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约十年前，我得到一个邀请，为一个国学系列读物写一部关于《老子》的注说，其中一半内容是对其思想的总体解说，一半内容是对其文本的简要注释。因为研究出土文献的关系，我对郭店楚简《老子》、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比较熟悉，就答应了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无知者无畏吧。随着写作的进展，我才知道，以自己浅薄的学识，很难把握《老子》博大的思想世界，别说对《老子》研究有什么重要的推进，能保证没有硬伤、不说错话，就很不容易了。因此，写那本小书时，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千万不要信口开河，肆意胡说，自己没有把握的话尽量不讲，注释宁可简短，以免发挥过多酿成错误而留下遗憾、贻笑大方。书成之后，我在后记中说，此书也不过就是为多如牛毛的《老子》注说之作又添了一根牛毛而已。

然而，此书写作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要想有资格讨论中国古典，至少要对某一本书下大功夫，就像古人说的，不通一经，无以通他经。那本小书不敢说是功夫的结晶，但却借此机会，让我对《老子》各个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摸底，有了基本的辨别能力，知道了自己在哪些地方还差得远，知道了哪些书、哪些观点是没有证据的胡说八道，促使我开始下真正的功夫，去阅读更多的论文和书籍，并努力通过学术交流增长见识，通过课堂讲学教学相长，通过从事翻译吃透国外学者的想法。

在这个不断积累功夫的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到老子思想的魅力。老子思想有如永不枯竭的清泉活水，有如深不可测的汪洋大海，短短的五千言，我们可以永远体会下去、永远解读下去，而不感到枯燥无味。老子思想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提供给我们无穷索取智慧、不断激活心灵的可能性。因此，用“老子永远不老”来形容老子，可以说最为妥帖。不仅老子思想永远不老、我们学习老子的人心灵永远不老，人类也会因为老子而永远灵动和年轻。

古人著书最重首章，《老子》也不会例外，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老子》既没有可以和今本《道经》对照的首章，也没有可以和今本《德经》对照的首章，我想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老子》首章产生的时间、结构的形成、文句的定型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虽然至今已经有大量的论文，但我觉得还有探索的空间，收入此书关于首章的论文就有两篇。由于长期研究先秦时期与“名”相关的现象，我注意到《老子》首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为什么《老子》竭力要“无”的“名”，在这里可以和“道”并驾齐驱，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结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把“名可名”写作“名可命”，我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句乃至整个《老子》首章可能形成于“名”的话题非常流行的特定历史时期，由此写出了研究《老子》的第一篇正式论文———《〈老子〉首章与“名”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北大汉简〈老子〉的问世为契机》。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成果出现。在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中，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今本首章“玄之又玄”的地方，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作“玄之又玄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多一个“之”并不影响文义，还是无比幽暗、无限深远的意思。但我觉得，“玄之又玄之”这种文本的出现，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因为这种句式恰好和“损之又损之”形成对照。这就促使我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玄之又玄之”中的“玄”是不是也可以当动词读，“玄”是不是也应该理解为减损或否定，就是说“之”是“玄”所要减损或否定的对象，这样一来，《老子》首章就有了工夫论的内容。之所以敢于这样去假设，是因为有相当多的材料可以证明，在《老子》解释史上，在道家思想史上，“玄之又玄之”的文本有其合理性，由“玄之又玄之”引发的解释路线，很可能引发了后世“双遣说”“重玄说”这些重要思想的产生。

我曾多次在课堂上讲授《老子》，在反复教学与讨论过程中，不断会有一些疑惑冒出来。例如《老子》第三十六章，一般的解释都把重心放在“将欲……，必固……”这一段上，认为这反映着老子的辩证思维。但是，如果仔细研读第三十六章，就可以发现，此章明显可以分作上中下三段，上下两段都是老子采用的民间谚语，只有中间的“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话。因此，虽然我们承认《老子》中存在着强烈的辩证思维，但第三十六章的重点却不在于此，而在于通过“无形”把握“有形”的高级智慧，即“微明”。上段谚语的引用旨在说明通过“微明”可以导致积极的结果，下段谚语的引用旨在说明通过“微明”可以避免消极的结果，这些都是“柔弱”胜于“刚强”的体现。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第三十六章的诠释史，包括谚语的使用、权谋论的标签是否合适等问题，做了全面的梳理和辨析，并试图还原其早期面貌。《老子》第三十九章也可以分作上中下三段，但此章很难将其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不如将其与第四十章、四十二章对应起来思考更好些。也就是说，很难将第三十九章中段“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看作是上段“天得一以清……”的自然延伸，却很可能是对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回应或印证。把下段“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的“舆”读为“誉”，把下段朝与中段同样的方向去解释，也都是后起的事。整个下段，应该是大小、本末之论，强调的是要把握“道”的整体，而不要被狭隘、琐碎的外物所牵累、所蒙蔽。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就完全不可能是谦下不争、忍辱负重的工夫论，因此无法将其看作是中段的自然延伸。

