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情感:理解人性和世界的方式
第一章 启蒙教育与少年志趣
马克思悉心建构的、由卷帙浩繁的著述组成的文本世界展示了他一生艰辛而漫长的思想之旅。在旅程的起点上,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材料,数量很少,迄今为止还没有论者对此做过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学生总是与思想幼稚联系在一起的,况且马克思这一阶段虽然表现出“良好的资质”甚至“智慧和感情的独特性”,但决然不能说已经非常“出类拔萃”:这些可能是马克思的研究者历来并不看重这些最早的文献的原因。然而,如果要是联系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探询那些深刻思考的最初源头,就不能忽视这些材料了。在这一点上,梅林虽然同样研究得不够,但他有一个判断还是较为客观与准确的,他说:“还在少年马克思的头脑中,就已经闪现着一种思想的火花,这种思想的全面发挥就是他成年时期的不朽贡献。 ”[1]
一、10份文献材料及其刊布情形
马克思很早就开始了写作,但他有意识地整理和保存自己的作品已经是1835年10月上大学以后的事情了。至于他中学期间的习作及其相关材料,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结集成册,更谈不上将其发表出来。根据
ME G A第1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和第2版第1部分第1卷所列文本,以及分散在本书末所列众多参考书目中的零星资料,我们把目前所能搜集到的马克思中学文献系统罗列如下:
(一)诗作《人生》(Menschenlebe n)
此为7段28行短诗,表达对时光流逝、生死转换、事业追索、现实困顿、夙愿难遂、命运多歧、意义空泛等永恒的人生议题的困惑和感喟。这首诗的写作年代不详,但据我推断,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马克思最早的作品了。马克思很早就喜欢文学艺术,尤好写诗。虽然那时他还谈不上对人生有什么实际的经验和体味,但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历史书籍,书中展示的人生命运和个体境遇,构成了他写作的原始素材和情感来源。姐姐索非娅是他的知音,早在马克思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诗作结集成册保存或馈赠他人之前,她就悉心做了抄录,保存下来的一部分抄在一本笔记本里,另一部分抄在一本纪念册里。纪念册里的诗歌是马克思上大学之后的作品,笔记本里绝大部分也是同一时期的,但开头的两首是例外。第二首标明“(写)于1833年”,第一首则没有标明时间。索非娅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写作时间先后抄录的,再加上我们从下述课程安排中知道,马克思在中学看过与诗歌所述内容相关的文学作品,故此我们推断,《人生》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马克思最早的作品。
(二)诗作《查理大帝》(aufKarl den Groen)
此为9段36行短诗,称颂在欧洲古代艺术和文明被“野蛮人无情的摧毁”的情况下,查理大帝“让一切艺术重放光芒”以及“他发挥教育的神奇力量”,使“可靠的法律成了安全的保障”[2]。写于1833年。
以上两首诗于1975年首次刊发于ME G A第2版第1部分第1卷。
(三)高中班的教学计划( 1835年)
( 1)拉丁语(勒尔斯)[3]:西塞罗《论演说家》,塔西佗《编年史》《阿
格里科拉传》,贺拉斯《颂词》《讽刺诗集》。( 2)希腊语(勒尔斯):柏拉图《斐多篇》,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荷马史诗》,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3)德语(哈马赫尔):歌德、席勒和克洛普什托克的诗,17世纪以来的德意志文学史。( 4)希伯来语(施内曼)。( 5)法语(施文德勒):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拉辛《阿达利》。( 6)数学(施泰宁格):代数、几何、三角几何。( 7)物理学(施泰宁格):声学、光学、电学、磁学。( 8)历史(维滕巴赫):罗马史、中世纪史、现代史。
(四)高中毕业班功课表
此课程设计包括语言、数学、物理和历史等科目,而语言科目又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和希伯来语,数学科目包括代数、几何、三角几何,物理方面包括热学、光学、电学和磁学,历史则包括罗马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这是一份具有相当水准的教学计划,授课教师“有的是很有声望的学者”。于1954年刊载于奥古斯特·科尔纽所著《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柏林建设出版社)。
(五)宗教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
此作文写于1835年8月10日,成绩在班里居第五名。老师居佩尔( K üppe r)所做的评语认为“思想丰富,叙述精彩有力”,不过对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实质和原因的论述不够充分。[4]
(六)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此作文写于1835年8月12日,校长维滕巴赫(Wyt tenbach)的评语说“相当好。文章的特点是思想丰富,布局合理,条理分明”,缺点是“过分追求罕见的形象化的表达”[5]。
