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捐军从成立到失败的前后

一九三五年二月的一天（农历正月十六日），我从家里出发，经石龙桥约上廖志高一同赴西昌上学，当天下午到泸沽，住在西街我的姨表兄陈廷梁家。宁中毕业生、我们的朋友张传善、李堃会见我们时，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头一天，西昌来几个人在廖星之家把苏云髯（苏幼农、苏爱吾）抓去了。这个消息引起我们的注意，西昌的形势有什么新的变化。廖星之是泸沽的绅士，头面人物，李堃的岳父。廖星之的儿子廖友陶（学名廖季文），成都大学毕业，据说他曾经参加过成都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一九三八年在成都入了党。一九三四年秋，苏幼农带着老婆孩子，同廖友陶一起进宁属，寄居在廖友陶家。

当天晚上，张传善和李堃又来告诉我们，他们在廖星之家得到一个消息，泸沽税务所所长沈秉端得知西昌反动统治当局给冕宁反动政府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冕宁有一个陈檀，是共产党，命他们就地逮捕，押解西昌。我听了以后，断定明明指的就是我了，只是中间漏了一个荣字。张传善、李堃、陈廷梁、廖志高和我几人商量，到廖星之家去进一步打听一下消息。于是我们五人一同去廖星之家会见了廖友陶，同时也会见了苏幼农的爱人黄鹤影（黄梦鹄、黄梦谷）。廖友陶再没有谈出多的情况，我们也不便在那里久留，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回到陈廷梁家，我和廖志高商量决定，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他明天继续到西昌去，我去河边何慕坡那里隐蔽。何慕坡，冕宁城内东街人，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他的姑母是廖志高的后母。他当时新任河边小学校长，我们在冕宁分手时，他决定在我走的第二天就到河边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泸沽到河边去。到了河边，我在一个茶馆里休息一阵，就到乡下何慕坡的姐姐杨家去。何慕坡的姐姐，我没有见过面；他的外甥叫杨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当时有十五六岁，我是认识的。我到了杨家，见到了何慕坡的外甥和姐姐，我向他们说，何慕坡做了河边小学校长，我们在城里约定，他今天就要到这里来，我先来等他。下午，太阳将下山时，还不见何慕坡到来，我有些着急，约了他的外甥到村外去看望。一会儿，何慕坡同陈言纶一起来了。我们见了面，还没等我说话，何慕坡就说：“你的事情，我们在路上就知道了。”我就再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他在路上碰见谁，听谁说的。陈言纶，学名陈国绂，是我的一个族侄，与我同村，西昌县中毕业，是我介绍入党的，也是我介绍给何慕坡到河边小学当教员的。

第二天，我同何慕坡、陈言纶一起上街，住到学校里，对外说我是学校的教员。实际上我也帮助做一些开学的准备工作。我在河边小学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在这期间，何慕坡因事进城去过一次。他回校时告诉我说，冕宁那里已经有人知道我在河边。我因此不能再住下去了，决定到沙坝去。河边与沙坝之间有一条翻山小路，是一条捷径。临行的那一天早上，陈言纶送了我几里路，指给我翻山路径。

我到了沙坝，在李玉泰家住了一夜。李玉泰是我在省二师校的同班同学，又是兰交。他的家就在靠河边一头的场口附近。我把西昌抓我的消息告诉了李玉泰。他告诉我，头两天，西昌的郑思忠到沙坝去逮捕谢绪龙，谢绪龙（二师同班同学，当时是党员）在大烟馆里得到消息，从后门跑掉了。

第二天，李玉泰即赴西昌上学，我和他一起到了拖榔乡叶茂荣家。叶茂荣是省二师校高我们一班的同学，和李玉泰我们同是兰交，他的家在拖榔乡沟口北面依山的一个村子，距安宁河畔不远。我告诉他，西昌反动统治当局说我是共产党，要抓我。他说：“我看，你要不是的话，就可以去；你要是的话，就不能去。”我说：“我就是。”他说：“那就不能去。”李玉泰在叶茂荣家玩了一天，独自到西昌上学去了，我即留在叶茂荣家。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个下午，叶茂荣约我一同到杨家碾，住在他的岳母家。杨家碾是一个村庄，在安宁河东岸，距西昌城三十里。叶茂荣的岳母家就只是她一个孤寡老人。第二天一早，叶茂荣即去西昌城为我打听情况，我住在楼上，整天没有出门。傍晚，叶茂荣回来了，告诉了我一些情况：他在西昌，会见了李玉泰等人。西昌党组织遭受破坏，首先是由于周国晟被捕叛变，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党员和群众。被捕的人有童光敏、李朝茂（党员，二师同班同学）、郭联科（曾是特支成员，后因不服从组织调动，被开除党籍）、杨小鲁、戴从龙（二师教员，“左”倾分子，据说曾在成都参加过社会科学研究社）。叶茂荣还说，西昌反动当局曾经传讯过李玉泰。敌人问李玉泰：“听说陈荣檀到你家去过呀？”李玉泰回答：“是的，他到我家里去过。我要他在我家等我一天，我们一起进学校。他不愿意，他说他先走。他头一天走了，我第二天才走的。”叶茂荣又说，敌人要抓黄绍鑫，陈毓文（二师训育主任、国民党员）说：“这是个好学生，我担保他不是共产党。”敌人说：“他看《唯物史观文学论》，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呀！”由于陈毓文硬作担保，黄绍鑫才没有被捕。黄绍鑫看过一本《唯物史观文学论》，确系事实。我们当时在学校里组织一些党的外围团体，如有数理研究会，吸收爱好数理的同学参加；有文学研究会，吸收爱好文学的同学参加。黄绍鑫和姚贵贤都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我也参加在里面起一些作用。黄绍鑫就是在参加文学研究会以后读的那本书。

第二天，叶茂荣和我又回到了他家。

一天晚饭以后，叶茂荣和我在村外散步，忽然看见迎面来了我的父亲。原来家里的人知道我的情况以后，不知道我的下落，很不放心，我父亲就出门找我。他到了泸沽我的小姨母家，一路打听，沿着我走过的路线，经河边、沙坝，终于到叶茂荣家找着了我。叶茂荣和李玉泰在一个暑假期间曾经到冕宁灵山寺去“朝山”（就是去玩），在我家里住过，我父亲和他们相识。我父亲看见我在叶茂荣家很安全，他住了一两天就回去了。

我在叶茂荣家大约住了一个月。我感到再住下去，既不方便主人，也容易暴露自己，于是我决定回头走。一天，我离开叶茂荣家，沿着安宁河西岸向泸沽走去。（泸沽到西昌的大路是在安宁河东岸。）我打算在傍晚时分才进泸沽街，一路上放慢脚步，经常休息。太阳下山时，我过了梳妆台的临时板桥，进入泸沽西街。走不远，发现街上人家驻有军队，引起了我的警惕。我原来决定到西街东头陈廷梁家去，走到街中，我临时改变主意，进入张传善的家。傍晚，张传善把李堃和陈廷梁约来和我见了面。他们告诉我，街上驻的军队是原驻防冕宁城的刘家军唐营长的一营人，要开到西昌去。他们还告诉我，郑思忠也来了，他们在街上看见了他。我想，郑思忠这家伙一定是来抓我的。我在张传善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就由他家的后门走了。他家的后门外面是一片平地，一百米左右就上坡会了大路。