今人很容易把《老子》各章内部以及各章之间看作是文义前后通贯、意思明白无缺的文本。其实这是拿今人的眼光看待古人，对《老子》了解越深，就知道这样的印象越难成立。对第三十六章、三十九章的重新解读都是从文本的细密分析出发，试图窥探《老子》早期的面貌以及对《老子》诠释的变迁。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子》是杂乱无章的，对《老子》了解越深，就越能感受到《老子》形散而神不散，《老子》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哲理以及多样诠释的可能性。在教授《老子》过程中，反映这种形神关系的一个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涌现出来，让人反复玩味，欲罢不能。例如，老子既然提出了“道”这个最高的哲学概念，为什么同时又强调“天道”“天之道”？“天道”“天之道”究竟是“道”的子概念，还是“道”的作用之变现？老子既然提出了“道生之”的生成论，为什么还要强调“德畜之”的重要性？老子及道家为什么既强调“无名”是“天地之始”，又突出“有名”是“万物之母”？老庄道家如此强烈地否定贤能，黄老道家为何又特别肯定贤能、任用贤能？带着这些疑问，我完成了《论〈老子〉的“天之道”》《〈老子〉生成论的两条序列》《道家的“无名”与“有名”》《道家与贤能》等论文的写作。

《老子》高扬形而上层面的“道”，最终是为了解决形而下层面的万物的问题，然而，“道”所具有的虚无缥缈的特性，使其很难被人认识、被人效法。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媒介、一个阶梯，形而上的“道”就很难下落为形而下的“物”。《老子》中那么多的“天之道”，正是起到了媒介和阶梯的作用，“天之道”是“道”之作用的体现，它使“道”变得直观、形象，使“道”可效法、可把握，防止“道”走向彻底的虚无。“天之道”也为连接老子思想与黄老道家提供了方便，黄老道家尤其重视准则与秩序，“天之道”正为之提供了天然的、绝对的法则。以上就是《论〈老子〉的“天之道”》的主要问题意识。

《老子》思想由“道”和“德”两个侧面共同构成，然而过去我们在总结《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时，往往把“道”视为生成的唯一起点，把“道”生万物视为生成的唯一线索，并不考虑“德”的作用与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仅仅从发生的、出生的角度理解生成论，其实《老子》生成论既关心发生的问题，也关心成长的问题。这种生成理论在第五十一章中得到集中体现，即在万物生成过程中，“道”和“德”担任了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职能，可以将其称为《老子》生成论的两条序列，而没有“德”的参与，《老子》生成论是不完整的。只有从这种独特的生成论出发，我们才能把握老子强调“玄德”和“无为”的重要性，才能明白道家突出“自然”和“自生”的必要性。所以，对《老子》生成论的重新解读，是关系到如何理解老子思想核心的重要举措。以上就是《〈老子〉生成论的两条序列》的主要问题意识。

《老子》及先秦道家关于“名”的态度，常常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姿态，一种是“无名”，一种是“有名”，这也是极有趣的现象。大体说来，老庄道家侧重“道”的“无名”，而黄老道家侧重“物”的“有名”。因此，无论是“无名”还是“有名”，对于道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老子》及先秦道家关于贤能的态度，也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姿态。老庄道家对于贤能救世的观点表示出相当的警惕甚至嘲讽，竭力论证为何贤能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这和老庄道家强调人的智慧与能力是有限的，甚至是渺小的有关。而黄老道家则非常重视贤能，例如《鹖冠子》一书中有大量篇幅论述如何选拔、利用贤能，其书第一篇就是《博选》。希望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力图维护君主权威的黄老道家，最高政治理想是通过最高领导者的无为与尊贤，来充分调动各种层次贤能之士的技术与能力，因此，重视贤能就是必然之事。

