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当代德国最著名的文学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以诗歌在文坛崭露头角，他同时是诗人、剧作家、散文家，还是一位风格独特、富有创新精神的画家和雕塑家，又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和社会活动家。他经常把文学作品的主题变为作画的题材，他的小说又经常混合了诗歌、散文和绘画。但格拉斯主要还是以小说家闻名于世。

在格拉斯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著作颇丰。瑞典文学院称赞格拉斯“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的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以一个启蒙者的姿态、“以嬉戏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Grass hat in munter schwarzen Fabeln das vergessene Gesicht der Geschichte gezeichnet.）。从他195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始至21世纪的今天，历史书写成为格拉斯叙事作品创作的最重要的主题，是他对历史不被后人遗忘的尝试和努力。《铁皮鼓》（1959）使德国文学跻身于世界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与相继问世的《猫与鼠》（1961）和《狗年月》（1963）构成“但泽三部曲”。此后，格拉斯几乎每隔几年便有作品问世：《局部麻醉》（1969）、《蜗牛日记》（1972）、《比目鱼》（1977）、《相聚在特尔格特》（1979）、《头脑的产物或德国人死光》（1980）、《母鼠》（1986）、《铃蟾的叫声》（1992）、《辽阔的原野》（1995）等，这些作品都打上了所在年代的烙印，反映了德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世纪之交，格拉斯出版了描述20世纪辉煌与恐怖的德国历史的《我的世纪》（1999）。进入21世纪，老骥伏枥的格拉斯仍旧笔耕不辍。《蟹行》（2002）成为他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2006年，自传性作品《剥洋葱》的问世更是掀起轩然大波；2008年，《盒式照相机》出版；2010年，《格林的词语——一部爱的宣言》面世。除了叙事作品，格拉斯还有诗集、戏剧作品以及随笔、日记、通信集等陆续问世。对格拉斯文学作品的接受成为各个时期德国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他的每部作品乃至发表的谈话和言论，都会引起评论界的争议和讨论。

