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髫渔同志的风雨征程
罗髫渔同志（1901—1988），又名罗懋其，四川古宋县（今叙永县）人。家境贫寒，工读成才。1925年在上海大学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共产党员。曾任黄埔军校少校政治教官，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担任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起义失败后，长期在上海、香港做地下工作。抗战时期，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工作，直至抗战胜利。后奉当时四川省委（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张友渔）之命，留守四川，成立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罗髫渔任临时工委书记，组织四川地下武装，策反国民党军队，迎接解放军入川。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髫渔同志功成不居，淡于利禄。50年代初，他不愿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之职，坚辞任命，而宁肯当一名普通教师，先后在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历史系、文学系的教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罗髫渔同志学识渊博，擅长古典诗词，书法劲秀，楷隶皆精，与郭沫若为亲密的文字之交。又通晓英文、法文，曾译《世界历史》《经济学》《国际工人运动》等多种作品（笔名陈子和）。他品德高尚，生活俭朴，作风平易近人，恂恂儒者之风，深受青年学者的爱戴、尊敬。谁能知道这位博学多能、著译宏富的老教授当年叱咤风云、驰马疆场的战斗生涯？又有谁能知道这位性情谦和、讷于言辞、视官禄如敝屣的蔼然长者，当年出生入死、横眉冷对反动派的感人事迹？我在罗髫渔同志领导下工作十余年，多次听他谈起以往的经历，深受教育。今又看到了他的自传和一些遗作，把他在大革命时期的战斗生活整理成篇，展示了一位进步青年投身革命后经历的风雨征程，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坚贞不屈、艰苦奋斗，一心为国家、为人民做奉献的高尚精神。
一、参加革命
罗髫渔同志出生于四川山村的一个穷苦家庭中，父亲是做挂面的工人。兄弟姊妹七人，除了罗髫渔和他的长兄罗银舟之外，其他五人均因饥寒交迫或工作过度劳累而在青少年时死亡。罗髫渔幼年学习成绩优异，受到老师、校长的喜爱，故能勉强读到小学五年级。后来家境实在维持不下去，被迫辍学，到一家钱店去当学徒，受尽老板的白眼和捶挞。后来得到老师、同学的资助、举荐，进初级师范传习所学习一年，在乡村小学当教师。他的远房叔父罗子骏是川军中的中级军官，见罗髫渔聪颖好学，便资助他到南充顺庆中学学习。1921年，他随几位同学浪迹武汉、南京、上海。当时盛行勤工俭学之风，罗髫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还得到亲戚、同学的不时接济，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但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他从不荒废学业。1923年，罗髫渔22岁，他在上海得到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的允许，在学校中抄写文件表册，略得微薄薪水，同时注册入学，成为一名工读生。青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长期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穷生活，把罗髫渔磨炼得更加倔强自尊，更加奋发上进。
1924年，罗髫渔因学习成绩优异，得到四川地方政府的奖学金，每年100元大洋。这笔钱对长期贫困而不能自给的罗髫渔来说，无疑是丰厚的金额和巨大的支持，使他能安心向学了，因此转入上海大学学习，从此开始了他人生历程中的一次飞跃。
上海大学是当时著名的革命学府，它本来是一所简陋的学校，后来孙中山先生派于右任去当校长，将它改造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学校聘请邓中夏担任教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厉行改革，摒除旧学堂的规章、习气，增设新课程。聘请了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萧楚女、陈望道、张秋人、蒋光慈等任教，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宣传革命主张。李大钊、戴季陶、吴稚晖、张继、汪精卫等名流也曾来校演讲。上海大学的声誉日隆，莘莘学子从四面八方慕名而至。四川籍的学生尤其多，同学中有何秉彝（五卅运动中牺牲）、刘华（工人运动领袖，被孙传芳杀害）、李硕勋（1931年在海南岛被捕牺牲）以及欧阳继修（阳翰笙）、李民治（李一氓）、刘披云、朱义权、何成湘、程源希等人。四川的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同乡会，经常聚会活动。
罗髫渔早就认识恽代英，几年前在四川听过他讲课，恽代英当时已是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他学问渊博，讲课透析，解疑答问，口若悬河，深受青年们的崇敬。他讲课时，课堂中挤满了学生，静听讲授，全场鸦雀无声。罗髫渔从课堂上以及当时《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等革命报刊上，开始学习革命道理，渐渐知道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等。罗髫渔的幼年经历使他非常容易接受革命思想，他受过地主恶霸的欺凌，遭到钱店老板的压迫，挨过军阀部队的毒打，在嘉陵江上碰到过土匪杀人抢劫，全家食不饱、穿不暖，过着艰难的生活。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为什么外国人和军阀能横行不法？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何在？