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协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总体格局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必须与时俱进，在目标、内容、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协同创新，以真正达到教育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是指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有效整合各种教育资源与教育力量，通过多主体、多因素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协调配合，从而形成教育合力，以实现集约化的协同教育效果。
（一）协同创新的理论渊源与价值意蕴
正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在其《新发展观》中谈到的那样，将“发展视为引起知识和价值创造的张力焦点，从事这一事业，必须通过哲学的反思。这种反思的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因为发展不是自发演变的结果，也不是在共同利益方面有一致认识的结果，更不能把它简化为实现专家学者们设计的各种模型”[1]，要理解“协同创新”的本质内涵，需认真梳理这一理论的提出、发展、转变、衍生等过程。
追求世界的统一性一直是人类的古老梦想和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到原子学说；从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和元素理论到科学家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从爱因斯坦的时空物质统一相对论到当代的宇宙论和粒子物理理论，这一目标统一横贯于中外先贤的理想中[2]。“协同”（synergos）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共同工作。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armann Haken）经过长期的工作和思索，于1969年在斯图加特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引入了“协同学”（synergetics）一词。1971年，哈肯又与其学生兼合作者格拉哈姆（R﹒Graham）发表了题为《协同学：一门协作的学说》一文，文中正式提出了“协同学”的主要概念和思想，认为协同学即“协调合作之学”[3]。事实上，协同学的主要思想源于哈肯对激光理论长期不懈的潜心研究，1972年，哈肯在第一届国际协同学会议上更明确更系统地阐述了协同学的思想。到1975年，协同学理论日臻完善和成熟。随着哈肯对协同学“中心原理—臣服原理”的完整表述，协同学这一门横断学科初步建立。协同学揭示了开放的复杂系统在外部参量驱动和内部子系统协同作用下，以自组织方式在宏观尺度上形成空间、时间或功能有序结构的条件、动力以及演化的规律。这里的“协同”指的是系统中多个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合作的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它广义地包含了竞争与合作，但重点强调的是合作，“我们发现，许多个体，无论是原子、分子、细胞，或是动物、人类，都是由其集体行为，一方面通过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合作而间接地决定着自身的命运”[4]。恩格斯也说过：“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力量’ ，这种力量和它的单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5]此后，哈肯学派致力于继续发展协同学的一般理论和将协同学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之中。
基于“协同”的概念和“创新”的理论，结合“协同制造”的先期基础，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的定义由美国学者彼得·葛洛（Peter Gloor）给出，他认为协同创新就是“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 。通过整合维度和互动维度，两位学者对协同创新体系进行了分析，其中“整合维度”包括知识、资源、行动和绩效，而“互动维度”主要是指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互惠知识分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的最优同步以及系统的匹配度[6]。
作为一门可在多学科和多领域交叉应用的学科，协同学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然，还有许多的延伸领域和衍生学科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哈肯创立的协同学是基于对“自然”协同的考量，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协同创新与“自然协同”还存在较大差异：社会科学中的协同是一种具有较强目的期待的主观行为。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要形成协同的有序性结构，必须通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来建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领域，通过对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以期在社会教育的整体系统中形成微观个体层次整合性的结构特征，从而构建一个新的有序结构并使其发挥正向功能。
（二）协同创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契合
在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中，“合作”“互补”“和谐”等已形成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指出：“冲突与合作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社会发展，而新的综合与协作已成为今天的根本，合作、协同、互助、和谐，一切综合地发展越来越被看作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7]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进行协同的逻辑起点，是将教育实践的目的分解为一系列相关的有序目标。从系统操作的角度来看，这种系列目标是指“目标关联的维度”———表征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过程中目标与时空、路径、效益的统一，从而获取不同性质、范围和层次的社会协同产生的参量。
（1）时代精神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新发展。
作为引领和推动当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贴社会改革创新发展的大形势、大背景，自觉融入时代发展大潮，努力提升自身创新发展的前瞻性。一方面，要注重培养自身的“造血再生”功能，从社会改革创新的成功实践中借鉴经验，努力在自身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制度完善、条件改善等方面求突破，力争形成有助于催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成果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要注重借用“外力”实现自身适应社会发展的优势互补。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要提升针对性和时效性，并在社会大发展大繁荣的浪潮中始终走在前列，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重依靠体系优势、资源优势、地位优势，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和力量，实现自身发展目标。
（2）转型社会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新发展。
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对理论认识方面的理解或认同，而现在更应该从制度伦理、社会格局、社会实践等方面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系统。当前，社会建设发展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创新发展的优势和机遇前所未有，突显出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前所未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也前所未有。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环境形势和不断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方向的政治性和正确性，在理念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保持开放性和融合性；在制度机制上必须服从服务于创新发展目标，敢于“摸着石头过河” ，善于进行顶层设计，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体现现代化；在路径选择上必须立足实际，注重理论创新成果的实践转化运用；在方式方法上注重信息化，体现灵活性和多样性。
（3）学术交流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新发展。
持续扩大的学科交叉领域和不断活跃深化的学术交流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带来新的思想、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还能丰富创新发展的实践经验，为促进成果形成和增添多样性提供良好的平台。基于学科交叉和学术交流的视角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既需要开放兼容的态度，更需要保持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特质，坚持运用自己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和实践途径，从思想碰撞中激发灵感，从经验总结中发现路径，从成果展示中升华层次，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在创新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向更高质量、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领域发展。
