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20世纪后期，两个互为邻居的大国——俄罗斯[1]与中国，无论发展方向、方式还是发展速度、目标，先后都发生了巨大差异的社会转型。[2]这一转型带给两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后果便是，作为俄罗斯前身的超级大国苏联在分崩离析中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败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对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3]的坚持和推进。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与中国各自走上了迥异的发展之途。俄罗斯在将社会转型与整个制度变迁融为一体之时，走上了一条朝“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即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4]之路。中国则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上了一条集时代需要与符合自己国情为一体的创新之路。当代俄罗斯哲学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阴晴不定、涨落起伏的多变历程后，其研究内容、研究主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现了哲学的功能、地位、属性、形态和本质的转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伴随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中，同样经历了哲学的转变。当代俄罗斯哲学的转型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变，本质上是各自社会转型的映照与结果。如今，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哲学发展各自都呈现出既独特别样又多姿多彩的景观。
如同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历练洗礼的中国，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又随着改革开放中新问题的出现而表明了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一样，30多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得到国家支持而获得长足发展并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又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而面临着范式创新与中国化等诸多问题。挑战和问题的存在，表明了“以俄为镜”对于当代中国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表明了在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对于深化和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
如何联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历时态与共时态纵横交贯的视野中，梳理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路，在厘清各自理论的发展脉络中对比分析两者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如何在反思当代俄罗斯哲学被边缘化的教训中，挖掘其问题转换的深层机制，探索其未来走向与可能发生的问题，为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寻求创新路径？如何直面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困境、挑战和问题，在总结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寻求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支撑的对策？……这一切都促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清理和深入思考在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中，那些曾经的波澜起伏、艰难曲折，那些曾经的功过得失、是非曲直，那些导致这一切的原因，那些正在面对或将要面对的机遇、挑战、困难和问题。
基于此，在“导论”中旨在说明五个问题：第一，比较分析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和价值。第二，国内外当代俄罗斯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第三，表现形式相异的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有何实质的相似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第四，将采用哪些研究方法，在厘清相关概念、把握问题实质的基础上，实现对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关系的比较分析？第五，研究的整体结构和分析论证的特色。
一、哲学在苏联和俄罗斯：何以遭遇滑铁卢
当代中国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指导，因此，要说明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首先需要简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后半期的苏联和当今俄罗斯的命运，以及何以如此的原因。
从十月革命至国家解体，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遭遇可谓从天堂到地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同国家政治高度亲密而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以至“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更替、政治路线、甚至政策的每一变化往往都会影响到哲学的发展”[5]。因此，当历史既为苏联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国家行为的理论指导提供了契机，使其得以在国家政权的极力扶持下从不同领域展开研究并获得理论发展的系统化、体系化的同时，又为其沦为政治工具而最终解体埋下了隐患。这一弊病在斯大林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并非铁板一块。若全面考察该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可发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高度统一”水流下涌动的是哲学研究多元化的暗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有了意识形态和真实形态的“双重面孔”，一些哲学家则在“顺从和反抗”的煎熬中顽强发声，以表达对学术领域中政治专制的抗议。[6]然而，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将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领袖的专利，其研究内容蜕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断章取义，其研究领域限定于诠释和论证领袖的言论，其价值取向则是重唯物性轻辩证性、重客体性轻主体性、重科学性轻人文性、重理性反非理性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西方哲学、传统哲学的关系上，苏联哲学或者成为凌驾于后者的太上皇，或者一路骂去、彻底决绝，其最终结果便是哲学中的斯大林思想至上、斯大林主义唯真，斯大林言论成为评判学术论争的唯一标准。[7]