历史书写是格拉斯叙事作品创作的中心主题。在谈论和书写历史的时候，人们很难不联系自己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每一部历史作品都反映了作者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文学方式的历史书写也是如此。作家本人的记忆和经验是他文学记忆和创作的潜文本。“1927年”和“但泽”——格拉斯的出生年份和他失去的故乡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因为20世纪20年代生人“虽然没有充当作案者，但在作案者的阵营里，属于奥斯维辛（注：奥斯维辛：波兰地名。纳粹政权曾在这里建立了规模最大的灭绝营，它是纳粹时期无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代表，民族屠杀的标志，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断裂和灾难的象征。在格拉斯看来，德国人犯下的罪行都统归在“奥斯维辛”这个概念之下。）这一代人”（注：［德］君特·格拉斯，林笳、陈巍等译：《与乌托邦赛跑》，34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用文学拯救失去的故乡成为格拉斯文学创作，尤其是叙事作品创作的原动力。从创作伊始的“但泽三部曲”开始，可以说，故乡但泽这一主题就从未完全离开过格拉斯，在《局部麻醉》（1969）、《蜗牛日记》（1972）、《比目鱼》（1977）、《母鼠》（1986），直到《铃蟾的叫声》（1992）、《蟹行》（2002）和《剥洋葱》（2006）等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但泽的影子，因为格拉斯认为，“我的故乡但泽作为生动形象的例子，足以记录下德国罪行的开始及其发展”（注：Günter : sagen wir es den Kindern,Gü: Deutschen und ihre Dichter.G.: Verlag,1995,S.215）。格拉斯试图寻找故乡丧失的原因，“1945年，我也丧失了出身中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部分，我的故乡但泽。我不可能对这种丧失满不在乎。我必须听别人一再告诉我，在哪里准能找到这种丧失的原因：德国人的狂妄和对人类的轻视，德国人对顺从的毫不迟疑，那种违背所有法则的傲慢，它把‘要么全部要么全无’解释为德国人的意志，到最后，当‘全部’被掩埋在不幸下面时，却不想承认‘全无’”（注：［德］君特·格拉斯，林笳、陈巍等译：《与乌托邦赛跑》，326~3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在作家一生的创作中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在各个不同的故事中，也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内核。如果说作家是有意识地这么做，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无意识的产物。作家从事写作的基本理由之一，就是力图通过写作将某种隐藏在心中的意图呈现出来。也许他最终并不能彻底完成这一任务，但这种努力构成了作品与作品之间似断若连的链索，作家经由这条链索传达出他对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包括历史）所表明的态度，以及其他丰富的信息。”（注：格非：《小说叙事研究北京》，9~6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奥斯维辛”成为格拉斯写作的内核和贯穿他文学创作的中心意象之一。作为一位作家，格拉斯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伊始就遭遇了阿多诺发表于1951年著名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格言，阿多诺的告诫经常被误读为不能写诗的禁令，其实他所说的野蛮，是指在追求美学创作时不可避免地美化牺牲者的命运。格拉斯一直在奥斯维辛问题上挣扎，尽管他承认“把奥斯维辛理解为文明史上的转折点和无法治愈的裂痕”（注：［德］君特·格拉斯，林笳、陈巍等译：《与乌托邦赛跑》，33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但作为奥斯维辛这一代人中的一员，格拉斯把阿多诺的告诫称为一个新的“绝对尺度”，一种信条，就是带着“禁欲”（注：格拉斯在1990年题为“奥斯维辛后的写作”的法兰克福诗学演讲中解释，禁欲就是说不相信所有清脆悦耳的声响，不相信自然神秘主义者抒情的永恒性。）和“怀疑”（注：格拉斯从不隐瞒自己的怀疑精神，在1970年题为“文学与政治”的演讲中，他说，“我承认自己在生活中没有信仰……一旦把信仰摆在理性前面，政治和文学都开始遭到破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信仰怀疑”。）的态度深入地研究和撰写历史。因为文学唯有保持与对人类苦难历史回忆的联系，它才可能是符合时代、人性和道德的，才能有直抵人心的力量。1970年，格拉斯在《一位父亲向孩子们解说奥斯维辛时遇到的困难》演讲中首次暗示，尽管奥斯维辛在时空上是特定的，表现出来的是人类具有的也能够为人类所理解的兽性，但它在时间上具有普遍性，是一种可以重复的事件。他表示，“理解历史上的奥斯维辛，认识现代的奥斯维辛，警惕未来的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并没有在我们身后结束”（注：［德］君特·格拉斯，林笳、陈巍等译：《与乌托邦赛跑》，8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格拉斯甚至认为在《蜗牛日记》里用来象征进步的符号蜗牛，对人类还是太快了。“未来已经追上我们……时代的划分似乎被取消了：过去的野蛮反方向迎面而来，我们认为是朝后看，而回忆起的却是已知的未来。进步仿佛已经抛弃在我们后面”（注：同上书，163页。）。这种对时间的多维度表象的感知使得格拉斯在写作中采取了一种新的时态，他把它叫做“过去现在未来时”（注：Ver.gegen.kunft.是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德文词Vergangenheit,Gegenwart,Zukunft合成的。）。格拉斯的这一时间观在《蜗牛日记》中初具雏形。格拉斯认为一切都是循环往复的，历史犹如一只反刍动物，因此格拉斯把作家定义为“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的人”，试图通过写作去唤起被遗忘的历史，针对罪孽历史，作家需要“更多地去揭开伤口，不让任何东西过快治愈，使人们记住德国历史的罪过”（注：［德］君特·格拉斯，林笳、陈巍等译：《与乌托邦赛跑》，23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格拉斯对自己的公共角色定位是一个有责任心、对时事采取立场的公民，他呼吁和敦促自己的同胞以相似的理性方式行动，却“不想妄自尊大地当‘民族的良心’”。格拉斯认为“诗歌不认同妥协，我们却靠妥协生活”（注：［德］君特·格拉斯，林笳、陈巍等译：《与乌托邦赛跑》，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他秉持妥协和长期、点滴进步的观念，认同社会民主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传统，推崇改良，是革命的反对者。格拉斯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坚持认为政治不是非黑即白的东西，而是各种灰色，即充满了妥协；他反对过快的重新统一也是基于对奥斯维辛的考虑，作为既是爱国者又是世界公民的作家，应该“以准确的而不是盲目的方式”（注：同上书，228页。）热爱祖国；他甚至是在政治失败后也拒绝放弃，把乔治·奥威尔（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记者、作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其代表作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堪称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有评论家如此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和阿尔伯·加缪（注：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代表作家，在《西西弗的神话》中他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没有任何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只要竭尽全力去穷尽它就应该是幸福的。加缪不同意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他不相信来世，因为荒谬告诉他，没有什么明天，没有什么来世，要义无反顾地生活。这就是人的深刻自由的理由，这一点与萨特的自由观不同。因为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是要脱离日常混沌，超越现在。）引为知识楷模，把西西弗斯（注：《西西弗的神话》是法国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代表作家阿尔伯·加缪富有荒诞哲理的寓言式的作品，作家通过西西弗这个神话人物，塑造了一个不屈从命运，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的荒谬英雄，表现了人类与荒诞命运的抗争精神，是整个人类生存荒诞性的缩影。（见：[法]加缪，杜小真译：《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格拉斯经常在各类演讲和讲话中提到他和他所代表的精神。此译本用“西西弗”译名，本文行文中采用“西西弗斯”译名。）奉为行动的榜样。

