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但是区域内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传统的经济学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增强是一致的，同时还应该伴随着福利的改善。但一些观察到的事实却与此并不一致，尽管绝对收入有着大幅度的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很可能没有增加。例如，美国1991年人均实际收入是1946年的2.5倍，但主观幸福感基本保持不变^[1]，日本1987年的人均实际GDP比1958年高5倍，但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明显增加。对于我国来说，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发展不平衡都可能影响着居民在区域内的收入排序，从而影响个人的效用。学术界已经达成一定共识，即仅仅靠绝对收入一个因素很难解释经济增长与居民个人效用之间变化趋势的不一致性。麦克布利德（McBride）在分析了宏观时间序列的数据后，发现经过汇总的收入水平不能体现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2]伊斯特林（Easterlin）通过对日本、美国以及9个欧洲国家的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后，强调并指出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4]费拉里-卡宾耐尔（Ferrer-i-Carbinell）也认为，相对于其他客观变量来说，相对收入在主观幸福感的决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往往相对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5]弗兰克（Frank）、克拉克和奥斯瓦尔德（Clark and Oswald）则认为效用既依赖于绝对收入也依赖于相对收入，但是对于比较富裕的国家诸如美国来说，绝对收入所占的份额十分小。^[6][7]

近年来，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曾慧超和袁岳的调查报告指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8]奈特和宋（Knight and Song）经验性地讨论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9]罗楚亮对影响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因素进行了讨论。^[10]这些研究都揭示了相对收入对个人效用的重要性。

然而，到底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相对消费和绝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如何，这一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近年来，学术界普遍采用这样一种测度主观效用的方法：将问卷回答者置于一种假设的环境，让他们在这种环境下对研究者设计的问题作出回答，而这些回答往往能够反映他们对于相对地位的关心程度。这种方法可以考察人们对相对收入影响的程度以及各类消费品于人们炫耀的作用不等。约翰逊（Jonhansson-Stenman）、索尔尼克（Solnick）和海明威（Hemenway）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让受访者进行选择，研究发现，对于不同的商品，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居民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11][12]类似的，索尔尼克和海明威设计了一组相关实验，实验的对象是一组美国学生。他们发现，在对各种商品的选择上，对于自身吸引力（own attractiveness）和老师的赞赏（supervisor’s praise）这两种“商品”，学生们十分关注他们在所处范围内的相对地位，而对于假期这种“商品”，学生们更加关注它的绝对量，这与约翰逊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3]然而遗憾的是，索尔尼克和海明威并没有对每一种商品设计重复实验选择。这直接导致他们无法对商品的地位表征程度（positionality）做出量化估计。之后，阿尔皮扎（Alpizar）等对其首次进行了量化估计。他们的数据样本来自哥斯达黎加大学的在校大学生。^[14]本文在测度人们对相对收入地位的关心程度时，部分借鉴了上述实验设计，但是实验的设计、数据的搜集和处理有大幅改进，这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进行详述。

消费品本身的特性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对人们效用的度量。弗兰克将消费品分为炫耀性消费品（positional goods）和非炫耀性消费品（non-positional goods）。^[15]相比于非炫耀性消费品（如面包、保险和假期），炫耀性消费品（如珠宝首饰、汽车和住房）的相对消费对个人效用的影响更加明显。既然存在炫耀性消费品，那么拥有这种商品的个体的社会地位将在邻近的社区里甚至在全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广泛认同。这样就存在一种激励——家庭对显赫社会地位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将可能使得收入不平等能够影响到居民消费倾向。弗兰克等人发现，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的地区，住房价格、个人破产率和离婚率也都显著偏高。^[16]另一些学者基于收入不平等能够影响储蓄这一假设，得到了财富不平等可以对消费产生影响这一结论。科内奥和詹尼（Corneo and Jeanne）^[17]认为随着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加剧，穷人在社会地位上追赶富人的激励就越弱，进而富人维持其较高社会地位的激励也在弱化。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人们没有激励去进行财富的积累，从而抑制了社会储蓄，最终可能影响社会总消费。然而，与之不同的是，斯塔克（Stark）在理论上证明了财富不平等加剧很有可能促进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增长。^[18]相比于实验数据，上述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很难精确地测度居民个人的主观效用，大部分只是通过计量方法进行估计和预测。

本文在考察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同时，引入了收入不平等效应对人们消费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笔者在实验分组中逐层设置了不同的收入分档，并且两个问卷之间的收入分档的范围也有所不同。在数据搜集上，相比于过去的研究，笔者增加了样本数量和样本的覆盖程度。本文的结果显示，更具地位表征性的商品其相对消费对个人效用的影响是明显的；特别的是，我国居民对于住房的相对消费是十分在意的。这也许能够部分解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节介绍实验所采用的相对收入的理论模型；第四节描述了数据的采集和实验的设计；第五节给出了实验结果；第六节总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