(七)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 》
此作文写于1835年8月15日。由维滕巴赫和勒尔斯(Loe r s)签
署的评语认为“这篇作文不论是在素材的处理方面,在显示出来的历史知识方面,还是在力求以通顺的拉丁语来表达思想方面总的来说都是很不错的”[6]。
以上三篇作文于1925年首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莱比锡版第11年卷,我们将在后文中对其内容做详细解读。
(八)拉丁语即席翻译、希腊语翻译和法语翻译
拉丁语方面被认为“从语言学方面看,作文说明该生做过许多练习,并力求运用地道的拉丁语,虽然还不免有些语法上的错误”,而“在口语方面,达到了相当令人满意的熟练程度”。他的希腊语被认为“他的知识和他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的理解能力,差不多和拉丁语一样好”。至于他的法语则被认为“他的语法知识相当好;稍加帮助,他也能读较难的东西,口头表达方面也比较熟练”[7]。
(九)数学试卷
此是对三道几何题的解答,被认为“知识掌握得很好”[8]。
以上两份材料于1929年首次刊发于ME G A第1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十)中学毕业证书(正式文本与原始副本)
由王室委员布吕格曼、校长维滕巴赫等8人组成的王室考试委员会于1835年9月24日签署的正式文本对马克思的“操行”“资质和勤勉情况”“知识和技能”(包括“语言”“各门学科”“技能”)一一做了评论,并“希望他发挥自己的才能,勿负众望”。除了正式文本,保存下来的还有证书的原始副本、毕业考试成绩摘录、评语摘录和参加考试的学生名单。其中原始副本对马克思的评价较正式文本要详尽一些。于1925年首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莱比锡版第11年卷。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当时一个少年思考者的运思背景、人生期待和历史视点。
二、信徒与基督何以同一?
马克思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和反宗教斗士的形象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实际上被无限地夸大了。他一生关于宗教发表过大量论述,就否定性意见而言,事实上马克思在成年时期抨击和反对过的只是特定的宗教教义及其思想流弊,研究和透视的是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及其社会影响。作为西方文明孕育的一代思想巨匠,很难说他与普泛意义上的宗教情结、宗教心理和终极关怀截然隔离,没有关联,至少在青少年时期,神学与宗教一直是他成长和运思的背景或底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少年马克思所处的神学或宗教氛围。许多论著都注意到作为律师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他的重大影响,称其父亲为“启蒙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严格说来,并不是拒斥神学,走向无神论或反宗教,而是改换门庭、皈依新教。诚如科尔纽所说,“使他摆脱了褊狭的犹太正统宗教的这种理性主义,是他改宗与他志趣相近的开明新教的部分原因”[9]。在马克思出生前两年的1816年,其父亲改信路德教,1824年他又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7个孩子做了洗礼,1825年其母亲也改信基督教,1834年3月23日马克思受坚信礼。[10]而在特里尔弗里德利希·威廉中学6年学习期间,宗教读本一直是贯穿于马克思所修“语言”“历史”两大课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由此看来,说马克思是在神性背景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该是一个恰当的指认。
中学毕业时的宗教作文要求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的有关论述,论证信徒与基督的同一性问题,这是对少年马克思的宗教知识、宗教观念、宗教情感的一次综合检视。马克思的解答初步透露或显现了他观照和把握世界的特有的角度和方式。
首先,关于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根据。
马克思采取的论证思路是,第一,把目光投向“历史”。马克思指出,在各民族漫长的历程中,不论其每一时代达到了多么发达或鼎盛的程度,都始终摆脱不了迷信的枷锁,也没有形成关于自己、关于神的完满概念,而在伦理、道德方面更有诸多不高尚的表现。就德行来说,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和对功名荣誉的渴求等表征了人类远不完美的状态。在古代民族,未聆听过基督教义的人,那些心无所寄的野蛮人,始终处于一种内心不安、害怕神威、深感卑贱的情绪中;连古代最伟大的哲人柏拉图也不止一处表示了对一种更高的存在物的深切渴望,以为这种存在物的出现可以实现那尚未得到满足的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总之,“各民族的历史就这样教导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必要的”[11]。