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自柏拉图时代以来，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思想产生于矛盾，而发展这一概念恰恰造成了我们时代一个重要的自相矛盾的事实，向往进步但又对其后果心存疑虑，这也是发展的本源性特征之一。”[8]协同发展、创新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时代性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遵循着社会一般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具备发展着的本源性特征，也体现发展着的时代性特征。从协同创新理论的研究范畴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开放性的、非平衡的、具有自我更新和创造能力的系统演变过程。运用协同学、创新学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问题，不仅能够匡正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还能提供科学的方法和有力的实践指导。
（1）资源共享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
协同学的相关理论认为，系统演变、发展的基本前提是资源共享和充分开放。为实现创新目标，更好地适应环境，赢得竞争优势，各创新主体通过对外开放不断地互相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并自发地结成各种协同创新系统。这种通过开放性得来的信息的共享及资源的有效获取和优化配置构成了一个组织重要的竞争优势，成为促成协同创新自组织演化的前提条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创新过程中，通过主体、客体、目标、方法、过程等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与协同整合，使教育协同创新系统始终处于开放状态，不断提升社会适应性能力，以完成单独创新主体不能承担的创新活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增值效应。
耗散结构理论的“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原理，揭示出系统的有序结构只能形成于非平衡状态下这一事实。协同创新系统的各要素或子系统在性质上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差异性，在关系上存在着互补性与共生性。在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下，由于协同创新系统的相关要素对外在变量的适应性和新生主体的创新性存在差别，即会导致“循环竞争”的出现。这种竞争一方面造就了协同创新系统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演化条件，另一方面推动了协同创新系统向有序结构的演化。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平衡态不断地被打破，使之处于“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上升状态。正是这种教育创新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激发与推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创新创造了必要条件。
（3）非线性作用的协同创新发展动力。
按照自组织理论，除了存在开放的与非平衡的系统自组织演化进行的前提与条件外，协同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也是系统自组织演化走向新的高级有序结构的内部动力。这种非线性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在协同创新系统内部的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而且相互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是并行的、同时的、随机的，且其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却是不对称的特性上[9]。作用的方式决定了结果的不对称，反过来，结果的不对称又为相互间持续发生作用提供了能量[10]。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循环系统运作模式的外在表现就是适应和合作，其运作水平与成效取决于各子系统之间及子系统与外在环境之间适应与合作的相互匹配程度。
（4）随机涨落的协同创新演变方式。
自组织理论指出，在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从无序状态演化到有序状态的过程中，起关键调节作用的是随机涨落———当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要素之间的涨落差值超过现有承载能力、破坏系统整体平衡的时候，系统就要发挥自身的调节和控制功能，通过非线性的作用和反作用过程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重新调整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通常，把协同创新过程中来源于系统内部的涨落因素，称为内涨落（如组织内部改革、新思想、新建议、新举措等） ，而其他来自外部的涨落因素相应地即被称为外涨落（如国家体制改革、政策与战略调整、社会危机、国家战略需求变化） 。因此，随机涨落对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系统起着建设性的作用，是系统有序自组织演化的转化力量。
（5）循环演变的协同创新发展形式。
循环是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具有过程上的重复性和结果上的预见性，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独立的一般性事物，协同创新系统的各子系统、各要素本身就有一个完整的演化过程，是一个反应循环[11]。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有促进、有制约，有发展、有蜕化，有耦合、有独立，其产生相互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相互催化转化的过程，是一种催化循环。作为包含着众多要素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系统来说，必须兼容反应循环和催化循环，并在此基础上遵循循环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一个容量更大、内涵更丰富、运动更复杂的超循环系统，并最大限度地吸收各要素的积极因子，调节好子系统之间的作用关系，通过自我适应、调节、优化和创新功能，使协同创新实践不断循环演化，向更加先进、优化的方向发展，实现更高层次的知识、技术、经济、社会价值的创造。
（三）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机制选择
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涵盖目标优化、内容整合、方法融合、载体创新、主体协同等方面，不同的创新主体对协同创新实践的认知存在差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是一个知易行难的过程。公共创新主体对创新的共同追求是实现协同创新的必要条件，微观主体间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对于协同创新的实现也至关重要。以下分别从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激励机制、开放机制、平台基础和成果反馈等不同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实践路径进行分析，以加深对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的理解。
与其他创新体系类似，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过程的激励机制———价值创造机制———主要包括：创新知识价值的创造、交易成本的实现、创新风险的分摊以及实现利益的分配四个子维度。需要指出的是，四个相关联过程不一定依次发生，可能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相伴相生。作为创新自组织的高级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创造机制较之前的一些创新形式有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只有清晰地把握整个价值创造过程的各个环节，充分挖掘其中的机理，才能在控制风险水平和创新成本的基础上最大化创新价值，进一步提升创新系统的绩效，体现协同创新的优越性。
