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研究的基础工作和基本结构
按照本书的研究性质即文本学研究，关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文本的传播史和文献学问题疏证等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工作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1857—1858年手稿”，也便于笔者拟定本书研究的基本结构。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
在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1857—1858年手稿”，一个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对其学术史和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仔细的梳理、清理和反思。众所周知，该手稿中最早面世的“导言”部分是由考茨基1903年在《新时代》上发表出来的，且第一个完整的版本（德文）出版于1939—1941年，而真正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尽管它的出版和传播相对较晚，但“1857—1858年手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百余年的学术史中，国外相关研究中呈现出如下几种主要类型：
一是“苏联模式”，将“1857—1858年手稿”作为“《资本论》初稿”而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考证、翻译、出版和研究，并使之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其主要特点为：文献资料的丰富性和全面性；版本考证与史实研究结合紧密；强调作为一般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作用；研究与社会政治生活直接关联，有些过于夸大理论的普适性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维塔利·维戈斯基（Vitalij Vygodski），其撰写的《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历史发现的历史：论〈资本论〉的创作》（1965）、《〈资本论〉的创作史》（1970）、《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经济基础》（1974）、《〈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交织》（1979）等，不仅较早地强调了“1857—1858年手稿”的重要性，诸如“天才著作”、有助于我们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历程[1]等，而且还对“1857—1858年手稿”各方面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在苏联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此外，苏联学者还组织了一个专门从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国际性作者群体，撰写了《〈资本论〉的第一手稿：卡尔·马克思的“1857—1858年手稿”》（1987）一书，全面评述了该手稿的创作背景、发展历史、理论意义、接受程度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争论，至今仍被视为相关领域的最好研究论著之一。
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掘”，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命运的思考，重新“挖掘”和“发现”“1857—1858年手稿”中被“遮蔽”的思想。与“苏联模式”将“1857—1858年手稿”看作为《资本论》“铺路”的一部早期手稿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该手稿是一部体系概念完整的独立著作。当然，他们中间也不乏少数忽视或不解释“1857—1858年手稿”的人。例如，路易·阿尔都塞没有注意到“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与意义，将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早期”和“成熟期”，仅仅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定义为马克思重要的认识论和哲学著作。[2]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8）一书的出版，它将过去关于马克思写作计划变化的相关探讨集中起来，用28章的内容详细注解了“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研究；另一个则是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未知的马克思》（1968）一文的发表，该文强调了“1857—1858年手稿”全译本的重要性，使得该手稿广为人知。此后，“1857—1858年手稿”研究的热潮一直持续了下去，内容涉及诸多方面，例如：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重建革命主体和共产主义概念的思考[3]，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强调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创作的有利和不利影响[4]，吕西安·赛夫阐述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人道主义解释的全面反对[5]，亨利·丹尼斯（Herry Denis）宣称的价值转化价格困难的解决对马克思重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作用[6]，等等。
三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致力于对“苏联模式”的批评，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异化”“实践”“方法”等方面探讨“1857—1858年手稿”的思想内容。比如，克莱尔·科希克（Klehr Kosik）在《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1963）中运用“1857—1858年手稿”中的部分概念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关于人、劳动和异化的观念进行了综合；费伦茨·特凯伊（Ferenc Tökei）以马克思关于所谓的亚细亚占有形式和生产方式的思想为基础，详细论证了一个有关历史哲学的全面的理论[7]；捷尔吉·马尔库什（György Márkus）在历史和历史必然性领域内发展了“导言”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思想[8]；普雷德拉格·弗拉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在揭露黑格尔关于现实作为抽象过程结果的幻想的同时，强调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的方法是建立在具体的辩证法基础上的，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9]；加约·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ó）基于“1857—1858年手稿”中包含了对当代世界及其具体化的批判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详细说明这一认识，指出该手稿在哲学上是超越《资本论》的[10]；等等。
四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不仅在版本考证、思想阐释和现实价值等方面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成就，还在促使日本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自“1857—1858年手稿”完整版本正式出版时起，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大体历经“《资本论》形成史中的‘1857—1858年手稿’”、“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1857—1858年手稿’研究”和“世界视野中的‘1857—1858年手稿’研究”这三个阶段，并形成了一系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见解。例如：望月清司从马克思历史理论角度对“1857—1858年手稿”的解读，内田弘论证了“1857—1858年手稿”同黑格尔《逻辑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等。此外，还出现了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和“注解”等内容也编译其中的“1857—1858年手稿”新译本，使研究者对该手稿的修改和形成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以便于更好地挖掘其中的哲学思想。