第二,考察人的本性。人是一种两面性的、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但是另一方面,欲望的火焰却时刻在吞没永恒的东西,罪恶的诱惑声在淹没崇尚德行的热情,对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庸俗追求排挤着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 ”[12]但是,善良的创世主不会憎恨自己的创造物,相反他想使自己的创造物变得像自己一样高尚。
第三,求救于“基督本人的道”。马克思认为,这是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最可靠的证据”。《约翰福音》中基督把同他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表达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葡萄藤”和“枝蔓”这一绝妙的比喻,基督把自己比作葡萄藤,而把信徒比作枝蔓。枝蔓依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所以信徒离开基督就无所作为,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历史、人性和基督都提供了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必要性的证明和依据。
其次,关于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含义。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以爱注视”,“精神交融”。在同基督的结合中,信徒要用爱的眼神注视上帝,对其有一种最热忱的感激之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他的面前。这是对基督之于信徒之爱的回报,因为基督是宽宏大量的父亲、善良的引导者,是辛勤栽种和培育的园丁。同时信徒之爱又是一种同类间情感的延伸,即对上帝之爱,要延伸到人类之爱,对他人的爱。由此可以看出,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就是同基督实现最密切和最生动的精神交融。“我们眼睛看到他,心中想着他,而且由于我们对他满怀最崇高的爱,我们同时也就把自己的心向着我们的弟兄们,因为基督将他们和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13]。第二,遵从命令,作出牺牲。对基督的爱不会是徒劳的,但也不可能是轻松的。这种爱不仅使我们对基督满怀最纯洁的崇敬和爱戴,而且“使我们遵从他的命令,彼此为对方作出牺牲”[14]。特别是要求信徒平静地迎接命运的打击,勇敢地抗御各种激情的风暴,以理性约束自己的行为,甘愿去忍受困难和劳累,这样他的所作所为才能体现为对上帝本身的崇敬。
最后,关于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作用。
第一是提升德行。这种德行摆脱了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任何令人讨厌的隐匿不见了,一切世俗的东西沉没了,所有粗野的东西消失了,德行变得更加超凡脱俗,同时也变得更加温和,更近人情。第二是安妥灵魂,使心灵得到快乐。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可使人变得内心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有镇定的信心和一颗不是出于爱好虚荣,也不是出于渴求名望,而只是为了面向博爱和一切高尚而伟大的事
物敞开的心。这会使人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单纯对知识的追求中企图获得而又无法获得的,这种快乐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快乐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
我们看到,名义上是根据《约翰福音》指定章节进行论述,但马克思的思路已经越出了这一界域,要更为展宽。中学阶段大量历史和文学作品的阅读为他提供了多样的思路和精彩的提炼,这方面甚至掩盖了对有关宗教知识的陈述。更有深意的是,在关于上帝存在、关于信徒与基督的同一的那些更为精致的本体论证明、认识论证明、道德论证明等已经流传甚久,有足够的材料表明马克思在对此比较了解的情况下,没有抄袭其中的某一种思路(而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这又是最可能、最容易而又无可指责的事情),而是以自己观照问题的特有的视角和方式把所有这些思路统摄起来,对它们作了分解和渗透,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人生追求中的职业考虑
一个15岁的少年,如何理解人生呢?并非来自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观察,而是马克思所阅读的那些大量的人文经典“塑造”了他最初的“人生观”。请看流传下来最早的诗作— — —《人生》中的表达。
时间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宛如滔滔流水,倏忽即逝,而且是不可逆的,它所带走的一切都不会复返。从时间上看,人生太短暂了,因此,人们所看重的“生—死”问题尤其是所谓对生的贪婪和对死亡的恐惧其实是无足轻重的,甚至于“生—死”之间的界限也不那么分明了,所以我们不妨索性换成另一种理解:“生就是死,/生就是不断死亡的过程。 ”[15]既然如此,人就应该明白:即使终生奋斗不息,最终也难以摆脱死亡的结局,难以摆脱在有限的生命中完不成无限的事业的困顿;随着自然生命的结束,人走完生的路,而所谓功名、业绩和追求都会湮没