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俄罗斯社会一度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危机。这些混乱和危机体现在哲学上便是整个社会对哲学的评判陷入了完全以主观好恶为准则的情感漩涡：极度厌恶和彻底否定苏联哲学，斥其为专制集权的工具、霸道与奴性的怪胎；满怀深情并全面肯定西方哲学和俄罗斯宗教哲学，视其为引导俄罗斯走向光明的救主和福音，以研究它们为时髦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状况随着社会由动荡向稳定的过渡而有所改变。学界无论对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对西方哲学、俄罗斯传统哲学，都不再简单地否定或肯定。对苏联哲学，有人肯定它是“独特、完整的苏联文明”的一部分，其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影响了众多学科，尤其是其中的非正统派哲学家在特殊年代仍然坚守了独立思考之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从其与俄罗斯现代化、全球化问题的结合中，重新做出了理解和评价。对西方哲学，有学者指出它毕竟是异于俄罗斯国情的文明产物，因此任何照搬都会使俄罗斯哲学患上“特殊夜盲症”[9]，甚至导致重蹈苏联哲学的覆辙。对俄罗斯传统哲学，有学者指出它具有填补当下俄罗斯精神空场的正面价值与愚昧落后的负面价值的双重性，认为任何不加分析的简单肯定和随意夸大都势必造成新的社会精神危机。[10]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止跌、政治的稳定，俄罗斯传统哲学重新受到了官方和社会的关注而呈现复兴之态。多元化的意识主流使学界将哲学研究视为纯学术行为而拒斥统一的意识形态，故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作为多元学术研究之河中的一朵浪花，不再具有任何特殊地位。无“任何禁区”的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特点是对古今中外各种哲学思潮、观点、方法的包容性；其研究范围突破了先前的理论禁区而开辟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为苏联哲学所拒绝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与历史哲学相应的欧亚主义、俄罗斯思想，集哲学理论与现实问题于一体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等等。
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了解我们邻居俄罗斯在20多年社会转型中的经验教训一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了解我们邻居俄罗斯的社会意识在20多年中是如何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变化的，即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如何在叶利钦执政的8年里，在破除了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政治体制，结束了集权垄断、党政合一，建立以总统制、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为特征的政治体制中，实现了与之相应的多元化、自由化。与之相应的是：西方哲学、宗教哲学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的哲学解体中迅速成为哲学中的时尚，又如何随着经济结构改革的受阻而逐步式微？在去意识形态化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多元化、自由化中被边缘化，被抛弃？在21世纪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又如何随着国家权力的调整、政局的稳定而与政治上出现的中央集权化趋势相一致，而恢复了似乎具有一元引导特色的“新俄罗斯思想”[11]？认识这一具有集中统一色彩的治国理念、这一貌似一元的“新俄罗斯思想”强调的实质是什么？[12]它是否在表明俄罗斯对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矛盾心态：既具有明显的权威主义色彩，又强调民主化、多元化对俄罗斯社会的重要性？政治民主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便是，在多元化、自由化的社会氛围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虽然重新为人们所关注，但仍然被排斥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
20多年来当代俄罗斯哲学的变化起伏，无疑为我们通过比较分析从而看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之路，提供了他山之石。
二、哲学在俄罗斯和中国：研究图景概览
今日俄罗斯与昔日苏联，尽管无论社会制度还是思想观念都似有天渊之别，但两者之间割不断的历史联系又决定了当代俄罗斯哲学在探索未来发展之路时不得不面对苏联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哲学，曾经的“师生关系”让我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苏联哲学。因此，研究和评价苏联哲学，便首先成为我们比较研究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1.当代俄罗斯的苏联哲学研究
当代俄罗斯的苏联哲学研究，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前后的批判反思阶段和21世纪的反思重解阶段。
其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前后的批判反思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苏联逐步刮起“改革”之风。[13]这股风吹进了哲学领域，推动了学界对既往苏联哲学弊端的批判反思。其标志性成果便是编写和出版了《哲学导论》[14]与《认识论》[15]。尽管两书的内容仍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但却突破了既往的政治禁忌和既有的理论框架[16]，表明苏联哲学界已经开始了对既往哲学的反思批判。苏联解体之初，整体上被卷入社会讨伐苏联狂潮的俄罗斯哲学界，对苏联哲学的基本态度是否定与抛弃。尽管学界仍存有“理性”分析与评价苏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声，但这却不得不被巨大的讨伐声浪所淹没。因此，此时的俄罗斯哲学界基本谈不上对苏联哲学的反思批判。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俄罗斯哲学界以“批判派”著称的少数学者[17]开始强调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创建俄罗斯新哲学和新文明的必要性，并从政治需要与学术的角度开始对苏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相关的分析及评价，以表明对此的反思批判态度。
其二，反思重解阶段。21世纪以来，俄罗斯哲学在走出绝对否定苏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中，对苏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从前一阶段的立足于“批判”的反思转向反思的深化与拓展：深入分析苏联哲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深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与列宁哲学思想的差异，重新评价苏联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利弊，重新认识和评价与苏联哲学息息相关的诸如修正主义、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等现实问题，并得出了新的结论。在反思的基础上，俄罗斯哲学界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解读、基本理论探讨、研究范围的扩大，等等。
2.中国的苏联哲学研究
中国的苏联哲学研究，若以改革开放划界，基本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学习阶段和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研究阶段。
其一，20世纪50—60年代初的学习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苏联哲学基本上是学习而谈不上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作为“先生”的苏联哲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理论资源，而且对培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是正面与反面兼具）。当时作为“学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学习苏联哲学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哲学家的来华讲授，二是20世纪50年代末留苏学生归国后在高校、科研单位的传播[18]和研究[19]。这种学习和研究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戛然而止。