到了石龙桥（距泸沽二十里），我到廖志高家去，住在廖志高的弟弟廖志源的房间里。当天上午，廖志源把廖志达约来和我见了面。廖志达是廖志高的叔伯哥哥，我们小学的同班同学。当天下午，廖志源在街上看见我二哥陈荣柏，他告诉我二哥，我二哥去见了我。当我同廖志高一起到泸沽的时候，我背的是一个匾背篼，里面装上衣服和一些书，其中有几本革命的书。当我由泸沽到河边去的前一夜，我把衣服取出来，打成了一个包袱，把书放在匾背篼里，寄存在陈廷梁家。我二哥这一次路过石龙桥，是到泸沽去背回我的匾背篼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我都记不清了。我回忆的倾向是到泸沽去背匾背篼。我二哥和我商量，要我回到家里去隐藏，我同意。

当天傍晚，我二哥和我一同离开廖志高的家回去。走了二十里到了白土，要过一座大桥，桥西就是马房沟，那是通往冕宁城的大路。我们没有过桥经马房沟，即沿着大河东岸直上，到了林里乡，大约距白土十五里，我二哥叫我在山脚下等他，他到村里去（村在山坡上）把他的岳父（姓廖）找来，一同送我回家。我们三人到家时已是深夜了。

我隐藏在我家的小楼上，一直住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廖志高由西昌回家办他祖母的丧事，曾经到我家里和我见过一次。他告诉我一些关于西昌的情况，基本上和叶茂荣讲的相同。另外他还告诉我，他们曾经派刘光旭到监狱去看望过童光敏。因为刘光旭人小，不引人注意。刘光旭是西昌礼州人，省二师初中一班的同学，当时也是党员。他当时的年龄只有十五六岁，个子很矮，就像一个小孩。但是他的风度稳重，又表现少年老成的样子。廖志高和我谈了一阵，又回到西昌去了。

五月中旬的一天，邓明鸿到我家会见了我。邓明鸿系冕宁后山（在石龙桥东北四五里）人，省二师校初中一班的同学，是一个赤色群众。他告诉我，红军快过金沙江（实际上红军当时已过金沙江），学校已经解散，他们都回来了。他说，他同廖志达、吴兆理、吴绍龙（都是石龙桥人）进城，打算向伪团务局递一个呈文，利用合法的名义，公开组织武装，表面上说是为了抵御红军，红军一到就变成我们自己的队伍。他要我给他们拟一个呈文稿子。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当即给他们拟了一个呈文稿。过了一两天，邓明鸿又到我家里，他说，吴兆理等看了那篇稿子以后，问他：“这是谁拟的？”他说：“我找我一个舅舅拟的。”他们说：“你这里哪有一个舅舅？”他说，他们猜想到是找我拟的，没有说出口来。

邓明鸿和我商量决定，我们一同去石龙桥找廖志高商量进行活动的问题。我对我父亲母亲说，在家里住得太久了，不大好，我到一个朋友家去好一些。他们都说：“那好嘛。”我和邓明鸿出我家门，由上院子的巷口、菜园出去，走田野，过东河板桥，经河东、伍旭，过马尿河，走山后小路南下。到了石龙桥，廖志高不在家，他和他父亲到河对岸吴海附近去了。我们就到那里去，会见了廖志高。他和他父亲住在山坡上的一个小村庄，距吴海约有两里路。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省二师校同班的两个女同学，一个叫陈玉清，一个叫马学敏，都是西昌城里人。马学敏当时和廖志高有恋爱关系。她们是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出门“逃难”的。

第二天中午时分，李祥云、李发明、向德纶、吴兆理四人突然由城里来找到了我们。两李和向都是冕宁城里人。李祥云是我在省二师校前期师范的同班同学，当时是党员；李发明是在小学时高我一班的同学；向德纶是小学的同班同学。他们告诉我们，伪县长已经跑了，红军快要到了。问我们怎么办？我当时怀疑，前面有刘家军，不见刘家溃兵，红军怎么就会到呢？我提出派李发明、向德纶、吴兆理、邓明鸿四人前往泸沽打听，分两路行进，一路即顺大河西岸前去，一路过河东顺大路前去，李祥云留下和我们在一起。他们都同意，当即出发。

临近傍晚时分，我们接到邓明鸿一封短信，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亲爱的旅长真的到了泸沽了。”我们欢喜欲狂，廖志高、李祥云和我三人立即下山过河，快步赶到石龙桥时，天色已经黑了。我们先到吴兆理家，吴兆理已经回来，有一班红军和他同路，在他家休息。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红军，极为兴奋地和他们谈了一阵。然后，我们到街上去，红军前锋部队正在行进。在廖志达家的茶馆里，坐着一个红军在休息，我们去和他接谈，他向我们自我介绍，姓丁，忘记名字了，是一个干部。我们请他们就在石龙桥驻下，他说：不能，我们要继续前进！以后才了解，中央红军路过会理、西昌时，先后把刘家军包围在这两座县城里，顺利前进，把所有的敌人都甩在后面了。

当天晚上，我们商量，打算杀一些猪慰劳红军。决定廖志高留在石龙桥工作，我和李祥云进城去。

第二天早饭后，我和李祥云一同返回县城，先到我家里休息一会儿，然后上街，会见了肖佩雄。肖佩雄是冕宁中屯人，曾在外面干过事，据说在旧军队里当过营长。他父亲肖锡三是被冕宁土军阀邓秀廷杀掉的。当伪县长逃跑以后，肖佩雄和一些青年，打开县监狱，释放了所有的“犯人”，又在城隍庙召开了群众大会，在街上贴了欢迎红军的标语。

晚上，我住在南街陈文光家。陈文光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廖志高的异父母弟，何慕坡的姑表弟。深夜时分，记不清是向德纶还是李祥云来通知我说，红军又到了。我起床到西街钟鼓楼旁向德纶家，在他家里驻得有一排红军。我们正在和红军交谈时，一个红军战士进屋来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陈荣檀的？”我说：“就是我。”他说：“请你同我到一个地方去。”我随这个战士同志到了南街复元店，会见一位同志，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刘晓，是地方工作部副部长。泸沽打电话来要我们找你。”在他的询问下，我把西昌党组织的情况，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以及我个人的情况，向刘晓作了汇报。这时天已亮了，他把我带到东街陈介侯（陈福先）的家，介绍给地方工作部部长陈云。

