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繁荣到衰落、从崛起到解体、从变幻莫测到迷雾重重、从世人惊叹到扼腕叹息，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有着苏联这样跌宕的经历和起伏的命运。它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也为思想家们提供了思索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何以如此的空间和余地。
从1987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师从20世纪50年代留苏归来的张懋泽教授研究列宁哲学算起，我与苏联哲学结缘已30年。尽管当时的国内学界对列宁哲学乃至苏联哲学的评价尚在“正统”的范围内，但是受改革开放以来欧风美雨的影响，学界已经出现了质疑之声。随着苏联解体“原因何在”成为学界研究者们的恒常话题，随着海量研究成果的面世，从哲学角度介入这一话题已是水到渠成之事。然而，在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中，我却没有发现对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1]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产生原因、理论后果、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的比较分析研究。不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仍然不能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中获得深层次的启迪。但是，真正着手这一研究，对我仍然有一个过程。
1991年，苏联解体，震惊世界。一时间，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崩溃论”“马克思主义消亡论”甚嚣尘上。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职教师，“社会主义的出路在何方？”自然成为我学术研究的关注点。当时西方兴起而国内关注不多的民主社会主义，似乎让一些人看到了希望。于是，我尝试着研究这一理论，并于1994年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评析》。此书在对比分析民主社会主义与西方历史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通过揭示“民主”与“人道”之间的内在机理，对中国发展道路与民主社会主义之路的关系展开了思考。在撰写此书过程中，再次间接地触及苏联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世界性的，对它的深入理解需要一种国际视野和当下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会随着苏联解体而在俄罗斯遭遇全面败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空前危机，显然不是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范围能够说明的。于是，随后我将研究重点转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中，我发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阿尔都塞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哲学中盛行用人道主义界说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颇有见地。当时国内学界也流行着将马克思主义彻底人道主义化的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会重蹈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覆辙？如何才能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对这类“宏大”问题，我当时还谈不上任何深入思考，直到2000年我受聘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中心”的兼职研究员，并于2001年赴中山大学参加“苏俄哲学研讨会”，有幸认识了国内学界研究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的专家，才对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产生了研究兴趣。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业的我，在教学课堂上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危机。于是，在2001年完成了学术专著《阿尔都塞哲学研究》之后，我便将研究重心转向了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并相继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些文章先后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更增加了我对比分析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心。
然而，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研究对象的层次和范围明显不同。两者是否具有可比性，如何展开这一比较，便成为我的比较研究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我看来，就形式而言，两者似乎缺乏可比性。然而，哲学是一个民族精神高度的标杆，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因此，一个社会，只要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在研究哲学，就说明社会仍然需要哲学，哲学也仍然有生存的位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尽管社会转型差异巨大，但追赶世界现代化的目标却是相同的，中国的“中国梦”和俄罗斯的“强国梦”都表明了各自对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目标的实现需要理论引导，因此，两国始终没有放弃对“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3]——哲学的选择。在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重新引起了官方的重视；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持。因此，尽管两国在选择理论引导的价值取向上已经迥然不同，但是，社会发展需要理论引导这一事实，以及在历史与现实中两国国情、史情的诸多相似性又表明，俄罗斯与中国在当代的哲学发展轨迹中必有一定的相关性可循。理论的历史地平线上已经初现对两国哲学进行比较分析的曙光，问题在于自己能否把握住机遇。
