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过”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这部手稿的正式创作只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凝聚的却是他一生黄金时代十五年的研究成果。在此期间，马克思不断用新的哲学方法和历史观，反复考察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议题，从而创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1]。因此，我们要对这部手稿创作的“史前史”，即马克思的著作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做简要的梳理。
（一）对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形态演进的把握
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法，他是由于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遇到了所谓“物质利益”问题，才转变了之前的理性自由主义立场，开始初步研究经济问题。在历经关于新闻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生活状况、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论辩后，马克思意识到，物质利益决定着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态度与思想行为，并最终导致普遍自由的沦丧。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当时作为现实批判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对这些“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和“肤浅言论”[2]提出了反对。尽管如此，马克思最终还是因为研究的不够深入而暂时放弃了对法兰西思潮的评判[3]。
为了解决使其“苦恼的疑问”，即理性的观念与反理性的现实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理论工作：一是诉诸历史事实弄清所有制、阶级、国家和法的问题；二是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方式，将诉诸历史的考察提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上述两个理论工作的成果分别为《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步认识到，私人利益体系即市民社会决定着政治国家，并导致后者违背普遍理性而处于异化状态。因此，不是仅从政治国家的制度层面来扬弃其异化，而是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入批判和实际改革，才能为自由寻得真正的出路。到了创办《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开始“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4]。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当时德国社会中的犹太人问题为切入点，通过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方法，揭示出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提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和途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5]，以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联姻”方式实现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
马克思在历经上述思想的历练后意识到，人的关系的根本问题和答案就隐藏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只有从“副本批判”推进到“原本批判”，才能为实现自由找到真正的出路。于是，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先后阅读、摘抄和评判了勒奈·勒瓦瑟尔、亚当·斯密、威廉·舒尔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奥西安德、让·巴蒂斯特·萨伊、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吉约姆·普雷沃、恩格斯和比雷等人的20余部著作。再加之对“当前的经济事实”的体察，马克思渐渐产生了表述自己独立观点的想法。随着评论性的评注逐渐增多并发展为长篇阐释和系统论证，马克思撰写了著名的“巴黎手稿”。他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即私有财产、分工、竞争和交换价值等出发，揭示出现代市民社会中工人及其劳动产品的异化现象，探讨了异化的规定、根源与扬弃方式，评判了当时主要的几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此外，马克思还意识到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批判，试图超越它来实现异化观的变革。
在此期间，马克思得到了那个用于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模式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其要点大致如下：（1）人们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后者是必然的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2）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后者同时作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存在，且制约着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3）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不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时，社会革命（经济基础的变更和受此决定的上层建筑变革）的时代就要到来。（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并不会立刻导致社会形态的更迭，因为任何社会形态都不会在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起来之前灭亡，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也不会在其物质存在条件成熟之前出现。（5）“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6）资产阶级社会中孕育着解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物质条件，即在此社会中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终结而告终。马克思据此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正确地揭示和理解社会变革的前景与方向，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在具体考察社会变革时，他主张将物质生产的变革与意识形态的变革严格区分开来，并且把前一种变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后一种变革是由前一种变革决定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7]
马克思特别指出，恩格斯及其所做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他的“原本批判”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不仅详细摘录了它的主要内容，还给予其“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8]、“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9]等高度评价。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详尽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阶段、作用和影响，剖析了商业、价值、价格、竞争、垄断、资本、劳动和土地等基本范畴，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私有制社会中所具有的“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特征，具体分析了以劳动和资本相对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种种后果，论证了私有制的不合理性以及消灭它的必要性。最终，恩格斯得出了如下结论：社会经济关系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不应被视为某种永恒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来批判它，通过全面变革社会关系的方式消灭私有制，并把这个制度的消灭看作它本身辩证发展的结果；工人阶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才能真正获得自身解放。[10]这个结论与马克思所说的“总的结果”是相一致的。
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他们的思想同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他们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当时盛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形式，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及体系，论证了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前提和实现方式，从而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哲学历史观基础。具体而言，就是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问题，即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来理解社会和历史。“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1]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过渡
