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流亡昆明

到达昆明的时间，是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我们住在南门外西边靠近城墙的一条街的客店里。我首先按照陈达暄在会理时告诉我的地址到金马街一个四川人开的客店里会见了严伯通和朱发科。严伯通是冕宁吴海的人，西昌县中毕业的学生；朱发科是冕宁沪宁营的人，宁中毕业的学生，他们当时正处在生活困难的境地，负了客店的账。不久以后，严伯通到邬家坝云南航空处当了文书，朱发科到警察四署当了警察。以后，陆续和我来往的朋友有余若冰，学名余大中，盐源人，西昌县中毕业，当时在警察四署当警察；曾昌华，曾昌礼的弟弟，当时在昆华中学上学，一九五八年在湖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工作；黄玄辉，盐边人，当时在南菁中学上学。

一天，我到市政府去会市长陆亚夫，由传达室递进王汝光的介绍信，回答约我明天上午来会。第二天，我按时去会见了陆亚夫。他是一个瘦高个子，身穿一套白色西服。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会理人，在西昌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住过五年。他问：“王先生好吗？”我说：“好。他现在在会理中学教书。”他说：“王先生介绍你来，我应该帮助你，不过现在还没有什么缺额，你把你的住址开下来，留在传达室，等以后有了适当的工作，我再通知你。”这样，他就表示送客，我就走了。离开陆亚夫的会客室，我想，这个家伙的官架子太大，毫无帮我解决问题的诚意，叫我留下住址，完全是应付的话；要不然，他为什么不叫我把住址当面留下，而要留在传达室呢？我一气，一直就走出了市政府，没有到传达室去留地址。回店以后，我把会见陆亚夫的情况告诉了康集先和郭竹君。

陆亚夫那里不成了，我又到东海子边十七号去会见廖伯民。廖伯民看了姓马的介绍信以后，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说顶好是能够在报馆里找一个工作，因为我还喜欢文学。他说：“我帮你问一问。”同时问我带得有作品来没有，要我给他看一看。我回答没有。回客店以后，我抄了一首记得的十四行诗给他送去。这首诗我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了。过了几天，廖伯民告诉我，他们报馆里现在不需要人；他们有一种特约撰稿员，约定每月写一定字数的文章，给一定的报酬，不过先要自由投稿一个时期，然后才能决定聘请或不聘请。接着廖伯民说：“我另外再帮你想想办法。”此后，我到廖伯民那里去了几次，都没有门路，我又不好去得太勤。这时，我的钱早已用光了，用了郭竹君一些钱，他流露不满的颜色，催我赶快找个职业。

正在困难关头，严伯通、朱发科给我出主意说，实在没有办法，就去当警察；警察经常有缺额，只要递一个投考书去就行；它的条件只需要小学程度。他们又说，会理有好些青年到昆明来，没有办法时就去当警察，干了一个时候，找到别的事就不干了。我当时很犹豫。因为在昆明，警察是被人瞧不起的，人们管警察叫“猫菜”，是一种鄙视的称呼。我出于虚荣心，感到当警察不光彩，我自己是一个师范学生，未免太低就了。后来，廖伯民那里的事情杳无音讯，郭竹君这里的处境又不能继续，于是我考虑为了暂时栖身，临时解决生活问题，就草拟了一件呈文，投考警察。呈文是按照旧公文的格式、用文言文写的。大意是：呈为呈请充任警士，请予批准事，接着就说，我是四川会理人，现年多少岁，曾在西昌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肄业五年，来到昆明，没有工作，我感到警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自愿充任警士，免受失业之苦。最后加上旧套，是否可行，理合具文呈请鉴核批示。稿子拟好后，请康集先帮我誊抄，送去市政府。呈文上具名陈畴。

过了几天，我到市政府门口的揭示牌去看批示，我的申请被批准了，约我到总务科去谈话。我到了市政府总务科，和我接谈的一个人问我，叫什么名字，哪里的人，我照呈文上写的回答了。他拿着我的那份呈文问我：“这个东西是你写的吗？”我说：“稿子是我拟的，字是请一个朋友帮我写的。”他把呈文递给我说：“你念一遍给我听。”我接过来念了一遍。他说：“可以，你到二署去报到。”随即给我一张预先写好的条子。条子上的大意是，兹派陈畴来二署充任二级警士。我把这张条子带回客店给康集先、郭竹君看了。

拿到了条子，去不去？我还是在犹豫。最后，我又去会廖伯民。廖伯民告诉我，给我找到了一个事，叫我去大众电影场办的一个《大众电影周刊》当校对，每月薪资五十元旧滇币。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到大众电影场，不去当警察，虽然二级警士每月薪饷是七十元。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冕宁秧草坝的人名叫袁光达的，是袁光文的叔伯哥哥，红军过境时，他也出面活动过，在家待不住了，逃到了昆明，也需要解决职业问题。我和严伯通商量，要他顶陈畴的名字去当警察。袁光达不识几个字，他很高兴地去干了。以后听说，袁光达参加一次警士训练班，教员问他一个什么问题，他答不上来，又叫他念一个什么东西，他念不下去，引起教员的怀疑，怎么一个师范学生是这个样子？袁光达怕露出马脚，悄悄地逃跑了。

