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因此，笔者推测“名可名，非常名”的产生，可能存在着以下的可能性。

第一，原来只是为了修辞上的需要，造出了和“道可道，非常道”相并列的句子，其意终究还是在强调“道”不可“言说”。因此“常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造出来的，并不是说作者就认可“常名”的存在。虽然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但历来注家都认为可以忽略这一矛盾。看早期文献对这段话的解释以及后来诸家的阐释，很多都回避了对“名可名，非常名”的解说，仅以“道可道，非常道”的解释代替或涵盖“名可名，非常名”的解释。这就是前述的第一种解释，这一解释似并不认为这句话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哲学倾向。

第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名”的讨论大为盛行，“道”“名”关系得到高度重视的时代得到了新的解释。甚至可以假设，郭店楚简尚不存在今本《老子》首章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只是在“名”的讨论大为盛行，“道”“名”关系得到高度重视之后形成的。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修辞方式，也可能受到过名辩思想流行的影响，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现出对名实是否一致的关心。而《公孙龙子·名实论》指出：“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虽然讨论的不是“道”“名”关系，但《老子》首章这段话的产生很可能是对只关注形下世界的、公孙龙子式名实关系论的一种超越。

我们在上博楚简《恒先》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表达方式，如：“或非或，无谓或。有非有，无谓有。生非生，无谓生。音（意）非音（意），无谓音（意）。言非言，无谓言。名非名，无谓名。事非事，无谓事。”不可否认，《恒先》有着显著的道家思想背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名”关系，但如前所述，“名”被视为在形下人文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概念，这是毋庸置疑的。

而众所周知，《庄子·齐物论》则是对当时名辩思想的全面批判和超越，因此今本《老子》首章的形成及其意涵是否应该放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去考虑呢？

因此，今本《老子》首章的形成可能和名的政治思想在战国时期大为流行有关，看上去是在讲“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实际上想说的是“道”和“名”是现实政治中最关键的两个要素，只有执道者才能把握“不可道”的道、“不可名”的名。这里虽然说的是“道”之“名”，但在突出“道”无名的前提下，又特别提出“常名”的问题，可能和“名”的重要性大大提高有关，以至于强调圣人既要执“道”，同时也要执“道”之名，就像《太一生水》所说的那样：“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

或许，“名可名，非常名”的原型，正如北大汉简《老子》所示，应该是“名可命，非常名”，但为了取得一种文学修辞上整齐划一的效果，而故意没有使用“命”。现在北大汉简“名可命”的出现，不应该被视为抄错，或只是做一般假借处理，而应该结合战国秦汉时期“名”的政治思想的流行，做更深入的分析。

马王堆帛书《老子·道经》的首末章在“道”“名”关系上相互呼应，这或许也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与郭店楚简《老子》相比，马王堆帛书《老子》出现得更晚，而战国时代末期正是名思想极受重视的时代，马王堆帛书《老子》的文本构造，可能正反映了黄老思想家既重视绝对的、本原的“道”，又重视形成人间秩序的“名”这样一种“道”“物”两重世界论的观念。今本《老子·道经》虽保留了马王堆帛书《老子》的首章，但末章却不再突出“名”，这可能说明汉以后对“名”的重视已不如前了。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名可名，非常名”的创作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即能够被命名的“名”，或者说能够受到政治控制、管理的“名”，不是“常名”。唯有最高统治者能够把握“常道”，能够处于不可命名、不可制约的“常名”的位置，从而使自己立于政治的最高顶点。在字义上，可以将“常名”解读为“道之名”，但实际上，这里说的不完全是“道之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而主要说的是圣人需要把握“常道”和“常名”，即绝对的、变动的“道”，绝对的、变动的“名”，使自己能够通过无形把握有形、通过无名把握有名。这就是前述的第二种解释系统。

到了后世，名辩思潮、黄老思想开始褪色，只有圣人能够把握“常道”和“常名”的理念不再受到重视，第一种解释系统即“道”不可名的传统解释更受重视，第二种解释系统只在《文子》的《上礼》《上义》等文献中留下痕迹。到了朱谦之等人那里，只能设法调和，曲为之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