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的草创
孑民图书室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进步同学在地下党领导下创办的群众性团体，是当时北大学生以及北京许多大学、中学的学生们可以共同享用的精神粮仓。它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创办以后发展迅速，所藏书刊激增，业务蒸蒸日上，吸引了要求进步、求知欲旺盛的广大青年学生。在提供革命读物，团结教育学生，帮助他们走向革命征途方面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在学生运动史和图书馆事业史上，孑民图书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成为党发动和联系青年学生极有成效的组织形式。
自从1946年底发生沈崇事件之后，北京大学的学生们逐渐地、积极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潮流，经过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等一系列事件，学生运动蓬勃开展，各种进步社团出现，有歌咏团、读书会、戏剧社。这类社团越来越多，如雨后春笋，孑民图书室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但它和其他社团不一样，它以借阅图书、为全校学生服务为宗旨，尽量不显露进步的色彩，并且以老校长、国民党的元老蔡元培先生的号“孑民”命名，向校方登记，成为一个公开的、合法的机构。它的创建有一段惨淡经营、逐渐成长的过程。
往远追溯，孑民图书室有其前身，这段历史已鲜为人知。1947年春，学生运动正在兴起，住在沙滩红楼和北河沿三院的一部分文法学院的大一学生，渴望读书，尤其想读进步书籍和文艺书籍，苦于无处寻觅。北京大学图书馆规模大、藏书多、设备新，名闻遐迩，却不肯购买具有进步色彩的新书刊，甚至连一份普通的《文汇报》也没有订。在学校图书馆中借不到所需要、所渴望的新书刊，此事曾引起同学们的义愤，几乎闹出一场风波。那时，学生们都很穷，无钱买书，但每个人或多或少也有几本自己心爱的书刊，互相交换阅读。时间稍久，大家就把有限的几本书放到一起，在一个小圈子里借阅，手续很简单，在本子上登记一个姓名、书名和借阅日期，并没有严格的借还制度和保管办法。书籍数量不多，约有一百本，以后这些书就归大一学生会保管。所谓“大一学生会”，是1946年秋入学同学的组织。这些一年级的学生，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届新生，人数最多，富有朝气，来自全国。当时，北大尚无全校的学生会（稍后有院系联合会），而大一学生率先组织了学生会，活动很多，极为活跃。
1947年6—7月，我们即将升入二年级，大一学生会势必要解散，以后要筹组全校的学生会，它的财产也该清点移交。当时，大一学生会的负责人周桂棠同学（现名沙叶）找我，要我暂时保管一下这一百来册书籍。我是史学系一年级学生，与周桂棠是同班挚友，又曾同住一个大宿舍内。周桂棠为人豪爽、热情、能干，是学生中的领袖人物，曾在宣武门四院礼堂舌战陈雪屏（北大训导长，后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那场精彩的斗争曾使许多同学激动和折服。我那时不懂得政治，但对周桂棠的人品、干劲、能力十分崇敬，在他的影响下，参与过大一学生会的具体工作，他托我暂时管理一下图书，我并不知道当时地下党是否已有建立图书室的意图。我素性爱书，在中学时代，就以零用钱购买、积聚了近二百册的线装书、平装书，保管这点书籍不是什么负担，而是一种乐趣，就痛快地答应了。
记得我接收这批书籍是在一个比较炎热的下午，地点在沙滩红楼一层西头面南的那间房子，当时这间房子是大一学生会唯一的活动场所，后来就是孑民图书室的阅览室。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几把桌椅和纸张、油墨、文件、油印机，墙角有一个小书架，放着厚薄不一的百十来本书，只占小书架的一排多一点，很不起眼。我点完书籍后仍放在这间房子里，当时正值学期考试，没有多少同学来借阅，我暂时当一个清闲的保管员。