于时光的潮流之中。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这句古老的犹太谚语因后人米兰·昆德拉于1985年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引用才又传播开来,而在这里,马克思则先知般地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对于人的事业,/精灵们投以嘲讽的目光”[16]。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总是那样强烈地渴望、贪婪地追求、苦心孤诣地经营外在的成功,把毕生的赌注都押在那些虚无缥缈、极为功利其实却十分渺小的目标上,而遗忘了人生的丰富多彩和多种可能性。从最终结局看,这样的人活得很辛苦,也很孤独,视界狭窄而意义迷茫,“人生内容局限于此,/那便是空虚的游戏”[17]。更不齿的是,还有极少数“成功人士”,沾沾自喜、自命不凡,究其实他们不仅并不伟大,反而很可怜、很滑稽,“这种人的命运,/就是自我丑化”[18]。
从时间长河来观照有限的生命,“退后一步”思考人生的追求和意义,可能得出的结论稍显消极甚至悲观,但对于近代以来一直被激情、紧张、功利裹挟的芸芸众生来说,也是一剂清醒、消肿和退热的药。在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何曾有过这样的人生观念?殊不知,这恰恰是马克思思想的起源!
上节对信徒与基督关系的探讨和对神人关系的阐释,也可算是马克思人生观另一个方面的表达,是对人生理想和目标的追索和陈述。但人生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一个落脚点,这就是职业。职业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 ”[19]
能进行职业选择,是人比其他动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应当看到职业同时是一把双刃剑,选择好的、适合于自己的职业,可以成就人生理
想,选择不好的、与自己的能力和资质不相称的职业则“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真地权衡这种选择,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听天由命的青年的首要责任”[20]。
(一)职业选择中的迷误
若被热情欺骗,被幻想蒙蔽,这种情形下职业就不再是由人自己选择,而是“由偶然机会和假象去决定了”。
为什么热情与幻想不能成为职业选择的凭依呢?因为,热情的东西可能倏忽而生,同样可能倏忽而逝,但职业却是需要“由我们长期从事,但始终不会使我们感到厌倦、始终不会使我们劲头低落、始终不会使我们的热情冷却的”[21]。对“热情的来源本身加以探究”就会发现,热情其实是虚荣心的产物,而一旦热情侵入了职业选择的考虑之中,我们将无法判断出:“我们对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的怀有热情?发自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不是同意选择这种职业?我们的热情是不是一种迷误? ”同时,幻想和假象也是职业选择中靠不住的东西。幻想蓦然迸发,“我们的眼前浮想联翩,我们狂热地追求我们以为是神本身给我们指出的目标”[22],而且我们会用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生活所能提供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分量,即加在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而从远处观察是靠不住的。
(二)职业选择中的三种相关因素
那么,在排除了热情和幻想在职业选择中的考虑之后,我们的目光
应该投向谁呢?这就涉及职业选择中的三种相关因素:
其一,父母人生经历的参照。“当我们丧失理性的时候,谁来支持我们呢? ”首先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辛酸”[23],他们的阅历与经验对我们而言是宝贵的人生参照,“提醒”我们在职业选择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其二,社会上的关系的制约。因为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早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其三,个人体质的限制。谁也不能藐视体质的存在和它的权利。如果认为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这么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残破的废墟上。在马克思那里,体质不仅包括人的生理状态,还包括情绪和能力。他认为,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就会感到自己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的最自然的结果就是自卑。自卑是一条毒蛇,它无尽无休地吮吸我们心中滋润生命的血液,而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而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自以为能够胜任经过较为仔细的考虑而选定的职业,而其实胜任不了,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