对历史尤其是奥斯维辛的历史书写贯穿格拉斯文学创作的始终。格拉斯在文学作品中书写的历史和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既有相似也有相异之处。现在我们对德国不同年代历史学家的历史观进行一番批判性的审视。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坚持历史实在论，即认定人没有本性而只有历史，历史学家要公正无偏，不对历史做出评判，仅仅是描述真实发生的过去（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种所谓“德国的历史观”的历史研究思想影响深远，但也被批评为缺乏道德参与。在联邦德国时期，置身于德国历史传统中的历史学家们强调每一历史格局的特殊性，而新的历史学家们却在社会结构和过程中寻找因果解释，意识到社会的政治语境。他们相信历史学家不可能做一个中立的观察者，而是必须表明某种道德立场，同时又不能让这一立场歪曲他们对于过去的建构。在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历史学家批评历史性的社会科学对作为历史进程中无名参与者的普通人在历史格局和背景中的漠视，而只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史日渐认识到文化和文化史的功能以及更加巨大的社会力量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倾向于保守还是倾向于自由，1933年到1945年的岁月对德国史学是一段无法抹去的令人困窘的经历。（注：[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彭刚、顾杭译：《德国的历史观》，前言3~6，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正如贝内代托·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他由此展开道，“历史所叙述的这些事件，从时间上而言是遥远的，但实际上，它们仍可为现在提供借鉴以应对现实环境，并可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注：[法]雅克·勒高夫，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1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马克·布洛赫也不赞成把史学定义为“关于过去的科学”，他建议将历史定义为“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因为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他这种人类历史观启发了很多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按照史学中的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特征，史学不仅按照传统的看法让人们“谈古论今”，而且依照科学的历史研究特征还要“谈今论古”。（注：同上书，119~120页。）按照他们的观点，过去顺应着现在的旨趣在现在得到了诠释，“一个社会以什么观点分析其过去取决于它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注：《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编选：《对历史的理解》，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因而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指向现在，也指向未来，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操纵。另外，在现代社会，历史科学变成了一门关于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科学，而且由过去关注历史中的英雄人物到开始越来越重视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和行动，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重温历史，是因为不想悲剧重演。文学家格拉斯怀着深切的历史感和使命感，用荒诞、讽刺的笔触针对逝去的历史写作，他反思往事，描绘现实、预示未来，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这与现代历史学家指向现在、愈加关注普通人生存和行动的历史叙述极为相似。对于两者的相异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阐述：“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格律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格律不会改变这一点），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虽然其中的人物都有名字。”（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注：《诗学》，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另外，由于文学特有的诗意性和虚构性特征，使得小说家的记述方式、思考角度、关注焦点等与历史学家也是大相径庭，尤其是被历史学家书写出来的历史所忽略的世态人心的轨迹在小说家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格拉斯的作品中，真实的历史、天马行空的虚构、若隐若现的自传痕迹和沉重的反思融为一体。

本书以格拉斯贯穿其近六十年创作生涯的六部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从20世纪50年代的《铁皮鼓》（1959）、60年代的《猫与鼠》（1961）、70年代的《蜗牛日记》（1972）和80年代的《母鼠》（1986），直到创作于世纪之交的《我的世纪》（1999）以及发表于21世纪的《蟹行》（2002），不同年代不同的故事，但是它们却存在着某种联系和最基础的内核，那就是无一例外都表现了德国历史及其现实影响。格拉斯始终最为关注的是历史中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的命运，以及历史对他们的后续影响。

格拉斯为什么、如何表现德国历史及其现实影响？他近六十年对德国历史的书写是如何在不同年代的叙事作品中加以表现的？每个年代的表现主题之间有什么联系和不同？谁、为什么、如何成为他作品表现的主体？他们与历史、社会、文化的关联何在？现代性是如何在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上得到表现的？一个个问号萦绕脑海，它们成为本书思考、研究和撰写的出发点。

