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以身作则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岁
七月十八日（1847）
原文
四弟、九弟、季弟足下：
六月二十八日发第九号家信，想已收到。七月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1]虽头面微有痕迹，而于召见已绝无妨碍。从此不治，听之可也。
丁士元散馆[2]，是诗中“皓月”误写“浩”字，胡家玉是赋中“先生”误写“先王”。
李竹屋今年在我家教书三个月，临行送他俸金，渠坚不肯受。其人知情知义，予仅送他褂料被面等物，竟未送银。渠出京后来信三次。予有信托立夫先生为渠荐馆。昨立夫先生信来，已请竹屋在署教读矣，可喜可慰。
耦庚先生[3]革职，同乡莫不嗟叹。而渠屡次信来，绝不怪我，尤为可感可敬。
《岳阳楼记》[4]，大约明年总可寄到。家中五种遗规[5]，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我得忝列卿贰，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则骄奢淫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别家无好榜样者，亦须自立门户，自立规条；况我家祖父现样，岂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堕落之乎？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后辈骄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劝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种遗规》。四弟能信此三语，便是爱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语，便是弁髦[6]老兄。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
六弟近来气性极和平，今年以来未曾动气，自是我家好气象。惟兄弟俱懒。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亦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二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吴、彭两寿文及小四书序、王待聘之父母家传，俱于八月付回，大约九月可到。
袁漱六[7]处，予意已定将长女许与他，六弟已当面与他说过几次矣，想堂上大人断无不允。予意即于近日订庚，望四弟禀告堂上。陈岱云处姻事，予意尚有迟疑。前日四弟信来，写堂上允诺欢喜之意。筠仙已经看见，比书信告岱云矣。将来亦必成局，而予意尚有一二分迟疑。岱云丁艰，余拟送奠仪，多则五十，少则四十，别有对联之类，家中不必另致情也。余不尽言。
兄国藩手草
解读
人在一生中，若想要成为“理想的自己”，总免不了有一位能模仿和学习的偶像。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说的都是要以他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对四弟所言，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告诫四弟要做家中子弟的榜样。但是，至于怎样才能以人为榜样，提升自己，则显示了一个人待人的视角。
榜样的出现，无非你在他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所赞赏的品质。这种发现他人优点的眼光，也是极为难得的一种视角。曾国藩在第四段中感慨被革职的贺长龄就是这样一种眼光。贺长龄早年入京，已在官场沉浮多年。他为人严谨、素朴，曾国藩尝与他论学，探讨汉学之弊，共同推崇经世之学的重要性。但是，贺长龄在担任云贵总督时，未能妥善解决当地汉族与回族间的冲突，虽以兵力击退了叛众，但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时当地再次陷入叛乱。因此，贺长龄被革职，最终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乞病归，回到原籍。曾国藩在此，并没有因为长龄的被革职而加以批判，反倒对长龄大大赞赏，言语中也透露着极为遗憾的情感。
以人为榜样，不仅需要发现他人优点的眼光，同样也要有立自身为榜样的勇气。曾国藩对四弟所言，即是此意。曾国藩以祖父、父亲及叔父等家中少年者之长辈为例，告诉弟弟当知父母之耳提面命、身体力行，才是族中子弟最好的老师及榜样。儒家所言的“学”，本就是效的意思。在未有学校教育的远古年代里，学就是跟着有德性的长者做，其实就是向榜样学习。若家中父辈作为不足为榜样，那么，子弟中的长兄就应担起榜样的责任。曾国藩因不在家中，因此将一切希望都寄予在四弟的身上，望他能成为一个家中的榜样。不可有乱于兄弟的和睦；不可妨害妯娌间的关系。四弟要担当起一个家，责任之大，不可不学。所以，曾国藩又以“勤”“早起”“看《五种遗规》”来告诫四弟。
人生之路漫长，总要在前进的路上找到自己的老师，如孔子所言那样，从善如流。如果未能遇到优秀的榜样，则需要有挺立自身的勇气，要有以身作则敢于担当的意识。这也是修身之纲目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注释
[1]癣疾：皮肤癣。曾国藩常年患有癣疾，时好时坏。有时也会因癣疾影响正常生活。但在此处，癣疾并不严重，曾国藩也能平常处之。
[2]散馆：所谓馆职，指唐代以来所形成的官职体系，宋承唐制，设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统称为三馆。一般指文人所做的文职馆职。明、清时，称翰林院、詹事馆的馆职为馆。散馆指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后参加甄别考试，其中一甲三名授修撰、编修。庶吉士需由特派的翰林官进行教育，庶吉士学习之地称为庶常馆，学满称散馆，留充编修、检讨的称留馆。
[3]耦庚先生：即贺耦庚（1785—1848），名长龄，字耦庚，号西涯，晚号耐庵，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嘉庆进士，道光时历任江苏、福建等省布政使，后官至云贵总督。曾国藩曾与贺长龄论学，谈“诚”之意及考据之弊，力主复经世之学。
[4]《岳阳楼记》：此文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为重修岳阳楼写的。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较为出名和引用较多的句子。
[5]五种遗规：清代陈宏谋所编纂的启蒙丛书，是清代家庭教育中常用的一套丛书。五种遗规包括《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全书最终辑成在乾隆八年（1743）。晚清学制改革后，五种遗规仍然是启蒙类的重要书籍。
[6]弁：音biàn，黑色布帽。髦：音máo，童子眉际垂发。弁髦：古代男子行冠礼，先加缁布冠，次加皮弁，后加爵弁，三加后，即弃缁布冠不用，并剃去垂髦，理发为髻。因以“弁髦”喻弃置无用之物。引申为鄙视。
[7]袁漱六：翰林院编修袁芳英。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与其子袁秉桢结为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