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珍重名声

咸丰四年甲寅岁

十一月二十三日（1855）书于九江周次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二十五专人送信回家。魏荫亭归，又送一函。想先后收到。十一月二十一日，范知宝来九江，接澄弟信，具悉一切。

部监各照已交朱峻明带归矣。树堂要功牌百张，又交荫亭带归。余送朱峻明途费二十金，渠本解船来，故受之。送荫亭二十金，渠竟不受，俟有便当再寄渠。江隆三表弟来营，余念母亲之侄仅渠有子，送钱四十千。渠买盐花带归，不知已到家否？荫亭归，余寄百五十金还家，以五十周济亲族，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军中银钱，余不敢妄取丝毫也。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1]，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塔、罗自田家镇渡至江北后五获胜仗，九江对岸之贼遂下窜安徽境。余现泊九江河下，塔、罗渡江攻城。罗于二十一日与贼接仗，杀贼二三百，而我军亦伤亡四十余人。此在近数月内即是小有挫失，而气则未稍损也。

水师已下泊湖口，去我舟已隔六十里。二十夜，贼自江西小河内放火船百余号，实以干柴、桐油、松脂、火药，自上游乘风放下，惊我水营。两岸各千余人呐喊，放火箭、火球。其战船放炮，即随火船冲出，欲乱我阵。幸我军镇定，毫不忙乱，反用小船梭穿于火船之中，攻入贼营，烧贼船十余号，抢贼划[2]数十号。摇撼不动，是亦可喜之事。

余身体平安，癣疾近又大愈，胡须日长且多。军中将士俱平安。余不一一，即候近佳。并恳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福安。

解读

今人常对历史持怀疑的态度，尤其认为儒家所言的忠信仁义，不过是史书中故意雕琢过的故事，真实的人哪能做到如此忠义、诚实？这实在是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道德信任的大危机。似乎做官的没有一个不贪的，经商的没有一个不诈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曾国藩这封信时，便可知晓，在传统社会中，道德的约束并不单纯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它更是希圣希贤的君子们内心的认可，是对自己行为与名声的敬畏。

在信中，曾国藩交代家中几位弟弟，又托人带回去百余金，其中五十金用来接济家中贫寒的亲戚，另外一百金留自己使用。但是，曾国藩也清楚，这些钱远不够家中使用。他坐镇军中，人事、财力皆由他来统管，但是曾国藩却说军中的钱银，哪怕是一分一毫，他也不敢肆意妄为地取作私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挪用公款。正如他当年刚刚到达北京，在京中坐馆也管过账时一样，他对于公家的钱财丝毫不敢有半点私心。为什么曾国藩可以做到如此自律、严明？说，名声这东西，是天最珍重爱惜的，也是最不轻易给予人的。信中说的造物，便是造物主，其实就是宋明儒学中所说的“天理”。我们今天一听到“存天理，灭人欲”就觉得害怕，感觉儒家实在太严酷了，这又是大大的误解。天理是什么？在宋明儒家那里，天理不仅是万事万物生成的根源，是宇宙运行的根据，同时还是自然的法则，是人间道德的依据。1963年，牟宗三在香港大学讲宋明儒学，其中谈到天理时，说：天理，动态地说，就是生生不息的宇宙的运行；静态地说，就是道德法则。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看不到“天理”，看到的只是繁华世界、灯红酒绿，但是这些并不是世界的本质。在这些变化纷繁的世界背后，这个世界得有个根底，这个根底就是“天理”。这是中国人的老话，其实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价值标准。曾国藩说名声是天理赋予人的，而且还不是轻易赋予人的，也就是说名声是符合道德标准后，才能被大家认可的东西。名声这东西，其实很微妙，稍有一点差池，就会被败坏掉。曾国藩说自己的德性并不高，但是却能享受天下的美名，这是由家族前辈时代累积而成就的。但是，光是他自己，他显然总是觉得自己担不起这样的名声，所以一刻也不敢放纵自己骄奢堕落。不仅如此，在家中父亲、叔父，弟弟们，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侄子、侄女们，总之一家上下，都应该节俭、自律，不可以仗着现在的家族名誉而对他人傲慢。古时候的人总说，人如果并没有那么高的德性，却享有盛名，那一定会遭遇到祸患的。曾国藩便常常以此自省、畏惧，在此也要详细地跟弟弟们讲这个道理，希望家中子弟可以做到这一点。

如此看来，声名是对君子德性的肯定，然而，若要保有声名，就一定要戒骄戒傲，谨言慎行。声名不是名利，它有积极的意义，是对人的肯定；然而，若是名实不符，则是君子最大的忌讳。

注释

[1]儆：使人警醒，不犯错误。儆惧：指警惕和畏惧。

[2]划：指划子，即小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