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21世纪的今天，格拉斯在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各类著作等身，各类奖项加身，他丰厚的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各地拥有数以千万计的读者，他的作品还被拍摄成电影和电视剧。1955年，格拉斯以《幽睡的百合》获斯图加特电台诗歌比赛奖项；195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风信鸡的优点》出版；1959年，长篇小说处女作《铁皮鼓》面世。《铁皮鼓》的问世，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语文学，正如德国作家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当时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铁皮鼓》“激起了兴奋和激怒的呐喊”。以后以十年为单位，格拉斯问世的作品都经常“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读者、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中间引起激烈的反响。在德语文学研究界，有关格拉斯研究的成果虽不似对卡夫卡、托马斯·曼等作家的研究那般汗牛充栋，但抛开时间因素，其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格拉斯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研究的角度大致经历了如下变化：格拉斯的生平和生活背景，作品在不同国家、不同阶层读者中的接受度，格拉斯对其他作家的接受，格拉斯与政治，格拉斯作品中叙述人物与叙述视角的研究，以及对各部作品中不同主题的分析，如宗教、伦理、艺术、教育、动物、人物形象等，不一而足。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文学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化研究的勃兴，以语言为基础的理论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样，伴随着各种文学理论范式的转换，文学批评话语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使处于多元文化批评背景下的格拉斯研究的阐释空间得以拓展，出现了各式各样新的解读视角，呈现出丰富的指涉意义。比如文学现代性、生态关怀、女权主义（性别研究）、文化学、神话原型、社会学、心理学、记忆学、身体和仪式理论等视角，均成为学界阐释的热点。仅以格拉斯传记为例，就有福尔克·诺叶豪斯的《用写作抵抗流逝的时间：君特·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注：Volker : gengen die verstreichende : Leben und Werk von Günter GrasS.Mü: Taschenbuch Verlag,1997）、哈罗·齐默尔曼的《德国人中的君特·格拉斯——一部关系编年史》（注：Harro :ünter Grass unter den Deutschen.Chronik eines Verh.ltnisseS.1.Auflage.G: Verlag,2006.）、米夏埃尔·于格斯的《公民格拉斯——一位德国诗人的传记》（注：Michael Jü:ürger GrasS.Biografie eines deutschen DichterS./1.Auflage.Durchgesehene undüberarbeitete Taschenbuchausgabe.Mü: Goldmann Verlag,Oktober2004）、克劳迪娅·迈耶伊斯万迪的《君特·格拉斯》（注：Claudia Mayer.:ünter GrasS.Mü: Taschenbuch Verlag,Originalausgabe,August（注：2002）、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的《我们的格拉斯》（注：Marcel Reich.: GrasS.Mü: Taschenbuch Verlag,ungekürzte Ausgabe,Oktober2005）、培尔·欧尔廓尔的《君特·格拉斯——一位德国作家被检验》（注：Per Ohrgaard（Aus dem D.nischen von Bartmann,Christoph）：Günter :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 wird besichtigt.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Aktualisierte und erweiterte Taschenbucha.sgabe,München,Oktober2007）等，它们从不同侧面刻画了格拉斯。

与其他语种世界一流作家相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海因里希·伯尔（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肩的格拉斯，起初仅限于德语文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只是有一些名声。随着由德国著名导演福尔克·施隆多尔夫根据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改编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同名影片《铁皮鼓》在部分单位内部放映，引起了当时知识界的较大反响。但是那时几乎没有任何格拉斯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其中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究其原因，其一，格拉斯以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词汇，被誉为是继托马斯·曼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德国语言大师。他的作品素以艰深、晦涩、难懂著称，他文风艰涩，遣词冷僻，表述怪诞，大量使用方言、俚语和典故，历史背景纷繁复杂，这些都给读者和译者在阅读、理解和译介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使人望而却步，知难而退。其二，格拉斯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如《铁皮鼓》和《猫与鼠》中有大量关于性的描写，这与当时中国的审美旨趣大相径庭，因此也只有在改革开放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才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译本大多数附有译者序，对广大普通中国读者来说，是较好的文本阅读指南，因为在中国，对德国历史和文化感兴趣者大有人在。正是因为格拉斯的深刻和丰富，他对德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透视和洞见，吸引了许多对德国历史、文化和文学感兴趣者。自从漓江出版社1998年推出《铁皮鼓》、1999年推出《猫与鼠》和《狗年月》以来，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也陆续开始了格拉斯作品的译介出版工作。迄今为止，格拉斯主要叙事作品大多都有了中文译本（注：详见本书附录）“格拉斯主要作品及其中文译作”。，包括一些随笔、访谈集。这对一位当代外国作家，尤其是非英语国家的作家来说实属难得，对德国历史和文化感兴趣者以及格拉斯作品爱好者、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