在马克思看来，仅从方法论上解决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视域问题是远不够的，还要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维度或理论归旨。这就是说，还要论证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与现实性。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共产党宣言》和《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作为表达他和恩格斯的见解的代表著作。其中，《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社会做了深刻且系统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指明了作为被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采取革命的形式实现自我解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本著作的基本思想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12]这显然是同马克思所说的“总的结果”相一致的。而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通过批判包令博士自由贸易演说的伪善性，揭示出自由贸易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的实质，得出了“自由贸易在以资本自由的形式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同时还加速了社会革命的产生”这个结论。马克思认为，保护关税只是某国建立大工业、促进国内自由竞争发展的手段，自由贸易则是资本榨取工人阶级最后脂膏的自由；前者在大工业时代是保守的，后者则对资产阶级社会起着破坏作用，它们都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毫不相干。自由贸易只有在加速社会革命的意义上，即“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13]，才能说它有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各种著作中，《哲学的贫困》无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并被他赋予首次科学地概述其“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的地位。他以批判蒲鲁东“系列辩证法→社会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一思想主线的形式，对自己思想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思考和整合。此外，马克思还在该著的最后部分逐一批判了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和政治革命无效性的各种论断，进而阐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暂时性、工人阶级结为同盟并进行社会革命实现自我解放的必要性。显然，这与马克思所始终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归旨是相契合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充分吸收了他之前的哲学方法论、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从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来看，《哲学的贫困》与“1857—1858年手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来看，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所得出的基本结论，诸如“历史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逻辑范畴无法再现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进程”“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等，直接被延续到“1857—1858年手稿”中，最终形成了以现实的个人及其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物质生产为起点、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批判“冒牌的黑格尔语句”还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全面反思，使他意识到黑格尔辩证法作为认识世界而非改造世界的工具的重要性，并最终汲取了这部分合理因素来进一步“加工”政治经济学的材料。[14]其次，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而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所有权、分工、机器、竞争和垄断等的分析，奠定了他在“1857—1858年手稿”中探讨它们的基本论证框架。例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从所有权的本质出发，以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为范例，初步批判了蒲鲁东的自在所有权理论，并将后者把所有权作为特殊范畴和永恒观念的做法界定为“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到了写作“1857—1858年手稿”时期，马克思继续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作为经济范畴的所有权的本质，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照光”下所有权规律的转变，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的各种土地所有权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对蒲鲁东的自在所有权理论进行了深层批判。[15]最后，就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归旨即社会变革的方式而言，《哲学的贫困》和“1857—1858年手稿”是相承接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立论落脚点在于工人阶级结盟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进而为建立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新联合体”奠定了现实基础。而在“1857—1858年手稿”中，他进一步明确了“新联合体”的内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6]。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表征，而整个社会都将每个人的发展视为其发展的目标和动力。
《哲学的贫困》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一次讲演中专门谈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问题。他指出，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这样的假象：资本家以支付工资的形式即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为了货币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实际上，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他们的劳动力。工资不是工人对其所生产的商品的部分占有，而是资本家的生产费用的一部分，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部分。为了获得满足自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工人不得不将作为自己生命活动的劳动出卖给他者。这样看来，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就成为谋生的一种手段，工资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同样，作为一种用以进行新的生产的积累劳动，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具体来说则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17]资本只有同劳动力相交换，进而产生雇佣劳动后，才能实现增殖；雇佣劳动只有使作为奴役它的权力的资本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过程中，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获取劳动这种工人的生产活动和创造能量。工人的这种宝贵的再生产力量不仅能补偿他们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这正是剩余价值的奥秘所在。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复中断与延续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使得马克思暂时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转而论证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这这段时期内，整个欧洲经历了波谲云诡的政治革命浪潮、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各地的起义和革命层出不穷，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都处于极度动荡之中。在这种政治动因的影响下，马克思在此期间直到1850年夏流亡伦敦以前，没有再拾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
