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评论及延伸性讨论

以上我们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论述了科斯的思想观点，但是，在科斯自己看来，他只有一个观点。正如他在《企业、市场与法律》这本论文集的开篇所言：“本书的核心是《企业的性质》（1937）、《边际成本的论争》（1946）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其余几篇或拓展、或说明、或解释了上述三篇文章的观点。我们很快就会看出，所有这些文章实质上都包含同一观点。”^[1]这个“同一观点”，其实就是对交易费用的发现、论证与运用。要理解这个观点的价值，就需要把握科斯所置身于其中的学理背景。在科斯之前，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交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更是对交易这个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区分了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限额的交易，即政府对个人的交易（征税）。^[2]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交易好像是在瞬间完成的，交易的过程、细节、难题并没有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科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交易过程本身的研究，正是聚焦于交易的过程，让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个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与基本思想。^[3]

交易费用的实际存在，为经济学家以及法学家提供了新的施展智慧的空间，那就是，尽可能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费用。要降低交易费用，一个相对简便的办法就是减少交易的次数。企业就是根据这样的原理产生的。因为一个相对长期的雇佣合同，可以把多个零散的交易进行“一揽子”的打包处理，合并为一个交易，这样，频繁的、零散的交易所发生的费用就部分地节省下来了。经由这个过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形成了，企业也由此形成了。在企业内部，雇主对于雇员的不需要谈判的科层化管理，就成为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装置。

按照同样的逻辑再往前推，可以发现，还有一些交易费用，仅仅通过企业这种装置，还不能有效地节省下来。在企业的科层体制所不及的地方，就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就成为企业的升级版，因为通过政府的科层制管理，同样可以达到节省交易费用的目标。可见，从交易费用这个视角出发，既可以解释“企业的性质”，还可以进一步解释“政府的性质”。

交易费用这个概念还提供了重新审视侵权损害（亦即外部侵害）的新视角：为了解决损害赔偿纠纷，双方就需要商谈，商谈的过程同样会产生交易费用。试想，如果没有交易费用，争议双方经过反复的、无休止的商谈，最终是可以解决纠纷的，而且纠纷的解决结果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然而，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程序就成为降低商谈费用的替代性制度安排。从经济效率的目标来看，司法程序承担了多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以相对固定的交易费用，解决了因外部侵害而导致的纠纷；第二，通过对初始权利的界定，亦即到底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从而影响了资源的配置；第三，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实现产值最大化，司法机关应当针对权利的相互性，作出更具经济意义的选择。前文已经提到，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理论中，权利冲突已经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透过科斯的权利相互性理论，我们可以从经济效率的维度，对权利冲突的经济根源、经济效果作出更多的研究。

概括地说，科斯的理论创造以交易费用作为内核与起点。从交易费用出发，科斯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地带开启了一个新的理论领域，那就是法律经济学。显然，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领域，因而构成了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正如科斯自己所言，自从他的几篇代表性文章发表之后，“经济学家做出了出色的研究工作，但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其中最艰难的任务是新学科‘法与经济学’中的课题。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的相互关系极端复杂，法律变革对经济体系的很多影响（经济政策的最好素材）仍然不为我们所知。本书的文章只是指出了我们的研究方向，漫长、艰辛而意义重大的旅程就在前方”^[4]。科斯在《企业、市场与法律》一书中指出的“研究方向”，既在经济学家的“前方”，也在法学家的“前方”，因而必须正视。

原刊《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

注释

[1]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4-86。

[3]1983年，科斯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写道：“亚当·斯密也曾指出，我们应当关注现实中的商品与劳务，以及什么决定了它们的种类和数量。尽管如此，经济学家在研究它们时，却忽略了那些在市场中决定商品和劳务被交易且因而被定价的因素。”胡庆龙。罗纳德·哈里·科斯——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19。

[4]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