我又简要地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陈云同志即给我们布置了工作。上午，召集了十几个人在火神庙开了一个会，由红军干部陈云生、王涛出席主持。参加会议的人有肖佩雄、李发明、彭杰、向德纶、张英等。会上决定组织一些人下乡做宣传工作，宣传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号召群众武装起来，抵抗刘家军，解放自己。下午，陈云告诉我，要组织县的革命委员会，和我商量了革命委员会的名单。同时，他给我介绍了李井泉，说李井泉是一个游击队长，准备留下在这里。晚上，陈云把我带到东街城门附近陈家老院子，参加一个会议，李井泉也参加了。会上，陈云提出了革命委员会的名单，并提出由李井泉任主席，我任副主席。陈云讲了以后，李井泉发言说：“他（指我）是本地人，由他任主席，我任副主席，我帮助他工作。”这样，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就通过了。并且决定明天开一个群众大会，宣布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二天上午在文庙开了群众大会，名称叫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由我主持，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代表红军在大会上讲了话。在大会上宣布了革命委员会的名单。大会以后，革命委员会出了成立的布告。布告的稿子是由陈云亲自起草的，他还用红纸写了一张作样子，然后由别人照写。

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共七人，除李井泉和我以外，有方忠（红军干部）、肖佩雄、西街上一个姓叶的缝衣工人、河东村的一个农民。还有一名是李发明，还是黄应龙，我记不清楚了。我回忆，当确定革命委员会的名单时，还没有成立抗捐军，还没有提出黄应龙任抗捐军的总司令，好像是李发明。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设有财粮科，科长彭杰，冕宁城内东街人；少数民族科，科长方忠；秘书黄鹤影，她是从泸沽随红军到冕宁的。

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又成立了冕宁县抗捐军，红军干部黄应龙任总司令[1]，我任政委，肖佩雄任大队长，李发明任副大队长。当时曾经向各乡农民号召，凡是组织起一百人来的，就任中队长，组织起三百人来的，就任大队长。几天之内，革命委员会任了好些个中队长。

继后，在特委书记王首道同志的主持下，成立了党的组织冕宁县工委。县工委成员是：黄应龙、方忠、肖佩雄、李发明、李祥云、陈言纶和我，由我任书记。李祥云、陈言纶两人是秘密的。自此以后，李、陈两人就不大做公开活动了。

当时由红军直接吸收了四个人入党。这四个人是肖佩雄、李发明、向德纶、陈荣樟（我的一个叔伯哥哥）。由红军里的四个女同志在县革命委员会里（旧县政府）给他们举行入党第一课训练班（入党的正式谈话），我也参加了。这四个女同志是阿金，王锦云（王首道的爱人），一个姓刘的，很可能就是刘群仙。还有一个，我记不得她的姓名了。

一天，王首道同志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调廖志高跟红军走，要我立即通知他进城来。我当即写了一封信，专人送去。廖志高接信立即进城，以后跟红军走了。

一个晚上，陈云带着廖志高和我到东街西头赵汤九的家里去开会，会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随即到会的有李井泉、黄应龙、陈云生、王涛等。毛主席在桌上放了一张地图，给我们指示在冕宁、越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当时对于毛主席的口音，我几乎都听不懂。

一天，陈云告诉我，李井泉不留下了，要随红军走。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调肖佩雄担任，抗捐军大队长调李发明担任。

红军后卫九军团到达冕宁的那一天早饭后，革命委员会和抗捐军转移出城，在北门外小堡（距城不足一里）驻了一天一夜。当天晚上，黄应龙召集我们几个负责人开会，决定将红军留下的一个游击队和抗捐军合编在一起。

第二天，由小堡到城北二十里的大桥。早饭后，将队伍集合起来，黄应龙宣布两个队伍的合编以后，随即出发。到了大桥，时近中午。红军的部队还没有走完，我们的队伍在场外休息了一个时候。当我们到大桥时，小呢哒（又译小约达、果基约达）的弟弟带领一支彝族队伍，打着一面彝族支队的红旗，到场口外面，表示来“欢迎”我们。他一见我们，就向我们提出要求：“请你们发枪给我们！你们前面的队伍说，叫你们给我们发枪。”我们回答：“我们没有枪。”

等红军走完以后，我们才进驻场上。革命委员会和抗捐军司令部驻在一座旧庙里，原系伪乡公所。这时，两支彝人的黑彝罗洪和小呢哒都来和我们接了头。不久，我们抗捐军的人来向我们反映：“街上彝人多得很，黑透了。”（彝族人大多是披的黑毯）这个情况，引起我们的注意。隔一会儿，罗洪又向我们说：“小呢哒不可靠，他有反心。”这使我们更加警惕了。黄应龙和我们几个负责人研究当时的情况，决定和小呢哒吃一次血酒。当即向罗洪和小呢哒提出，罗洪很赞成，小呢哒也没有反对。于是，就在大殿里举行吃血酒的仪式。我方参加的人有黄应龙、我、姓刘的游击队长、方忠、肖佩雄、李发明等，彝方参加的人有罗洪和小呢哒。大家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圆圈，取来一只鸡，端来一碗酒，将鸡当场杀死，将鸡血滴在酒里，每人轮流先说一句话（发一句誓言）：“我们大家团结一致，齐心闹革命，不得有反心，我如有反心，就像这只鸡一样的死！”然后喝一口血酒。轮到罗洪时，他痛快地说了话，喝了酒。当时小呢哒蹲在上方，他的态度表现极不自然，脸色发青，轮到他时，他不喝酒，大家紧急质问：“小呢哒，你为啥子不喝酒？小呢哒，你为啥子不喝酒？”他端起碗来，却不说话，就想喝酒，旁边的人挡住他，大家又追问：“小呢哒，你为啥子不说话？小呢哒，你为啥子不说话？”他不得已，勉强地说了话，喝了酒。当我们吃血酒时，周围站着我们的一些人和一些彝人。

吃血酒的情形，明显地暴露了小呢哒的面目。吃血酒以后，黄应龙就把小呢哒搞在身边，不让他离开，做他的工作。我们住在大殿进门右侧的房间，是里外两间。黄应龙、方忠、刘队长和小呢哒住在外间，我、肖佩雄、李发明、黄鹤影和她八岁的儿子六也（绿野）住在里间。晚上，黄应龙叫人搞来一些大烟，一边和小呢哒抽着玩，一边对他做工作。

面对那种形势，黄应龙和我们几个负责人商量怎么办。肖佩雄提出，我们到前面去赶大队，对外公开说，我们后面还有部队，我们离开这里，让后面的部队来驻，要大家准备一些粮草。大家一致同意肖佩雄的意见，就这样作了决定。黄应龙又提出，明天要小呢哒只派二十个彝人送我们通过彝族区，也作了决定。

