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走向系统深入，愈发凸显学术性和专业性，涌现出诸多可被称为“范式”的研究路向。其中，尤以“回到马克思”为代表的文本学研究，由于其注重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从而将文本、历史、理论和现实“勾连”起来的系统性研究，而取得了国内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可。

广义上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为“1857—1858年手稿”）^[1]，作为马克思理论核心位置的一组重要文献，是我们在真正“回到马克思”时所绕不开的重要环节。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把18世纪40年代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建立在严密的现实基础之上，在进行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表达与构建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变为有客观规律支撑的一门科学。诚然，国内学者近年来已经破除了所谓“《资本论》初稿论”的影响，将“1857—1858年手稿”视为概念体系完整的独立著作，并在版本考证、出版传播、方法结构和思想阐释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他们在具体的思想细节特别是哲学思想的阐释方面仍较为薄弱，使得这部包含马克思各种哲学思考的手稿，至今还如同一块广袤的未被深耕过的荒漠土地，没有结出应有的理论硕果。

综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部过程，黑格尔在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对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成了马克思从“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2]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原本批判”过程中不是全部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而是根据研究内容的变化有意识地对它进行借鉴、运用、改造和区分。从这个意义来说，“黑格尔因素”是重新研究“1857—1858年手稿”绕不开的前提性环节。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已经达成了如下共识：“1857—1858年手稿”是表征马克思在思想上借鉴黑格尔的重要著作。他们通过各种专著和论文的形式来证明上述结论。在这些成果中，解读和研究最为详尽的当属内田弘的《〈大纲〉与黑格尔的〈逻辑学〉》^[3]（1985）一文，该文论证了“导言”与“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几乎涵盖了从“生命”到“因果性”这些黑格尔《逻辑学》中涉及的全部概念。这种研究方式对于阐释“1857—1858年手稿”中的“黑格尔因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难免有过度诠释之嫌。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学界关于上述命题的研究中缺乏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是对黑格尔思想中原本就有的关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内在合一的论述的阐释；二是对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复杂思想关系的完整梳理。这种研究上的不足最终导致对“1857—1858年手稿”中“黑格尔因素”及其作用的不准确估量，或是贬得太低，或是拔得过高。有鉴于此，笔者的论述就从这两个方面开始。

注释

[1]通常来说，“1857—1858年手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泛指马克思于1857年至1858年期间所撰写的编号为I（A）-VII、M、C、B’、B”的11个笔记本。其中，笔记本C没有被保存下来，据推测其内容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部分初稿。其他被保存下来的笔记本对应着中译文普遍采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巴师夏和凯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狭义上的则是专指《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2]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做的理论探讨“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3]中译文参见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31-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