近年来，除了格拉斯作品的译介工作成绩斐然，国内学界，尤其是德语文学界对格拉斯作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对大多数其他外国作家的研究路径大体相仿，对格拉斯的研究大致也经历了从介绍到赏析再到评论的过程。20世纪80、90年代是赏析式解读、印象式研究，进入21世纪，受西方新型学术思潮和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的影响，国内的格拉斯研究也向多元化、纵深化发展。就笔者的初步调研结果显示，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格拉斯研究的专门著述出版比较少，以马娅（注：马娅：《惊世之鼓——君特·格拉斯小说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冯亚琳（注：冯亚琳：《君特·格拉斯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的专著为代表。国内关于格拉斯研究的资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各级各类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另一类是学位论文（主要是德语专业或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笔者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引擎，对于“君特·格拉斯”这一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共得到428个检索结果。通过筛选剔除不相干或符合度较低的检索结果，得到截至2012年年底国内对于格拉斯的研究结果为：期刊报纸类发表文章183篇，学位论文16篇，其中硕士论文14篇，博士论文2篇。

国内对格拉斯的研究虽然日益深入和多元，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可能是囿于研究视野、受限于文化背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多数研究还是流于对单篇文本的解读，多聚焦于对作家叙事风格、写作技巧、叙述视角、人物分析等的研究，虽各有洞见，但缺乏较为整体的关照，而且历史和文化的内涵与深度也相应匮乏，使人难见全貌。相对于格拉斯作品的丰厚和思想的博大精深，目前的研究现状未免让人生憾。但换一个角度审视现状，这对国内的格拉斯研究者们意味着格拉斯研究还有足够大的空间，许多主题尚待深入挖掘。笔者拟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对格拉斯的叙事作品进行研究，从而达到研究德国历史和文化的目的，而且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现实作用和借鉴意义，应该大有可为。

本书对格拉斯叙事作品的历史书写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立足于对第三帝国时期历史有关概念的渊源、特点、流变等的研究，在厘清第三帝国时期历史和文学特点的基础上，考察了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汉娜·阿伦特和齐格蒙·鲍曼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极权主义和大屠杀进行研究的成果。在思考和研究中，他们对种族主义、恶的平庸性和现代性以及大屠杀再次发生的可能性都做出了警示，试图寻找解决之道，但是却面临现代文明和现代性制约下的既不同又相同的无奈和困境，殊途同归的是他们都强调了个体的道德责任和个性良知的作用，这其中包含有对个体反思能力、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等的考量。第二部分从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入手，对格拉斯六个十年的六部叙事作品中的历史书写展开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铁皮鼓》是用小人物表现大历史，从而清算第三帝国历史及历史中的人性弱点；60年代的《猫与鼠》继续面对充满军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纳粹历史，着重描写了个体在集体压力下的悲惨命运；70年代的《蜗牛日记》在表现第三帝国时期但泽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德国现实政治的思考；80年代的《母鼠》表现了人类因为过分崇尚理性和科技的力量，而导致非理性的大爆炸发生，这种由极端理性导致的非理性与纳粹历史中现代性产物的大屠杀极为相似；90年代的《我的世纪》通过历史进程中不同人物“我”回顾了德国辉煌而恐怖的20世纪百年历史，犹如用文学手段勾画的一幅20世纪德国历史的全景图加剖面图；发表于2002年的《蟹行》则通过书写德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事件及其现实影响，警示了新纳粹主义复活的危险，表明和印证了格拉斯历史循环往复的观点。

本书以阐释学为基本指导方法，对文本展开具体分析和解读。随着20世纪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在经历了作为圣经注释学、罗马法解释理论、一般文学批评理论以及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之后，在西方已有漫长历史、被作为理解和解释学科的阐释学面对诸多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但是因为“任何真正的阐释学的分析都包含结构主义、符号学、话语分析等成分”（注：Martin（Hrsg.）:ührung in die Literaturtheorie.:.2004,S.156），而且受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具有与时俱进、实践和创造品格的哲学诠释学影响，众多文学理论的实际运用几乎还是离不开阐释学的操作方法。本书以阐释学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从被研究的文本的语言出发，扩大到文本的语境：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作家的生平、履历，作家对文本表现问题的主观态度和观点等。在此基础上，结合叙事学理论、历史阐释学理论、生态文学理论、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理论等多维研究视角，力争拓宽文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而较为全面地分析和阐释格拉斯叙事作品中的历史书写。

在“结束语”部分总结了格拉斯历史书写的特点和意义，指出历史书写研究在当下社会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唯独人具有历史意识，“一方面，不认识过去就不可能理解现在，另一方面，人们对过去的理解也是人们从现在出发对未来的某种憧憬”（注：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因此，我们今天阅读格拉斯的作品，研究他对德国历史的书写，不但要发掘这种历史书写自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寻找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阐释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