这些长期萦绕在他头脑里的问题逐渐得到了解答。他专心致志地听讲，如饥似渴地读书，全身心扑在功课上，虽然在校的时间不算长，但思想和学业突飞猛进，是班上名列前茅的高才生。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国民会议，路过上海，仿佛吹来了一场革命的旋风。上海租界当局扬言，禁止孙中山登岸和停留。恽代英率领学生们联合工人、市民结队到黄浦滩十六铺码头欢迎，这是罗髫渔第一次参加盛大的政治活动。恽代英嘱咐罗髫渔等几个学生负责维持学生队伍的秩序，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上岸了，向群众招手致意。十六铺码头盛况空前，“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与欢呼声、鼓掌声响彻云霄，站在旁边的外国巡捕、暗探们垂头丧气，无法阻挡。罗髫渔初次经历这种场面，无比兴奋，充满憧憬，对孙中山无限崇敬。从前，罗髫渔在社会上闯荡，备历艰辛，屡遭挫折，像一株小草，无依无靠，软弱无力。今天，他在这一宏伟的场面中看到了力量，鼓舞起对前途的信心和勇气。
二、五卅抗暴
1925年初，上海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沪西小沙渡一带有很多日本人开设的纱厂，上海大学校址在西摩路，离此不远。罗髫渔跟着一些进步学生跑去寻访工人，进行宣传，在一所工人平民夜校任教。他从书本上学到的一些理论、原则，经过群众工作的锻炼，日益成为自己的信仰。5月中旬，日资纱厂的工人们不堪苛重的剥削，在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的率领下，组织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在交涉时，顾正红竟惨遭日本资本家枪杀。这一事件像在火药桶上点了火，引爆起一场浩大的群众运动。上海的工人、学生纷纷集会，进行抗议。从此，罗髫渔被这场革命大潮推出了书斋，放下书本，积极行动起来，做宣传工作。租界当局一味采取高压措施，打伤和逮捕了许多工人、学生。学生们决定5月30日在全市宣传游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工人，惩治凶手，抚恤赔偿。
当天上午，上海各学校学生从四面八方向繁华中心南京路集合，沿路宣传，散发传单。当时罗髫渔住在提篮桥，参加了南方大学的宣传小队，当走到虹口小菜场进行演讲时，被许多巡捕、暗探所包围。罗髫渔和同学梁栋、彭宴等六人当场被拘捕，被送到虹口捕房的候审室，正在争辩抗议时，学校打电话来保释。大概因为全市被捕的人太多，事情越闹越大，巡捕房怕收不了场，就对罗髫渔等一阵拳打脚踢，撵了出去。他们急忙向南京路上跑去，在永安公司门前和上海大学的学生会合，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是罗髫渔的同乡好友，聪颖勤学，口才很好。他站在一个凳子上演讲，要求市民们支援工人、学生，反对租界当局的暴政。突然“砰砰”几声，一个英国巡捕向何秉彝开了枪，何当即倒地。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夺了凶手的手枪，揪住这个凶手。这时，西边老闸捕房门口排枪阵阵，英国巡捕用手枪、步枪向群众狂射，数十人中枪倒地。人群完全混乱了，喊骂声、呼救声、号哭声乱成一片。罗髫渔等把中枪的学生何秉彝、尹景伊（同济大学学生）、陈虞钦（南洋中学学生）抬到浙江路隐蔽处，急忙送往医院，但三位同学都不及救治而身亡。
帝国主义血洗南京路的惨剧激起了千万民众的奋起，帝国主义越施高压，群众的反抗越猛烈。5月30日晚，各校学生代表齐集在上海大学开会，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决定全体罢课，扩大宣传，募款救济殉难者家属以及受伤、被捕的工人、市民、学生。5月31日，大雨滂沱，宣传队仍冒雨分路出发，罗髫渔被分到南京路小队，拿着传单、小旗，挨门挨户向各商家宣传，要求商店罢市，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为死难烈士报仇。下午又到天后宫上海总商会，与副会长方椒伯谈判。方椒伯说话期期艾艾，不肯答应罢市。罗髫渔担任联络工作，把谈判情况随时向等待在外面的群众做传达。直到夜间八点钟，在群众的压力下，方椒伯不得不接受要求，下达了罢市命令。
罗髫渔对帝国主义的暴行痛恨万分，他全身心投入到群众运动，长驻在上海学联，与他一起工作的还有陆定一、刘披云、朱义权等。这时，上海大学已停办，学联迁到南市办公，另在法租界开办一处夏令营，邀请名流学者演讲。来这里演讲的有陈独秀、郭沫若、恽代英、蒋光慈，也有戴季陶、陈布雷等。罗髫渔在这里做演讲记录，刻印宣传品，终日忙碌。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女中学生谭勤先（后名谭乐华），她思想进步，端庄大方，罗髫渔对她的爱慕之心油然而起。三年之后，他们终于结成伉俪，共同战斗和生活了60年。
三、辗转川粤
罗髫渔在五卅运动中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提出申请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南方大学的同学徐玮找他谈了话。还没有等到上级批准入团，他就接受了一项任务，护送五卅运动死难烈士何秉彝同学的灵柩回四川彭县。1925年12月，他离开了上海。护灵完毕以后，罗髫渔回到了家乡古宋县。这时，他的父亲、三哥均已故去，老母病卧在床，全家靠体弱的大哥做工勉强糊口。家乡贫困如故，乡亲们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在外地闯荡多年的罗髫渔更加明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老百姓不会有好日子过。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
在家乡期间，罗髫渔散发了从上海带回来的宣传品和图片，向乡亲们讲说五卅惨案的真相，宣传国共合作。他把少年时的同学卢仲防、温鹤元、刘彦承、刘真儒等组成一个学习小组，经常讨论时局。不久，风声泄露，当地军阀土豪指称他是赤化分子。古宋县的教育局局长童君实爱惜人才，恐有不测，嘱咐罗髫渔赶快离开，并且把1926年全年奖学金100元提前发给他。罗髫渔又出川再去上海。他在家乡组织起来的这批青年，不久就和吴玉章同志领导的四川成都莲花池国民党党部取得了联系，也走上了进步的道路。
