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境况电影中的都市风景
——乔治·萨杜尔（George Sadoul）[1]
众所周知，“最早的电影”并非单数，而是复数。所谓“复数”，并不仅仅指一位电影制作者或一次放映活动的多部影片，而是包括多位电影制作者或多次放映活动。换句话说，究竟谁才是“电影的发明者”或者什么时候才是“电影的发明日”，并没有统一而固定的答案。让我们回到三个历史现场，去探查电影史所公认的三次“最早的电影”的拍摄活动。它们具有一个明显的共性：都展示了都市的影像风景。
1888年10月，法国的发明家路易斯·勒·普林斯利用自己的单镜头相机和伊士曼（Eastman）胶卷拍摄了一些“活动照片”，照片内容是英国利兹市（Leeds）朗德海（Roundhay）花园和利兹桥（Leeds Bridge）的街景（图2-1）。这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普林斯陶醉于城市中熙来攘往的场景，并希望以影像来捕捉这种运动感。在他拍摄的关于利兹桥的“活动照片”中，桥上的人流、马车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而桥的另一边，烟雾缭绕中维多利亚时期的酒店和仓库建筑占了画面的一半。桥上来往的人流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拍摄：一个擦鼻子的男子，一个提包裹的女人，两个靠在栏杆上聊天的男人，还有一个绅士在女士经过的时候碰了碰自己的帽子。所有这些瞬间，令人感受到生活细节的乐趣。这一利兹桥的活动照片序列表达了一个主题：城市的日常生活。虽然这一序列在时长上只有三秒钟，但普林斯的拍摄却比后来的“电影发明家”们早了很多年。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将这些影像（moving images）公之于众，便突然在1890年9月16日的火车上神秘消失了。尽管普林斯所拍摄的利兹桥和朗德海花园至今依然存在，然而经过近130年的时间，花园、大桥、建筑，甚至城市都被整修和重建。现实空间随着时间而改变，而影像则记录下曾经的城市街景，并将其变成永恒。
图2-1 路易斯·勒·普林斯拍摄的朗德海花园和利兹桥街景（图片来源：BFINationalArchive）
1892年8月20日，斯科拉达诺夫斯基兄弟来到柏林潘科（Pankow）区的普伦茨劳堡（Prenzlauer Berg），拍摄了他们的第一批活动影像。摄影机被架在楼顶上，画面上工厂的烟囱和教堂的尖顶刺穿了城市的天空，见证着现代与传统的博弈与斗争，也隐喻了柏林这一都市的无情生长与扩张。在两位兄弟中，马克斯（Max）主要负责拍摄和制作这些影像，而埃米尔（Emil）则作为拍摄对象，在镜头前笨拙而古怪地手舞足蹈，露齿大笑并举高帽子。照片的背景是那些破旧的工厂和建筑，于是他的动作似乎模仿了工人们日常的体力劳动。在画面当中，晴朗的天空占据了构图的绝大部分。斯科拉达诺夫斯基兄弟以一种俯瞰城市的方式，拍摄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动影像之一。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了现代人对于城市的身体感受：与普林斯更为表面化、流动性的记录不同，这对兄弟以一种“置身”（embodiment）的方式表达了对于现代城市的身体感受，从而热情地召唤着欧洲城市的视觉苏醒。而后，马克斯将这组照片在胶卷上打孔，并使用他们发明的“放映机”（Bioscop）投射到屏幕上。1895年11月1日，这对兄弟于柏林冬日花园（Wintergarten）大厅向公众放映了总共15分钟的影像，内容有儿童民间舞蹈、拳击的袋鼠等，当然也包括柏林的城市风景片（图2-2）。尽管大部分观众认为这些连续影像的运动过于快速、不够自然，但他们还是惊异于这种新的娱乐形式。这场放映也带动了1895年的影像放映热潮，众多“先驱”在各地涌现出来，令“电影”成为全欧洲的城市现象。
图2-2 斯科拉达诺夫斯基兄弟拍摄的柏林街景（图片来源：BFINationalArchive）
到了卢米埃尔兄弟这里，电影真正成为城市风景的天堂。他们于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大咖啡馆”地下室的放映活动是如此成功，不仅依靠他们先进的“活动电影机”（Cinematographe）彰显了“电影”作为一种影像技术的成熟，而且以生动、丰富而驳杂的风景调动起观众的极大兴趣。他们所拍摄的里昂（Lyon），是工厂大门中陆续走出的人群，是船只出港的码头（图2-3），是整齐干净的建筑，是快速进站的火车。从街道到工厂，从建筑到车站，一切关于现代城市的风景都是生机勃勃、运动不息的，充满了现代感和运动感。人们惊讶于银幕上现实世界的重现，因为这些影像的运动是如此自然且具有吸引力。于是，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卢米埃尔兄弟的公司继续致力于城市风景的挖掘、捕捉和记录，借由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将摄影机放在行进的火车前端拍摄出全景式的画面，或者将同一视角拍摄的几个电影组合成系列播放等）呈现世界各地城市的现代性和运动性。
