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职业人群心理危机概述
1954年，美国心理学家卡普兰（G．Caplan）首次提出心理危机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指出，心理危机是当个体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逆遇（如亲人死亡、婚姻破裂或天灾人祸等）时所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如果个体处于危机状态而得不到有效干预，其生理、情绪、认知、行为将遭到严重影响。本节主要讨论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核心内涵和特点，以及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认知的发展历程。
一、职业人群心理危机及其特点
1．职业人群的界定
首先，职业人群该如何界定呢？ 2015年新版的《职业分类大典》将职业划分为8个大类，分别是：
第一大类：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第四大类：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第五大类：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第六大类：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第七大类：军人；第八大类：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综合来看，职业人群是指社会中以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人群，他们在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操作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尉敏琦等，2015）。职业人群一天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场所中度过，工作内容的强度和难度以及工作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都可能致使职业人群遭遇危机事件的概率增高。据统计，每年全球约有1亿工人在职业事故中受伤，20万人死于工作相关事故（Beaton et al ．，2009）。
2．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要素
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要素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经历灾难性事件，即经历重大的群体或者个人灾难性事件。重大的群体危机事件分为人为事故（恐怖袭击、爆炸事件、斗殴事件、生产安全事故等）和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火灾等）两类；重大的个体危机事件包括丧偶、离婚、亲属死亡、生病或受伤、工作变故等等。
第二，出现程度不同的不适感，主要可以从生理、情绪、认知、行为四个层面来进行判断。
（1）生理方面常出现肠胃不适、腹泻、食欲下降、头痛、疲乏、失眠、做噩梦、容易受惊吓、感觉呼吸困难或窒息、有梗死感、肌肉紧张等生理功能异常现象。
（2）情绪方面常出现烦躁易怒、恐慌、焦虑等负性情绪体验，心理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易产生强烈震惊、严重恐惧、过分敏感或警觉、悲观绝望、弥漫性的悲伤、痛苦等不适反应。
（3）认知方面常对环境产生失控感、对生活失去信心、丧失活动能力与兴趣等。还会出现注意力严重不集中、失去思维判断自主性、无法做决定、健忘、效能降低、理解出现困难、灾害情境在头脑中重复“闪回”甚至产生错觉和幻觉等认知功能障碍。
（4）行为方面会出现过度沉默、逃避现实、社交退缩、逃避与疏离他人、兴趣爱好范围变窄、不敢出门、害怕见人、没有食欲或暴饮暴食、容易自责或怪罪他人、不易信任他人、持续性的警觉反应、过分惊跳反应、强迫等行为。
第三，依靠自身常规的应对方法无法应对这些不适感，即当事人用寻常的解决手段暂时不能应付。这些不适感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缓解和控制，就会导致当事人生理、情绪、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功能失调，甚至出现巨大的心理失衡，精神濒临崩溃。
总之，职业人群面临突然或重大的工作、生活事件，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用常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时，就会出现心理失衡状态，这就是职业人群心理危机。
职业人群出现心理危机，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职业差异性
职业人群面临的风险，一般分为两种典型情况：常见易于接受的工作风险和不常见非常可怕的工作风险。某些职业人群在常规工作中可能就会遭遇到危机事件，比如刑警追捕歹徒时，军人、武警在平时训练和灾难救援中，消防员在火灾救援现场，医护人员在抢救生命的过程中。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可能需要面对一些血腥惨烈的刺激场景，甚至会存在威胁生命安全的情况。日积月累，这些刺激强度较高的场景都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另外一些职业人群，比如飞行人员、海上钻井人员、冶炼工人等，他们工作中的极高专注力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有研究结果显示，48．4 %的飞行员处于高应激状态，高于其他职业人群（柴文丽，赵璧，吴思英，林少炜，2013）。虽然较之于地面交通方式，空中交通方式更安全，但是他们一旦遭遇危机事件，生还概率几乎为零。这不仅使他们常常处于一种持续存在的恐惧、害怕的情绪体验当中，而且这样的危机事件一旦发生，对他们家人、战友／同事、现场目击者都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
2．普遍性