罗髫渔回到上海，尚无批准他入团的消息。罗髫渔要求进步的心情很迫切，担心自己进步不快，条件不够，从而未获批准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上海大学青年团的负责人程源希。程鼓励他说：“不会的。也许因你离开上海，入团申请被耽误了。你再写个报告，我替你催问一下。”罗髫渔的报告经过程源希送上去。十天以后，批准入团的消息就下达了。罗髫渔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有了组织的指导，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干革命，他的眼前呈现出一片光明。
罗髫渔继续在上海大学上学。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了，广州急需大批干部，共青团要罗髫渔去广州工作，罗髫渔放下了尚未完成的学业，于1926年9月前往广州。这里是革命的大本营，工农运动高涨，革命政权巩固，比起上海、四川来，又是一番新的气象。罗髫渔来到广州，先是住在广东大学（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学生汪浩的宿舍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组织部部长木青亲自找罗髫渔谈话，向罗介绍了广东的形势。广州的革命力量固然很强大，但目前许多同志随军北伐，各机关留下了很多空缺，反动分子蠢蠢欲动，要夺取各单位的领导权。陈延年说：“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的群众基础很好，但最近右派经常捣乱，那边的团员不少，却只有两名党员。你先去那里教书吧，区委已决定将你转为共产党员，到那里建立一个党小组，团结学校的教师、学生，开展工作。”随即在陈延年的主持下，罗髫渔和另外几位同志参加了入党的宣誓仪式，地点就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内。
广东省立一中在广州近郊，校长陈蕃是国民党左派，颇有声望，教务长程日新、社会科主任张鸿程是共产党员。罗髫渔到职后，三名党员紧密团结，努力工作，改革规章，增添课程，使工作蒸蒸日上。但国民党右派势力视他们为眼中钉，他们竟纠集了校外的一批地痞流氓，于某日凌晨冲进学校，捆绑殴打进步学生。广州公安局出面干涉，公安局局长李章达是国民党左派，他派一队警察来校恢复秩序，并拘捕了一些流氓。罗髫渔等执行学校纪律，开除几名肇事的反动学生。不料，国民党的元老、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张静江亲自出面，下令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并且驱逐罗髫渔等共产党员离校，闹成一场轩然大波。这反映了革命阵营内部左派和右派激烈斗争的一个侧面。右派的气焰很嚣张。刚刚入党的罗髫渔同志亲自体会到了斗争的复杂性、艰苦性。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决定将共产党员都撤出省立一中。罗髫渔、程日新、张鸿程被派往新的工作岗位，去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
四、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当时的正式校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已经创办了好几年，培养了大批军官。虽然校长是蒋介石，但在军校的筹建、教学、训练上，共产党人却竭尽了心力。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都担任过教官。这时，北伐军已攻克武汉，正在向南京、上海进军。黄埔军校内的大批共产党员以及第一、二、三、四期学员，已离校参加各路军队，开往各个战场。军校急需补充一批干部。这样，罗髫渔和张鸿程、程日新被调到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罗髫渔等三人隐蔽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罗髫渔被分配在宣传科，担任少校政治教官。政治教官的任务是给学员上“三民主义”“帝国主义”“社会学”“经济学”“时事形势分析”等课程，灌输革命的理论，增强学员们的革命意识。早期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这时已离校到上海去了。继任的是邵力子，邵是个挂名主任，不管具体工作，也不常来校，实际工作由政治部副主任熊雄负责。熊雄精明干练，且待人宽厚。宣传科的科长是安体诚。当时的政治教官还有恽代英（恽是政治总教官，不久即离校前往武汉）、萧楚女、张秋人、韩麟符、毛泽覃、欧阳继修（阳翰笙）、饶乃杰、李元杰、廖划平、潘怀素等人，其中有好几位是罗髫渔在上海大学的老师和同学。
萧楚女是罗髫渔的老师，比罗髫渔年长十几岁，当时已是名闻全国的理论家、大学者。他学问渊博、文笔犀利、性格爽朗、身材高大，是深受军校学生爱戴的老师。他开过“帝国主义”“社会科学”等课程，内容精彩，讲授生动。他也往往在广场上发表讲演，解答疑问，声如洪钟，极富演说天才，军校中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都爱听他讲课。由于黄埔军校原来的政治干部大批北上，萧楚女受党的委托，长期住校，把主要精力用在军校的政治教育上。他还在广州担任很多重要职务，经常来往于广州、黄埔之间。这时，他已染上肺结核病，几次咳血，身体十分虚弱，但仍不肯休息，拖着病躯，日夜不停地工作。罗髫渔和他住房相邻，并且编在一个党小组内。萧楚女已年近四十，尚未结婚。两个单身汉在一起，故经常见面。罗髫渔对这位老师非常尊敬，向他请教学问，并照顾他的生活，给他炖鸡汤、做小菜，增加营养。为了让萧楚女不致太劳累，常常替他挡掉一些会议和约稿，代他誊写一些稿件，后来和其他教官一起，苦劝萧楚女住进医院治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反动派竟从医院病床上把萧楚女捆绑去杀害。为了此事，罗髫渔一直感到深深的疚悔。如果不劝萧楚女去住院，如果他们仍旧生活在一起，那么，在最严峻的日子里，萧楚女不会和外界隔绝而得不到消息。他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大概能逢凶化吉，脱离虎口。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住院治疗的决定竟葬送了这样一位绝代才人的宝贵生命。萧楚女非常欣赏罗髫渔的书法，罗髫渔曾经自撰一联，书赠老师，挂在萧楚女的房间内。“一身浩然正气，满腹锦绣文章”，这副对联表达了一个学生对老师出自肺腑的崇敬之情，也是萧楚女烈士生平的真实写照与确切评价。