然而，这场革命没有持续很久就失败了。在对欧洲革命进行全方面反思时，马克思认为有必要考量经济因素对政治革命起作用的程度。从1847年的经济危机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事实，促使马克思去做进一步研究以完善其思想。[18]《经济学家》杂志关于1848—1850年经济史的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研究材料。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政治革命做了全面的剖析。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导致政治革命的根本原因；而政治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则是作为一般矛盾现实表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它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和人口的普遍贫困。1850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繁荣时期的到来，工人运动开始步入低谷。“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19]此时，马克思在经历现实的革命“洗礼”后意识到自己将资产阶级社会危机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他所做的论证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结构的严谨分析基础之上，而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的直观描述。马克思并未详细考察经济危机所波及的人口的阶级构成和贫困化程度，以及在此条件下各个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否足以形成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行动。经济危机虽然使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贫困乃至破产，从而不断接近无产阶级的地位和阶级意识来进行政治革命，但这种趋势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不甚明显或根本不存在。因此，若要证明经济危机及贫困普遍化是政治革命的直接原因，既有待于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需要详细考察经济危机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和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各个阶级革命愿望的程度。换句话说，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是一回事，而这个制度的不合理性已经超出了社会所能够容忍的界限从而必须进行变革则是另一回事。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真正揭示经济发展、经济危机、人口普遍贫困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机制——先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机制和特点，再叙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制条件下经济生产如何受到了束缚和限制——才能判断出是否已经到了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临界点。
与此同时，科伦共产主义者也写信要求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一书的写作。于是，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他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小部分手稿，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在标有序号的24本笔记、共计约1250页的内容中，马克思探讨了以下三个中心议题：一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信贷政策出发，探寻184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主要涉及货币的职能与形式、银行机构和信贷种类的发展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下的货币政策发展趋势等。基于经济危机根源于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而非流通领域的认识，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和格雷等人试图通过银行与货币改革来消除经济危机的做法，彻底否定了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核心的基本理论。二是探究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内容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工资基金理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工作日法案及工作日的缩短、工人的居住条件和受教育情况等。这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探讨社会变革前景这个致思路向的继续。三是通过考察人类历史在世界范围的演变过程中所呈现的多样性特征和形式，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形成过程，内容涵盖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殖民体系问题、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宪法史、文学史、文化风俗史、建筑学史、妇女问题、伦理史和外交政策问题等当时西方社会出现的各个文化科学。上述三个中心议题不仅是马克思用于指导研究工作“总的结果”的具体展开，还延续到“1857—1858年手稿”中。
事实上，在伦敦研究政治经济学期间，马克思就已经有了整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计划，完成了提纲和材料准备，以便签订出版合同后再专心致志地着手写作。这个计划包括三卷，分别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说史本身的梳理。政治的、道德的和法律的批判等马克思写作《巴黎手稿》时期的构想，已经被他放弃了。然而，上述计划遭到了出版商勒文塔尔（Löwenthal）的反对，他建议马克思一开始就写政治经济学说史的部分。马克思显然不能同意对提纲的上述修改，但受限于经济情况的拮据，又无法拒绝乃至放弃书稿的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在必要的情况下，加上一些附加条件来同意出版商的建议，将提纲修订为四卷。[20]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此时的批判工作不只是局限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且注意到了一些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蒲鲁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即“社会经济学”（science économique）[21]理论。例如，在《伦敦笔记》的笔记本VII中，马克思针对当时经济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经济危机问题，着重研究了货币、信用和流通等，批判了蒲鲁东等人用资产阶级货币制度的缺陷解释经济危机和将资本无法兑现归因于缺乏信用的错误观点。[22]此外，《伦敦笔记》中还有摘录和评述蒲鲁东《无息信贷》的部分。马克思在这部分中着重探讨了货币和利息问题，指出蒲鲁东走向阶级调和论的原因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象的肤浅认识。深入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后，就会发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
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归旨来看，批判蒲鲁东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也是极为必要的。马克思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他于1851年还曾计划写一本批判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的著作，将它发表在《革命》杂志上。尽管这一计划并没有完成[23]，但我们还是能在马克思的一些通信中找到他的批判思路：（1）蒲鲁东主义既极力排斥资本又试图保留资产阶级社会，它只铲除这种社会形式中的不良倾向和弊病。（2）“社会清算”只是通过废除利息来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在资本价值不断贬值的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不仅没有产生利息，甚至无法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因此，社会清算本身是矛盾的、不确切的，它必然会致使小的非产业资本家变成产业资本家、大资产阶级而永久存在。（3）银行是蒲鲁东赖以实现一切目标的手段，他将“把资本变成现金”和“以货币形式贷出资本”这两项银行业务的难易程度混为一谈。“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价格按资本的利息降低的比例提高。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24]（4）“强大的工人协会”是蒲鲁东依靠的组织形式，而他却没有准确地说明这一组织形式和其他诸如公社分享土地与房屋、工人占有工厂等具体举措。由此可见，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是反对共产主义。