以后在座谈会上提及此事，周桂棠同志已记不起当年的情形。他当时是大一学生会（或院系联合会）的负责人，事情繁忙，移交几本书是件小事，时过境迁，很可能已淡忘。但这件事对我日后的生活道路却是很重要的，故印象特别清晰。至今，45年前移交、清点书籍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暑假期间，我同年级的另一挚友陈宗奇也来参加管理书籍，并议及要办个图书室。我并未意识到这是地下党的决定，但从心眼里赞成这个建议，仍以那个房间作据点，开始筹谋策划、招兵买马，商议着募捐书籍、筹措经费、建立机构的办法，找了几个人，忙忙碌碌地干起来。最初人手很少，工作无经验，头绪很乱，募书的圈子主要在同学和本校的教授中。我负责在教授中募书，经常登门拜访。曾去过郑天挺、邓广铭、许德珩、杨人楩、张奚若、向达、贺麟、费青、芮沐、樊弘、俞大缜、朱光潜、沈从文、冯至等教授的家里。说明来意后，教授们非常支持，当即捐出书籍。我记得在贺麟先生家中拿到一大堆书，一次拿不走，去了几次；又记得俞大缜先生不但捐了书，而且拿出一笔钱，资助正在筹备中的图书室。这些教授学识渊博、人品高尚，对学生非常关心爱护，体贴备至。他们都同情并大力支持图书室的创立，捐赠了很多书籍。当时，师生之间诚挚融洽的感情，实在是非常可贵的。
在募书过程中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插曲，就是我去清华园初次会见历史学家吴晗教授。大约在1947年夏秋之交，听说有人从解放区带来一些珍贵的图书和文件，但我们打听不到此人的下落，多方寻找，也没能联系上。有人说，吴晗教授知道此人。于是我自告奋勇，通过一位熟人的介绍，到清华大学去找吴晗教授。当时，为了防范国民党特务盯梢，未去吴晗家中，而是约在另一个地方见面。吴教授满面春风地欢迎我们，他笑容可掬、谈吐爽朗、风度洒脱。我们说明了来意。那时孑民图书室的名称刚刚定下来，他对这个名称非常赞赏，由此说起，谈了很多蔡元培先生的学问和为人，也并不避忌地谈了对形势、战局和学生运动的看法。他谈锋甚健，滔滔不绝，兴致甚浓，虽是初次见面，却很相信我们。我是史学系的学生，刚刚读过他的《朱元璋传》，也谈了读后的感想。他注意地倾听，记下我的姓名、住址，答应给图书室送一批书。至于谈到解放区来人和所带书籍，他推脱得一干二净，说根本不知道有此人此事。这次寻书的任务没有完成，却会见了平日仰慕的吴晗教授，并听了他的一番宏论，印象甚深。十年之后，我和吴晗同志经常见面，曾向他提到这段往事，他对这次会见似乎还有一点点淡薄的印象。
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书籍以很快的速度增加，达到一千几百册。在今天看来，一千多册书不算是大数目，哪位大学教师家里不存有千把册图书？可对当时北京大学这批穷学生来说，已是一笔可观的财富，特别其中有不少进步书刊，还有解放区出版的书刊和毛泽东的著作，这些是当时青年们渴求一读而在国统区书市和图书馆中所找不到的。书籍虽然增多了，但还不能正式开馆，一是图书没有编目，凌乱堆放，没有书号，没有正式插架，难以查找；二是房子太小，没有书架和家具。
秋季开学后，图书室筹备开放。编目问题迫不及待地提上了日程。我从募书工作转而兼任编目股长，来解决这一令人头痛的难题。那时谁也不懂得怎样进行科学编目，临时抱佛脚，借了几本编目的书刊，什么杜威编目法、刘国钧图书目录学等，还参考了北大图书馆的分类编目，闭门造车，几乎在两三天内匆匆忙忙地拟订了一个编目方案。这个编目方案不伦不类、矛盾百出，拿给现在的图书馆学专家们看，也许会笑掉大牙。但为了应急使用，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拿出了一个方案。当时正式在图书室工作的人并不多，临时请了些同学帮忙。记得参加工作的似乎有陈宗奇、田觉狮、李德文、顾文安、金永庆、裘祖逊、张守薏、傅琳、李克珍等人。在一段时间内，我专心致志于分类编目。编目有一套工作程序：登记、分类、编书号、写卡片、贴标签等。我们采用流水作业法，每天开夜车，工作到深夜，虽然紧张而疲劳，但大家情绪很高、干劲十足，同学之间关系亲密，沉浸在友爱和欢乐的气氛中。