军校政治部的年轻教官们办了一个《黄埔日刊》，张鸿程是主编，萧楚女是主要撰稿人。罗髫渔常给刊物写稿，一度协助编务。他们以这个刊物为阵地，在师生员工中开展政治教育，宣传革命思想，颇有影响。军校内左、右派的斗争很激烈，经常争论，产生摩擦。这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已当上了北伐军的总司令。副校长李济深是留守广州的军政大员，不常来校，常住校的有教育长方鼎英、总教官孙炳文、政治部副主任熊雄。方鼎英是国民党左派，政治态度温和，对人宽厚，孙炳文和熊雄都是共产党员。军校内部虽有蒋介石的御用组织“黄埔同学会”，但是左派力量占优势，革命气氛很浓厚。尤其是政治部，更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不过大多数人都隐蔽了真实身份，外人弄不清楚谁是共产党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从前线也传来了许多不祥的消息：帝国主义在武汉和南京公开干涉革命；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行为愈益乖张，更加暴露出反共面目；各处工农运动受镇压，江西工人领袖陈赞贤被杀害。一桩桩事件，使人触目惊心。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们纷纷聚议。在一次党内会议上，韩麟符、毛泽覃等先后发言，话语激昂，他们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蒋介石正在磨刀霍霍，政变迫在眉睫，建议上海党中央早做应变的准备，放手武装工农，迎击反动派的突然袭击。政治部党组织派人把这个建议送往广东区委。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一建议完全正确。可惜当时党的领导人思想麻痹，未做足够的准备，遂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横遭摧折。
五、脱离虎口
4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罗髫渔等人被政治部的中共支部书记饶乃杰召集在一起。饶乃杰告诉他们：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动用军队并纠集青帮流氓对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员大打出手，革命力量损失惨重。李济深刚刚从上海返回广州，方鼎英教育长、熊雄副主任夤夜赶去商议，说黄埔方面随时可能出事，要大家早做准备。过了不久，饶乃杰又单独找到罗髫渔，交给他几张邮票说：组织上已决定全部共产党员迅速撤离军校，方鼎英教育长也答应礼送共产党员出校。情况紧急，孙炳文已去上海，熊雄副主任和一些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正在撤离。但是还有一些党员外出未归，一两天内即将回校，他们不知道“清党”消息，处境危险。罗髫渔并未暴露党员身份，而且到黄埔工作未及半年，熟识的人不多，不为人们注意。饶乃杰要求罗髫渔留在军校两天，等待外出未归的党员们。饶乃杰告诉罗髫渔，大家都要撤往武汉，凭这些邮票可以与党接上联系，要罗髫渔把撤退的命令和凭信交给外出返校的几位同志。饶乃杰再三叮嘱说：这里已是虎穴，一定要小心谨慎，注意观察周围形势，相机行事，如发现情况不妙，即迅速撤离。
罗髫渔勇敢而忠实地执行了党交给的任务。为了等候外出未归的同志，他几乎是最后一个撤离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政治部是被人注视的大目标，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罗髫渔迅速清理了萧楚女、自己以及另外一些党员的寝室，当晚离开政治部，住到特务连的宿舍里。连长和士兵很多是四川人，和罗髫渔熟悉而亲近，罗髫渔得到他们的掩护而隐蔽了下来。
翌日早晨，军校周围的情况大变，交通断绝，贴出了广州公安局局长钱大钧的戒严令。中山舰和西江舰驶到黄埔岛，卸下炮衣，几挺机关枪摆在军校的大门口，铁栅门已关闭，杀气腾腾，如临大敌。军校内尚有第五期几个大队的学员一千数百人和第六期刚入学的部分学员，全部徒手列队，站在政治部对面俱乐部的广场上，挨次接受检查。一些反动分子出头指认共产党员，当场被捕近100人，以后还有许多共产党人陆续被捕，所谓“礼送出校”，竟是谎话。听说这些同志很快被转移出去，未经审讯就被执行枪决，反动派对革命者大开杀戒，狠下毒手。
罗髫渔通过特务连士兵的帮助，与外出回校的党员迅速取得联系，传达撤退命令，指定撤退的路线和地点，发给邮票作为联络的凭信。他身居虎口，临事从容，处危而不乱，圆满地完成了拯救同志的任务。他留在军校内四昼夜，未被反动派察觉，最后在士兵的帮助下，化装为平民逃出军校，雇了一艘小船，前往广州。在事先约定的联络点，找到了张鸿程、程日新，隐藏在省一中的同学、共青团员李培荪的家中。
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省港罢工工人的纠察队和反动军警战斗两天，因寡不敌众，已告失败。军警便衣沿街搜索，到处捉人，熊雄、萧楚女、熊锐、何琨等同志均已被捕牺牲，其他同志下落不明，广州不能久留，罗髫渔等急谋脱身之计。他们人生地不熟，这时完全依靠省一中的进步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有一位家长与桂系军阀头子黄绍竑相识，写了一封介绍信作为掩护，购好船票，由省一中的学生陪送，沿着珠江前往广西。一路上盘查严紧，几历险境，因为有了那封介绍信，都应付了过去。他们来到广西贺县的乡下居住几天，随后请当地农民领路，翻越九嶷山，到达湖南的江华，湖南省尚为武汉政府所控制，罗髫渔等总算到了安全地带。他们走在九嶷山上，遍野奇花盛开，溪泉流注，山草拂膝，鸟声入耳。几个人含悲忍泪，回顾来路，痛定思痛。这场灾祸多么突然，几天前还是黄埔一家，互称同学师长，蓦地反动派拿起屠刀，从背后狠狠砍杀，眼睁睁看着大批同志倒在血泊之中。如今总算逃离虎口，走上宽阔的山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但他们的心底却是那样沉重、辛酸，他们牢牢记着这苦难的日子，发誓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雪恨。
六、北伐军中