我进大众电影场的时间是九月间。进去以后，伙食在里面开，宿舍迁移到文林街昆华中学北院东边附近的一个小巷里，与曾昌华、赵光洁、康集先三人住在一起。当时，赵光洁因为回到盐边，仍然待不下去，又到了昆明。康集先始终没有找到职业，他的生活费由他在开远滇越铁路警察总局当巡官的二哥供给。当云南航空处招考飞行员的时候，我曾经和康集先商量，要他去投考，将来学会驾驶飞机，一有机会就飞到我们那边去，因为我们还没有飞机。他去报考了，因为身体条件不够，没有考上。

大众电影场的主要倾向是放映进步影片和苏联影片。《大众电影周刊》是一张四开的小报，每星期一期，每期一张，主要内容有新片介绍、影评、电影消息以及影片花絮等，还登一些广告。从周刊的分量来看，根本不需要一个校对，原来也没有设专人，由一个编辑就可以全做了。我意识到，这是廖伯民为了安插我而挤出来的。

廖伯民曾经叫我写过两篇稿子：一篇是他出一个题目叫《苏联影片事业的展望》，给我一厚本《电影年鉴》作参考。我根本不懂电影，过去在西昌时只看过一次教堂里到学校去放的小型纪录片。我把《电影年鉴》里关于苏联电影的一些文章看了，生拼硬凑地写成一篇。另一篇是聂耳死了以后，廖伯民把他和聂耳交往的情况告诉我，要我替他写一篇追悼的文章。两篇稿子他都没有用。我意识到，这是廖伯民对我的一种考试。他曾经流露过，如果我能行的话，以后就让我担任周刊的编辑。

当聂耳在日本鹄沼海淹没的消息传到昆明以后，廖伯民曾经在大众电影场举行过一次追悼会。会上主要是廖伯民致悼词。在自由讲话的项目下，我一时心情激动，不揣冒昧地上台讲了一番话，接着一个青年也去讲了一番。聂耳的母亲和一个哥哥也出席了追悼会，他哥哥致了谢词。

我在大众电影场接触过的人有：《大众电影周刊》编辑，姓李，高个儿，年近三十，玉溪人，与聂耳同乡，又是昆华师范的同学，当时在财政厅做事；姓马的，会理人，年龄和我差不多，他是廖伯民的舅子，在图书室工作；姓陈的，贵阳人，约三十几岁，身体瘦弱，在放映室工作；还有两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一个是会理人，在机器房管理发电机，一个是华坪人，在售票房工作，我连他们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此外，有一个姓康的，会理人，年龄和我差不多，他是廖伯民的妹夫，到昆明考学校没有考上，住在廖伯民家自修。我到廖伯民家见到他时点头招呼，没有什么交谈。这个人的态度表现傲慢，有不愿意和我交往的样子。他在十一月间回会理去过一次。

我进大众电影场不久，廖志达、吴兆理、吴绍龙三人从冕宁逃到了昆明，我和他们来往过几次。一天，我和他们一起玩时，他们到翠湖边一家照相馆去照相，我也参加了。事后，他们表示不愿意和我在一起照相，临时又不好叫我站开。原来因为有我的像在上面，他们那张照片就拿不出来。吴兆理和吴绍龙在昆明大约没有住到一个月又回去了。廖志达以后到严伯通那里去住了一段时间也走了。

我在昆明期间，写过四篇文章，署名一苇，投登在《云南民国日报》副刊上，题目是：《手腕》《中元之节夜》《中秋节》《卖唱者》。在《中秋节》一篇里引了李煜的两句词“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道出了我的心情。又说什么天地好像一个旅店，人生就好像过客，今夕南北相逢，明朝又各自东西。（大意，不是原文。）总的是表露了小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哀叹天涯漂泊，异乡沦落；对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发点牢骚，泄点愤懑。

我感到失了政治生活犹如失了生命一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半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贵州、云南边境活动，昆明形势紧张。我们估计，二方面军可能走中央红军的路线。我向赵光洁、康集先提出，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等待时机，参加红军，他们都同意。这时适逢云南的龙云和四川的刘湘达成了一个协议，盐边、盐源两县的县长由龙云委派云南人去担任。派到盐边去的新任县长要找一个盐边人去同他一起工作，刘湘的驻滇代表、赵光洁的岳父傅春初就把赵光洁介绍给这个人，约定去任盐边教育局长。我们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一起到盐边去。

我把我们决定到盐边去的打算告诉了严伯通。一天晚上，严伯通带来一份国民党的军事秘密电码，我们看了它的使用说明，懂得了密码的编制规律。第二天晚上，严伯通又连同密码带来一份密电，我们对照密码把这一份密电翻译出来了。其内容要点是：当国民党的飞机临空时，下面如果是他们自己军队的师的单位，就在显著地方用石头铺成一个大大的“忠”字，如果是团的单位，就铺一个“信”字。我把密码编制的规律牢牢记住，买一本明码带上准备送给红军。

临离昆明的前夕，我写了一封给廖伯民的信，托词说一个朋友约我到别的地方去，临行匆匆，不及告辞。我把这封信交给严伯通，托他等我走了两三天以后，才投交邮政。

在昆明时，我用名陈野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