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知识价值增值无疑是其激励机制的最有效印证。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内涵本质是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教育主体间及教育客体间等为了实现理论与实践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是通过一定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促进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本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互补性资源，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的活动，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范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创新，应当以全面提升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核心，以知识价值增值为目标，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为主体，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基本方法为手段，是一个从研究解决系统问题着手促进发展的过程[12]。作为现实的牵引目标，知识增值的过程实际上是知识认知和探索、内化和转化、创新和利用的过程。在协同创新系统中，知识活动不断循环，成果不断转化，形成了很强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进而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开放机制———共享机制———主要是在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为核心，以社会资本、道德资本、动力基础、资源开发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之间，通过协同创新共享平台所进行的跨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资源共享，包括科技信息资源（技术标准、专利、科研成果、学术论文等）共享、科学设施资源共享、科研人员开放交流无间合作等，其目标是实现知识的创造。
思想政治教育应以知识协同作为协同创新的重点。区别于信息与数据，知识在合作组织间转移、吸收、消化、共享、集成、利用以及再创造的过程，本质上是知识转化、运用的过程，属于知识管理的协同化发展，知识协同的主要形式是共享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协同主要包含四个要素：知识获取、知识消化、知识共享以及知识增值，而这四个相关要素主要表现在社会化、外部化、联合化、内部化的实践过程中。其中，社会化过程将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资源和知识进行了整合交流和经验共享，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潜在资源知识；外部化过程将思想政治教育的隐性资源吸收转化，从而使其有效地显露出来，即“外化” ；联合化过程是将外化的资源知识的各个成分或分立系统相互交叉、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外在资源优势；内部化过程是将外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重新转化为新的内在能量知识的过程。而将潜在的资源知识进行内化—外化—内化的过程，其目的是提高个人或组织应对环境变化的实际工作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平台的搭建目标是促进各个创新主体要素内实现创新互惠知识的共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以及高水平的系统匹配度。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平台以合作创新为核心，围绕特定的研究目标和内容，整合相关主体的核心优势资源，获得单方无法独立达到的高效益，最大限度地提高平台的运行效率，及时把必要的组织功能联合在平台这个载体和中介中，从而建立起一个适应科技、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较为紧密的合作平台。在宏观层面上，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平台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在微观层面上，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平台通过主体之间及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人力、知识、技术、基础设施、资本、信息及政策等创新资源的互动，实现教育合作创新目标，从而取得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原则包括互利互惠、理论创新、责任共担、柔性结构等。其中，互利互惠原则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平台可以打破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通过协同主体之间的相互接触、参与、讲授和演示，实现各创新主体之间技术的学习与转移和平台内部以及平台与外部环境的资源交换，进而可以使平台不断获得信息、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资源；理论创新原则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平台的结构特点要求平台各要素之间、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创新平台必须实现最大意义和程度上的耦合；责任共担原则强调，通过参与协同创新平台组织的合作者共同努力，可以达到社会资源的互补，减少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柔性结构原则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平台采用扁平型结构有利于信息的横向交流，其缩短了信息沟通的通道和时间，并提升了整个平台动态规模的可调性和对外界反应的灵敏性。
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成果需要一定的量化指标来衡量，这就需要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体系，这一体系的建构既关系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又关系到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还关系到协同创新能力的构建与创新机制的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系统中创新活动的阶段性、多样性以及各创新活动主体的多元化和层次性决定了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性。这里的思想政治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指标主要是指软性指标：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评价的引导因素可以用引导的总目标的方向正确性、协同创新项目组的分目标方案之间的相关性等指标；协同环境因素可以用创新的文化氛围、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平台上资源的完备程度等指标；沟通机制可以用资源共享平台的使用率、跨组织的项目组内部科研人员的交流频度、合作沟通介体发挥的作用等指标；激励机制可以用协同创新系统对教育主体的激励指标；信任机制可以用信任形成机制、信任运行机制、信任保证机制等指标；团队构成的指标可以包括学科带头人数、技术桥梁人数、跨学科人才人数等指标来评价。
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是实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目的的关键举措。而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又是一门学问，协同合理，就能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最大效益，协同不合理，则会制约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效益的发挥。因此，我们需尽量根据教育目标、教育对象和教育条件的实际，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合理地进行协同。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已经显现，研究成果在指导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并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总结了方法、积累了经验，但在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还有很多，如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经验，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资源的数量、质量与地区的分布，不同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状况，潜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资源的开发利用趋势与前景预测等等。
注释
[1]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6．
[2]曾建，张一方．社会协同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6．
[3]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
[4]同②8．
[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3-134．
[6]SERRNOV，FISCHERT．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ubiquitous systems．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2007（18）：599-615．
[7]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7．
[8]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
[9]金吾伦．创新的哲学探索．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94，204-248．
[10]约翰·霍兰．涌现：从混沌到有序．陈禹，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85．
[11]沈小峰．混沌初开：自组织理论的哲学探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6．
[12]迈克尔·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陈洪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