由道家对于名和贤能两种相反的态度就可以推出在《老子》中已经开始萌芽的两种基本政治立场。《〈老子〉的政治哲学》一文就是要力图解决这一问题。在《老子》惜墨如金却又无所不包的五千言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样两种政治理念，第一种是，由“道”“物”二分理论推导出来的主宰与被主宰、本与末、一与多、统一与分散、整体与个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平移到政治领域，就可以为一君万民式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提供理论基础，即“得道”者以所获“道”的万能之力为基础，登上帝王、天子的地位，而天下臣民则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其支配，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黄老道家的政治理论正是以此为基础的。第二种是，老子认为，理想的政治不在于给予百姓所需要的一切，而在于给予百姓自由伸展的足够空间。这一点的前提是圣人“无为”，因为圣人的“无为”终将导致百姓的“自然”，即圣人的无意识、无目的、不干预、不强制必将导致百姓的自发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种政治理念，用一个图式来形容，就是“圣人无为→百姓自然”。这一理论走向极端，就是庄子类型的“民主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这两种政治理念看似矛盾，却都隐伏在《老子》中，后世道家从不同角度加以发扬，遂发展成不同倾向的政治哲学，这才有或轻“名”或重“名”、或轻“贤能”或重“贤能”的现象出现。所以，说老子思想是源头活水，绝非虚言，因为很多看似矛盾的思想均由其开出，却又都认祖归宗于老子。老子思想的开放性与深刻性由此可见一斑。

本书还有两篇文章讨论了老子及道家的幸福观和谦逊观。老子几乎没有言及个人的幸福，而且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来看，老子也是一个很绝情的人。但老子冷酷的面庞下其实隐藏着对于芸芸众生的大爱之心。由“圣人无为→百姓自然”的政治理念以及由此导出的“玄德”学说可以看出，老子是从整体上关注百姓幸福的人。如果在“玄德”的作用下，百姓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充分开发，那么幸福感也将随之而来。圣人将因为百姓的满足而获得满足，因为百姓的快乐而获得快乐，这也正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

如果说老子及其道家思想也是一种生活之道，那么用“谦逊”二字来概括或形容这种生活之道，可能最为合适。《老子》中没有“谦”字，但却无处不是在讲“谦”。在中国古代，从理论上全面论述谦逊的重要性、必要性，就深度、广度、高度而言，可能没有一家可以与道家相比。《道家与谦逊》一文从整体性、平等性、关联性三重视野展开分析，力图阐明为什么道家需要谦逊、为什么道家能够谦逊。通过主体对于谦逊之道的积极运用，从而使自己永远处于最佳的状态，保持最强的创造性和生命力，这是道家可以贡献给全人类的历久而常新的智慧。

老子和黄帝的关系非常重要却又很难说清。《黄帝的“法天则地”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这篇长文试图从天道的角度切入，讨论老子对以黄帝为代表的上古天道观系统的继承和超越。司马迁用“法天则地”四个字来形容黄帝，这不是偶然的。在老子之前，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以天地之道为最高法则来指导人事活动的更为原始的思想传统，这个传统后来以“黄帝”的名义加以统称。通过“黄帝之言”所传布的知识和技能，所规定的禁忌和律条，天道才能真正落到人事之实处，使之具体化为可遵循的一般原理。黄老思想依赖“黄帝之言”建立起现实而有效的政治权威与可操作体系，不弄清黄帝之言的来历、内涵及其作用、价值，就无法真正理解黄老思想。以“法天则地”为代表的黄帝天道论，在后来形成的黄老道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实际的价值，而不是一条可有可无的虚线。《老子》第二十五章所谓“人法地，地法天”肯定了“法天则地”的重要性，但《老子》的最终目的是要强调“道”以及“自然”的重要性。所以，老子利用和提升了“法天则地”的思想。可以说，此文其实也再次证明了《论〈老子〉的“天之道”》一文的主旨，即我们只有同时重视“道”与“天道”这两个方面，才能完整地领会《老子》的思想。

笔者在日本留学多年，对日本的老学研究也比较关心，《近代日本所见〈老子〉》描述的是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走上近代化进程之后，学界是如何重新研究、认识老子及其《老子》这本书的；当时的社会人士，如政治家、文学家是如何重新评价《老子》、从《老子》那里汲取智慧的。这对于我们反观中国近代以来《老子》命运的变迁，也有很多启发意义。

以上这些论文，形成于2011年到2017年七年时间内。有的以出土文献为契机，有的以文本梳理为前提，有的以思想分析为手段，有的以思想还原为旨归，试图从生成论、幸福观、谦逊观、贤能观、政治哲学、黄老关系、《老子》研究史等不同的视角重新观照《老子》，期待解读出一些新意来。观点或许可商，但都是用心之作，在此真诚奉献给读者，也希望得到读者积极的回应。但愿这本小书不再是多如牛毛的《老子》研读之作中的一根牛毛，而希望能够在《老子》研究史上踏踏实实地留下几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