罗髫渔一行进入湖南后，在长沙乘坐火车，于1927年5月初到达武汉。先到总政治部报到，交了邮票、凭信，接上组织关系。做接待工作的是章伯钧和欧阳钦，武汉政府还专为从广州脱险归来的同志召开了一次欢迎会。以后，罗髫渔被分配到起义部队高桂滋的第十六军政治部任中校宣传科长。罗髫渔和在第十六军政治部的中共特派员刘明汉取得了联系，刘命罗率领几名政工干部乘火车前往河南漯河第十六军军部去工作。第十六军是一支旧军队，人员混杂，刚刚编组成军，政治工作基础很差，队伍都分布在前线阵地上和奉军对峙。漯河军部只有几间房子，几个军部人员无所事事，天天打麻将、聊大天。问他们部队在哪里，各团有无政治指导员，他们都说不清楚。几天以后，特派员刘明汉来了，他也不抓工作，只知道要大家造名册、领军饷。罗髫渔建议下到团营连排去做政治工作，刘明汉摇头说行不通。罗髫渔从武汉带来大批宣传品，准备分发给部队。刘明汉诧异地说：“十六军的士兵都不识字，发这些干啥？”罗髫渔把这些情况向前方总政治部汇报，总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关向应了解到第十六军的政治工作暂难开展，向上级请示后，把罗髫渔调到前敌军委。
前敌军委书记是陆沉，负责工人运动的是李振瀛，负责地方党政工作的是黄锦辉，罗髫渔被派到黄锦辉手下工作。前敌军委不是指挥军事而是做地方工作的机构。河南是北伐前线，革命军和奉军在临颍激战之后，克复了许昌，正向郑州推进，奉军节节败退。前敌军委的工作十分繁忙，并正准备在收复河南全省之后即改为河南省委。罗髫渔前去报到的当天，就奉命以特派员身份前往确山，调查、视察县政府的工作。罗来到确山，市集上倒也熙熙攘攘，还算兴旺，城墙上和街道上站立着许多手执红缨长矛的人，这是刚从红枪会改编过来的队伍。县政府七个委员中，有五个是共产党员，但县长和另一个委员则是刚刚倒戈过来的靳云鹗部下的旧官僚。五个党员文化低，有的不识字，全县的民政、财政和军需供应大权都掌握在县长的手里。罗髫渔把五个党员带到僻静的山坡开会，嘱咐他们要提高警惕，克服骄傲麻痹思想，监督那位县长的工作，尤其要注意掌握武装。罗髫渔留在确山短短几天，工作十分忙碌，召开了农民大会，打击当地的地主和土匪，加强治安，整顿秩序。他返回漯河向陆沉、黄锦辉汇报了情况，建议派遣几个得力的干部前往确山工作，但当时人手紧缺，这项建议被搁置了下来。
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奉军放弃了郑州，退往黄河北岸。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前方的工作调动很频繁。罗髫渔回漯河几天之后，即被调往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的第十一军工作，军长是朱晖日，军部驻在许昌，罗髫渔立即赶到许昌报到，任第十一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北伐军占领郑州后，他很快随军部开进郑州，郑州城内外一片战乱景象，到处断垣残壁，奉军的大炮、车辆、军辎丢弃满地。罗髫渔忙于印制各种文稿，召开会议，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这时，他在城内的一家旧书店里意外地买到了一批旧书，罗髫渔爱书成癖，工作之余就展卷阅读，行军时也带着这些沉重的书籍。想不到这些书籍日后竟成了八一起义部队南征途中一个小小的流动图书馆。
北伐的前途似乎仍很光明，奉军已全线溃退，河南的工农运动正在兴起。这时，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专程去潼关，迎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前来郑州，共商国是。武汉政府的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已在郑州，其他政府要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等亦联袂来郑，真有点“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气象。罗髫渔等以为：武汉政府与东出的冯玉祥会师，必能彻底打败北洋军阀，完成北伐大业，并堂堂正正地讨伐蒋介石。但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了，冯玉祥在郑州与汪精卫等商谈之后，竟开车到徐州去了，冯、汪虽然和蒋介石矛盾重重，但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有着共同性，他们对工农运动的发展忧心忡忡。汪精卫和冯玉祥达成协议，停止北伐，北伐军撤回武汉，把河南地盘交给了冯玉祥。这样，罗髫渔又随第十一军返回了武汉。
武汉的形势日益紧张，夏斗寅的反动军队在北伐军出征时，乘武汉空虚，竟敢进行偷袭。幸亏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领第二十四师及武汉黄埔分校的学生军英勇抵抗，打退了夏斗寅的进攻。北伐军回到武汉时，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已被解除武装，湖南农民军进攻长沙的计划亦被陈独秀取消，各地的政客、军官、豪绅纷纷反扑，革命同志被捕、被杀的消息日有所闻。市面上物价上涨，人心惶惶，武汉政府中反共的迹象日益明显，汪精卫等拼命制造舆论，诬蔑工农运动过火，说什么共产国际策动中共篡夺军权、党权。
表面上看，武汉政府和蒋介石还是对立的，讨蒋的军事活动仍在进行，大批军队从武汉向九江方向调动，名义上是“东征蒋介石”，事实上宁汉正在合流，反动军官们步蒋介石的后尘，在各地打击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当时，在武汉召开了东征誓师大会。会前，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集合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政工人员，传达党的指示，要拟写一篇声讨蒋介石的宣传大纲和标语、口号。罗髫渔被指定起草宣传大纲，朱新繁起草标语、口号。这次誓师大会上，武汉政府的要员云集，汪精卫发表演说，说了一半，从口袋中掏出罗髫渔草拟的宣传大纲，大肆攻击说：“这个大纲，只强调三大政策，却不强调总理的三民主义，是对国共合作的破坏。此类错误，不能不予以纠正。”孙科演讲说：“国民党的右边是西山会议派，这条路不能走。左边是共产党，这条路更不能走。我们只应遵照总理的教诲，走中间路线。”谭延闿说：“蒋介石虽有错误，我们不是一味用武力压迫他，还要采用调停的方法。”身为讨蒋军总司令的唐生智，既不声讨蒋介石，也不指责共产党，言不及义，却说什么现在天气炎热了，东征军路上辛苦，要保重身体，多备些十滴水等。这次大会根本不像讨伐蒋介石的誓师大会，而联蒋反共已露端倪，革命前途渺茫，灾祸恐将来临，大家议论纷纷，忧急无计，难以扭转大局。
七、南昌起义
