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总体判断
一、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概述
当前阶段，国内外不稳定的因素较多，且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世界经济从整体看虽然呈现缓慢复苏的态势，但基础并不稳固，各国之间增长速度差别较大，经济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多边贸易谈判对完善世界贸易规则的作用渐弱，区域化与双边贸易合作快速发展，国际竞争愈加激烈且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有所抬头，整体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环境仍然严峻而复杂。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且分化严重，全球经济低速增长局面尚未出现明显改善，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复苏进程的差异性进一步显现。目前，世界经济处于后危机时代和深度调整阶段。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GDP平均增速为3.5%，与危机前相比下降了1.6个百分点。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源于结构性改革滞后、有效需求不足、生产效率下降等多重因素。此外，各国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倾向于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和补贴政策。从当前看，上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创新尚未形成有效驱动力，世界经济仍然无法摆脱金融危机的深层影响。
从国内环境看，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加快创新发展体制机制，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部分领域出现积极变化。经济增长保持在预期合理区间，就业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结构调整取得新的成效，增长新动能不断积聚。现阶段，国内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新旧动能转换面临诸多阻碍，就业、金融、房地产等领域还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宏观经济虽然总体稳定运行，但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二、国际环境特征
2008年金融危机加速暴露了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相关结构性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世界经济增速始终在低位徘徊。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缺乏增长动力，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全球市场需求偏弱。新兴经济体受到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和政策空间有限的双重制约，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市场需求普遍萎缩。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2016年世界商品贸易进口总额为15.79万亿美元，同比下降3.2%。
全球经济危机使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遭到重创，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出现回暖迹象，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总体稳定，房地产市场稳步回升，制造业恢复扩张，劳动力市场不断改善，居民消费需求提高，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热点纷呈，但经济增长水平仍低于危机前的，企业投资波动性较大。欧元区经济在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增长有所回升，但需求不足问题依然突出，难民问题成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主要矛盾，政治纷争的激化增加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虽然发达国家在后危机时代复苏缓慢，但依然保持着在世界贸易与投资格局中的话语权。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不断地挑战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与投资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在国际性组织中的话语权、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和贸易政策的影响力方面，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贸易与投资格局的核心。
新兴经济体虽然在经济危机后面临出口萎缩、产能过剩的压力，但仍然保持着总体年均5%～7%的较高速增长，而同期发达经济体总体经济增速则低于2%
，显示出新兴经济体强大的经济活力。作为出口商品的主要提供者，在经济危机期间，在发达国家面临严重衰退时，新兴经济体有效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通过双边、多边经济贸易合作，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增强自身的影响力，突破发达经济体的封锁，挑战现行的世界贸易与投资格局。
在新兴经济体内部，各国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体量最大的，在经济规模、生产效率和科研技术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刺激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红利正在逐渐减少，在生产成本上的优势地位也逐渐被东盟国家、印度等经济体取代。在后危机时代，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产能增长和成本优势将进一步挤压中国在出口方面的增长空间，各国出口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在全球工业产能过剩、国际贸易大幅下滑、份额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一些经济体试图通过贸易限制手段保护国内产业，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涌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升温，世界贸易的政策环境有所恶化，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就中国而言，2016年，共遭遇来自2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119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其中，反倾销案件91起，反补贴案件19起，保障措施案件9起；涉案金额143.4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同比分别上升36.8%、76%。其中，几近半数的贸易救济案件针对中国钢铁产品，由21个国家（地区）发起，立案调查的有49起，涉案金额78.95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同比分别上升32.4%、63.1%。其他遭遇贸易摩擦较多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化工和轻工领域。
一方面，“黑天鹅”事件频现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例如，英国脱欧对于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当日世界主要股指急速下跌，幅度超过5%，脱欧公投次日的英镑币值跌幅超过10%，伦敦股市开盘重挫8.7%。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可能加剧全球经济、金融风险。譬如，特朗普在胜选后的讲话中宣称，美国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将放在更新基建设施和增加就业上，未来十年将大兴基建，这让投资者对美国政府的预期发生了转变。受此影响，市场预期特朗普会加大财政支出、推行减税政策，这些政策将推高美国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促使美联储加快提升短期利率的进程，从而导致美元汇率走强。
当前，美元已进入实质性加息通道，伴随着美元指数走强，国际资本流入美国预期加强，导致新兴经济体融资环境趋紧，全球股市也经历了剧烈震荡。而欧元区与日本通货紧缩压力未减，预期欧洲央行和日本短期内不会改变宽松货币政策，与此同时，部分新兴经济体也倾向于进一步降低利率。由此可见，各国货币政策走势分化，将加剧国际资本流动的无序性，进而威胁全球金融的稳定。
2016年初，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出现一轮上涨行情，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价格均明显反弹。当前，世界经济尚未进入稳固复苏阶段，政治经济领域不确定因素较多，全球市场需求不振，加上大宗商品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商品价格持续上行缺乏有力支撑。在供需呈现脆弱平衡的背景下，国际市场面对突发事件和政策变动的敏感度上升，反复震荡将成为市场的新常态。中东、北非、俄罗斯等主要原油出口地区均面临较高地缘政治风险，全球石油供应的不确定性较大，可能成为短期油价波动的重要诱发因素。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不仅影响矿山、油田的正常经营和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而且使得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经济体经济遭受重创，给大宗商品进口国带来输入性通货紧缩压力，进一步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大幅震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都成为全球贸易企稳回升的重要阻碍。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统计报告，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5.46万亿美元，下降3.3%；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进口额为15.79万亿美元，下降3.2%。当时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4%，高于2016年1.3%的增速，但经济及贸易情势的高度不确定性可能使增幅落在1.8%～3.6%区间内。
2017年1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行政命令签署预示美国贸易政策进入新的时期，即特朗普政府未来将与美国盟友和其他国家重点发展双边贸易。当今，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渐成气候，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正面临严峻威胁。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已是各国在面临严峻形势背景下必须思考的问题。