第二天早晨，黄应龙通知小呢哒，我们要继续前进，要他派二十个彝人送我们。小呢哒根本没有照办。早饭后，整队出发，彝人竟然插在我们队伍里行进，有的背枪，有的徒手，有的两三个在一起。黄应龙、刘队长、方忠和我几人走在队伍的后面，把小呢哒拉住与我们一起走。我们看到这种形势，他们的人比我们的人还多，都感到不妙。这时，黄鹤影带着孩子，因为怕掉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特别赶上前去，告诉她这种情况，可能出事，叫她注意。走了几里路时，罗洪家的人给我们送来一个情报，说是邓秀廷知道我们后面没有队伍了，已经派人从曹古坝超到我们前面去堵截我们。这个情况使我们更加注意，一路走，一路考虑办法。走了离大桥十几里路，上了峨瓦山山坡的时候，黄应龙向我们几个人提出：“我们不前进了，我们开到田坝去。”田坝在我们行进的左侧方，是一个村子，周边是罗洪家的地区。于是，命令部队原地休息。黄应龙当即向小呢哒谈：“小呢哒，我们不向前面去了，我们要到田坝去，你同我们一道去。”小呢哒一听就不同意。他说：“罗洪跟我有冤家，我不能到田坝去，到了那里，他要害我。”说着，他就牵着他的马向前走。我们对他说：“昨天才吃了血酒，罗洪怎么会害你呢？他不会的，还有我们担保嘛。”我们几个人和小呢哒一边走，一边谈，他坚持不肯到田坝去。走了一段路，说不服他，黄应龙我们几个停立了一下，看着小呢哒牵着马向前走了。小呢哒走了大约二十步远的样子，黄应龙向我说：“你再去同他谈谈。”我立即快步赶上前去，站在小呢哒的对面拦住他说：“小呢哒，你不能走，你要跟我们到田坝去！”他还是一句老话：“我不能到田坝去，罗洪要害我。”黄应龙、方忠、刘队长跟着就赶上前来。黄应龙说：“坐下来谈。”于是双方就坐在地上，已经在队伍的最前面了。这个地方是一块小坪。大家坐下谈判时，小呢哒的周围有他的弟弟和几个彝人。谈来谈去，仍无结果。

这时，在我们左侧十米左右的地方，我的叔伯哥哥陈荣树和黄鹤影、六也等坐在那里休息。我感到肚子有点饿，知道陈荣树带得有一些油糕，就走过去向他要油糕吃，同时告诉黄鹤影，我们的行动改变了，不向前面走了，要开到田坝去。陈荣树刚从干粮袋里取出油糕，我还没有吃，突然一声枪响，我回头一看，我们的刘队长同志被小呢哒的人开枪打倒了。我听到黄应龙同志高声地喊：“不用打，不用打，有话好好谈。”以后听说黄应龙、方忠两同志当场被俘了。

这时，枪声乱响，队伍乱了，已回不到队伍里去，我就向着左侧的前面跑去，陈荣树、黄鹤影和六也都跟着一起跑。我们跑不远，临到一个土质山崖，崖上长满了灌木丛，黄鹤影、六也和我抱在一起，由崖上梭到崖底，下面是一条山溪，水不及膝。我们蹚着水，顺流而下。在这段过程中，听见了断续的枪声。走了一段，在溪岸左侧出现了一条路，我们就离溪上路，我把六也背着跑，黄鹤影在前面跑。这时我就没有看见陈荣树了。跑了一段，到了路旁左侧一个小村庄——上峨瓦，一个彝人跑来赶上我，他向我说：“走这里！”我以为他是自己人，即罗洪家的人，就跟着他转进村子的巷道。刚跑几步，这个家伙就转身来夺我的手枪。我和他扭住，六也从我背上跳下来跑了。正在这时，我们有两个人从路上跑来，我大声地叫他们：“赶快来把这个家伙捉住！”这个家伙才撒手跑了，不几步就向左转过墙角，看不见了。我们的那两个人也没有前来援助。

我的一支手枪，是在冕宁城时由红军发给我的。那是一支土造枪，约六七寸长，只有三颗子弹，没有枪套，我用一条鸡肠带系着，挂在身上。

上峨瓦那个巷道的左边（东面）有一堵石墙，约一人一手高的样子；右边（西面）也有一堵石墙，比东面的要低一些。这个村子还在上坡上，我感觉只有几家人的样子。

夺我的枪的那个彝人跑了以后，我就回头顺着原路向前跑去。在我的后面跑来我们三个退下来的人，他们带得有枪，我喊他们：“堵着打！堵着打！”他们都没有听我的，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继续向前跑了。

我单独一人连跑带走地经过了近十里路，到了一个村庄——下额及，墙外路边的一株大树下（树在墙内），碰见我们的六七个人站在那里休息，其中有黄鹤影母子两人，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有一个人手腕上挂了彩，他用另一只手握着伤口的上端，还在滴血。一会儿，忽然有人叫喊：“彝人又按（压）下来了！”大家当即向左侧（东面）转进村里，分散跑了。我跟在一个人的后面，跑进一家大门，通过一个小院，一直跑进一间正房里去。房里只是一间屋，屋底是地板，里面黑黝黝的。那个人躲到南面的一个角落。我到东北角，有一张床，我向床底下一钻，有一个东西挡住，钻不进去，我一摸，是一架火盆，我就将身子向火盆上挪去，胸腹贴在火盆上，背上就顶着床，头向着北壁。一会儿彝族敌人进屋来搜索，把那个人搜出去了。我听见外面的敌人说：“再去看看，屋里还有没有人？”于是几个人又进屋来，四处搜索，有一个敌人用矛头向床底下戳，刚刚戳在火盆下面，我还感到有点侥幸。其中有一个汉族女人用手在床下一摸，摸着了我的脚后跟，忽然惊叫一声：“哎呀，有人！”一个敌人说：“抬床！”他们把床一挪，一个彝族敌人就把我拉了出来。一到房门口，一个彝族敌人看见我的手枪，劈手就来给我夺去了；另外的人就来剥我的衣服，解上衣扣子。这时在我周围的彝人有四五个，有的带枪，有的带矛杆子。在我的背后有一个汉族女人说：“你们把我们害得好苦呀！”接着背后有一个汉族男人说：“把他拉去打了！”我说：“我是本地人，不要（读为一个音biào）不认黄啊！（不要乱来的意思）”彝族敌人把我的上衣全部剥光，就把我放了。我一出大门，就碰见我同村的一个族孙，小名挖挖，他的上下衣全部被剥光了，赤条条地站在路上。我对他说：“我们两个一路走。”

我回忆，我躲藏的那座房子，坐西向东，院子不大，南北两面都有厢房；正房只有我躲藏的一间呢，还是两旁还有房间，我记不清了，我觉得好像两旁再没有房子了。这座房子是在村子的西南角。我跟着一个人跑进去时，大门和正房门都是开着的。我当时穿的是学生制服，上衣是青色斜纹布的，裤子是白色斜纹布的。我头上包一条白布套头（帕子），在床底下躲藏时打散了，丢在床底了。那两个汉族男女，我想可能是房主人。