1927年7月，张发奎所辖第四方面军的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以及贺龙的第二十军相继开往江西。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调离工作，前敌军委派罗髫渔代理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上校秘书。军委书记是聂荣臻，以后又是第十一军的党代表；第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是郭沫若。从此，罗髫渔就在聂荣臻、郭沫若的领导下工作，从八一南昌起义起，直到起义军南征失败为止。
7月15日，武汉政府发生“分共事件”，汪精卫等背叛革命，宣布同共产党决裂。7月25日，罗髫渔随同第十一军政治部到达九江。当时，革命形势千钧一发，许多部队都在往南昌集中，聂荣臻从九江赶到马回岭第四军的驻地，筹划起义事宜去了。临行前聂嘱咐罗髫渔，有许多革命同志已离开武汉，赶来江西，不日将到达，要罗髫渔等在九江暂候几天，做收容接待工作，并多多制作第十一军政治部的佩章，发给他们，将他们安全转送到南昌。
第十一军政治部设立在九江车站的仓库中，接待工作十分忙碌。连日来，很多同志或零散，或结队，纷纷从武汉来到九江。接待的条件虽然很差，但罗髫渔等竭尽全力，并得到当地党委的协助，送出了几批人员，其中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一批学员，罗髫渔后来的夫人谭勤先（后名谭乐华）也在其中。罗髫渔和她在五卅运动中相识于上海，后来谭勤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分校开设了唯一的女生班，学员共200人，每天要上政治课和军事课，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是恽代英。当夏斗寅进攻武汉时，女生队曾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和谭勤先同学的有一大批巾帼英杰，如赵一曼、游牺、郑梅仙、危拱之、张瑞华（聂荣臻夫人）、黄杰（徐向前夫人）、曾宪植（叶剑英夫人）、王鸣皋（李平心夫人）、杨庆兰、吕儒贞、胡毓秀、谢冰莹等。谭勤先和罗髫渔早已认识，戎马倥偬之中，不期而遇。此后，两人在南征的路上共同战斗两个多月，两心相印，互相倾慕。当然，在战斗和行军环境中是谈不上解决个人问题的，直到1928年又在上海相遇，才结成了革命姻缘。
刚刚往南昌送走了几批人，前面的道路已阻塞不通，政治部内挤满了收容待遣人员。7月30日上午，罗髫渔接到命令，将第十一军政治部撤离九江，速往南昌。这时政治部连同暂时收容的同志共70余人，有10多支步枪和40多支驳壳枪，还有一批文件、辎重。罗髫渔是政治部代理主任，率领全队。前敌军委派来傅维岳负责军事，傅维岳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深谙军事，勇敢善战，原为某师政治部主任，“四一二”时，险遭不测，幸脱虎口。后来南征军失败，他是汕头守卫战的指挥员。政治部的党支书则由王海萍担任。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罗髫渔宣布，即时紧急行军，赶往南昌，行动均听傅维岳指挥。7月30日下午，这支队伍从九江出发。这时，南浔铁路上到处是军队、车辆、辎重，拥挤难行，铁路已不通车，他们只得抛弃笨重行李，轻装步行。罗髫渔书生习气，把自己的衣服用具几乎全丢掉了，却留下一个藤箱，里面满装着在郑州购买的书籍，他背着沉重的书箱，随队伍蹒跚前进。7月31日，到达庐山脚下，九江党委派来的同志找了当地农民引路，并且雇到九艘船只，这对大家是意外的喜事，不但船行迅捷，而且可避炎热天气，可免行走疲劳之苦。这支船队。沿着鄱阳湖边，行至德安附近。一路上碰到不少南来北往的部队，乱哄哄的，不知前方消息。在从德安通向赣江的小运河上，罗髫渔等碰到了几个落伍的士兵，从他们嘴里得知8月1日南昌起义的消息，又知道在马回岭附近第四军的一部分队伍（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也于昨天起义，撇下指挥官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奔往南昌而去，附近则有反动派缪培南的第十二师沿路捕捉失散的革命人员。罗髫渔等满心高兴，行动越发谨慎，小心翼翼地避开敌方的队伍，沿着鄱阳湖绕道行驶。8月4日夜间到达南昌城外赣江的江面上，远远望见牛行车站灯火辉煌，人声嘈杂，估计是张发奎的部队已接近南昌。大队伍进城恐有不测，便派罗稷南（当时名陈小航）乔装进城去探听消息。罗稷南是云南人，在驻江西的朱培德军队中有很多熟人，进城便于活动。船队不敢停留，向上游驶去，停泊在南昌城南数十里的生米街。罗稷南很快从南昌回队，探知朱德、叶挺、贺龙的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前往抚州，他未能与组织取得联系。于是罗髫渔、傅维岳带着这支船队溯赣江、抚河南行，追赶大军。
天气酷热，骄阳似火。老百姓怕打仗和过兵，民船商舶都躲藏在港汊僻静之处，江面上空荡荡的。罗髫渔等乘坐的九艘大小船只，组成一支颇为壮观的队伍，向南行驶。他们警惕地注意周围的情况，派出持枪人员，在船队前后监护。岸上，三三两两的老乡们，注视和目送着这支船队。白天天气太热，大家躺在阴凉处歇息；凌晨和傍晚天气凉爽，微风习习，才赶路趱行。几个月以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残害同志，大家强忍悲痛，憋着一肚子怒火，也不知革命的前途如何。南昌起义如风暴乍起，扫尽了郁积在同志们心中的迷雾愁云，大家欢欣鼓舞，士气为之大振。他们冒着酷暑行军，恨不能两肋插翅，立即飞到抚州和起义的大军会合。
八、南征途中
8月9日，罗髫渔等到达抚州，八一起义大军从南昌撤退，第一站就停驻在这里。罗髫渔、傅维岳率领的队伍与大队会合后，就分散到各军各单位。傅维岳被调到第二十军第六团当团长去了，罗髫渔仍任第十一军政治部代理主任，第十一军的新任军长是叶挺，党代表是聂荣臻。
部队即日向南进发，从抚州经宜黄、广昌到达瑞金。江西的群众工作基础很差，老百姓分不清革命队伍和军阀队伍。故而行军所至，群众逃避一空，连挑夫也雇不到。罗髫渔等也努力想接近群众，但军行匆促，加以言语不通，宣传工作没有什么起色，只能在沿路唱唱歌，写写标语，群众的会议也开不起来。
