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格物功夫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
十月二十六日（1842）
原文
诸位贤弟足下：
十月二十一日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1]，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2]，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3]则忧之，蛮夷猾夏[4]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5]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叶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叶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6]。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叶，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
兄国藩手具
解读
“修身”既要养身，又要养心，做到身心兼备方可称为“修身”。然而，怎样的方式才可以做到修身呢？在曾国藩与弟弟们的这封信中，我们便可窥到儒家修身方法的一些精髓。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了“修身”与《大学》中“格物”“诚意”的关系，且在这之前谈到了君子立志与所忧的问题。
首先，立志与“所忧”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立下怎样的志向，便会对什么样的事情担忧。曾国藩虽肯定了四弟立志读书的决心，然而对其志向的坚定性则提出了质疑。他谈到若要真的立志读书，则哪里都是清净的读书场地，言外之意，真的志向不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制约，关键是看一个人是否要坚持这个志向的决心。在谈到六弟担忧自己命运坎坷时，曾国藩则表示因为一两次科举考试的失利，便担忧起自己的命运来，实在不是一个君子所忧之事。君子所忧心的事情应该是怎样才能养成君子品格，如何才能修德讲学。这是因为君子所立的志向，绝不是一个外在的功名，而是如张载在《西铭》中所谈到的那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地境界。当学者将其志向定在天地之间，专注于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于父母生养，无愧于做一个天地间大写的“人”时，他所担忧的事情才会有新的境界。这时人的目光是敞开的、高远的，人世间的文明开化、国家的兴衰存亡、政治的清正廉明、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是他所担忧的事情。这些事情与君子个人的名誉、荣华无甚相关，而君子却会忧心于此，这才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之人的境界。冯友兰说过人生有四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作为君子就是要将自己从生存的、欲望的自然和功利境界中抽离出来，进入道德境界，从而最终达到天地境界。人生之志决定了人生之忧，因此，越高的志向越容易使人进入更高的境界。周敦颐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学者只有立下伊尹、颜子之志后，方可进修其道，以通达更高的境界。
其次，曾国藩谈到了“修身”与“格物”“诚意”的关系。《大学》自位列“四书”，程颐说它是“入德之门”。《大学》中的八条目是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修身的基本纲目。在这里曾国藩特别强调了“格物”与“诚意”，从而将修身落实到了实处。《大学》虽是儒者修身的纲目，然而它并不是道德规训；它代表着一种实践的品格。修身，不是禅坐，亦不是考据；修身首先源自对于“物理”的理解。理学家认为万物皆有其理，如同月映万川，这是天理在万物上的映射。物理不仅包含事物之理，也包括“事件”“事情”的理，所以朱子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正如曾国藩在此所列：人的身心、意志皆有其理；一家一国亦有其理；日常行为也有理。如何去认识了解这些理？首先要从最切近己身的事和物上入手，所以叫“格物而穷其理”，朱熹说这叫“近取诸身，百理皆具”。当我们认识了这些理，便是做到了“格物”。我们身边的物和事有哪些呢？曾国藩讲到侍奉双亲是事，为什么这样做（孝）便是此事的理；敬随兄长是事，为什么这样做（友）便是此事的理；心，是事，博学审问、慎独省察是养心之理；身是物，于行走坐立间都能保持恭敬便是养身的理；每日所读之书，句句都是物，可以做到深刻理解其意义便是读书之理。理解并做到这些物之理，便是“格物”。而格物还需要落实在“诚意”上，诚意就是不欺，不仅不欺骗他人，更重要的是不自欺。明白了道理而且能身体力行，才是真的不自欺，否则便非“诚意”。这就是曾国藩所谈的格物与诚意是修身最为关键的步骤。
从格物、诚意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的修身需要长久而踏实地下功夫。怎么样才能做到？曾国藩因受到倭艮峰先生的启发，而意识到记录“日课”是极好的修身功夫。所谓日课，便是“日记”。日记的意义在于记录每日所为且进一步反省自身，如曾子所谓“三省吾身”即是这一道理。曾国藩谈到自己每日以楷书记录日记，并与友人相互督促，以此来修身。这一做法，是要从“一念一动”上做到“慎独”，是一种极为严格的修身功夫。人之情感极为复杂，很容易陷入妄念之中，因此，从念头上去下功夫，才能砥砺出坚毅的品性。曾国藩一生重修身，而他的修身正是从每日日课的念头上去下功夫。正因如此，即便刚开始做日课，曾国藩已有很大的进步，他在信尾写到与郑小珊化解误会的事，这正是他在每日日课的反省下所做的改进。儒家自孟子至王阳明，都谈到心的重要性。心，就是人的一念一思。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阳明说君子要“发明本心”，都是意识到人之心思的精微。只有从念头上下功夫，才可以将修身落至实处。
注释
[1]负薪牧豕：背负着柴火、喂养着猪，形容学习的环境非常艰苦。
[2]自怨：自我埋怨。数：命运，运数。奇：不好。自怨数奇：指自我怨恨命运不好。
[3]梗化：顽固而不服从教化。
[4]猾夏：扰乱、侵犯华夏。
[5]牧猪奴：赌徒的鄙称，这里指无道德操守之人。
[6]符契：符合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