我和挖挖出村，向南走上田埂，迎面又来了两个彝族敌人，叫我站住，又将我的裤子脱去。我有一个裹肚，装得有二十几块半开银币（滇币），拴在裤子里面，两个家伙把我的裹肚解下来，发现里面的银元，面露笑容，表现很高兴的样子，发了洋财。我和挖挖走了一段路，又碰上我同曾祖的一个堂兄陈绍清，他的上衣被剥了，赤着上身，还穿着裤子。我们三人从田埂上转向西走，会了大路。陈绍清穿的是两条裤子，都是破旧的，他脱下一条给我穿上。

我们三人一路走，一路商量，到哪里去呢？我想起了有个陈志喜，就提出到陈志喜家去，但是不知道陈志喜家在哪里。陈志喜原是冕宁城南门外铺下的人，搬在大桥来住的。铺下在我们村的西面，相距不到半里，全村都是姓陈的，与我们不是同宗；但是这两个陈家，历来关系密切，按辈数，我喊陈志喜为叔叔。当号召组织抗捐军的时候，陈志喜曾经带了一些人进城，革命委员会委他担任一个中队长。这时，迎面遇着一个老头，年约六十，穿着破烂，我就问他：“大爷，陈志喜家在哪里？”他说：“哦哟！你们还问陈志喜！陈志喜在街上给人捉住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还是小呢堡才把他保下来。你们不能到街上去，到街上的，去一个，捉一个。”小呢堡是冕宁后山山上的一个黑彝，在邓秀廷部下当连长。

我们听了那个老人的话，走到大桥场头不远，过了石桥，就上山去。起初，山上还有小路，我们上了一段，转向南行，就没有路了。我们坐在一个地方休息，时间已经是下午了。山上天气冷，我们三人背靠背取暖。这时，有三四个人过来，也是赤条条地，我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说是云南人，我知道他们是游击队的了。他们几个继续向前走去了。我们三人又商量，到哪里去呢？挖挖忽然想起，我们村里有个小三娃儿，搬到大桥来，住在洛北瓦[2]，可以到他家里去。小三娃儿是我的一个族兄，长我二十多岁，他的大名叫陈荣什么，我记不得了。我叫挖挖先下山去，向小三娃儿借点衣服来穿上，我们再去。挖挖去了一阵，借来两件破烂上衣，他自己也穿上了衣服。我们下了山，向西穿过大路，走上田埂，又转向南行，已经靠近村子了。我们在田埂上走的时候，大路上有一个过路的彝兵，相距六七十米，他大声地问我们：“你们是红军吧？”同时端起枪来对着我们。我说：“啥红军！本地人你都认不得？”这个家伙再没说什么，放下枪来就走了。这时，已近傍晚时分，我们由北头进村，小三娃儿的家就在村口附近。我们进了小三娃儿的家，碰见麻么（音妖）代坐在火炉边。麻么代又名麻老么（音妖），是我同村的一个族兄。

小三娃儿家的门外，就是村子的巷道。房子坐东向西，一列两大间：一进门是北屋，隔成两间，里间是牛圈，圈里没有牛，圈门就对着外门，上面是一个草楼；外间很窄，北头是个地坑火炉，火炉的东西北三面仅能容一个人坐下。北屋外间和南屋相通，南屋隔成相等的两间，外间是厨房，里间是卧室。夜里，我在卧室睡觉。室内没有什么东西，东南角上有一张床，床脚是用一些砖石支撑，铺上几块木板，不及一尺高，一床被子极其破烂，几乎没有暖气。主人和陈绍清等人大概就在火炉边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还没有起床，一个彝人闯进小三娃儿家，看见床上有人，便问：“那是红军吧？”小三娃儿说：“那是我的阿衣，他有病。”彝人迷信，害怕病人传染，那个家伙一听，回头就走了。我当即起床，小三娃儿告诉我，彝话“阿衣”是兄弟的意思。以后我才知道，“阿衣”是儿子的意思。我起床以后，立即同陈绍清、挖挖、麻么代几个爬上草楼（没有楼梯），在草楼上整整蹲了一个白天。当时小三娃儿只有夫妇两人，没有儿女。

洛北瓦在大桥场的南面，相距约四里。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一九三八年在成都向四川省工委作了交代，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又先后三次向党作了交代，党组织都没有提出过什么问题。当时我是一个刚离开学校的学生，没有受过战争锻炼，没有战斗经验，连枪也没有打过。抗捐军从成立到失败，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虽然是政委，没有管过抗捐军的事，政委要干些什么，我也不清楚，我脑子里还没有政委要指挥战斗这个概念；当时我的精力集中在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上。当我们同小呢哒谈判时，队伍原地休息，拉成一条长线，彝人和我们的人混杂在一起，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不知道我们改变了行动计划，大家精神上毫无战斗准备；敌人的枪声一响，我回不到队伍里去，也不会指挥队伍战斗，整个队伍很快瓦解，我要负责。当我们在峨瓦山坡上坐下和小呢哒进行谈判时，我的思想麻痹至极，对小呢哒在当时当地就要发动突然袭击，毫无警惕，因此我没有能回到队伍里采取紧急措施，布置战斗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在谈判地点，我们也没有布置警戒，预作防范。这些我都要负责。

在洛北瓦小三娃儿家住了一夜一天，晚上，我们打算出走。小三娃儿从外面回家对我们说，驻大桥的反动军队的一个通信兵来到村里，说是送公事进城，要村里派差送他。他说：“我跟几个人商量说，我们老家有几个人给红军背东西来，要他们送他去，我们村里就不派差了。我看你们同这个人一路走很好，他又有马灯，你们看可不可以？”当夜天色很黑，我想我们有四个人，就说可以；他们三个人也都同意。于是，我们就同这个通信兵同行了。临行，我布置说，我走最后面，一路上我不说话，由他们三人和他交谈。路上行进时，第一个是我们的人，提上马灯，第二个是那个通信兵，第三、第四又是我们的人，最后是我。在路上，那个通讯信问：“你们是不是红军？”我们说：“不是，我们是给红军背东西来的。”他说：“我是越西人。我这个人从来不害人，人家也不会害我。”他这个话就是拿言语、打上咐（对人说好话）的意思，表露了他对我们存有戒心，暗示彼此不要相害。我曾对靠近我的一个人（记不清是谁了）悄悄地说：“我们把这个家伙干掉，看看他的公事是什么。”我们这个人不同意。这件事幸好没有冒失地做出来，否则，就要连累小三娃儿和洛北瓦的群众。到了小堡村外一条通向我们村里的路口，我们的一个人说：“已经到了，我们要冲这里走了。”那个通信兵不同意，要我们把他送到城门。到了北门，他去喊城开门（城门是两道），我们就顺着城墙边快步走了。到了城墙的东北角，我们就改道插向田野，走上田埂路。曲曲折折地摸了好一段，才走上东门外坟坝的大路。这条路我又很熟了。我们经过四家堡子的村外，由田野到我家的菜园外面，翻墙进去，园门是开着的，我感到意外高兴，以为家里人忘记关门了。到了我家小堂屋门，又是开着的，我就有些吃惊，随即进我母亲的房里，门也开着，没有人了，再到我父亲房里，也是一样。我才明白，家里的人已经逃光了。我们四个人就在我家里住了一夜。

