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宣传（Mao Zedong on Publicity）

毛泽东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他关于宣传的论述，指导着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他的宣传思想扎根于中国特有的环境，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宣传”概念的含义，毛泽东的解释是相当广泛的。他说：“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选集3 卷838页）行动本身也是一种宣传，他说过：“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选集1卷67页） 1929年12月，他起草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将宣传概括为18种，从党报、小册子，一直到各种会议、个别谈话等。他把新闻工作者也看作宣传人员，他说：“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选集3卷838页）

与毛泽东关于“宣传”一词含义相适应的是他关于宣传形式的说明。仅《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就有十几种，如标语、图画、歌谣、壁报、讲演、群众大会、谈话、传单、布告、宣言、论文、报纸、书册、戏剧、电影、募捐活动等。实际上他把各种公开传播信息的形式——有声的和无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都包括了进去。这些形式的总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重视和运用这种力量是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之一。

毛泽东所谈的宣传主要是党的政治性宣传。关于这种宣传的目的，总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条。第一条，为了提高人民的觉悟。他把宣传的重点放在还没有觉悟的人群方面，放在以往不被人看重的社会下层。重视对农民的宣传，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一个要点，这与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总体战略是相联系的。毛泽东也注意到城市小资产阶级易于受资产阶级影响的问题，特别要求在他们中间进行革命的宣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宣传上的策略。恩格斯早在1873年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说：“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33卷591页）

第二条，为了达到万众一心，以争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把这一点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参见选集4卷1318页）在谈到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时，他曾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选集2卷480页）。“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选集2卷511-512页）

宣传的这两条目的，紧密联系，缺一不可。他在《愚公移山》中把它们比喻为感动上帝（人民）的过程和结果。

毛泽东把忽视宣传工作视为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他认为，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自己的伟大革命战争中，宣传（即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运动，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选集2卷513页）

他为党制定的领导方法即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这一工作方法中，有一半是宣传工作。他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这种领导方法，直接将“到群众中去”等同为“宣传”。他说：“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选集3卷933页）

毛泽东论述关心群众生活时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选集1卷138页）。在这里，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构成了共产党实行有效宣传的基础。毛泽东特别引述过江西长冈乡群众的话：“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选集1卷138页）如果党不是为群众谋福利的，不是什么事情都想到人民，那么无论是美妙的词句还是严厉的威胁，任何一种宣传归根到底都是不起作用的。

鉴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党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惧怕任何严峻的事实，党的宣传内容是真实的。毛泽东常常这样告诉全党：“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选集4卷1131页）他不赞成只向人民讲有利条件的一面，而是主张也要向群众公开说明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这就是他所说的“倒宣传”（文集6卷449页）。党的宣传工作的历史证明，向人民说假话，实际上是在自己挖掉自己实行有效宣传的基石。

从根本上说，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批评了不注意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倾向。他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选集1卷330页）

宣传内容的正确性，是通过不断纠正偏差实现的。宣传机关的基本职责就是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毛泽东1948年2月起草的《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就是这种工作的典型一例。通过那次纠正宣传中的偏差，他规定了宣传部门几个月检查一次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的制度。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套合乎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宣传方法，其代表作是他的《反对党八股》。他首先要求党的宣传工作者端正宣传态度，反对“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狂妄态度，要求他们“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文集7卷277页）。

毛泽东还要求研究宣传对象，“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选集3卷837页）。他要求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宣传对象理解的宣传工作，把问题讲得十分实际。他提倡学习语言和改进文风，提出三条学习语言的途径，即向老百姓学习语言，吸收外国语言中适用的东西，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在文字的宣传上，他提出三条改进文风的方法，即学习逻辑、学习文法、注意修辞；还提出文章要达到“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