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路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不同于以往的“板块式”研究，而是重点从整体性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厘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价值取向和哲学基础。这种整体性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为脉络，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逻辑主线，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主要内容，全面、系统、准确地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基本原理及精髓。

首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要把纵向的历史的研究与横向的内在逻辑的研究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一是运用历史纵向分析方法，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历史地位。二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通过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阐释，解决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经，以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为纬，纵横交融，形成有机结合的框架结构，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既要体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又要避免单纯以史为线，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几个板块依次分别加以阐述的问题；既要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纵向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要注意研究基本原理的内在逻辑，以达到分析和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的目的。

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要把文本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根据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集中全党智慧，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源泉，也是检验其正确与否的标准，实践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要联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运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既注重对历史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的分析和研究，又联系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深入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义上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实践的发展，离不开对实践经验的提炼、概括和总结。没有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没有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就不会有对马克思主义和平赎买理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形成；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联系实际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深入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及其历史地位。

最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要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研究相结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基本依据。但是，这一整体性研究还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联系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进行研究，这样便于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二是联系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著作、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著作进行研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党的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的理论探索，或者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者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或者补充和完善了党的创新理论，它们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三是联系党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比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召开的七次代表大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都凝结着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智慧和心血。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提出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每一次重大理论创新都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文献中反映出来，这些文献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