(三)职业选择的标准、责任和目标
在考虑了选择职业的诸多条件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24]。
尊严是最重要的,它是能使人高尚,使人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于众人之上。能给人尊严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的时候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
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总是最高的职业,但往往是最可取的职业。
当然,职业也是有分类的。有的意在“干预生活”,有的则主要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一个人选择了职业,就意味着承担了责任和风险,特别是对于还没有确立坚定的原则和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而贸然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那更是一种冒险。因此要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明了这一思想,就会应对各种复杂情形,保持冷静的态度,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选择职业的指针应当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马克思指出,这两者之间不是彼此敌对、相互冲突的,不是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25]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人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
这就是一个少年在人生追索中对理想职业的期待和向往。
四、评判历史时代的三种方法
到中学毕业的时候,马克思已经系统修过由校长维滕巴赫讲授的罗马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在这方面可以说“具有了相当令人满意的知识”[26],特别是他的宗教作文表明,他在看问题时已经培养起自觉的历史意识和特殊的历史视角。而且,当时的中学教育不仅注重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且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对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分析和批判能力。我们以流传下来的中学时期的一首诗《查理大帝》为例做出分析。
查理大帝是一个历史人物,但马克思把他“艺术化”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历史进步尺度、对于伟大人物的功过的评判和衡量准则,这透露了他早期思想的价值倾向。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进步的标准是文明,而文明的尺度则是精神和心灵,即国家被高尚的精神所感动,社会为美好的心灵所鼓舞。比如,格拉亚山的雄伟并不是单凭山体本身的高耸,更是由于这片土地孕育出崇高的诗人,满怀激情的颂扬、激越欢乐的歌声与群山相映衬,人杰地灵,使大家沉浸在幸福之中。又比如,古希腊狄摩西尼的高贵,并不在于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希腊联军的统帅,而是因为他曾经以演说家、雄辩家的论证逻辑、热情奔放的气质和对高傲的强权的大胆嘲讽影响了大众,体现出什么是时代的崇高和美,笼罩着社会氛围的应该是威权的气焰还是缪斯的神圣光辉,使人激动陶醉的是功名、财富还是艺术的魅力、思想的深邃。
但是,在历史的发展中总有坎坷甚至倒退,总有野蛮亵渎甚至对文明的摧毁。在七世纪中期欧洲社会被蒙上漆黑的阴影时,查理大帝出现了。
众所周知,作为“欧洲之父”的查理大帝,主要的事业在于他建立了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庞大帝国。但在马克思看来,他征战四野,进行过多次战争,乃至杀得尸横遍野、血染疆场,并不是为了称雄争霸,而是“挥动崇高魔杖,/呼唤缪斯重见天光”,即在被野蛮人占领、使文明出现倒退的地域,“他让一切艺术重放光芒”。他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及经济生产等方面杰出的建树,都是为了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因为可靠的法律成为安全的保障。马克思特别提及他改变陈规陋习,大力发展教育,发挥其神奇的教化功能。总之,查理大帝的功绩就在于,他战胜了那个时代的蒙昧,使文明重新回归欧洲,为“善良的人类赢得美丽花冠,/这花冠比一切战功都更有分量”,“这就是他获得的崇高奖赏”[27]。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将永远不会被遗忘。
很显然,马克思诗中所描绘的查理大帝的形象,受到了维滕巴赫的影响。维滕巴赫写过一系列历史研究的论文,强调了查理大帝在发展教育和唤起人们注意古代文化方面的功绩。
马克思中学毕业时的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 》较之诗歌来说,分析和评论的力度大大增强了,显示了马克思“对事物较为深刻的理解”[28]。文章开始马克思就提出对一个时代做出判断的三种方式,即要把它同其他时代进行比较、要看别人对它的评价和态度以及这一时代技艺和科学方面的状况。