五是“马克思学”的探讨，在破除意识形态偏见和学科局限性等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文献信息彰显马克思在思想上对黑格尔的借鉴。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和让·马拉基亚斯（Jean Malaquais）所编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1857—1858草稿》（1968），该版本打乱了原文顺序而将手稿重新编排如下：“货币乌托邦”、“资本”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权的种类”；此外，还为“巴师夏和凯里”这部分加了注释。[11]这无疑为理解“1857—1858年手稿”的思想开辟了新的路径。
相比较而言，国内关于“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在时间上要落后于国外，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导言”中译本。国内学界大规模研究“1857—1858年手稿”始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如赵洪主编的《〈资本论〉第一稿研究》（1992）、汪水波的《马克思黄金时代的理论结晶——〈资本论〉最初手稿的研究》（1991）、顾海良的《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1993）、汤在新主编的《〈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1995）等。但与此同时，可以看出此时国内的相关研究不可避免地受“《资本论》初稿论”的影响，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隔离的板块进行研究，实际脱离了文本本身所阐发的社会现象和经济议题，未能完整再现“1857—1858年手稿”的极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多样的论证方式、广泛的思想议题和独特的思考角度，进而客观地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实践价值。当然，国内学者也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而努力，特别是21世纪初以“回到马克思”为宗旨的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兴起，基于最新文献和世界视野，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其哲学话语的转换。例如，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1999）等。
概览国内外“1857—1858年手稿”研究，尽管热潮不断、成果颇丰，但在对其思想细节，特别是哲学思想的阐发方面仍较为薄弱。在与黑格尔的比较研究中也只停留在辩证法方法与文本结构的关系上（黑格尔本人亦颇为重视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研究），没有详尽阐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缺乏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事实上，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诞生时起，它同哲学以及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就成为思想家们讨论的重要话题。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缺少对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直接引述的和批判的对象及其著作（140余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和10余部哲学著作）的深入解读，从而造成该手稿基本部分解读的缺失，使得在提炼该手稿的重要思想和基本观点时普遍缺乏文本依据，难以形成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由此可见，重新研究“1857—1858年手稿”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基于对马克思批判对象及其思想的理解，详尽阐发这一文本的思想细节，进而重构和再现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并提炼其观照和把握社会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方法，为再述该文本的思想史地位和实践价值奠定方法论基础。
（二）手稿的传播史和文献学问题疏证
毫不夸张地说，“1857—1858年手稿”是马克思诸著作中最为“命途多舛”的一个。这部马克思“黄金时期”的著作，囿于各种复杂的实际因素，竟然在马克思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才逐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知。另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事实是关于这部手稿地位的长期不确定性。自梁赞诺夫1923年首次发现它时起，俄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关于它的名称不断发生变化，直到1939年正式付梓才被正式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草稿）》。尽管这部手稿的编辑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一版的原则进行，但它还是作为单行本出版，没有被收入历史考证版中。此后，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部手稿的德文重印版于1953年才问世，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传播。
除了被重新发现历程的迂回曲折外，“1857—1858年手稿”的接受和传播起步较晚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结构的不寻常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晦涩，极大地增加了转译它的难度。根据不完全统计[12]，从1958—1965年的日文版到2008年的葡萄牙文版，“1857—1858年手稿”全文被翻译成22种语言，共计32个不同的译本，不包括节译本在内，已经被刊印了50多万册，极大地促进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和研究。
由于绝大部分的内容都被保存下来，且马克思本人也对这些内容进行了编号和排序，所以，“1857—1858年手稿”的文献学问题较少。除了它本身的逻辑结构外，争议最大的就是每个笔记本的具体写作时间了。诚然，弄清楚这部手稿每一个部分的具体写作时间，对于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变成因和路径将大有裨益。但是，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得人们只能根据其他材料对这些具体写作时间进行推断，很难形成普遍认可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掌握大概的写作时间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本学研究终究不是文献学研究，文献学考证虽然对文本学研究起着前提的作用，但这两者在性质上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大致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讲的“小学”和“大学”的区分。按照这种思路，“1857—1858年手稿”自身的结构这个难题，我们可以参照马克思本人后来所做的写作计划和提纲，通过合理的解读和重新建构来进行破解。在这方面，编者和译者在目前的通行本中给每个部分加上标题以试图做逻辑建构的处理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当然，随之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尤其是在有些部分的处理上容易给人带来误解。例如：手稿的主体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所谓“资本章”的第一部分（笔记本II第8-23页）被编者全部归为标题“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内容。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最早拟定的是“货币作为资本章”这个标题[13]。如果仔细考察这些内容，就会发现这个手稿片段中至少混杂着四个方面的内容：流通之于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实现作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必然性；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内涵。为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的初稿片段中，专门做了区分和修正，将这些内容分别归到了他本人所拟定的“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向资本过渡”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小节中。其中，前两个小节属于“货币章”，后一个小节才属于“资本章”。又如：手稿的主体部分中所谓“资本章”中的“利润和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这个部分（笔记本III第43-45页和笔记本IV第1-14页），其内容除了标题中所示之外，更多是在阐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