其二，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研究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苏联哲学研究的新阶段。20世纪80—90年代，苏联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苏联哲学研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20]；成立了全国苏联东欧哲学研究会（1987），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苏联哲学研讨会[21]；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22]设立了苏联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并开始招生；有了一批专门从事苏联哲学研究的人员，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对苏东剧变的反思，国内苏联哲学研究队伍又有所壮大，除了老一辈专家，还有青年研究者不断加入。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苏联哲学研究大致形成了两种路向：（1）客观展示类。这类研究多在苏联解体前。它以客观阐述苏联哲学的研究现状、主要内容、基本理论为主，在综合分析苏联哲学中呈现苏联哲学的全貌。[23]（2）评价反思类。这类研究集中于苏联解体后。它在全面叙述、重点阐释苏联哲学相关理论的同时，将苏联哲学的研究重点置于对其政治化与教条化的特征、实质、原因等的分析评价和反思批判上，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社会心理、理论范式等方面做出了有分量的分析和评价。[24]在2007年的“全国第十一届俄罗斯哲学研讨会”上，中俄学者更是将包括Г.В.普列汉诺夫哲学、列宁哲学、斯大林哲学、苏联其他学者的哲学思想等在内的苏联哲学遗产，作为深度反思苏联哲学的主要议题之一。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事实上，无论哪种研究路向，都既有客观阐述又有评价反思。[25]只是相对而言，两者各有其侧重点。
学者们的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何以当代俄罗斯哲学界走过了从情感发泄到理性反思的心路历程，为我们分析何以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以及如何从它们各自的利弊得失中获得经验教训，提供了深入思考的余地。
1.当代俄罗斯哲学界的研究
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转型，在给整个社会带来全方位剧变的同时，也使其哲学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并对俄罗斯的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根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错综复杂而又相互缠绕的密切关联，当代俄罗斯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基本归结为三个方面：
其一，着力于对苏联哲学的反思与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境源于其被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对此，Т.И.奥伊则尔曼直指，当下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与隐性化源于苏联时期过度的乌托邦化和教条化[26]；В.С.斯焦宾认为，苏联哲学整体上处于教条主义的阴影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充当了特殊的宗教角色[27]；В.В.米洛诺夫强调，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社会形态理论被当作了可以解释一切的理论[28]；В.М.梅茹耶夫则指出，苏联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使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被看作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而各门社会科学只有以它的名义才能获得自身的生存权[29]。
其二，主张从多元化角度，以人道主义、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等理论，去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Т.И.奥伊则尔曼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应通过修正主义道路来拯救自身（2005）；А.В.布兹加林[30]强调，“人道主义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应当在恢复这一精神实质的基础上，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象，使之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2002）；В.М.梅茹耶夫认为，回归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但马克思学说“是作为整个人类历史基础的文化史”[31]，应当从文化史角度诠释马克思文本以复兴马克思主义（2013）；К.普查利纳认为，应当通过人道化和多元化去复兴深陷危机的马克思主义（2008）；等等。
其三，探寻俄罗斯哲学的走向问题。上述研究虽然深刻地反思与批判了苏联哲学的政治化、教条化、乌托邦化，对当代俄罗斯回归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但在总体上却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罗斯哲学之间渊源流变和转换问题的清理，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与发展态势等问题也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基于此，一些俄罗斯哲学家在从社会转型切入俄罗斯哲学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本质属性的研究中，尝试在与俄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对比分析中，探寻当代俄罗斯哲学的未来。一些俄罗斯哲学家则在批判以E.T.盖达尔为首的新西化主义中，在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对比中，阐释俄罗斯哲学的走向问题。
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长足发展，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从对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研究到对各种问题开放式研究的转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现理论创新的同时，极其关注当代俄罗斯哲学的发展趋势与研究进展，它成为国内学者新的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有三种基本路向：
其一，着重关注当代俄罗斯哲学的重点与热点问题。这类研究比较直接客观地展示了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现状，并从总体上把握了当代俄罗斯哲学的概貌与特征，如：王靖华提出了当前俄罗斯哲学的12个热点问题[32]，李尚德全面展示了今日俄罗斯哲学的概貌[33]，张百春概括了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的十大领域、基本问题与主要现状[34]，贾泽林等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领域和最引人注目的问题[35]，李尚德介绍了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及当代形态[36]，郑忆石概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哲学的主要思潮及转型中面临的问题[37]，等等。此外，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近年来成为学界较为关注的领域，如：张静梳理了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四大流派[38]，安启念、李尚德、卢晓坤等概括了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研究成果、问题视域[39]，等等。
其二，从社会转型切入对俄罗斯哲学的内容形式、基本特征、本质属性的研究，并尝试在与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比分析中，探寻俄罗斯哲学的未来走向，如：贾泽林、郑忆石等在相关论文中阐释了俄罗斯哲学的基本视域与主要特征；安启念探讨了当代俄罗斯哲学的基本态势、主要问题、思潮纷争与全球化时代俄罗斯哲学的走向[40]；李尚德等展望了21世纪俄罗斯哲学的前景[41]；贾泽林等从阐述1992年至1999年当代俄罗斯哲学的代表性领域和为俄罗斯学界关注的问题中，预见俄罗斯哲学在21世纪的前景[42]；等等。
