以及这群人与重视这种资源的社会结构的密切程度。肯定反映了资源的影响，密切程度则描绘了维护这种价值观念和资源过程中遵守制度的认知和行为。

在北美华文文学作品中，作者经常探讨主人公是“谁”（身份），以及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问题）等问题。陶家俊在《身份认同导论》一文中把身份问题分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就北美华文文学的创作而言，认同问题阐释的是东方文化主体在西方强势与东方弱势文化之间的集体身份选择，所产生的强烈思想震荡与巨大精神磨难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之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第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的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第一种身份是祖国共有的文化，所有的中国人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自我”。这种文化身份反映了所有华人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号，是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第二种后现代的身份观强调的是移民身份的不确定性，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点之外的差异性。海外华人个体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常年的离国散居，使作家的生活空间和社交群体发生了变化，建构了离散作家的“文化身份”。

3．身份的建构：文化的认同与焦虑

认同的问题在于，从接受者的角度看，他们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异质文化也会出现部分的认同感并影响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因此，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是密切相连的，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家认为，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文化认同都是后天建构起来的，他们拒绝任何本质主义文化认同观。建构是动态的构造，强调了文化认同的历时性变化及共时性的多层面性。在认同中建构，在建构的同时确立新的认同。

吉登斯的“本体安全”概念认为，安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所有个体都在种种形式的惯例基础上发展某种本体安全的框架”，因此，惯例与本体安全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旅居生活对于华人移民而言总会存有一种陌生感和被疏离的感觉，他们感觉自己在两个世界里都与常轨有异：一方面失去了旧有的文化凭依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在新环境里是一个失败者，原有的自我意识在新环境中得不到认同与赞许，身心变得异常疲惫、脆弱、恐惧、失落，在旅居地的文化冲击下，导致心理问题的频频发生。就像是孩子离开了自己的最初看护者母亲时，安全感便会受到威胁，由此会导致不安全的焦虑产生。这一原理具有高度的象征性，也可用于解释文化上的“本体安全”，进而引发认同的焦虑。所谓认同的焦虑是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所导致的不安与忧虑状态。所谓本体安全与惯例相互作用，从个体角度说，是指个人生活和行为的惯例化；对于一个群体及其文化来说，这些复杂而又广泛的惯例化尽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统，但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传统或传统的功能。所以身份，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英国的或是法兰西的，作为不同的集体经验的象征，最终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不仅强调文化认同是建构的，而且提出了文化认同的建构离不开“他者”的观点。“他者”相对于“自我”，是“自我”的一个参照系和镜子。正是由于“他者”的存在，每一种文化才进行认同和自我确认。身份的建构涉及树立对立面和“他者”，这对立面和“他者”的准确性总是依赖于对不同于我们的差别进行的持续不断的译解和再译解。这样，自己和“他者”的身份远远不是静态的，而更多的是人为的历史、社会、智力和政治的过程。也就是说，带有文化属性的身份是一个变化着的建构过程，而这种建构只有通过“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方可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