鉴于此，我们在解读和研究这部手稿时，切忌不能完全照搬中译文通行本中所做的内容划分。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对马克思思想的具体细节的理解偏差。参照马克思本人在写作完这部手稿后所做的《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资本章计划草稿》《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以及这一时期的书信等材料，将会对我们解读和研究它大有裨益。此外，马克思本人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及其已保存下来的初稿片段，也是我们理解“1857—1858年手稿”的重要参考材料。特别是在笔记本C（《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头部分）已经佚失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可以参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商品章”来对“1857—1858年手稿”中应有的“商品章”或“价值章”内容进行还原式的阐释。
《资本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解读和研究“1857—1858年手稿”的重要参照材料，但我们却必须要注意使用它进行对照研究的限度，避免将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形成的思路直接套用到“1857—1858年手稿”中。这种“直接代入式研究”既有助于我们研究，又难免带来过度诠释的后果。也就是说，直接用《资本论》的思路来对“1857—1858年手稿”进行逻辑化的建构，完全对后者中的独有内容视而不见，从而陷入两种相对的极端：要么将马克思彼时的思想人为地拔高到《资本论》时期的水平上，要么重新退回到“《资本论》初稿论”上[14]。
（三）本书研究的主要思路和学术观点概要
有鉴于此，笔者按照马克思本人所做的整理和纲要，在重新探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梳理马克思“原本批判”研究模式的转向的基础上，打破“1857—1858年手稿”写作原始顺序的限制，就这部手稿中涉及的主要思想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思路及哲学方法、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运动、简单流通中的货币辩证法、资本一般及其辩证的生产总过程、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性等，做了全面、详尽且系统的解读——这种解读是对“1857—1858年手稿”中的全部内容和思想细节的梳理，关于马克思的主要思想议题所涉及的这部手稿的内容范围，笔者以图表的形式展现了出来，放在了本章的后面（附录）。最后，将它们置于思想史进程和当代实践图景中来阐明现实意义，以及进行客观的历史定位。
在此，笔者谨将本书的具体结构和主要学术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章探究的是马克思创作初期的思路变化，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旧思路的延续向新的逻辑建构的过渡。受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旧有模式的影响，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批判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巴师夏工资固定论、达里蒙劳动货币论时，仍然延续了从哲学历史观出发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模式。这种模式具体而言是从遭逢现实问题到指明社会变革的根本出路的循环，其一般手法为推导逻辑矛盾和“追根溯源”式批判。尽管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入手，批判经济和谐论、工资固定论与劳动货币论，再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这在逻辑上是能够自洽的，但是无法体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独立表达和全新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直面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生产一般，并制定新的研究方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转而进行“导言”的创作，从而标志着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旧有模式走向终结。
第二章讨论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思路和哲学方法。当时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以蒲鲁东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总体上把握和理解这些理论的得失，是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建构的重要前提。马克思的思路是：首先在此前提下找出这些理论的一般体系及其哲学传统和方法；然后再重新考察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直接对象的物质生产，探讨生产一般同其他表面领域的现实关系，并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最后阐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和分篇构想。这其中的哲学方法包括：生产总体辩证法，即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统一的辩证运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作为其内在要求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范畴和现实关系的辩证法，涵盖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优先性、经济范畴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或它对于一切社会形式的适用性、同一经济范畴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地位等。这些方法在分析商品、货币和资本在现实中的辩证运动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第三章阐明的是作为一般性规定的商品的二重性和商品交换过程。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这种分析框架在马克思写作“1857—1858年手稿”时期始终是十分明确的。只是由于交换价值和货币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是密切联系的，难以为人们在现实中所区分，所以马克思才在“1857—1858年手稿”中有关价值的论述不是以专门章节的形式出现的。商品（价值）和货币对于资本都是一般性的东西，即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的一般抽象规定。在关于商品（价值）的讨论中，马克思实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他既为价值作为研究出发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以商品为载体描述了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转化的现实过程；既揭示出交换价值的本质，又刻画出现实中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间的全面依赖的场景；既解释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及其带来的矛盾，又论证出现实的个人在物质变换即私人特殊产品交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此外，他在论述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理论建构和理论史梳理密切结合起来，这也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重要表现。