在瑞金，听说钱大钧在会昌集结重兵，有十几个团，大举进攻起义军，朱德和贺龙的队伍已和钱大钧部在会昌交火，第十一军奉命前往增援。周恩来与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制订作战计划，绕道洛口，从后路包抄钱大钧部。从瑞金驻地赶到会昌，有两天路程，这时前线已十分吃紧，正面部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叶挺命令第十一军所辖的第二十四师（新任师长古勋铭）、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紧急行军，赶到会昌以西的山地。钱大钧部驻守在高山险隘之处，工事坚固，守御严密。叶挺则志在必胜，以第十一军全部兵力投入战斗，且出敌不意，突然出现于其侧后，居高临下，士兵们斗志旺盛，奋勇争先，向下压去，以一当十。政工人员和后勤人员也持枪上阵。罗髫渔也冲到了前沿阵地。一些女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地背负伤员，做救护工作。此役钱大钧部彻底溃败，几乎全军覆没，而起义军的伤亡也不少，陈赓将军当时是第二十军的一个营长，即在此役中受重伤。
8月30日晚七时，起义军攻克会昌，俘虏很多，而且缴获了钱大钧的几百艘运送给养、军械、弹药的船只，这是起义军急需补充的物资。罗髫渔奉命去清点和搬运这批物资，又在城内搜集了油盐粮茶等日用品，准备骡马，雇觅挑夫。政治部日夜忙碌，几乎成了副官处。在会昌停留数日，桂系黄绍竑的部队从西南向会昌逼近。第十一军奉命断后，向瑞金撤退。会昌之役，战斗激烈，是南昌起义部队南征路上的第一次大战，表现了起义部队的英雄气概。罗髫渔持枪上阵，亲历战斗，第一次体会到战地生活的滋味。
9月初，起义军进入福建汀州，在此休整。宣传工作已有起色，起义军所到之处，已有当地党组织接待，群众争相送水送饭。特别是穷人，对起义军表示了拥护和同情，也愿受雇挑运弹药、粮食，比在江西行军的困难减少了。政治部也召开过一些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但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事还停留在口头上，事实上，起义军初来乍到，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也不长，弄不清当地土豪是谁，躲在哪里，也没有时间做没收和平分土地的工作。
9月中旬，起义部队在上杭，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周恩来召开了一次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地点在朱德副军长（第九军）的住所。出席会议的是各军师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以及各团的指导员，其中有恽代英、聂荣臻、陈毅、郭沫若、徐特立、高语罕、贺昌、陈兴霖、李陶（李硕勋）、阳翰笙（欧阳继修）、李一氓（李民治）、罗髫渔（罗懋其）、梅龚彬、吴明、章伯钧、陈恭、韩麟符、朱雅林等人。会上，周恩来做报告，阐明了当前的军事形势，下一步拟向广东进发，攻取潮州、汕头。他强调政治工作和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否则军事行动将变成流寇式的盲动。会议决定改组总政治部，郭沫若仍担任主任，调阳翰笙为总政秘书长，贺昌为总政宣传处长，罗髫渔为总政组织处长，高语罕为第二十军党代表，聂荣臻仍为第十一军党代表。会后，聂荣臻认为，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接替人选，要求总政治部将罗髫渔仍调回第十一军，去掉“代理”名义，任命为政治部主任。总政组织处长由李一氓接任。
值得一提的是，罗髫渔为追赶起义大军，在九江时舍不得扔掉的一藤箱书籍，此时仍随着大军而搬徙。到达抚州之前，他们是坐船走水路，带一箱书不成问题。到了抚州，归还建制以后，改走陆路，沉重的书籍毕竟是长途行军时的累赘。有的同志劝罗髫渔把书丢掉，轻装前进。但罗髫渔下不了决心，幸好第十一军政治部有几匹驮载器材的骡马，这箱书也就被驮上了马背，随军迁移。后来，在行军路途或休整营地，渐渐有人来借阅了。第十一军中有不少知识分子，由于行军艰苦，谁也没有携带书籍、报纸、杂志。“物以稀为贵”，罗髫渔的这箱书受到第十一军的重视，成了行军途中的精神食粮。藤箱中的书籍有限，可品种多样，有《共产主义ABC》一类小册子、《中国青年》等旧期刊以及现代散文和短篇小说，还有《庄子》《唐宋诗醇》《孙子兵法》《古文辞类纂》《曾国藩家书》等石印本古籍。以后借阅的人越来越多，行军休息之时，一卷在握，讽诵欣赏，自得其乐。其中如《唐宋诗醇》《孙子兵法》和短篇小说，是大家争相借阅的抢手货。郭沫若借去了《孙子兵法》，他戏谑地宣称：从此要弃文习武，刻苦研究兵法去了。罗髫渔的书箱受到大家的钟爱。叶挺军长称赞它是小小的“马上图书馆”，为紧张、单调的行军生活提供了精神上的调剂品。到了汀州，大家收集了一些图书作为补充，这些图书成为第十一军共同的文化财富。直到后来书箱留在潮州。起义军被冲散后，这些图书也随着南征部队的失败而全部丢失。
九、潮、汕受挫
9月中旬，起义军离开福建，进入广东。兵分两路，朱德率教导团和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驻守在梅县的松口、三河坝，以监视侧后之敌，其他部队则向潮、汕进发。这里并无敌人的重兵设防，只有少数地方部队，但他们已闻风逃窜。起义军兵不血刃，进入汕头、潮州。广东的群众基础比江西、福建都要好，许多农村里已有农民协会和农民军，潮、汕的工人、学生也出来热烈欢迎起义军。政治部也显得热闹起来，忙于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宣传队伍，创办革命报刊。虽然留在潮、汕的时间不长，工作却颇忙碌，一路上，打击土豪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当罗髫渔在潮州时，当地党组织拘捕了一名姓温的恶霸地主，送到第十一军政治部，罗髫渔当即将他解送保卫处（负责人是李立三），此人后被枪决了。半年以后，罗髫渔回到上海，看到报纸上刊载着温姓地主的儿子为了报仇，跟踪前来上海，将拘捕该地主的同志扭送法租界捕房，且指名寻拿罗懋其、李立三等。党组织火速通知罗髫渔离开上海，罗髫渔不得不到天津塘沽海关一位老同学处暂避，这是后来的事情，但也是南征途中打土豪行动引起的一点余波。
