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美术空间表现研究:以敦煌壁画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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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象组合:平面叠加

接下来的问题是,平面性图像如何将多个物象组织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考察夏皮罗风格论的第二个层次——“形式之间的关联”。

中国早期视觉艺术中,物象组合方式可分为两大类:无机组合和有机关联。第一类图像缺乏明显的物象组合意识,比如部分原始岩画,各个形象单元彼此孤立,其间缺乏意义或形式的关联,甚至并非画于一时。此类图像中的各个形象之间的关系是无序的,或者说至少不是出于某种特定的“视觉逻辑”[1]。与此相对,另一类图像则是由彼此关联的若干形象所构成的形式整体,画面能体现出某种整体意识。下面所讨论的物象组合问题,仅限于后一类图像。

前述大汶口陶器刻符就是典型实例。该图形的三个组成部分竖直叠置,各个母题之间既无重合、也无遮挡,因此其整体形象也完全是平面化的,没有表现出任何空间进深关系。

如果说大汶口陶器刻符可能属于古文字范畴,那么请再看两例史前彩陶上的图像。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过一件彩绘陶壶(过去定名为瓶),属于仰韶早期的半坡类型[2],壶身上腹部绘出水鸟衔鱼图像(图1-2-3),画面左侧的水鸟向右侧立,牢牢衔住右侧一尾长鱼,鱼首和鸟尾相逐,环绕壶身一周。除器型本身的圆转造型外,仅就图像而言,两个物象之后丝毫看不出空间前后关系。

图1-2-3 水鸟衔鱼图彩陶壶[新石器时代,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78年,河南临汝县阎村墓葬中发现一件彩绘陶缸(俗称“伊川缸”),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比北首岭陶壶晚数百年。陶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外壁上绘一只眼睛圆睁、口中衔鱼的白色鹳鸟,其右侧有一柄石斧(图1-2-4)。这是迄今所见新石器时代幅面最大的陶器绘画[3],其视觉结构和物象组合方式与北首岭陶壶上的图像相同。据巫鸿分析:“绘画者把所有的形象都放在器物的一侧,以此来确定观赏者的视角。……严格地说,这些形象已经不再是器物的‘装饰’,而是一幅完美的绘画作品了。”[4]这个陶绘《鹳鱼石斧图》是史前美术中写实性最强的图像,三个物象均呈正面律形式,它们之间互不遮挡,除画面意义上的平面位置关系外,绘制者未曾表现出任何想要描绘出背景或展示空间的意图。

图1-2-4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新石器时代,河南临汝阎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有学者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图案思维,由低到高可分为单相思维、组合思维和复合思维三类[5]。最初出现的“单相”是对单独物象的描绘;“组合”是将多个单相,以分体性方式组合到一起,如大汶口陶器刻符,或者临汝陶绘《鹳鱼石斧图》,就是这种思维阶段的产物;最后是将各种原形糅合为一体的“复合”方式,表现为诸如猪龙、人面鱼纹一类的“联体性组合”。从视觉结构角度考察,所谓“复合”图形仍没有超越平面性结构。以著名的“人面鱼纹”为例,无论人面和数个鱼形母题结合得如何巧妙,都是一种平面性的叠加关系。

史前至汉代,平面性视觉结构一直是绘画的主导性风格。以著名的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6](图1-2-5)为例,画面共出现了侧面女子、龙、凤和月亮(或龙舟)四个形象,各个形象之间的位置关系,仅限于二维的左右和上下,没有出现任何物象间的前后遮挡关系,说明画家对表现空间纵深感毫无兴趣,或者说没有“三维再现”意识。刘敦愿曾注意到,战国铜器与漆器上的画像“特别注意保持每个或每组物象轮廓的完整”,有意避免物象之间互相遮掩,“这种做法影响及于帛画,长沙出土的《人物龙凤图》便把凤鸟上张的双翅省作了一个”[7]。概言之,从视觉结构角度,战国帛画和史前岩画、彩陶绘画一样,同属于“概念性艺术”。

在描述东汉武梁祠(151)屋顶的石刻画像时,巫鸿引入了“图录式”(cataloguing style)概念:

一整幅构图由若干单元组成,每一单元包含一个图像和一段相应榜题。每个形象都相当规范化而且自成一体,缺乏任何背景和环境表现。我们可以把这种形式称为“图录式”(cataloguing style)的设计,其在古今中外的动植物图典中屡见不鲜。[8]

毫无疑问,史前图像不可能出现相应的“榜题”,除此之外,上述对图录风格的界定,完全适用于大汶口陶器刻符,或者临汝陶绘《鹳鱼石斧图》。迄今所见的所有史前图像均符合“每个形象都相当规范化而且自成一体,而且缺乏任何背景和环境表现”的描述。

图1-2-5 人物龙凤帛画[战国,绢本墨绘淡设色,长31厘米,宽22.5厘米,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注释

[1]比如有些岩画出现图形反复重叠现象,推测乃实施巫术的结果。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82-383.

[2]考古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要.考古,1959(5):2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100-131.

[3]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1):3-6;张绍文.原始艺术的瑰宝:记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鹳鱼石斧图.中原文物,1981(1):21-24;郑杰祥.鹳鱼石斧图新论.中原文物,1982(2):48-51;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12):79-82;范毓周.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画《鹳鱼石斧图》试释.中原文物,1983(3):8-10;牛济普.《鹭鱼石斧图》考.中原文物,1985(1):46-53;杨堃,周星.鹳鱼石斧图与中国古史传说.史前研究,1990—1991辑刊:55-65;刘敦愿.论鹳鱼石斧图的艺术性及其他.“故宫”文物月刊,1995(9):116-122;李凇.远古至先秦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103-107.

[4]杨新,等.中国绘画三千年.北京:外文出版社,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18.

[5]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24-125.

[6]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文物,1973(7):73-74.

[7]试论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透视观//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36-37.

[8]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杨,岑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9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