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提供了扬弃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所带来的人的全面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四章分析的是作为特殊性规定的货币及其在简单流通中的辩证运动。直到在“笔记本I”中具体阐释货币和商品并存所带来的矛盾时，马克思才意识到叙述的辩证方式，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限度所在。这种叙述方式既可以实现理论叙述的逻辑化和清晰化，又不可避免地带来极端抽象化的倾向。正是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情况，最终使得马克思发现并运用黑格尔逻辑学的“合理内核”，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具体到关于货币形式的分析上，马克思不仅引入黑格尔所描述的“同一→差异→对立→矛盾”的辩证运动，来分析商品、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本质—形式”关系，而且借鉴了黑格尔关于根据作为矛盾的消解的存在这个说法，将商品二重化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的解决固定到货币形式上；并在此基础上，详尽考察了简单流通中货币形式的辩证运动过程，指出了货币形式所表征的人的社会关系被颠倒为物的关系，辩证分析了流通所实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最后提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个性的方式。
第五章和第六章阐释的是作为个别性规定的资本一般及其辩证的生产总过程。从“1857—1858年手稿”的现有内容来看，马克思未能完成他关于资本总体探讨的庞大计划，而只是对资本一般做了系统的梳理，并探讨了它的生产总过程。按照生产总体的概念，即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统一体，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不是一个起点和终点合而为一的“简单圆圈结构”，而是不断地进行着生产和流通的“螺旋上升式结构”。从这个总过程的各种规定来看，作为其要素的是商品、货币和资本一般；作为其环节的是商品交换过程、商品流通过程、货币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资本一般的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等一系列过程；作为其产物是商品的二重性规定、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和资本一般的各种形式规定性。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又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一个环节，它还表征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只有在考察资本一般时将上述内容结合起来，才能准确且系统地理解这个总过程，并以此观照和把握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从而找到社会变革的根本方式和通往未来社会形式的正确道路，实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
最后的综论部分是对“1857—1858年手稿”做总体的观照和总结。笔者在此部分着重讨论的内容有：这部手稿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建构中的作用，特别是马克思系统整理这些“专题论文”的不断尝试；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的；这部手稿之于当代实践和理论建构的意义，从而以文本个案研究为切入点，实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包含的“文本—历史—理论—现实”的有机统一。
注释
[1]Vygodski.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How Marx Wrote ‘Capital’. Tunbridge Wells, 1974：44.
[2]在法国，阿尔都塞曾经发起过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辩论，内容涉及唯物辩证法反思、认识论断裂概念澄清、历史相对论批判等，因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成为这场论辩的关键内容。但在这场论辩的主要参与者阿尔都塞、莫里斯·戈德利埃（Maurice Godelier）、亨利·列斐伏尔（Herry Lefebvre）、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和吕西安·赛夫（Lucien Sève）中，除了赛夫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将“1857—1858年手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重视和专门研究。对此，吕西安·赛夫曾回忆说：“除了‘导言’这样的文本外……阿尔都塞从来不阅读‘1857—1858年手稿’。当然，这是就‘阅读’这次的真实含义而言的。”（Lucien Sève. Penser avec Marx auiourd’hui. Paris，2004：29.）针对阿尔都塞提出的“认识论断裂”，赛夫评价：“这只是一种人为的参考书目方面的断裂，最终导致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起源及其与马克思成熟思想之间连续性的最错误观点。”（Lucien Sève. Penser avec Marx auiourd’hui. Paris，2004：30.）
[3]Antonio Negri. Marx au-delà de Marx. Paris 1998.
[4]Jacques Bidet. Que faire du Capital?. Paris 1985.
[5]Lucien Sève. Penser avec Marx auiourd’hui. Paris 2004.
[6]Herry Denis. L’《Économie》de Marx. Historie d’un échec. Paris 1980.
[7]Ferenc Tökei. A társadalmi formák elméletéhez. Budapest 1968.
[8]György Márkus. Marxizmus és ‘antroplógia’. Az emberi léyeg fogalma Marx filozó fiájában. Budapest 1966.
[9]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ksizma. Zagreb 1975.
[10]Gajo Petrovió.Smisao i zna cˇ enje Marxovih Grundrissa. Zagreb 1974.
[11]笔者认为，这种编排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马克思学”以马克思生平、著述和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宗旨。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论述找到依据：一是黑格尔逻辑学对马克思加工政治经济学材料的作用［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3］；二是手稿的专题论文性质（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三是马克思要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性质的写作［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1］。
[12]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25.
[1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是将相类似的内容专门归结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章中。
[14]不可否认，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或多或少都带有这两种极端。当然，这本著作在同类研究中代表着极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