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形成的主观条件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都既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又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历史环境、社会需要、时代特征只是为这种理论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和可能，要使这种理论的产生从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具备独特的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具有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及其后继者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创造性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产生并得以发展的主观条件。
（一）中国共产党具有创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优良传统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一个从邓小平伦理思想到“三个代表”伦理思想，再到科学发展伦理思想，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等的既一脉相承又有机联系的发展体系，是在我们党顺应世界伦理文明发展潮流，借鉴其他国家伦理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吸收借鉴人类伦理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是对人类伦理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伦理文明建设规律等的探索和遵循，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道德生活实践经验的创造性总结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政党，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优良传统。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阐明、论说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中国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精神和价值追求。
在中国革命早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列主义，但是不迷信马列主义。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独立思考，基本上形成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开启了创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传统。在延安，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双重影响，毛泽东提出，要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实际和中国革命实际，从而做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理论上的创造，指导中国革命。为此，他提出发扬党员个性、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要求“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强化了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以及培育创新品质、提倡独立思考、造就健全人格的极端重要性，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推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不断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理论体系。习近平充满深情地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3]这一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发展历程的科学揭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科学总结和深刻阐释。
中国共产党在近一个世纪的光辉历程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两大杰出理论成果，即毛泽东伦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理论体系。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培育了中国革命道德、社会主义建设道德，而且发展起了颇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伦理文明的发展方向，书写了人类伦理文明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创新，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结合。离开了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的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浪漫主义的空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离开了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而进行的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创新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创新，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结合。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的思维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创新，是历史必然性与历史主动性的结合。历史必然性与历史主动性相结合，为伦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指向未来的创新之路。对历史必然性的坚守，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规律性和科学性的保证，确保了理论创新的真理性。同时，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能够根据未来的实践和利益，为理论创新提供无限的空间和无穷的动力，引导理论创新不断向前发展。
（二）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开创者
20世纪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造就了邓小平，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开创者。长期的实践斗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坚持不懈的自我修养，使邓小平具有了出类拔萃的性格品质、超群的胆识魄力和善于创新的科学思维方式，具备了进行科学理论包括伦理思想创新的主观条件。
突出的务实作风和坚持真理的精神。邓小平是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典范。他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不迷信古人、洋人和“圣人”，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精神品质。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从不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从本本和个别词句出发，而是着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着眼于理论联系实践，着眼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他在担任党政工作领导的工作中，总是强调根据实际情况和要求来制定政策，强调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反对讲空话、讲套话。这为他创造性地以革命理论为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性格中重要的优秀品质。在中央苏区的时候，邓小平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反对和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被打成“江西的罗明路线”、中央苏区的“毛派头子”，即使被撤职，他也不向“左”倾路线妥协。后来在长征途中，以及召开遵义会议时，他由会议前的被排挤、被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他始终坚持原则，不向错误路线低头。粉碎“四人帮”后，他率先提出恢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邓小平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4]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诚如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科学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5]。正是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并以此为动力，邓小平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开创者。
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坚忍的意志品质。邓小平16岁即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远渡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18岁在巴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献身于共产主义信念而至死不渝。风风雨雨70多年，他历经坎坷和曲折，一生中三落三起，波澜壮阔，但不论处境如何艰难，他从未动摇信念，始终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6]“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7]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党的事业，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无私无畏，敢冒风险。当毛泽东逐渐被神化，他说过的话、制定的政策不容置疑地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之际，邓小平率先破除迷信，提出解放思想，重新客观地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各项工作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模式化，稍越雷池便遭群起批判的“气候”下，邓小平认真思考与总结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大胆地摒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和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提出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再探索，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做出了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的新论断，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伦理思想。
崇高的党性人格和强烈的使命意识。邓小平有着很强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崇高的党性原则，始终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作为执着的人生追求，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放在自己心中最高的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被错误打倒和蒙受冤屈时，他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心灰意冷，总是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8]。“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出来工作，说过一段十分感人的话：“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9]这番话语真实地反映出邓小平作为领袖人物的个性风采和精神境界。邓小平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决不当“太平官”，而是以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抛弃个人的私心杂念和名利得失，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开创者。