苏联哲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当代俄罗斯哲学也曾在一个时期如“风中烛、瓦上霜”，进行这种比较分析，价值几何，意义安在，这是我的研究中又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无疑，苏联哲学走向了解体，当代俄罗斯哲学也一度遭遇“滑铁卢”。但是，中俄两国在历史与现实国情中的诸多相似性、意识形态的诸多接近点、社会转型中的诸多新问题、对未来发展道路探索的诸多共同性，又让我坚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伴随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中获得国家支持而长足发展的同时，又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而面临只要微观不要宏观、强化异质抛弃基质、理论与实践脱节、中国问题缺位、工具化倾向、语词包装过度等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让我感到，通过对比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轨迹去认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之路，是十分必要的。随着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现状了解的增多，我更加认识到“以俄为镜”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性研究，无论对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理论引导还是对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都是有价值的。
理论之树欲常青，须不断呼吸时代之氧。21世纪以来，学界对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的关注已经更多地转向当代俄罗斯哲学。因此，如何紧扣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各自的研究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做出全方位的描述和辨析，是研究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然而，现实从历史中来。要认识当代俄罗斯哲学，就必须返回到它的既往。俄罗斯哲学[5]由于强烈的地域性、与文学的纠结缠绕、富于直觉而缺乏思辨、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受苏联哲学的“株连”，以及既不具有中国哲学的悠久性又不具有西方哲学的思辨性等原因，在世界哲学之林中算不上参天大树，至多只是一棵待长之木。因此，它不受世界哲学的青睐，在中国学界的研究中也只是“小众”。但是，在学界同仁30多年的坚守下，中国的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仍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至于30多年来学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对其历史的追根溯源还是对其现状的归结概括，都是“火树银花不夜天”[6]。这一切，在为我的比较研究提供极为丰厚的理论资源的同时，也为我比较研究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确的方法是自由出入研究之境的通路。既避免重归传统的论证窠臼又避免陷入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的叙事模式，在清理与吸取苏联哲学教益的同时客观地分析和评价苏联哲学，避免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认识之弊，这些都是通过比较研究而实现借他山之石以“为我所用”的关键。
苏联解体后，苏联哲学因其教条化的论证方式被彻底解构而消失了。因此，“以苏解马”似已成为过去式。但是，若仔细考察中国学界这些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仍然可见“原理+例子”的苏式论证痕迹。更重要的是，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种过分倚重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注解之风正呈蔓延之势。甚至对于苏联哲学，这种理论倾向都完全按照“以西解马”的逻辑给予一种“非历史性”的批判。这种对西方解读模式的倚重，很有可能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引入一种“习古斋院”式的极端路径。然而，对于一种在历史上存在了70多年的苏联哲学，一种迄今仍然富有生命力的俄罗斯哲学，我们如果试图用一把“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万能钥匙”[7]去解锁，那么就不可能制服它们，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和客观评价它们。因此，套用某种固定范式或研究逻辑去解读研究对象，不仅无助于正确认识研究对象，而且会走向被批判对象曾经陷入的误区。有鉴于此，我的研究力求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在将两者的理论发展逻辑置于国际、国内社会发展大环境中的同时，从纵向逻辑与横向分析、客观描述与主观评价、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等相统一的角度，描述两者在视域与现状、基质与异质、功能与路径、方法与特性等方面的相似和差异；阐明两者在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文化意识等问题上的价值取向、表现方式、实现路径的相似和差异；论证坚持微观视角与宏观视域、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走进现实与走进理论、理论功能与实践功能的统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学术之责与社会之责的必要性；揭示正确处理守土与向洋、继往与开新、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拓展其研究视域、繁荣其研究生态、深化其研究层次的重要性。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30年学术习得的一个总结。在我看来，无论当代俄罗斯哲学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都是需要研究者们继续挖掘的富矿。而且，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价值且需要继续关注的主题。就此而言，我期待拙著能够抛砖引玉。
[1]本书中的“当代俄罗斯哲学”指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2][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序言”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旧唐书·魏徵传》。
[5]从时间上看，俄国哲学指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的哲学，苏联哲学指1917年十月革命后至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哲学，当代俄罗斯哲学指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哲学。（参见万长松：《俄苏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绕不过去的大山》，载《科学网》，2015-09-02）但鉴于十月革命后流亡到西方的一些俄国知识分子如Н.А.别尔嘉耶夫、Л.舍斯托夫等在著作中谈到俄国哲学时常以“俄罗斯”一词表述，为阐述方便，本书中的“俄罗斯哲学”包括了“俄国哲学”与“当代俄罗斯哲学”。
[6]柳亚子：《浣溪沙》。
[7][德]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