其三，从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热点入手，对具体的领域、问题、人物进行个案研究。近20年来，国内学界在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中，涌现出一批颇具实力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人的哲学、科技哲学等领域认真爬梳和潜心研究，出版了一批颇具功力的论著。[43]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与当代俄罗斯学界，众说纷纭的苏联哲学评价、林林总总的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成果，为我们从宏观视角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当代中国社会的开放环境，则为我们充分利用俄罗斯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可能。进入21世纪以来，哲学在当代俄罗斯的东山再起，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斐然成就，又为我们通过比较两者的发展路径、研究生态、理论成果、理论实质，以探寻和发现走好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路，提供了机遇。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中俄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对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分析中发现问题的实质所在，尤其是如何从这些问题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俄罗斯被边缘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对于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具有何种警示与借鉴意义，就成为我们进行这种比较研究的核心问题。
三、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给我们留下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苏联遭遇了“滑铁卢”，但它却为人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如何观察和思考一种“哲学”在一国从产生、形成、繁荣到终结，即如何从无到有，又如何从有到无的全部过程？如何认识和评价那些在自己历史中长期存在过的哲学？一种“哲学”在该国终结后，其未来哲学将怎样存在和发展？是推倒重来、从零开始？还是扬弃并举、承创并重？那些在自己历史中“静默”甚至一度消亡的哲学学说，能否成为新哲学的基础？或在新的环境中复兴？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于世界哲学而言，是绕不过去的坎。因此，研究苏联哲学至今仍然有非凡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落败，在当代俄罗斯的遇冷，迫使我们思考如何才能守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阵地的问题。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虽然表现形式犹如地轴的两极有天渊之别，但不同形式的背后有无相似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从中获得怎样的教益和启示？能否从这些教益和启示中认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是比较研究当代俄罗斯哲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比较研究，将在梳理包括苏联哲学在内的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脉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下述问题展开。
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两者各自走着集中与分散、统一与分化、一元与多元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径。因为行政强权的支撑，苏联哲学在成为政治附属品的同时，成了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从而既丧失了自身学术的独立性，又起着扼杀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社会民主的帮凶作用。当代俄罗斯哲学反感苏联哲学的政治实用性，认为哲学不应当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不能将它当作“统一”和“规范”思想、理论、民意的工具，主张哲学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是自由、民主、多元的政治氛围与社会环境。在这一共识下，当代俄罗斯哲学高度赞扬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认为这是自身走出迷途、摆脱阴影的航标和路灯。在实际研究中，当代俄罗斯哲学则努力远离政治，告别意识形态，反对任何统一的评价标准，在研究的范围、层次、视角、内容、形式等诸方面，实践着多元化、自由化的全方位转移。苏联哲学已经为将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等同的做法，付出了退出历史舞台的代价。当代俄罗斯哲学在解除政治紧箍咒，实现由专制向民主、捆绑向松绑的转变之时，又一度陷入了无秩序、无中心、无体系、无统一评价标准的困惑。
作为思辨性的理论，哲学无疑不能与政治混为一谈。然而，作为时代发展的反映和社会现实折射的理论，哲学又不能不发挥其“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从而使其学理性、思辨性的研究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作为体系化的世界观，哲学无疑不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然而，无法摆脱现实“干扰”这一事实，又决定了哲学不能不具有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当它面对社会的伦理道德、精神意识的问题时，不能不负有重建主流意识形态或主体价值体系的使命。因此，尽管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开放、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但开放不等于放弃主流价值，更不能由此为某些社会势力所用，沦为威胁和危害社会稳定，甚至制造社会混乱、酿成社会危机的工具。
进入21世纪后的俄罗斯哲学，在饱受“自由、多元”之苦后，不断勉力消除这一曾经给俄罗斯哲学带来严重伤害的危险因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迄今为止，当代俄罗斯哲学中泛滥的各种思潮、对一些早有定论的理论的任意曲解，对传统文化的随意界说，表明了哲学研究中的“自由、民主、多元”一旦走向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多元主义，其对哲学研究本身的伤害就并不亚于教条主义的危害。究其本质，它不过是一种变形的教条主义，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再现。
因此，如何吸取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两极化”的教训，如何在保证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同时，又能为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撑和精神指导，便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核心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严肃面对、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上问题上的差异，分析导致差异之缘由，有助于我们在看到成绩、增强自信的同时发现自己的问题，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坚持理论研究的基质与异质的辩证统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无论延续理论生命力还是扩大理论影响力，都是何等必要。
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两者都曾纠结于以下问题：哲学的功能究竟为何？哲学是否应当干预现实？哲学怎样才能找到干预现实的正确途径？而这些又涉及如何认识哲学理论本质的问题。苏联哲学因其反思批判的缺位，在沦为现实合理性的单纯辩护工具中演化成了“宗教律令”，从而无论在哲学的理论功能还是在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上，都陷入了困境。当代俄罗斯哲学一方面反感苏联哲学的教条化、形式化，反感将哲学变为君临现实或现实尾巴的做法，在抛弃将哲学作为科学的传统观念的同时，得出了哲学是智慧而非知识、是超现实的精神追求而非现实的运用工具、应当“出世”而非“入世”的结论。另外，当代俄罗斯哲学又在继续钟情于宗教哲学的神秘性、西方哲学的形上性等超验的东西，将精神的自我完善作为哲学唯一目标的同时，强调了哲学的工具实用性。苏联哲学固然有着巨大局限，但它在使哲学系统化、规范化方面的建树却有目共睹。由于对多元化的偏爱和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当代俄罗斯哲学反感哲学研究的系统化、规范化，厌恶理性主义而追捧非理性主义。