图2-3 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工厂大门》和《出港的船》（图片来源：IMDb）
以上三个关于电影发明的历史现场，无论是勒·普林斯镜头中的利兹、斯科拉达诺夫斯基兄弟照片中的柏林还是卢米埃尔兄弟影片中的里昂，都是当时重要的现代城市。无论是桥梁、街道、建筑、工厂还是车站，三组摄影师的作品都以影像的方式捕捉了、记录了流动中的都市风景。这些“最早的电影”，都属于境况电影。它们说明电影这门视觉艺术从诞生伊始，便同城市空间和风景密不可分。因此，这些作品证明了城市的“原电影”（proto cinematic）特征。
从概念上来说，境况电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早期电影最常见的通用形式，是以一种非虚构的风格表现真实事件、地点和人物的电影类别。从时间上来说，由于技术所限，境况电影往往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境况电影是纪录片的前身，然而同纪录片（documentary film）不同的是，它并不强调电影的主题或观点。关于“纪录片”这一概念最为经典的论述，来自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2]，他主要用它来描述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的作品，而并没有用这一术语涵盖所有的非剧情片。他将纪录片区别于其他由“自然材料”（natural material）构成的影片（例如新闻片、科学片和教育片），因此境况电影属于后者。他也认为，从境况电影到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的变化“代表了从对自然材料的朴实（或具有想象力的）描述到对其编排和创造性塑造的转变”[3]。
那么，早期境况电影具有怎样的美学风格与特征呢？汤姆·甘宁认为“景观”（view）是这类非剧情片的基础性美学特征，境况电影强调“景观”的视觉化和多样性特征，因此属于“吸引力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4]盖瑞·特维（Gerry Turvey）也提出境况电影捕捉和拍摄的是城市、乡村或国外的风景、场所或事件，因此是一种“拓扑性”（topical）的影像，是一种公共空间的呈现。[5]本章在此基础上，借由“风景”的理论范式与视角，进一步探究这些纪实性影像的构成美学，思考早期的摄影师（或导演们）如何运用一些艺术感来“设计”和“编排”影像，以构成一定的“风景”美学。本章尤其考察境况电影中的“都市风景”（cityscape），思考城市作为一种“原电影”因素，如何使影像不断催生出新的艺术技巧和美学原则，丰富了早期观众的现代性视觉体验。
注释
[1]萨杜尔.世界电影史.徐昭，胡承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24.
[2]关于“纪录片”概念最常见的解释，来自格里尔逊为弗拉哈迪所写的影评，最早刊登于1926年2月的《纽约太阳报》（The NewYork Sun），而后被收录于以下作品中：Jacobs.The Documentary Tradition: From Nanook to Woodstock.New York: Hopkinson and Blake, 1971.作者在书中称格里尔逊第一次将“‘纪录片’（documentary）这一概念推广开来”。
[3]Grierson.First Principles of Documentary//Hardy.Grierson on Documentar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1947：100.
[4]甘宁.纪录片之前：早期非剧情电影及“景观”美学.严毓倩，译.电影艺术.2015（5）：101-108.
[5]Turvey.Panoramas, Parades and the Picturesque: The Aesthetics of British Actuality Films, 1895-1901.Film History, 2004，16（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