这时，张太雷从上海赶到潮、汕，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的指示，认为起义军僻处潮、汕一隅，难于有所作为，应开往海陆丰，会合东江农民军，进攻广州，以图发展。并命令军中一些领导骨干和文职人员撤往上海，在别的地方开辟局面。当时急需补充兵员和枪械弹药，指挥部在福建途中曾派人往上海，找党中央联系，希望大军抵达汕头后，能从海上得到枪弹接济。但由于帝国主义的敌视，海面有外国军舰游弋，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9月底，揭阳方面有敌军蠢动，由于情报失误，指挥部低估了敌方兵力，犯了临阵轻敌的错误。其实，这方面的敌人有陈济棠、薛岳、徐景唐所率1﹒5万人之众，实力强大，以逸待劳，而起义军兵力分散，弹药紧缺，长途跋涉，军力劳顿，剩余的兵力为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一部分，只有5 000人，以少击众，不宜于硬打硬拼。9月29日，在汤坑展开战斗，起义军发扬英勇作战的作风，猛冲猛打，给敌人以狠狠打击，但自己兵员损失几达2 000人，锐气受挫。在部队返回潮、汕时，得知汕头海面开来了敌舰，桂系黄绍竑的军队也追蹑而至，从水陆两路进攻。潮、汕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所在地，守军却很薄弱，只有第二十军第三师的第六团和教导大队。第六团团长傅维岳是罗髫渔的老战友，和罗一起在九江带队追赶南昌起义大军。敌军冲入潮、汕，傅维岳率一团人协助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将起义军领导机关安全转移。起义军奋勇迎击敌军，但终因众寡悬殊，潮、汕失守。那时，谭勤先分配在潮州电报局内工作，与敌军巷战时腹部中弹负伤，被当地群众搭救，送往红十字会医院治疗。医院工作人员将她和胡毓秀、王鸣皋二位女战士藏匿在女厕所内，足足有一个星期，幸免敌人搜查。以后，三人从潮州潜往汕头，乘船去上海。谭勤先和罗髫渔同在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谭为人活泼开朗，乐观大方，既做宣传工作，又善医疗护理。她年纪轻，身体好，能吃苦耐劳，长期的艰苦行军锻炼使她更加坚强，能在战场上背负着重伤员上山下坡。起义军中有30位女兵，都来自武汉黄埔分校的女生大队，其中年轻健壮者有“四大金刚”之称，谭勤先就是其中之一。南征途中，罗髫渔和谭勤先朝夕相处，情投意合，如今谭勤先身陷虎穴，生死未卜。罗髫渔随军转战，心事重重，既为南征部队的失利而忧心如焚，又为谭勤先的安危而寝食俱废。
十、革命退却时的坚强后卫
汤坑失利，潮、汕不守，起义军拟向海陆丰退却。彭湃是当地人，早年在这里搞农民运动，非常熟悉情况，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他认为：到海陆丰去，那里群众基础好，易于发动农民，扩大军队，建立根据地，革命会打开新局面。这时，起义队伍受挫，士气低落。第十一军素有“铁军”的美誉，能征善战，所向克捷，但已被分割为两部分。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率第二十五师留在三河坝，远在200里外；叶挺军长一心想把第二十四师拉向东走，和第二十五师会合，在闽西南求生存。叶挺将这个想法和罗髫渔讲过多次，并要罗派人去三河坝方向侦察，但格于党中央的指示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叶挺只好放弃自己北走的想法，改向西南方向进发，前往海陆丰。10月3日，行经流沙，召开干部会议，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聂荣臻以及从潮、汕撤出的机关领导人员吴玉章、谭平山、郭沫若、恽代英、林伯渠、张国焘、李立三等全都与会。周恩来抱病主持会议，宣布大部队将留在海陆丰，领导机关的文职人员大多撤往香港，已经准备好带路的农民和联络地点、信号，等等。会议充满悲壮的气氛，大家的心情很沉重，知道只有走这条路了，没有什么话可说。
流沙会议刚刚结束，即闻前方山头出现了敌军，队伍慌忙前进。贺龙的第二十军已在前头远去，失去了联系。领导机关随第二十四师跟进，走在两山之间的隘路上，忽遭敌军阻截，前有伏击，后有追兵，四面俱是枪声，队伍顿时乱了营。军中雇来的挑夫们丢弃物件，到处乱跑。师部掌握不了团、营、连、排，人员星散，分成一堆堆的人群。沿路村庄还有地主的民团武装，据守在碉堡里打冷枪。眼看情况危急，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党组织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命令分散突围，罗髫渔紧随着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同志，共有100多人，还有一排士兵作保护。周恩来病情甚重，茶饭不进，有时昏迷，只能用滑竿抬着走。夜间，忽有一支地主武装鸣枪来袭，首长和大队立即动身离开险地。罗髫渔、白鑫和一位姓李的副排长率22名持枪人员断后抵抗，战斗两个小时，打退了地主武装的进攻。这时，周恩来等已脱险远离，罗髫渔等慌忙追赶，但没有赶上队伍。从此，罗髫渔和朝夕相处的第十一军军部首长叶挺、聂荣臻分离开了。
第二天，罗髫渔等在黑夜中摸到了一处乡场，找到了正在收容失散同志的彭湃，知道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吴玉章、郭沫若、恽代英等都安然无恙，正在安全转移，罗髫渔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彭湃安排一位当地姓徐的农民带路，先到金乡，后到甲子港。这时，当地农会发动群众，帮助滞留人员分批渡海，撤往香港。罗髫渔和缪芸仁、白鑫率领这支22人的武装队伍担任警卫，日夜放哨站岗，防止敌军、民团和海盗的偷袭。总算平安无事，几天内人员已疏散完毕。罗髫渔遵照党组织的命令，把枪械留给当地农会，刚准备乘船出发，忽有五艘海盗船驶到岸边，意在劫掠（当时留在那里的有一些枪械和物资），而刚刚拿到枪械的农民还不知如何放枪。罗髫渔决定推迟出发，拿回武器，聚集原来的队伍和一些农民，驾船出击，打退海盗，奋力追逐，解除了海面上的威胁。罗髫渔看到农民还不会用枪，索性留驻三天，专门教农民如何使用枪械。这支武装小分队成为起义军撤退时的坚强后卫。最后，罗髫渔和缪芸仁、白鑫等十余人分乘两艘小木船出海。漂流两天，到达香港，在筲箕湾登陆。
南昌起义失败了，无数烈士的鲜血挥洒在赣、闽、粤的大地上。但是革命的烈火并没有熄灭，失败激励着人们的斗志，它是革命者重新崛起并走向胜利的新起点。起义后的南征部队，一部分人留在海陆丰，建立、扩大东江农民军并参加了当年12月的广州起义；另一部分人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赣南、湘南，翌年在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还有一部分人撤到香港、上海，前往全国各地，做地下工作。罗髫渔撤到香港后，不久即往上海，找到了在潮州失散的谭勤先，他们结成了革命夫妻。此后，罗髫渔长期在上海、香港、武汉、四川做地下工作。他身居虎穴，坚持战斗，革命意志愈益坚定。当年中国笼罩在一片黑暗的恐怖统治下，但革命的火焰仍在熊熊燃烧，终将冲破漫长的黑夜，迎来胜利的灿烂晨光。
注释
[*]原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