然而，哲学具有理论功能又离不开概念范畴体系的建构，离不开理性思辨的方式。哲学的实践功能只有在理论功能的转换中才能得以实现。哲学这种兼具理论功能与实践功能的双重性，是“出世性”（成为时代的先导）和“入世性”（干预现实）的双重价值的体现。因此，如何通过反思苏联哲学而对哲学本质、功能有不同理解，如何将哲学的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有效结合，有效实现哲学的深化理论与指导现实的双重功能，便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核心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严肃面对、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上问题上的异同，分析导致异同的根源，有助于我们在自满于付出的同时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坚持哲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的结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无论强化理论功能还是发挥实践功能，都是何等重要。
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两者各自经历了封闭与开放的发展历程。苏联哲学因其政治化、教条化，将自己封闭在“一国”和“当下”，既拒绝研究西方哲学（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拒绝接触俄罗斯的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封闭性使苏联哲学在“战无不胜”中最终不战自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败落表明，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在继承和吸取历史的与当代的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创新。当代俄罗斯哲学在打破苏联哲学的封闭性，破除哲学的“孤立主义”[44]中，视“开放”为哲学发展的正途，强调面对历史传统和当今世界对于哲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它不仅关注自己的传统哲学、宗教哲学，而且尤为关注当代西方哲学，许多哲学家甚至将能否应用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范式、语言系统于哲学研究，视为衡量俄罗斯哲学能否走向世界的标准。
无疑，哲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先贤思想成果的总括，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又在反映当下重大问题中推进。为此，它必须既继承历史遗产，又推陈出新。苏联哲学因其封闭性而最终走向衰亡，当代俄罗斯哲学则在转型中实现了哲学的开放。但是，这种开放的走向，如果仅将西方的哲学和文化视为唯一坦途，或是只以传统哲学作为唯一根基[45]，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新的理论误区。因此，如何反思苏俄哲学对哲学发展路径的不同选择，如何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守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取有效结合起来，便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核心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严肃面对、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上问题上的区别，分析导致区别的缘由，有助于我们在理性思考的同时发现自己的差距，从而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正确处理守土与向洋、继往与开新、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无论研究视域的拓展还是研究生态的繁荣，都是极其必要的。
苏联哲学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过程中，通过提出概念、范畴并梳理和论证相关理论，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的一面，因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是：重科学性理性，轻人文性非理性。当代俄罗斯哲学反感苏联哲学的“唯科学性”和“唯理性”，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科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自身中寻找标准、方法”，这个标准就是“人本身”[46]。但“人”的根本不是其得以生存的基础、前提、条件等外在世界，以及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对人的制约，而是不能用理性规范和判定人对自由等精神价值的追求。于是，在消解苏联哲学的客观性、科学性、理性中，当代俄罗斯哲学热衷于人本主义、人格主义、非理性主义。
然而，科学与人文、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哲学是对“在者”本质的反思性追问。这个“在者”当然包括“人”。但哲学对人之所“在”的思考和追问，须以世界的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为前提和条件，否则不可能真正认识和实现人的价值、追求、目的。反之，哲学对世界之“在”的反思性寻求，如果不反映人的目的、活动、价值需求，则其追问就会缺失内在的指向性、发展激情、源泉和动力。可见，哲学内在地蕴含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因此，如何看待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对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有机统一起来，便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核心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严肃面对、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上问题上的不同，分析导致不同的缘由，有助于我们在辩证思考的同时发现自己的问题，从而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正确处理科学性与人文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无论理论本质的深化还是理论内涵的丰富，都是十分必要的。
苏联哲学解体了，俄罗斯哲学还在继续。历史和现实在让我们感叹两者给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留下了太多思考空间和探索余地的同时，也让我们不得不反思那曾经“独领风骚”苏联70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在国家剧变中走向了被边缘化乃至覆灭的沉痛教训，探求如何才能守土有责，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让我们不得不分析今日俄罗斯哲学，如何在多元中走上一条民族哲学复兴的艰难之旅，探索我们如何才能在与时俱进中，结合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效路径。
四、纵横结合：比较方法简述
中俄两国哲学发展的现实，已经使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可能。但是，运用何种方法观察两者之异同，从而避免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认识之弊端，寻求两者会通之路的可能，拓展我们的理论视野和人类认识视域，便是我们能否通过比较而实现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能否担当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之责与社会之责的关键。为此，本书采取以下研究方法：
其一，历史生成与逻辑生成的结合。本书的比较对象是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当代”由过去走来。因此，描绘现在需要洞悉过去，以便明了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何以如此的原因。有鉴于此，将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演进历程，置于其生成的思想源流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在追溯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形成的理论脉络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俄罗斯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历史，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厘清各自的演进历程，使比较分析获得清晰的理论前提，就是本书的首要目的。由此，“出入历史”与“出入理论”，在历史生成与逻辑生成的互动中展开比较分析，是本书采用的第一个基本研究方法。