除了工作环境中可能遭遇的危机事件，职业人群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会遇到突发的个人危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心理状态同样会受到影响。比如童年期的创伤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会一直持续到成年。这样的创伤事件包括重要的丧失事件（亲密或者重要他人的离世、恋爱失败、夫妻关系破裂等），以及一些突发的事件（自己或者家人遭遇事故、罹患某种严重疾病等），这些都会对当事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影响，从而带来心理危机，轻则产生短期的心理失衡，严重的还可能造成精神障碍。
3．复杂性
职业人群产生心理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可能是工作中遇到的，也可能是生活中经历的；导致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可能产生生理、情绪、认知和行为的不同反应，而且这些反应的强烈程度也会因人而异。以上这些方面都使得职业人群心理危机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
4．危害性
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如果得不到及时干预，就会对个体、组织甚至国家造成危害。第一，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反应，如果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就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甚至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第二，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可能会影响组织绩效。职业人群的身心状态不佳，会造成其注意力不能集中，逻辑思维和判断决策能力受损，工作效率下降，从而影响组织绩效，甚至影响到组织的正常运转。第三，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与国家和谐稳定息息相关。例如，重大的灾难事件发生后，军人、公安等职业群体承担着重要的一线救援任务，他们的心理危机如果得不到及时干预，就会直接导致其战斗力丧失，从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受损，影响到国家的和谐稳定。因此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意义重大，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组织管理者的关注和重视。
二、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认知的发展历程
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科学认知，离不开对PTSD的科学探索。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当时研究水平有限，PTSD与一般应激反应及其他精神疾病不加鉴别，被称为“总体应激反应”（吉利兰，詹姆斯，1997／2000）。直到1980年，PTSD才得到正式命名。那么，人们对PTSD及心理创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铁路症候群（railway spine）是19世纪时对铁路事故导致的创伤后症状的诊断描述。它最初由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 Erichsen）在他的著作《论铁路和神经系统的伤害》中首次提出，所以又被称为“埃里克森症”。在19世纪早期，铁路事故频发，有一些人找到铁路公司，声称自己在火车事故中受伤，但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他们有外伤。铁路公司拒绝他们的赔偿申诉，认为他们是在说谎。
19世纪晚期的时候，科学家们就铁路症候群的本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1884年，德国社会事故保险项目出台，它促进了神经科医生对事故后果的评估。神经病学家奥本海姆（Hermann Oppenheim）认为，在“事故神经症患者”中，心理上的“休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促进了对“创伤性神经症”概念的理解（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奥本海姆提到，铁路症候群的症状由脊髓或大脑损伤所导致，但是法国和英国的学者，比如赫伯特·佩奇（Herbert Page）就提出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某些症状由癔症所导致（现在更多地被称为“转换障碍”）（引自“Railway spine，”n．d．）。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铁路事故、空难等和车祸一样，不仅仅会带来躯体的损害，还有可能导致PTSD以及其他身心症状。
针对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源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尚未认识到战场神经精神损伤是战伤减员的主要原因之一（胡晓敏，党荣理，王天祥，2005）。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创伤性神经症，英国心理学家将之描述为“战争神经症”（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
有学者将战场中发生的应激伤害称为“炮弹休克”（shell shock），这形象地说明了枪、炮、地雷等武器所形成的震波、高分贝噪声、燃烧等因素对官兵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部队20万士兵中，有1／5出现了这种应激障碍（引自胡晓敏等，2005）。
1916年，德国神经科医生在慕尼黑召开了战争会议，会上，盖普（Rob-ert Gaupp）和农勒（Max Nonne）将战争神经症归结为克雷佩林病的一种。英国的精神科医生耶兰（Lewis Yealland）推荐了他在《战争所致的癔症性紊乱》（1918年）一文中提到的治疗方法：药物治疗、惩罚和侮辱；对精神病症状如缄默或运动障碍应施以电击疗法。患病的士兵彼此都视其为道义性的残疾，而在体格上他们被看成是卑鄙的伪装者和懦夫（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