黎明时分，我们四个人又翻墙出来，离开我家。麻么代和挖挖各自回家去了，我同陈绍清到他的同院陈荣栋家。一会儿，他们院里的人在村里碰见我二哥，告诉他我回来了，我二哥就去和我一起，在陈荣栋家的草楼上住了一天。陈荣栋是我的一个族兄，大约长我十岁。他有一个弟弟，小名定喜，年纪和我不相上下。

晚上，我和二哥又翻墙回到我家，住了一夜。天还没亮，二哥和我又翻墙出走。走到五里地的观音岩，天才明亮。我们到了林里乡二哥的岳父家（姓廖），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也在那里。林里乡距城约十五里，在大河东岸的山坡上。我二哥的岳父没有儿子，他有一个侄子，与他同院。一九五三年春节期间我回家探视时，他这个侄子曾经去看过我。我当时要家里的人放出一个风去，说我在大桥战场上被打死了。

在林里乡住了一两天，我母亲给我几块钱，我二哥和他的岳父从山后小路把我送到后山我么婶的娘家（陈荣树的外婆家，姓陶）。到了那里，二哥的岳父即转回去，二哥和我在陶家的草楼上住了一天。傍晚，二哥在村外碰见卢佐民，卢佐民就到陶家去会见了我。

卢佐民的家在后山北面几里的地方。他是省二师校初中一班的同学，赤色群众；红军过境时，他曾出面活动过，当时也在躲藏。一九三八年七月，我曾经在成都碰见过他，在茶馆里喝了一次茶。他说，他刚由陕北公学回来，因为害了一场大病，没有毕业。当时他的身体很瘦弱，是一副大病之后的形象。

离开陶家的晚上，卢佐民把我和二哥带到他家去，他由大门上面翻进屋去给我们开门。在卢佐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卢佐民、二哥和我三人一同到石龙桥村里吴兆理家。

在吴兆理家五六天。在这期间，廖志达、吴绍龙、吴锡侯（两吴都是石龙桥的人）都来会见过我。他们告诉我一些传闻的消息：肖佩雄、李发明、彭杰等四人在大桥牺牲了。土匪头子邓秀廷说：“陈荣檀朝哪里跑？他不过在西昌、越西两县，他钻到土里去，我也要把他挖起来。”邓秀廷对我下了通缉令，他声言：在哪里捉住，就地正法，要死的，不要活的。

一天，吴兆理家来了一对新婚夫妇，男的叫袁光文，女的叫张静清，他们和吴兆理家是亲戚。袁光文是泸沽南面约十五里安宁河西岸秧草坝的人，宁中学生。他的父亲袁保之是一个袍哥（哥老会）大爷，在泸沽一带是有“名气”的。张静清是泸沽街上的人，冕宁第三小学（在泸沽）的毕业生。她是冕宁全县第一批小学毕业的女生，比较引人注意，所以我知道她的名字，但是没有和她见过面。当时冕宁的风气闭塞，在城里都还没有女孩子上学的。袁光文、张静清同吴兆理议论了我的情况，说我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临吃晚饭时，吴兆理上楼向我说：“袁光文和张静清都不认识你，就在一起吃饭，不要紧。”在饭桌上，吴兆理给我们相互介绍，指着我随便说了一个姓，这是某先生。饭后一会儿，吴兆理上楼向我说：“张静清认识你，她说：‘那就是陈荣檀嘛！’我说：‘你既然知道了，就不要乱说，我们要设法保护他。’”张静清为什么会认识我？我想，因为我每年都要在泸沽来往几次，可能是我在街上走的时候，她看见过我。

在吴兆理家的最后一个晚上，即当天晚上，吴兆理对我说：“我们几个人商量，你在这里住久了不好，你到袁光文家去。”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化装成袁光文家的一个长工的样子，穿上一件羊皮褂儿，同袁光文从小路出走。吴锡侯送了我四五里路。在路上我和袁光文约定，对他家里的人说，我是他的同学，约他一起到西昌去上学。袁光文说：“我父亲就知道你的情况，也不要紧。只是他现在腿上长了一个毒疮，家里请了一个医生，是盐源人，姓曹，也是一个袍哥，他给邓秀廷看过病。对这个曹医生要注意。”后来，袁光文又说：“其实，也不要紧，他们袍哥讲义气。”我同袁光文到了他家，先在他家后园里换了衣服，然后才进屋里去见他父亲，同时见了那个姓曹的江湖医生。

袁保之当时不能行动，坐在大烟铺上，喜欢谈天，他和我天上地下地谈了一阵，谈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说三民主义没有实行。袁光文、曹医生和我三人一起吃上午饭的时候，曹医生对我说：“袁大爷很夸奖你咧，他说你很有点见识。”吃晚饭时，还是三个人，我喝了一点酒。饭后又到袁保之的屋里闲谈。袁保之谈到了红军，谈到了红军在泸沽同刘家反动军队的一场战斗，他赞扬红军打仗英勇顽强，把刘家军打得个稀巴烂。他说，当战斗进行时，他在山上看。他又说：“红军来的时候，我原来不想走，他们一定要叫我走，其实不走也没有啥。”后来他说：“这一次红军来，听说冕宁有些青年出来干了一场，很不错呀！”我说：“我就是，还希望袁老伯帮助。”他说：“嗬，是这样，那我们帮你想办法。”我扯一个幌子说：“我想到盐源去。我有一个同学叫曹善禄，是盐源人，我想到他那里去。”那个曹医生说：“善禄是我一个族弟，这个人很不错，你到他那里去好。”（曹善禄是省二师校师七班——低我一班的一个同学。）袁保之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在路上需要的时候，拿出袍哥的身份来（冒充袍哥），就好走路。于是他教给我一套袍哥的话，我现在记得很不清楚了，只记得一个大意。他说：“你在路上碰见人的时候，你打量他的样子，先问他：‘你哥子在不在园？’他要是回答‘在园’，你就可以和他谈起来。”大意是：我兄弟姓什名谁，哪里的人，江湖占什么字，在什么地方经某几哥引进，某几哥保举，由袁大爷批准（不是原话，意原是“敕封”的意思）参加袍哥（也不是原话），排行第几。……袁保之说：“你最后说：‘我兄弟自从进步以后，一直在学校读书，只知在园的好处，不知在园的利害，说话有不周到的地方，还望各位拜兄海涵，海涵。’你这样拿了上咐，就是说错了话，也不要紧。”

第二天早饭后，廖志达、吴兆理、吴绍龙三人来到袁光文家，他们告诉我，风声紧急，不能在这里住了，赶快走。他们也是在家里待不下去了，出来躲避。我当即单身出走，又到了拖榔叶茂荣家。叶茂荣不在，他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出门去了。晚上，我对叶茂荣的哥哥说，我要到会理去，请他把我送到德昌。