其二，哲学比较与社会现实的互动。理论源自现实，哲学折射时代。因此，探寻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似曾相识”又“独自徘徊”的原因，需要“走入哲学”与“走出哲学”的结合。具体而言，就是比较分析的每一步，都既要联系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向两个国家的哲学提出的要求，各自哲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又要分析两国的哲学是以怎样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程度，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哲学的使命和职责的。如此，才能对作为特定文化内核的哲学，何以在当代俄罗斯和当代中国有着如此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现实境遇，做出客观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源于哲学”（以哲学为轴心）而“高于哲学”（回到社会生活的“问题”中展开哲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是本书采用的另一个基本研究方法。
其三，理论阐释与价值评价的融合。本书的比较范围，基本限于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内容则主要围绕这一时期两国哲学发展的概貌展开，并综合运用历史追溯与逻辑归纳、走入哲学与走出哲学、具体分析与整体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使研究得以深入。但是，“点燃过去”是为了“照亮未来”，“出入哲学”是为了服务当下，“微观与宏观”的透视是为了寻求意义和价值所在。而意义和价值又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应有与现有的统一。于是，通过客观的理论阐释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看清，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实现了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又在这种发展中发展了自身；在对两国哲学做出这种历史还原的纵深分析和现实展现的横向比较中，以同样客观的态度，分析比较两国哲学各自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在尽可能避免好坏、是非的极端评价中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以便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自己在世界哲学大格局中的现实地位与未来走向，提供新的视角，便成为本书的目标之一。因此，“客观描述”（对两国哲学当代发展现状的描写阐述）与“主观评价”（贯穿于以三个大阶段为核心的“客观描述”中的相应评价，以及以“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文化意识”为核心而展开对两者的整体评价）的融合，是本书采用的又一个基本研究方法。
五、整体结构与研究特点
本书分为“导论”、八大章和“结语”，力求保持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连贯性与结构一致性，以便使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从而较为全面、深入地把握研究对象和具体内容。“导论”提出了研究的中心议题、中俄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苏联哲学历史际遇的忧思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从学理层面着重梳理当代俄罗斯哲学的前世今生，探究当代俄罗斯哲学遭遇“滑铁卢”之因。第二章至第四章侧重于从理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以三个历史阶段为核心，结合中俄两国各自的社会现实，详尽梳理和阐释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并分别从研究的导向、视域、功能、方法、生态、本质等角度，具体、细致地对比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同一和差异。第五章至第七章结合俄罗斯和中国的社会历史与现实，从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文化意识三个典型性的观念领域，着力探讨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似和相异。第八章再次回到现实层面，针对当代俄罗斯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从学术视域、价值导向、研究方法、主体自觉等方面提出应对之策。“结语”部分概略回顾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提出了研究的限度与待深化的问题。
整体上看，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研究对象的明确性。本研究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当代”即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改变了以往学界的中俄哲学比较研究在俄罗斯方面基本以列宁斯大林时期为主的状况。同时，紧扣中俄两国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结构、文化观念、社会心理，对比分析两者哲学的研究现状、发展逻辑、存在问题，揭示形成两者差异的原因，从而使研究具有更强的时代感和针对性。
其二，考察视域的全景性。本书从社会剧变、思想资源、现实诉求、研究范式等多个方面，从各自哲学与政治、历史、文学的联系以及与世界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关系等角度，对比分析两者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总体格局及其各类具体问题，并以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文化意识等不同的“总问题”为核心，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维度，分别对两者在上述问题上的相似性与相异性进行了综合性的对比分析。
其三，注重逻辑前提的阐释。本书通过集中追溯和详尽梳理俄罗斯哲学的历史起源、主要理论，评价苏联哲学的是非功过，为深入理解当代俄罗斯哲学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主要章节的对比分析都有对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理论源脉的相关追溯，这也为研究主题的对比分析提供了可靠的理解基础。
[1]本书在“俄国”“苏联”“俄罗斯”三个概念的使用上遵循如下原则：苏联成立前，统称俄国；苏联成立到苏联解体，统称苏联；之后，统称俄罗斯。在没有具体时间的情况下，“俄罗斯”和“俄国”随行文流畅而混合使用。
[2]在方向上，有放弃还是坚持社会主义之别。在方式上，有剧变还是改革之别。在速度上，有激进还是渐进之别。在目标上，有趋向西方认同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价值观西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别。
[3]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中国国家意识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其基本组成部分，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又是其理论引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题中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国家意识的理论核心。由于本书的研究领域主要限于哲学，所以，这里的“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
[4]陆南泉等主编：《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上，“序二”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5]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参见[英]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张金鉴译，59～62页，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