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深厚的理论修养。邓小平青年时代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在白色恐怖的都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与领导广西百色武装起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独当一面的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参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许多重大决策及行动，有着极为丰富的政治阅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富于传奇的个人经历和十分全面的工作经验，不仅使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使他具备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统揽全局、驾驭各方、审时度势、处事果断的非凡才能，同时也造就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超群的政治胆识与魄力，使他始终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能够及时做出果断而正确的决策，牢牢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他明确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扫除拨乱反正的思想障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出了重大贡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谷，西方资产阶级狂言社会主义在21世纪将陷入“大失败”，资本主义将“不战而胜”。面对这种严酷现实，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感到迷惘、困惑和忧虑。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0]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语言，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团结，捍卫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阵地。
深刻的辩证思维和非凡的驾驭能力。毛泽东曾多次赞扬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善于抓大事，善于处理复杂矛盾。邓小平以清醒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复杂问题而著称于世。他善于识别并抓住大局，一切从大局着眼，统筹安排。他一贯强调服从大局是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方面。如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与定位问题，他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1]他眼光深远、胸怀开阔，决策处事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思维特征，他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思想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就是证明。邓小平正是由于辩证思维能力达到了他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所以才能形成比同时代其他人更深刻的见解，自己的实践经验才能升华为科学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有言：“他（邓小平）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12]，他不仅能坚定地推进改革，而且还能提出解决国内外有关难题的方案。邓小平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个人品质，使他能够引领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很难说除他之外还有哪个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系列特质组合在一起：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13]应该说，这一论断是比较切合邓小平领导能力和个人品质的实际的。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14]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深情地回顾了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卓越品质和优秀精神，盛赞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胡锦涛说：“邓小平同志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提出了许多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15]邓小平崇尚实干、英勇果敢，目光远大、襟怀宽广，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来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势，把对中国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置于对国际格局、国际力量的科学分析之上，在关键时刻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邓小平所具有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使得他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开创者。
（三）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创造性发展
邓小平之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邓小平伦理思想，提出并论证了“三个代表”伦理思想、科学发展伦理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繁荣和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伦理思想，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三个代表”伦理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16]。“三个代表”伦理思想紧紧抓住“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核心问题，凸显党的执政伦理建设这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将执政党执政伦理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价值导向、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等方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发展路径、价值特质和伦理指向，即应使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真正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先进性、崇高性和伟大性的价值基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如既往地发扬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更加亲民、爱民，全面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无比热爱人民的拳拳之心。胡锦涛上任伊始即赴西柏坡考察，回顾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重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其中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2003年以来，胡锦涛深入田间地头、企业煤矿，足迹踏遍雪域高原、长城内外，深入城市农村、工厂学校，走进百姓中间，亲密接触普通群众，嘘寒问暖，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把党的温暖亲自送到人民心中。2006年12月31日，胡锦涛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踏雪来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河北省承德市最北部的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大家祝贺新年。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采取强有力措施抗击“非典”、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规范征地和拆迁行为、取消农业税、连续提高社会保障基金发放标准、采取强有力措施控制房价、着手解决买房难和读书难的问题、严肃处理各种安全事故责任人、严厉查处腐败行为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无比神圣，真正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和高尚情操。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伦理思想既同邓小平伦理思想和“三个代表”伦理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多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出与强化，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一以贯之地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来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又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实践中，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59岁的习近平2012年11月15日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首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经历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后，走过91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迎来新的领航人。”[17]“从陕西到北京，从河北到福建，从浙江到上海，从西部贫困地区到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从东部欠发达地方到沿海发达地区，习近平从政经历遍及村、县、市（地）、省（直辖市）和中央党政军主要岗位。他常说，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要‘常怀忧患之思，常念人民之托’。为了实现国强民富的梦想，他在长期政治生涯中深入思考、反复实践，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了一系列论述和主张”[18]，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内容丰富，境界高远，其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社会风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伦理思想，既是对邓小平伦理思想、“三个代表”伦理思想、科学发展伦理思想的全面继承和发展，又具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拓未来的伦理文明建设思路与胆识，充满着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的精神自信和价值自信，体现了继往与开来的最佳结合、坚持与发展的有机统一，谱写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理论创新的崭新篇章。
注释
[1]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7.
[2]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3]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3-74.
[4]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5]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7.
[6]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7]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8]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2.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2-53.
[10]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383.
[11]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9.
[12][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642.
[13]同②643.
[14]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2.
[15]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7-208.
[16]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62.
[17]“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23.
[18]同①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