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叙事作品中的历史书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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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于2015年4月13日逝世,德国失去了一位伟大作家、一位民主斗士、一位和平使者,世界失去了一位代表德国良知的伟大人物。中国对于格拉斯的去世有诸多的哀悼和纪念文章。如今,中国对格拉斯最好、最合适的纪念出现了,这就是本书的及时出版。

及时出版指的是出版时间在2015年,然而书的酝酿和写作则花费了作者谢琼近十年的时间和心血。谢琼热爱格拉斯的作品,对格拉斯的人格崇敬有加,也对格老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多次赴德研修,收集有关资料,并曾两次在格拉斯的家中做客,与格拉斯面对面交流,聆听格拉斯谈论自己的作品和思想,多受启发。谢琼对格拉斯作品的理解和分析,也得到了格拉斯的首肯,格拉斯对谢琼的研究工作多方鼓励并心怀期待。今天这部全面研究格拉斯作品的著作与广大读者见面,想来,格拉斯在天之灵也会为之欣慰的。

厚积薄发是真正做学问必备的素养,做研究对研究对象应该要有兴趣,谢琼拥有这样的素养和兴趣,她十年磨一剑,终于能够将这本厚重的高质量的著作送到读者面前。期间寒窗苦读的艰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煞费苦心,非亲身经历者可体会,这样的艰辛和苦心在我们捧读本书的时候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需要时间。作为大学部门主管和骨干教师,谢琼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地投入工作,而为妻、为母、为女的谢琼又是贤妻、良母、孝女,这也都需要精力和时间。除了几次在德国的逗留,凡是在国内时,她写作和阅读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是以减少睡眠时间、牺牲休闲时间换取来的。

在挤出的时间里能够如此细致入微地做研究工作,如此深入地走进格拉斯的历史书写世界,能够如此广泛地吸取各方面的知识,把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作家的生平、履历,作家对文本表现问题的主观态度和观点等研究透彻。又要研究各种与分析作品有关的理论,将叙事学理论、历史阐释学理论、生态文学理论、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应用到文本分析中。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别出心裁,把与第三帝国时期的有关的各种概念的渊源、特点及流变过程专门写成一大篇,以之与作品相结合来阐释作品,这一工作所花费的功夫不比阅读和分析作品本身少,这许多有关知识,真是能够给读者带来不尽的思考。这也证明了谢琼扎实诚恳的学风、深入探究的精神。在我们当今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这真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素养。

迄今为止,本书是国内介绍、分析、评论格拉斯作品最全面的专著。全面指的是分析内容和观点的全面,也指所涉及作品的全面,并且指与之有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作者非常有心地将格拉斯的作品分期,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以后的最新作品都被囊括其中,各个时期都有整体概况的评介,指出其写作突出的重点,并以其中一部代表性作品为中心展开讨论。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铁皮鼓》是用小人物表现大历史,从而清算第三帝国历史及历史中的人性弱点;60年代的《猫与鼠》继续面对充满军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纳粹历史,着重描写了个体在集体压力下的悲惨命运;70年代的《蜗牛日记》在表现第三帝国时期但泽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德国现实政治的思考;80年代的《母鼠》表现了人类因为过分崇尚理性和科技的力量,而导致非理性的大爆炸发生,这种由极端理性导致的非理性与纳粹历史中现代性产物的大屠杀极为相似;90年代的《我的世纪》通过历史进程中不同人物‘我’回顾了德国辉煌而恐怖的20世纪百年历史,犹如用文学手段勾画的一幅20世纪德国历史的全景图加剖面图;发表于2002年的《蟹行》则通过书写德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事件及其现实影响,警示了新纳粹主义复活的危险,表明和印证了格拉斯历史循环往复的观点。”

谢琼认为格拉斯的历史观看似非常悲观,然而他却“一直以文学为工具,以一个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对罪责的反思作为他开展文学创作的出发点,用一种永不言弃的西西弗斯精神书写历史,锲而不舍地进行着教育和启蒙工作,展示了一个文学家的勇气、担当和良知。”