最早的编目分类，采用十进法，分成十大类，几十个子目。编目时要登记两种书号，一是登录号，按书籍进馆的时间顺序登记；一个是分类号，类目粗略不全，后面用小数点。后来增加的书籍，插入各类，用小数点之后的数字编列。我现在已记不清这种编目方案是怎样酝酿出来的。在编目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书籍的类别。确定类别应根据书籍的内容而定，但我们对募集来的一千几百本书籍的内容并不清楚，有的书籍只看书名和目录也难判断它归属哪一类。有的书属于“禁书”，不能使用真书名，要换一个假书名，更不知道把它放在哪一类为好。另一个问题是这套编目分类是根据正规的大图书馆的编目法，用来给我们小图书室的书籍分类编目，却扞格难行。因为我们的书籍中自然科学类的很少，绝大多数属社会科学、政治、文艺。结果出现了有类无书或有书无类的情形，很多书籍分不进现成的任何类目。因此，进行编目时，我每天坐在现场，有的书不好分类，我和其他同学临时看看目录，浏览内容，就拍板确定分进哪一个类目。这样当然就会发生分类不当、乱点鸳鸯谱的笑话，甚至某类图书太多，编目方案中无其位置，只好修改方案，增添类目。就这样手忙脚乱地把一千几百册书籍编成目录，可以开馆出借了。
不到一年，书籍大增，突破了这套分类体系，不得不重新拟订编目方案，再一次将几千册书籍重新登记、重新编目。第二次编目的工作量更大，但工作比较正规化、制度化，参加工作的同学更多了。第二次编目时，我还是图书室名义上的常务干事之一，但没有参加具体工作。
开馆前夕，还有一个需向校方登记的问题，有了这道手续，孑民图书室才是一个合法组织，才可以公开活动。当时，北大校长胡适，除了参加政治活动，经常在北平和南京之间飞来飞去之外，还专门研究《水经注》，对学校具体事务不甚过问。北大不设副校长，实际工作由“三长”主持，即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尤以秘书长事务最忙，权力较大。北大的秘书长郑天挺教授，兼任史学系主任，他和同学们关系很好，暗中护持甚多。我一直在听他的明清史课程，曾和他多次交谈，比较熟悉。孑民图书室向校方登记之事，我曾找他谈过，他一口答应，以后还找过新任的训导长贺麟教授。因得到他们的同意，故登记比较顺利。
由于房子太小，缺少家具，还希望多装电灯，我和田觉狮两人还一起找过校长胡适。胡适的办公室在沙滩孑民堂的东厢房，胡适坐在大交椅里，我们两人就站在办公桌前。开始时，胡适的态度很和蔼，我们说明来意，向他提出要房子和家具的要求。他沉吟良久，反问我们：北京大学有一个第一流的图书馆，藏书丰富，你们何必又要办一个小图书馆？我们回答：学校的图书馆虽然很大，但缺少新的书籍、杂志、报纸，不能满足同学们求知的需要。我们小图书馆是同学们自己组织、自己募捐，可以补大图书馆的不足。胡适似乎觉察到了这个图书室的背景和将来会起的作用。他微露愠色，说：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够多的了，如果缺什么书，可以请他们补充。学生们应该专心读书，不要精力外骛，搞那么多的课外活动。你们的小图书馆以不办为好。我们两人自然不同意他的意见，大声争辩，不欢而散。
这次谈话，刚好有郑天挺、邓广铭两位教授在旁。我和田觉狮走出校长办公室，非常失望沮丧。郑天挺跟着走出来，笑吟吟地劝慰我们，不要灰心，以后再慢慢商量。从郑先生的话里，我体会到可能尚有转圜的余地。
就在孑民图书室即将开馆的前夕，我得了急性阑尾炎，而且误诊延搁，腹中已化脓，病情极为严重。郑天挺教授闻讯，即命急送北大医院免费治疗，金永庆、王雨若、裘祖逊、周大昕等同学送我去医院紧急抢救，住院50天。这正是孑民图书室正式开馆、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我因病暂离岗位，未得躬逢正式开馆的盛举。
我病愈出院，返回沙滩。孑民图书室的业务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大受同学们的欢迎。图书每天都在增加，大批新人自愿来图书室服务，各项工作渐趋正规化、制度化。而且听说胡适校长反对办小图书馆的态度也有所缓和。我猜想：也许是郑天挺、邓广铭两位教授帮助劝说的结果。我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仍到图书室工作，不久被选为全校的学生自治会理事，和张坚同学主管学艺股，工作重点转到学生自治会。但孑民图书室是自治会所属团体，我自己又和孑民图书室有亲密的关系，故以自治会理事的资格兼任图书室的常务干事之一，参加干事会，定期向自治会报告图书室的工作和问题，向自治会索要办事经费，但具体工作就参与比较少了。
孑民图书室草创时期，人数很少，知情者寥寥，我有责任把当时的情形尽量真实地回想、记录下来，以供参考。
注释
[*]原载《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纪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