[7]当斯大林在对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的谈话中将德波林学派定义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时，学术争论就转瞬演化为政治批判，苏联哲学界迅速掀起了大规模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运动。当斯大林出于构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将列宁的《哲学笔记》视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思想实验室”，并刻意拔高后者的理论地位时，与苏联哲学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研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大量论著的出版，以及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的评价。当1949年斯大林七十诞辰时，“《哲学问题》以整整一期共344页的篇幅刊载论斯大林哲学思想的文章”（黄楠森、庄福龄、林利总主编，林利、张念丰、余源培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5卷，377~37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为了突出斯大林对辩证法的贡献，许多文章甚至断言，只有斯大林“才第一次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论述和发展”（同上书，378页）。
[8]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短时间内就翻译、出版了大量俄罗斯传统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西方哲学的原著，并对之进行讲授，展开争辩，发表评论。俄罗斯哲学研究力求在立场、观点、方法、体系构建、语言模式等方面与俄罗斯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接轨。（Пивоваров.Ю.С.О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оссии И других вопросах / Ю.С.Пивоваров А.Д.Некипелов//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1998. -№4）
[9]Кара-Мурза А.А Духовный кризис в России: есть ли выход?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6.-№5.
[10]对此，俄罗斯当代宗教哲学研究者Л.Л.盖坚科指出：И.А.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特点是否认人类现实存在的浪漫主义。我们如果不想重复20世纪苏联的悲剧，就应当以冷静的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来阅读И.А.别尔嘉耶夫，不要受其乌托邦主义、最高纲领主义、极端主义的诱惑，也不要被人的神化所迷惑。
[11]“新俄罗斯思想”，即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参见《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7~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2]对此，普京认为，它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100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10页）。普京根据俄罗斯的特定条件指出，它绝非斯大林时期的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统天下的“一元”，而是与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但又反对极权制度相适应的“可控民主”之表现形态。（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上，“序二”6～7页）
[13]戈尔巴乔夫执政六年，其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1985年3月至1988年6月）；第二阶段为政治领域改革阶段（1988年6月至1990年年初），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改革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社会出现了混乱和动荡；第三阶段为政治斗争激化阶段（1990年年初至1991年“8·19”事件发生前），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接受苏联社会多党并存的现实，苏共由党内意见分歧发展为组织上的分裂，激进民主派开始左右苏联政局；第四阶段为苏联解体阶段（1991年“8·19”事件至1991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宣布改革失败，取消苏共，苏联发生剧变而不再存在。（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苏联科学院院士И.Т.弗罗洛夫主编，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有关单位的哲学家协作撰写，共上下两卷，1989年年底出版，被苏联国民教育委员会审定为高等学校教科书。
[15]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问题》杂志主编В.А.列克托尔斯基和苏联科学院院士Т.И.奥伊则尔曼共同主编，共4卷——《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认识论》《认识的社会——文化本性》《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但截至1991年只出版了前两卷。
[16]《哲学导论》“突破了以往教科书的‘板块’式体系，把人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认为有史以来的各种哲学流派、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和发展的”（[苏联]弗罗洛夫主编：《哲学导论》上，贾泽林等译，“中译本出版说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认识论》既对列宁关于认识、反映、真理等的论述表示了尊重，又力求站在现代知识的高度，在注意吸取国外的认识论和认知科学研究成果中，使其研究与世界接轨。
[17]如Т.И.奥伊则尔曼（Ойзерман，Т.И.，著名苏联哲学家，1953年任国立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65年起任《哲学问题》杂志编委，196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院士，1981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4年起任哲学研究所哲学史部主任，曾任苏联哲学协会副主席。出版个人专著和论文集38部，是苏联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1991年起发表一系列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在俄罗斯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研究哲学史、哲学史方法论、认识论、科学方法论）、В.М.梅茹耶夫（Межуев，В.М.，1962年起在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职，当代俄罗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家）、В.С.斯焦宾[Степин，В.С.，著名俄罗斯哲学家，1988年至2006年任苏联（及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94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2000年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会长。主要研究认识论、科学方法论、文化哲学和科学史]、В.С.谢苗诺夫[Семенов，В.С.，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当代俄罗斯社会哲学家，1977—1987年任《哲学问题》杂志主编，主编有论文集《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1999）]，等等。
[18]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哲学史”等课程的讲授，就采用了Ф.В.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59年第1版、1962年第2版）、М.А.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1958年版）等相关教材。
[19]翻译并汇集成册出版了苏联哲学家的学术论文集，即《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的《苏联哲学资料选辑》（1～2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1966）。
