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物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生产力技术性发展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技术性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他以劳动资料的发展为主要标志，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手工工具阶段、机器阶段和自动化过程的阶段。
一、手工工具阶段
马克思指出人类最初的生产力是以手工工具为标志的。他根据制造手工工具的材料的不同，把手工工具阶段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1]劳动者使用手工工具，必须掌握使用这种工具的技巧和经验。而这种技巧和经验一般是靠父子、师徒关系的纽带一代一代传下来的。[2]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原始的统一，使得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手工工具的生产力发展得极其缓慢。
二、机器阶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机器生产阶段生产力的技术特点。
（一）机器与手工工具的区别
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工具从手工工具发展到机器，是生产力技术性方面的一个质的飞跃。但是在当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仅仅把手工工具与机器的区别说成是一种量的区别。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发展的伟大的革命意义。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手工工具与机器的本质的区别。他首先驳斥了这样两种错误的观点：一个观点是说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另一个观点是说工具和机器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如牲畜、水、风等等。
马克思在批驳第一种观点时指出：他们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甚至把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作机器。
他在批驳第二种观点时指出：按照这种说法，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产时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个工人用手推动的、每分钟可织96000个眼的克劳生式回转机不过是工具了。而且，同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就成为机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那么，机器生产事实上就应该先于手工业生产了。[3]
那么，手工工具与机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马克思说道：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卡路里机、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等。传动机构由飞轮、轮轴、齿轮、涡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4]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变。不过，现在它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或者，整部机器只是旧手工业工具多少改变了的机械翻版，如机械织机，或者，装置在工作机机架上的工作器官原是老组织，如纺纱机上的锭子、织袜机上的针、锯木机上的锯条、切碎机上的刀等等。[5]所以，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者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6]
（二）机器代替手工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是生产力领域里的一场革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机器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7]他又说：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的大生产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8]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人类的强大不在于自己的体力，而在于人类能够利用自然力作为劳动资料，用人所控制的自然力去改造自然界。机器的使用就使得人能够大规模地控制各种自然力，驱使这些自然力为人类服务。马克思以纺织机为例说明机器的意义。他说：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在德国，起初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踏两架纺车，也就是说，要他同时用双手双脚劳动。这太紧张了。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锭纺车，但是，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像双头人一样罕见。相反地，珍妮机一开始就能用12~18个纱锭，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等等。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9]
机器的使用造成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反过来又促进机器本身的发展。马克思以手工业的保守性同现代工业的革命性作对比，说明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他说：在手工业中，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依附，他的职业的原有多面性的破坏，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自己的技术形式，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旦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除商业提供的新的劳动材料外，劳动工具的逐渐改变也会不时地引起变化。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被称为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它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手工工具的这个特点造成了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大工业的机器生产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10]几百年来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体现了机器生产的巨大优越性。
三、自动化过程的阶段
马克思在研究机器的发展规律时，发现机器体系代替机器的简单协作是机器发展的历史趋势。
（一）把手工工具变成一个机构的工具机，是工业革命的起点
马克思说：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11]他说明在机器发展的最初阶段，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动力来自人本身还是来自另外的机器。首先受到工业革命侵袭的，不是手工工具中发挥动力作用的部分，而是直接对劳动对象发生作用的部分。他举例说：在纺车上，脚只起动力的作用，而在纱锭上工作即引纱和捻纱的手，则从事真正的纺纱操作。正是手工工具的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业革命的侵袭。最初，工业革命除了使人从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外，还使人发挥纯机械的动力的作用。[12]
（二）动力机的改进是机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马克思说：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需要较大的发动机构，这个机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须有比人力强大的动力，更不用说人是产生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13]无论马力、风力还是水力，都受到许多限制，不易被人控制。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像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像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的限制。[14]马克思对瓦特的发明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15]
（三）机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机器体系代替机器的简单协作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机器的简单协作同机器体系的重大区别。他说：在机器的简单协作中，整个制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同一台工作机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16]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17]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缝纫厂。这里存在着技术的统一性，因为这许多同种的工作机，都是同时并同等地从共同的原动机得到推动的，这是通过传动机构传送来的。但是，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联结的不同阶段的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
接着马克思描绘了机器体系的特点：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时动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器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一个机器体系，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只要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
机器体系代替机器的简单协作，加强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马克思说，一个机器体系只要是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发动，就成为一个大自动机。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像织布业那样，以同种工作机的单纯协作为基础，还是像纺纱业那样，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只要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整个体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机来推动，虽然个别工具机在某些动作上需要工人，例如在采用自动走锭精纺机以前，走锭精纺机就需要工人发动，而精纺到现在还是这样；或者，机器的某些部分必须像工具一样，要由工人操纵才能进行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上，在转动刀架还未变成自动装置以前就是这样。[18]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总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19]
这种自动的机器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又一次质的飞跃：“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产生。
从机器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劳动资料的变革有两个趋势：第一，以越来越容易被人控制的动力来代替人的体力；第二，整个生产过程越来越走向自动化。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体力还是在智力方面，人越来越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这是生产力技术性方面的发展的重要特点。
（四）对自动化过程生产力的预见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自动控制系统还没有出现。但是他在研究了大量科学技术资料和大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以后，预见到了自动控制系统必将成为人类新的生产力的技术基础。
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机器和大工业的第十三章中，马克思预见到机器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使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20]。这种自动的机器体系是新的劳动资料即自动控制系统的萌芽。在这种自动的机器系统中，尽管劳动者的直接操作已经占很小的部分，但是，劳动者还不能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他们还不能站到直接生产过程的旁边完全处于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的地位。一旦劳动者不再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中，而是站在直接生产过程的旁边，把整个直接生产过程放在人与被改造的自然物之间，那么，劳动资料就不再是普通的机器或机器体系，而成为自动控制系统。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预见。在那里，马克思提出了“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21]的概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表示劳动资料和生产力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同“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本质区别在于，“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表现为作为生产过程的自然过程，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而“自动的机器体系”只不过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手工工具在机器中只不过是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
马克思说，在未来的生产中，“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22]。
马克思把这种像“自然过程”一样的工业过程的劳动资料称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把由此产生的生产力称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这种“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同机器体系有着三个重要的区别：
第一，直接劳动不再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自动化过程像自然过程一样运转，代替了人的直接劳动；
第二，在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不再是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而是由人改变了的工业过程；
第三，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旁边的监督者和调节者。
马克思在说明这种情况的必然性时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3]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这种一般生产力日益迅速地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为自动控制系统的出现创造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发展中预见到自动控制时代一定会到来。
当前，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席卷全球。如果说以往的科学技术革命主要是以机器延长人的肢体，那么，这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特点是以电脑和信息网络延长人的大脑。从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各发达国家生产力技术基础的发展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对生产力技术性发展趋势的预见是多么英明正确。
注释
[1]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7卷，5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参见上书，410~411页。
[6] 参见上书，413页。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7卷，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参见上书，569页。
[9]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0] 参见上书，532~534页。
[11]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2] 参见上书，411~412页。
[13] 参见上书，413页。
[14] 参见上书，414~415页。
[15]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6] 参见上书，415页。
[17] 参见上书，416页。
[18]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9] 参见上书，419页。
[20] 同上书，41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3] 参见上书，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