其实,谢琼在写作本书时,同样抱着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她知道,触动历史的创痛会使人不安、不舒服,然而这是必要的,虽然人们不一定真的能够以史为鉴,然而历史真面目却应该让人知道,后辈尤其应当认识历史,否则,悲惨历史的重演是十分可能的。今天德国的年轻人并不关心过往的历史,觉得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关系,在某些小地方,新纳粹有抬头的趋势,这自然是极少数的青年对现实失望而产生的倾向,不会成为气候,不过这种现象更加印证了格拉斯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我国的年轻人多数抱着同样的态度对待历史。谢琼对格拉斯书写历史的细致分析和评论可以让我国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有所启发,其现实意义之重要自不待言。

格拉斯要在他的小说中,“让那些不可避免地与历史相遇的人出来说话:这是一个把他们变成牺牲品和作案人,变成随大流的人,变成猎人和被猎对象的历史过程。”格拉斯认为,在写作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死者在看着他。

是的,那些策兰《死亡赋格曲》中的躺在空中坟墓中的人们,那些匈牙利犹太裔作家凯尔泰斯笔下的“被碾在灰烬里的面孔”,那些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老少男女以及其他因为纳粹暴行而受难的人们,格拉斯觉得他们在看着他写作,因为“奥斯维辛并没有在我们的身后结束”,“理解历史上的奥斯维辛,认识现代的奥斯维辛,警惕未来的奥斯维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怀着对人类的悲悯之心在写作。他要还历史以真面目,以免以后还有这样的悲剧发生。谢琼怀着同样的情怀写作她的这本书。

读这本书能够使人对格拉斯作品及其历史和文化内涵有相当深入与全面的认识。谢琼极力从作品及各种有关理论中阐释格拉斯的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进步观和文学观,让读者“对格拉斯剜疤疗伤的大苦闷、大悲悯和他的作品会多一分理解,从而对德国历史和文化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本书的另一非凡价值是,当我们捧读本书时,我们一定也会对自己的历史多加思考,对自己当下的社会的发展多加关心。建设一个启蒙的公民社会是格拉斯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愿望。

这本书告诉我们,“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意义的赋予者。我们如何阐释历史,不但决定了我们的现实存在,也引导着我们的未来走向。历史事实不但再三验证了格拉斯关于历史有着重复性的告诫,也一再证明牢记历史教训、吸取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十分可贵的,在书的上篇,谢琼费了许多功夫“考察了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汉娜·阿伦特和齐格蒙·鲍曼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极权主义和大屠杀进行研究的成果。”对此做了大量的介绍和评述,对此有兴趣的读者,正好以此为契机,自己做出再思考和研究。谢琼读后的结论是诸位学者殊途同归地强调了“个体的道德责任和个体良知的作用,这其中包含有对个体反思能力、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等的考量”。个体道德责任和个体良知,也正是我们自己当下社会最为需要的品质。

顺便提一下,谢琼列出的格拉斯传记,如福尔克·诺叶豪斯的《用写作抵抗流逝的时间:君特·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注:Neuhaus,Volker:Schreiben gengen die verstreichende Zeit:Zu Leben und Werk von Günter Grass.Mü: Taschenbuch Verlag,1997.)、哈罗·齐默尔曼的《德国人中的君特·格拉斯——一部关系编年史》(注:Zimmermann,:ünter Grass unter den Deutschen.Chronik eines Verh.ltnisses.1.Auflage.G: Verlag,2006.)、米夏埃尔·于格斯的《公民格拉斯——一位德国诗人的传记》(注:Jürgs,:ürger Grass.Biografie eines deutschen Dichters./1.Auflage.Durchgesehene undüberarbeitete Taschenbuchausgabe.Mü: Goldmann Verlag,Oktober2004.)、克劳迪娅·迈耶伊斯万迪的《君特·格拉斯》(注:Mayer-Iswandy,:ünter Grass.(注:Mü: Taschenbuch Verlag,Originalausgabe,August(注:2002.)、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的《我们的格拉斯》(注:ReichRanicki,: Grass.Mü: Taschenbuch Verlag,ungekürzte Ausgabe,Oktober2005.)、培尔·欧尔廓尔的《君特·格拉斯——一位德国作家被检验》等,可以帮助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找来阅读。

格拉斯的作品是真诚、有勇气、有力量的作品,显示出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

本书也同样具有真诚、勇气和力量,同样显示出谢琼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自己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

愿读者从中受益!

谢莹莹

于北京2015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