此后一段时期，马克思再次中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专门从事报刊撰稿人工作。同之前的那次暂时中断一样，他不仅没有完全放弃批判工作，反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到了促进作用。马克思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些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事件的评论性文章，例如，《工厂工人状况》、《英国工厂制度》、《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危机》和《法国的危机》等。这使他熟识了大量实际的细节（尽管是被动的），特别是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客观上促进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具体考察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工业、贸易和金融业状况，详细分析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利率变动情况，时常追踪当时作为欧洲狂热投机活动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涨落行情，马克思总结到，虽然资本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大规模投机企业的出现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但决不能像一部分经济学家那样将投机过度和信贷滥用归结为经济危机的终极原因。工商业的周期性“痉挛”，即“危机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重新出现”[25]，是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内在矛盾的结果。经济危机的加剧使得各国政府竭力挽回资产阶级的损失，将危机的诸多恶果转嫁给工人阶级，从而恶化了后者的贫困处境。工厂主们不仅无休止地延长工作日和降低工人工资，甚至还公然违反议会通过的法令，使用童工代替成年工。这导致“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正在迅速接近爆发真正的社会战争的地步”[26]，客观上为社会变革奠定了阶级基础。
正是1857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使马克思看到了欧洲革命的希望，促使他立即决定撰写“1857—1858年手稿”，并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完成了约50个印张的内容，以便在革命“洪潮”之前把一些问题搞清楚。1857年夏到1858年春的这段时期几乎是马克思一生最为高产和繁忙的时期，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通宵达旦地写作了比以前更多的东西。除了“1857—1858年手稿”和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几十篇文章外，他还同意为《美国新百科全书》（The New American Cyclopedia）撰写了许多词条，还编写了3本题为《关于危机的笔记》（Crisis Notebooks）的摘录笔记。与以往的手稿不同，这些笔记是由大量关于当时经济危机的材料组成的，包括欧洲和北美等地经济危机的进展、贸易汇率波动、著名的破产事件和股票市场趋向等。可是，革命运动并未随着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一并出现，这使得马克思意识到他距离完全掌握材料以彻底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857—1858年手稿”也就只停留在草稿阶段。尽管如此，这部手稿仍然是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中的主要著作，它不仅涵盖了整个《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涉及的主要思想议题，还有许多颇具价值的独特理论成果，因而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进入决定性阶段的重要标志。
注释
[1]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6.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3]这里“研究的不够深入”是马克思本人的类似说法：“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同①591）这表明了马克思科学严谨且谦逊的研究态度。事实上，马克思此时已经对法兰西思潮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了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现代史（主要是法国革命史）研究，马克思从1842年7月到1844年初，研读了包括瓦克斯穆特《革命时代的法国史》、路易·勃朗《十年历史》、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路韦《回忆录》、蒙格亚尔《法国史》、德穆兰《论法国和布拉邦的革命》和巴贝夫的著作等在内的涉及法国当代革命的哲学和史学著作，撰写了“法兰西历史笔记”。恩格斯曾对马克思的这段思想历程做了总结，他指出，法国“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8-469）。
[4]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10.
[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7]同①.
[8]同①.
[9]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法文版前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1.
[10]“一般说来，所有的工业工人都被卷入了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5.）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6-519.
[12]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13]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59.
[14]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期间，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3.］
[15]详细内容可参阅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83-206.
[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17]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7.
[18]“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3.）
[19]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6.
[20]“如果只能这样做，那么勒文塔尔必须负责出版两卷，你也需要这么大的篇幅，一则是为了作初步的批判，再则也是为了在最终决不会按伦敦的成本价计算稿酬的情况下使你多少有些收益。而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这种写法是有它的困难的，然而也有优点，就是在最后才把人们十分渴望知道的秘密揭示出来，而且是在庸人们看了三卷，好奇心越来越大之后，才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要制造莫里逊药丸。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向他们揭示了大秘密，那他们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就全有了。”[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3-434.]
[21]蒲鲁东认为，较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政治经济学是一切学科中最适于实践的一门。若用形而上学方法改造或重组这一学科，就能使它成为一种“具体的逻辑学或形而上学”，亦即“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和“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 de la action）。此外，蒲鲁东还专门诠释了社会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关联：一是社会经济学最早以哲学的形式出现，具体表现为逻辑学与心理学；二是社会经济学和哲学有着一个共同目标，即实现全人类的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自由在内的福利；三是上述共同目标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形而上学方法，因为形而上学是确定规律的根本方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4-50.）
[22]具体内容参见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8.
[23]主要原因是《革命》杂志的停刊和没有其他的发表机会。最终完成且保存下来的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一篇评论即《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在这篇文章，恩格斯对《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做了大量的摘录和评论。
[24]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6.
[25]马克思.英国的贸易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01.
[26]马克思.工厂工人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