[20]“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即贾泽林等于1991年完稿并结题验收的《80年代的苏联哲学（1980—1989）》。“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研究成果，即贾泽林等于1996年完稿并结题验收的《苏联哲学的演变（1917—1991）》。（参见贾泽林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序言”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1]第一届1985年在广西南宁，第二届1987年在中山大学（在这届研讨会上，正式成立了全国苏联东欧哲学研究会），第三届1989年在湖南大庸（今张家界）。苏联解体后停办了三届。此后，以“苏俄哲学研讨会”或“俄罗斯哲学研讨会”冠名举办的研讨会有：第七届1997年在浙江宁波，第八届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九届2001年在中山大学，第十届2005年在湘潭大学，第十一届2007年在苏州大学，第十二届2009年在黑龙江大学，第十三届201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第十四届2013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第十五届2015年在苏州大学，第十六届2017年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2]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等。
[23]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贾泽林等编著的《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人民出版社，1986）、马积华的《前苏联社会哲学若干问题透视（1980—198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安启念的《苏联哲学70年》（重庆出版社，1990）、李尚德主编的《苏联社会哲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等等。
[24]这方面的代表论述有：安启念的《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李尚德的《评价与争议——斯大林哲学体系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的第二章、贾泽林等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商务印书馆，2008）的第一章、李尚德编著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等等。
[25]苏联解体之前，国内学界就有对苏联哲学之政治化、教条化的相关分析，如贾泽林等在《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苏联哲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铁板一块’和‘绝对一统’”，而始终是“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错综交织，紧密相联”（4页）。尽管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哲学有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权力已不再被认为只能属于某个大人物个人，但是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Н.С.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负责人Л.Ф.伊利切夫等），毫无疑问也给整个理论发展和理论工作打上了他们个人的烙印”（33页），这一点，无论当时的赫鲁晓夫还是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皆没能摆脱这种历史宿命。（参见49页）
[26]Ойзерман Т.И.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е основы самокритики марксизма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3.-№7.-1994.-№11.
[27]Степен В.С.Росси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егодня: проблемы настоящего и оценки прошлого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7.-№5.
[28]参见[俄]弗·瓦·米洛诺夫：《马克思哲学遗产在当代俄罗斯的地位与作用》，车玉玲译，李尚德校译，载《社会科学辑刊》，2006（1）。
[29]参见[俄]В.М.梅茹耶夫：《我理解的马克思》，林艳梅、张静译，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0]А.В.布兹加林（Еузтапин，А.В.），莫斯科大学教授。
[31]В.М.梅茹耶夫：《我理解的马克思》，林艳梅、张静译，“绪论”4页。
[32]参见王靖华：《当前俄罗斯哲学研究的12个热点》，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5（8）。
[33]参见李尚德：《今日俄罗斯哲学》，载《现代哲学》，1999（3）。
[34]参见张百春：《当代俄国哲学研究的十大领域及其主要问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3）。
[35]参见贾泽林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
[36]参见李尚德编著：《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第十章。
[37]参见冯绍雷、相兰欣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第十五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8]参见张静：《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四大流派》，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4）。
[39]参见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06—2012》，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12。
[40]参见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1]参见李尚德：《俄罗斯哲学研究之管见》，载《社会科学辑刊》，2005（2）。李尚德编著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中部分章节也涉及相关内容。
[42]参见贾泽林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
[43]如张百春的《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俄罗斯东正教神学》（三联书店，2000）、马寅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华书局，2004）、万长松的《俄罗斯技术哲学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徐凤林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和《索洛维约夫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杨昌宇和陈福胜的《俄罗斯社会转型与宪政之路——文化哲学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姚颖的《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现代解读：弗罗洛夫人道主义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伍宇星的《欧亚主义：历史哲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车玉玲的《遭遇虚无与回到崇高：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周来顺的《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等等。
[44]Степен В.С.Росси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егодня: проблемы настоящегои оценки прошлого//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7.-№5.
[45]例如，今日俄罗斯学界的“西化派”与“传统派”各自的主张。
[46]张百春：《文化学研究在俄罗斯》，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