1921—1922年间，年轻的美国精神科医生卡丁那（Abram Kardiner）在维也纳从弗洛伊德那里完成了精神分析的学习。卡丁那在童年时代经历过许多创伤，如贫穷、饥饿、堕落、家庭暴力和早年丧母，因此，他对有着创伤经历的人们往往能产生认同。回美国后，卡丁那在纽约荣军医院（Veterans'Bureau Hospital）工作，致力于战争神经症的治疗。之后的50年，他一直致力于PTSD患者的激素水平等生理情况的研究。1941年，他出版了《战争所致的创伤性神经症》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神经症的核心就是生理神经症（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对战场应激反应的认识逐步加深，其症状被描述为：夸大的惊骇反应、记忆损害、过多的自发激起、睡眠障碍、战争噩梦、疲倦、呼吸急促、注意力不集中、无目的动作、理解执行命令困难等。还有相当多的战场应激反应并不表现出典型的精神症状，而是以酗酒、物质滥用、违反纪律等行为异常为主要表现。越南战争由于持续时间长、参战人员心理准备不足、战争条件恶劣等原因，战场应激障碍患者逐年增加，且不与战伤人数成正比。至1970年，战场应激障碍患者几乎达到了总战伤人数的50 %（引自胡晓敏等，2005）。
1952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出版第一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 M-I），把战争等所致的创伤后心理问题称为“应激反应综合征”。1961年，在德国巴登-巴登的精神病学会议上， “经历所致的人格改变”作为描述在长期应激下有疾病意义的、有倾向性的心理改变的概念被接受。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已经有许多著作、会议以及专题论文集的主题涉及巨大灾难的后果。也是在同一时期，在底特律和密歇根会议上的一篇论文《韦恩州立大学关于巨大心灵创伤的最后结果》启发了关于“急性精神分裂症发作可能是创伤所致的结果”的讨论。今天，人们已经获得共识：严重的创伤可以导致急性精神分裂症（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
1965年，军队精神科医生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在底特律会议上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即战争归来者均有脑衰退的表现。与此同时，一些老兵机构也开始认识到，这些患者应该得到足够的治疗。随后，研究者们开始描述创伤性生活事件的强度和急剧性，认识到这些刺激时常超出个体的承受能力，进而导致短时或稍长的过度负荷，并由此提出了神经-生理-激素模式（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
1968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出版了DS M-II，其中将与创伤有关的精神紊乱称为“状态紊乱”。在最新的DS M-5里则专门有一类“创伤及应激相关障碍”，包括那些暴露于被详细地列在诊断标准中的创伤性或应激性事件所致的障碍。这些障碍不仅包含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障碍、适应障碍，还包括反应性依恋障碍和脱抑制性社会参与障碍。
一直以来，有关创伤后心理机制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创伤事件引发的负性结果，但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创伤后成长在近十几年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Helgeson，Reynolds， ＆Tomich，2006）。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人就对个体能从创伤等负性生活事件中获得成长这一现象展开了研究，并在对该现象的正式测量中首次正式提出并使用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一词（Tedeschi ＆Calhoun，1996）。研究者将其界定为在与具有创伤性质的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Tedeschi ＆Calhoun，2004）。它不是由创伤事件本身引起的，而是个体在与创伤事件的抗争中产生的（Tedeschi ＆Calhoun，1995）。创伤事件粉碎并强迫性地重构个体的目标、信念和世界观，这对个体创伤前的自我认知以及社会认知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Tedeschi ＆Calhoun，1995，2004）。
Tedeschi和Calhoun（2004）认为，PTG与PTSD是相对独立的，前者一定伴随更多的幸福感以及更少的痛苦感，并意味着一种更加丰满、更加充盈、更加有意义的生活。Joseph和Linley（2008）从创伤后个体的心理-社会反应过程对PTSD与PTG进行了区分，认为PTSD是对创伤事件的认知评估和情绪状态的相互作用的一种体现，具体表现为情绪的高警觉和认知的闯入及回避；而PTG则是认知评估和人格图式／核心信念相互作用的结果，代表人格图式／核心信念的积极改变，是对自我、人际、生命等核心议题的积极领悟（引自陈杰灵，伍新春，安媛媛，2015）。
将PTG融入创伤治疗意味着一种视角的变化，它不是把个体在创伤后出现的“非正常”反应仅仅视为负性的症状，而是更加关注这些症状背后的认知和情感加工过程，关注个体在这一历程中重建基本图式和信念的努力，协助个体进行自我的探索，发现成长的线索，并最终促进个体获得真正的成长（陈杰灵等，2015）。
PTG不仅发生在个体水平上，也可能发生在群体或国家甚至世界水平上，经历应激或创伤可能使婚姻关系、家庭机能、邻里关系、组织士气发生变化，甚至可能使一国或一地区内产生社会变革和文化变动（Cohen，Cim-bolic，Armeli， ＆Hettler，1998）。
通过以上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发展历程的综述可以看出，我们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认知从认为是单纯的生理问题到从生理、情绪、认知、行为等多方面理解，从认为是完全的负性影响到认识到危机不仅带来威胁，同时也意味着成长的机遇。这些都提示我们在理解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的过程中，要运用更加多元的视角，不仅要关注到身心等多个层面的影响，同时要考虑帮助被干预的职业人群建构积极、正性资源来应对心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