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步阶段（1900—1940）
（一）欧美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在其第二次中亚探险期间来到敦煌，他以极低的价格从王圆箓处骗购到大量经卷文书以及绢画等艺术品536件，其中282件收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254件收藏于印度的新德里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New Delhi）[1]。
翌年2月，正在新疆考察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得知藏经洞之事后，旋即奔赴敦煌，又劫去经卷文物数千卷。在敦煌期间，伯希和还与摄影师努埃特（Charles Nouette，1869—1910）、测绘师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1876—1963）等人首次对莫高窟进行了系统考察，开展包括编排洞窟号（共编窟182号）、绘制窟形草图、记录壁画内容和题记等科学性工作，此外他们还拍摄了大量壁画照片，于1920年至1924年陆续出版了6卷本的《敦煌石窟图录》[2]，公布近400张照片。这是最早的敦煌莫高窟图录，影响深远，早期敦煌艺术研究者多依据此书。
1914年8月，奥登堡（S.F.Oldenburg，1863—1934）带领俄国西域考察队来到敦煌，对莫高窟开展了全面而细致的综合性考察，他们逐窟测绘、记录，对重点洞窟进行临摹，并拍摄照片2000余张，他们的考察工作一直持续到1915年1月。遗憾的是，奥登堡考察队的成果长期被束之高阁，未能整理、出版，现分藏在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直到2000年至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藏敦煌艺术品》第3至6册时，才陆续公布869张黑白照片、洞窟测绘图及考察笔记[3]。
1923年至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也来到敦煌，他盗走第328窟一尊唐代供养菩萨塑像，并揭取十余幅唐代壁画。尔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的罗瑟福·盖特斯（R.J.Gettens）博士对这些壁画和彩塑上的颜料做了化学分析，并于1935年底写出关于中国古代颜料问题的实验报告[4]。华尔纳后来撰写的《佛教壁画：九世纪万佛峡洞窟研究》（1938）是一本较早的敦煌艺术学术著作，该书讨论了被他编为万佛峡第5窟（今榆林窟第25窟）的壁画题材、绘画技法及所用颜料等问题[5]。
（二）中国
敦煌文物遭劫掠后，中国学者才开始意识到藏经洞遗珍的巨大价值。
194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侧重于敦煌文书研究，知名敦煌学者诸如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陈垣（1880—1971）、陈寅恪、胡适（1891—1962）等人，对敦煌文书开展了经籍、史地、宗教、文学以及中亚语言等方面的研究，相比之下对敦煌艺术则关注较少[6]。
1925年，华尔纳第二次来华，经北洋政府顾问福开森（John C.Ferguson，1866—1945）推荐，北京大学医学院的陈万里（1892—1969）得以随队考察敦煌，陈万里所著的《西行日记》（1926）[7]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察记录。
此外贺昌群（1903—1973）于1931年发表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8]一文是中国学者关于敦煌艺术最早的专论，贺昌群的研究主要以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所发表的照片和记录为依据，并辅助以敦煌文书及其他文献史料。值得称道的是，贺昌群充分注意到敦煌石窟背后的文化渊源，力求在北传佛教系统的宏观背景下勾勒出敦煌石窟的特色。
（三）日本
大谷探险队带回敦煌文物后，立即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浓厚兴趣。不久后西方探险者公布敦煌石窟和藏经洞艺术品的图像资料，为敦煌艺术研究创造了条件。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教授泷精一（1873—1945）及其弟子松本荣一（1900—1981）成为日本敦煌艺术研究的主要开创者。
早在1920年代，松本荣一便开始在日本的《国华》月刊上发表佛教艺术文章，他的代表性著作《燉煌畵の研究》（1937）[9]堪称一部划时代的学术著作，被日本学者誉为“当时敦煌佛教美术研究领域的金字塔”[10]。松本氏根据英国、印度、法国和日本所藏的藏经洞绘画，以及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公布的敦煌壁画资料，主要运用图像学方法，深入考证了敦煌绘画的图像内容及其经典根据，并将敦煌绘本与印度、西域和日本的佛教艺术进行横向比较。该书可谓敦煌艺术图像学研究的定鼎之作，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注释
[1]斯坦因论及敦煌石窟的著作主要有：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Oxford，192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on the Westernmost Border of China.London，1921）；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Asian Tracks：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 China.London，1932）.向达，译.上海：中华书局，1936。其中《西域考古图记》（另译作《塞林底亚》）附件五标题为《论敦煌千佛洞佛教绘画》（Essays on the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Caves from Cave of the Thousand Buddhas），包括拉斐尔·皮特鲁西（Raphael Petrucci，1871—1917）和罗伯特·劳伦斯·宾雍（Robert Laurence Binyon，1869—1943）的四篇文章。《西域考古图记》与同年出版的斯坦因《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是关于敦煌艺术最早的著述。
[2]全名是《敦煌石窟图录：魏、唐、宋代的佛教绘画与雕塑》（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peintures et sculptures bouddhiques des epoques des Wei，des T'ang et des Song.Paris，1920-1924）。此外，伯希和还做了现场笔记，现已整理并有汉译本刊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Grottes de Touen-houang，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Paris，1980-1992).耿昇，唐健宾，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时至今日，由于自然和人为破坏，部分壁画和题记已残毁，抑或不复辨认，当年伯希和抄录的题记以及努埃特拍摄的照片愈显得弥足珍贵。
[3]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艺术品：第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05.
[4]盖特斯.中国颜料的初步研究.江致勤，王进玉，译.敦煌研究，1987(1)：98-103.
[5]Langdon Warner.Buddhist Wall-Painting：A Study of a Ninth-Century Grotto at Wan-Fo-Hsia near Tun-hua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8.
[6]关于中国早期敦煌学的情况，详阅：傅芸子.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中央亚细亚，1943，2（4）；收入：冯志文，杨际平.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综述卷（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182-190.
[7]陈万里.西行日记.北平：朴社出版社，1926；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点校再版），2002.
[8]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东方杂志，1931，28（17）；收入：林保尧，关友惠.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艺术卷（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20-43.贺昌群另著有：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燕京学报，1932，12.
[9]松本荣一.燉煌畵の研究.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东京：岩波书店，1980；东京：同朋舍，1985。泷精一和松本荣一的著作目录，详见：陈民.松本荣一先生与敦煌学研究.敦煌研究，2000（3）：183-185；陆庆夫，王冀青.中外敦煌学家评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155-172。
[10]百桥明穗.敦煌学百年间美术史研究的轨迹//敦煌研究院.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