第二天，叶茂荣的哥哥同我一起，到了高草坝。我们先到客店住下，我请叶茂荣的哥哥到小学里去把谭明镜找来，说是李玉泰找他，我想到他家里去住。谭明镜是省二师校的同班同学，他只读了前期师范，就在高草坝小学教书。他家里比较穷，为人忠厚，富有爱国思想。他有一件事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九一八事变之后，二师的同学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一次，我与谭明镜同队，他站在凳子上讲演时，听众人声嘈杂，秩序混乱，谭明镜一着急，不禁痛哭流涕地说：“国家都要亡了，大家都要当亡国奴了，你们还不好好地听。”他这一哭，感动了听众，顿时鸦雀无声，他顺利地作了演讲。

叶茂荣的哥哥回店里一会儿，我听见毛祥瑞的声音在呼唤：“李玉泰！李玉泰！”我立刻到房门口迎接说：“是我。”毛祥瑞略吃一惊地说：“哟，他说是李玉泰嘛！”我掩饰地说：“他说错了。”原来是谭明镜、毛祥瑞、卢本宗三人一起来看我。毛祥瑞说：“走，到学校里去住。”正合我意，我就毫未推辞。

毛瑞祥、卢本宗也都是高草坝的人，二师的同班同学，他俩都读了后期师范。毛祥瑞以后上了四川大学。卢本宗，听说解放以后当了土匪，被我们镇压了。

在高草坝小学的那天晚上，我扯幌子对谭明镜他们三人说：“我要到洼里去，我有个叔叔在那里挖金矿。”（去洼里要经过盐源）第二天一早，我和叶茂荣的哥哥就离开高草坝。谭明镜、毛祥瑞、卢本宗三人送我到场外。临别时，谭明镜送我半块银币，毛祥瑞看见了，双手在口袋里匆忙地摸了一摸，表示没有带钱的意思，卢本宗没有表现什么动作。

到了河西，我们在街上饭馆里吃了早饭之后，继续行路。走出场外约半里地，一个年轻小伙子身带一根扁担，从后面赶过我们。叶茂荣的哥哥问他：“喂，大哥，你到哪里去？”那个人回答说：“我是会理炉厂的人，挑碗来卖，在礼州给人家打短工，现在要回家去。”叶茂荣的哥哥说：“我们这个朋友也要到会理，你们两个就同路吧。”那个人说：“好嘛。”叶茂荣的哥哥对我说：“那我就回去了。”我对他说：“大哥，谢谢你！”于是和叶茂荣的哥哥分别了。我和这个同路人走了一段路，赶上一个老头，年近六十，他原来是西昌人，以后在会理安家；他有一个女儿，嫁在西昌，他来看他的女儿，要回会理去。于是我们就三人同行。

时近傍晚，到了德昌。过了铁索桥，桥头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上坐着几个人在闲玩，其中有二师的同班同学金遂秋（学名金元方），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他立刻下来迎我。我告诉他，在家里待不住了，打算到会理去。他带我上街，去找客店。在街上走时，一个人从后面来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会理人，从西昌来，回会理去。”金遂秋说：“他回会理去。”那个人看见金遂秋是本地人，就向前走了。我们继续走了几步，金遂秋说：“回头走，我们到别处去。”我们回转身来，走完了这条街，向左转，是一条横街，不远，就是金遂秋的家，他把我带到他家里。晚上，金遂秋要我明天到小高桥一个朋友家去住，他当即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小高桥距德昌约十五里。那个朋友的姓名，我忘记了。他是金遂秋的小学同学，西昌县中毕业的。在西昌时，他经常到省二师校去找金遂秋玩，我们彼此看见过，但是没有交往。

第二天黎明，天上下着蒙蒙雨，金遂秋把我送出德昌镇外，给我指引了路线。我走到安宁河畔，对面东岸山崖上有一个小镇子，那就是小高桥。河边靠着一只渡船，空寂无人。我坐在路旁休息，心想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开渡。一会儿，昨天的两个同路人来了，彼此打了招呼，我对他们说，我要到对面去。他们走了以后，我想，小高桥那个朋友，我原不熟悉，到那里去住着并不方便，况且以后还得走，到那时只有自己一个人，不如现在有两个同伴还好一些。于是，我改变主意，把金遂秋的介绍信毁了，急速向前，赶上了两个同路人，我对他们说：“我不走对面去了，还是我们一起走吧。”晚上，三人一同住宿在一个村子。从这个村子到会理，还有三天路，中间要经过两个站口，我只记得其中有一个叫摩挲营。

到了会理的那一天，我们先到北关一条横街那个老头的家里，稍为休息一会儿，我就进城到科甲巷找到了二师的同班同学姚贵贤。姚贵贤知道我在西昌的事，不知道我在冕宁的事。他留我住在他家，随即同我到那个老头家把包袱取来。然后，我和姚贵贤一道去会着了王焕伦。

王焕伦又名王若夫，是二师七班的同学，当时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把我在冕宁的情况和到昆明去的打算，都告诉了王焕伦，并且同他商量到昆明时怎样解决职业的问题。同时，我写了一封信给康集先，说我到了会理了，约他同我一起到昆明去。康集先学名康存仁，会理通安人，当时是一个共产党员，与我是兰交。

王焕伦有一个叔祖王汝光，是会理中学的国文教员。王汝光有一个什么法政大学的同学陆亚夫，是云南昆明市长。王焕伦托王汝光为我写一封介绍信给陆亚夫，王汝光答应了，约我相会一面。王焕伦带我到王汝光家，谈了一阵，他说：“我和陆亚夫很久没有联系了，我想，他帮你找一个小事是可以办到的。”最后，王汝光把他的石印本诗集《国光诗化》送了一本给我。我把这本诗集带回姚贵贤家看了一遍，里面谈了好些佛理。过去就曾听说过，他在研究佛学。我写了一首诗送给他，现在还记得八句：“牡丹鲜丽爱者众，莲处污泥解人稀。自哲圣哲皆贫困，浮云蔽日已非奇。屈原所以赋离骚，渊明故有归来辞。子陵披蓑钓台坐，诸葛隐蜀茅庐居。”后面大约还有八句，就是赞扬他的《国光诗化》的，一句也记不得了。这首诗写成以后，我怕暴露我的思想，又附上一副对联，冲淡一下。对联是：“慈悲普济如来愿，山水田园靖节风。”我托王焕伦转交给王汝光，他看了以后说：“诗还好，对联不好。”诗和对联的内容，都是吹捧王汝光这个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因为有求于他，也是显露自己的一种表现。

王焕伦又和一个二师七班姓刘的同学（忘记名字了）商量，由姓刘的同学托一个姓马的为我给昆明大众电影场的经理廖伯民写了一封介绍信。廖伯民也是会理人，他与姓马的是亲戚。姓马的这个人，我没有见过面。姓刘的这个同学和我一起玩过，他还请我在城东山上的白马庙吃过一次饭。