2016年后，世界进入了地缘政治衰退期，政治风险动荡加剧，其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相上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口号建立在美国最核心的价值观——独立——上。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有意承担其国际责任，将摆脱其在多边机构和盟友间的负担。欧盟的政治风险将继续风起云涌，有些还会成为现实。英国脱欧谈判将进一步加深英国和欧洲的互不信任。土耳其的极权统治趋势将加强，该国与欧盟签订的难民协议可能会瓦解。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对欧洲的威胁仍比对其他发达国家都要严峻。从英国脱欧到意大利公投失败、从特朗普胜选到菲律宾新总统与美国的“分手”、从跨大西洋联盟的失速到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种种事件均标志着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以及国际安全和经济机制的弱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三、国内环境特征
人口红利是支撑过去近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亦长期依赖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趋势愈加显现。从年龄构成看，2016年我国16周岁至60周岁（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074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6%，与2015年相比减少0.9个百分点。
2013—2016年我国16周岁至60周岁（不含60周岁）的人口数量和比重都逐年下滑，对我国改革开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口红利已经逐年减弱。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资、价格、社会保障福利均在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无疑将造成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等的价格均有所上升。具体来看，2016年，受去产能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煤炭、钢铁涨幅较大，化工产业、造纸业以及物流运输的成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原材料成本上涨直接抬高了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中国在战略资源储备领域的布局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挑战。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且在特殊阶段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故环境保护意识较薄弱。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变得越来越宝贵，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度越来越强。如何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也越来越注重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工作。由于目前我国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出口企业多为对环境污染较大的加工制造企业，因此，随着我国环保法规的愈加严格与完善，污染控制、节能减排的力度加大，出口企业的成本将有所上升。
国家对于外贸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升，陆续出台了一批促进外贸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制度、提升融资保险支持等政策降低贸易成本，鼓励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商业模式，为外贸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政策氛围，增强进出口企业的信心，提升其竞争力。
2016年1月，针对加工贸易竞争力弱化的问题，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分为8个部分，共33条。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提出了“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着力推动转型升级、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合理统筹内外布局、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五项基本原则，明确了到2020年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目标。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是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延长产业链，提升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发挥沿海地区示范带动作用，促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支持内陆、延边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引导企业有序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第六部分到第八部分是组织实施的要求，包括：改革创新管理体制，增强发展动力；完善政策措施，优化发展环境；组织保障。
2016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确定了促进进出口回稳向好的政策措施。第一，鼓励金融机构对有订单、有效益的外贸企业贷款，扩大出口信保保单融资，增加短期出口信保规模，提高部分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第二，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取消加工贸易业务审批，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实施支持中西部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政策。鼓励中西部到东部招商引资，对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转移腾退用地经批准可转变为商业、旅游、养老等用途。第三，扩大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试点，支持企业建设境外营销和服务体系。培育外贸自主品牌。第四，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重点支持先进设备和技术进口。更好地发挥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第五，在符合条件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探索货物状态分类监管试点，在税负公平、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赋予具备条件的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进一步降低出口平均查验率，年内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广到有条件的中西部地区。打击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
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下降及要素成本上涨，中国传统出口竞争优势有所弱化，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导致部分出口产业向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大力推动高铁技术的出口，在技术出口领域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此外，中国新兴产业、新型商业模式出口发展较快，大型成套设备等资本品出口情况优于过去，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竞争力上仍存在差距，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优势产品出口低迷的影响。由于原有出口模式优势不断弱化，中国亟须改善出口结构，引导出口企业实现技术升级，找到新的出口增长点。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直接指向了中亚、西亚等地区，有利于开拓新的对外贸易市场，寻找新的贸易合作伙伴，互利共赢。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其成立有着巨大意义，对中国来说有承启内外的作用，是国家最高战略的金融投资配套机制。当下，美国作为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引领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逐渐与全球化的理念背道而驰，无疑给未来的世界经济走向带来巨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给全球化、区域化的深度合作蒙上阴影。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尚未消散的阴影、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兴起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复燃的趋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从贸易结构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对象主要集中在中亚，因为其土地资源丰富，故在出口土地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我国在出口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向中亚国家出口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从中亚国家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可以实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贸易结构上的互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机遇，有助于平衡我国对外贸易的区域格局，缩小国内区域间经贸水平的差异，促进经济的整体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将带动亚洲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因而将获得重大发展机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投资还能带动中国制造业标准走向国际，为中国制造业带来海外订单，消化过剩产能。综合来看，“一带一路”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平台。
注释
[1]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数据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