一天，我在街上忽然碰见陈达暄。陈达暄是冕宁詹家冲的人，宁中的学生，他的姑姑是我舅父家三表兄刘世泰的妻子。他同严伯通、朱发科一起到昆明去，把钱用光了，没有办法了，单独一人又跑回来，同我住在姚贵贤家。我给过他半块钱，他给我一条花标布短裤。

又一天，二师同班同学黄绍鑫从外面回来了，我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他知道了我在冕宁的情况，和我谈了他在路上遇见二师前校长周克谋和我们的国文教员詹汝言（两人都是屯殖军司令的秘书），他们谈论过我。周克谋说：“我们在西昌办学校，还蒙在鼓里头。”詹汝言说：“他们还出布告咧，还出布告杀人咧！”（杀过一个）我向黄绍鑫宣传过红军的情况。

黄绍鑫回来以后的一个晚上，姚贵贤对我下了“逐客令”。他说：“我明天要下乡去收租，我走了，你在家里住着不方便，我和王焕伦商量，搬到他家去住。”第二天，我和陈达暄就移住王焕伦家。两三天之后，黄绍鑫、王焕伦、王继业（二师同班同学）等和我在一起玩时，黄绍鑫问：“这几天怎么不见姚贵贤出来呀，他在家里干什么？”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姚贵贤所谓的下乡收租，是一个托词。我想，他一定是从黄绍鑫口里知道我在冕宁的事情，怕我住在他家里，遭受连累。因此，我心里就对姚贵贤不满，认为他做人情不做到底，太不够朋友了。

一天，黄绍鑫、王焕伦等和我在街上遇见会理中学的英文教员何毓沛站在一家铺子前面，他刚从西昌来，黄绍鑫等上前去和他说话，我以为他不认识我，站在一旁，没有和他打招呼。何毓沛是西昌城里人，云南东陆大学的学生，原在西昌二师初中班、宁中、县中、女师等校任英文教员。我认识他，他也看见过我，没有交谈过。他在东陆大学时，买了不少革命书籍，因为抽大烟，就拿出来卖，我们的同志给他买了一些，有些还是崭新的，毛边本还没有裁开。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他有一次在宁中讲课时，对学生说，省二师校是外国碗柜儿。这句话的歇后语是装的洋盘，意思是徒有其名，好看不好用。这个话被二师的同学知道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群众，说他破坏省二师校的名誉，把他赶了。接着在县中、宁中也在党的领导下把他赶了。只有女师因为没有组织，没有赶他。因此，他在西昌立不住脚，第二年才到了会理。遇见何毓沛的一两天之后，黄绍鑫告诉我，何毓沛说：“陈荣檀看见我，好像有点回避呀？其实，我们对他们这样的青年是很爱护的。”我说：“我哪里回避他！”

在会理住了七八天。由于何毓沛知道了我，我担心越传越宽，发生问题，就找着马帮离开了会理。到了通安，会着了康集先，在他家住了两三天。康集先又约着郭竹君，我们三人一同去昆明。郭竹君也是通安人，康集先的小学同学，西昌县中毕业，与康集先感情很好。在西昌时，我和郭竹君相识，没有深交。当时，郭竹君有一匹马，他决定牵到昆明去出卖，换取费用，同时在路上还可以骑一下。

离开通安的第二天，到达江驿，进入云南境。江驿是一个分县。在那里碰见几个通安人，由云南贩运大烟来，被没收了，住在那里办交涉。他们要求郭竹君向那里的分县长说情，把大烟返还给他们。晚上，我们三人和那几个通安人在一个大烟馆里，有人来查号，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我们是学生，到昆明去上学，住在某个客店。郭竹君问：“你们县长在不在家？我们要会一会他。”那人说：“在，我去给你们通报。”过了一会儿，那个人来说：“县长有请。”我们立即去会见了那个分县长，他坐在办公桌旁，一面看公文，一面和我们应酬，表示很忙的样子，显然是故意做作的。我说：“我们没有换衣服，礼貌不周，请原谅！”他说：“上路嘛。”那时天气已热，我们穿的都是学生制服，我的上衣是在会理时王焕伦给我的，下身穿的花标布短裤就是陈达暄给我的那一条。那个分县长问我们是哪里人，到哪里去；我们回答，是会理人，在云南大学读书，到昆明上学去。他说，他是东川人，在昆明住过，云南大学不错呀。我问他：“在昆明认不认识廖伯民？”他支吾其词，既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我说：“廖伯民现在在大众电影场当经理，他住在东海子边十七号。”郭竹君说：“我们由几个同乡办点烟土来，在这里给没收了。他们都是靠一点本钱来维持家庭生活，请县长原谅他们，还给他们。”那个分县长说：“这是省里禁烟督察处办的事，我管不了。”他的语气很坚决，郭竹君不好再说下去了，就此告辞。

从江驿到昆明，行程八天。中间在元谋休息一天，住在一个通安人的家里。

从元谋到马头山那天的傍晚，忽然遇见赵光洁、傅杰、曾昌礼三人。傅杰是盐边人，省二师校后师同班同学；曾昌礼也是盐边人，省二师校中一班的同学。一九三五年二月，赵光洁、傅杰、曾昌礼，还有一个黄玄辉（中一班同学），他们四人一同由盐边去西昌上学，路经会理，得知西昌反动当局逮捕赵光洁的消息，他们四人就一起跑到昆明去了。马头山相遇时，他们是由昆明来，要回盐边去。我把我在冕宁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第二天就南北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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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黄应龙（1906—1935），原名王绍之，又名王德生，湖北黄梅县古角山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参加北伐时任营长。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春，奉党组织的命令，回到鄂东恢复党的组织。1928年，在黄广暴动中，任中共黄梅军事部长。1929年任中共黄梅县委委员，在古角山、唐穴等地开展地下斗争，创建了中共黄梅县西区特别支部。后调往阳新任阳（新）大（冶）游击大队副队长。从此，化名为黄应龙。阳大游击大队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后，黄应龙任纵队长。1930年6月，在新成立的红三军团下辖的红八军先后担任军部副官长、团长、军附属医院政委。1931年9月，先后任红三军团医院、红五军团卫生部、红军军医学校政委。
中央红军长征中，任中央军委纵队干部休养连指导员。1935年5月22日陈云在冕宁县东街陈家老院子召开会议，决定在冕宁建立地方武装抗捐军，黄应龙任总司令。几天中，抗捐军发展到5个中队，五六百人的武装，开展了为红军筹集军用物资等大量工作。抗捐军在峨瓦遭遇突然袭击失败后被捕，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到冕宁将他押走，在成都受审，拒绝书写反动声明，后被杀害，时年29岁。
1983年7月30日，湖北黄梅县人民政府批准王绍之（黄应龙）为革命烈士。

[2]洛北瓦应为糯白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