马克思以大部分篇幅考察了第一方面,主要是把奥古斯都时代同罗马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加以对比。粗而论之,古代罗马史分为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年—公元前509年)、共和时代(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和帝国时代(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三个时期,而帝国时代又分为前期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和后期帝国(公元284年—公元476年)两个时期。[29]马克思作文中所论述的奥古斯都时代指的是罗马帝国的开创者屋大维于公元前27年获得了“奥古斯都”(意为至尊至圣)的称号后开始实行的元首政治制度时期。这种体制仍然保留着共和制下的国家机构,如元老院、公民大会和高级长官制,但实际上由元首(元老院之首席)操纵国家大权。[30]所以这种元首政治制度既不同于此前的共和制,也有别于此后的君主制。马克思所要拿来与奥古斯都时代做对比的,一个是罗马共和时代在征服南意大利后为向地中海扩张而与该地区的另一个强国迦太基进行的三次“布匿战争”之前的时代(公元前275年—公元前264年),另一个是在屋大维去世后其养子提比略建立的克劳狄王朝遭宫廷政变颠覆后上台的尼禄统治的时期(公元54年—公元68年)。
前一个时期曾因“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被称为“幸福时代”[31],但马克思指出,这个所谓“幸福时代”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比如,各种艺术被鄙视,教育得不到重视,卓越的人才不能得到重用,人们的谈吐不文雅,历史编纂不讲究文采等等。而后一个时期,即尼禄统治的时代,那更是“不需要用很多的话来描述”。因为那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尼禄是罗马史上有名的暴君,其人残忍凶暴,耽于淫乐,挥霍无度,在他当政时期最优秀的公民被杀害,到处专横肆虐,法律受到破坏,最终罗马城遭到焚毁。
与罗马历史上的这两个时代相比,奥古斯都时代则是另一番不同的情形。它的统治以温和著称。表面看来,由于元首下令改变了机构和法律,往昔为护民官和执政官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和荣誉都转入了一人之手,所以各种自由,甚至自由的任何表面现象全都消失了。但实际上罗马人还是认为,是他们在进行统治,而“皇帝”一词只不过是先前护民官和执政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位的另一种名称罢了,他们没有觉得自己的自由受到了剥夺。马克思还谈到战争,与征服南意大利战争相比,奥古斯都时代不仅将帕提亚人、坎塔布里亚人、勒戚亚人和温德利奇人一一击溃,而且把罗马人最凶恶的敌人、恺撒与之斗争但未能战胜的日耳曼人的许多部落的势力总的来说也摧毁了。至于布匿战争以前发生的内部派别纷争也都终止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政通人和、所向披靡的局面呢?马克思的解释是,奥古斯都把所有的派别、一切的头衔、全部的权力都集中到他自己一人身上,因而最高权力本身不会发生矛盾。特别是奥古斯都为改善动荡的国家状况所建立的机构和制订的法律,对于消除内战造成的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清除了元老院中犯罪行为的痕迹,清洗了许多在他看来作风可恶的人,而吸收了许多智勇出众的人担任国家的职务。这样,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国家是最适合那个时代的,因为“当人们变得柔弱,纯朴风尚消失,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的时候,独裁者倒可能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32]。
至于第二、第三种对历史时代做出判断的方法,马克思只是非常简略地提到。比如,谈到一个时代必然要参照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评论和态度,而古代人对奥古斯都时代则可以说是赞誉不绝的,著名的诗人贺拉斯称颂屋大维为“神圣的”,认为他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神。而杰出的历史编纂学家塔西佗也总是以最大的尊敬、最高的赞赏甚至以爱戴的感情来评价奥古斯都时代。至于各种科学和技艺,任何一个时代也没有像奥古斯都时代那样繁荣过,在这一时代涌现了很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几乎所有民族从中汲取教益的源泉。
按照当时马克思对“幸福时代”的理解,“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33]。以此标准来衡量奥古斯都时代,则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的情形:国家治理得不错,元首愿为人民造福,最杰出的人们担任着国家职务;派别纷争已经终止,而各种技艺和科学繁荣昌盛。它并不逊色于罗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并且有别于那些最坏的时代,因此完全可以说,元首政治制度的奥古斯都时代应该算是最幸福的时代。
以“风尚、自由和品质”等作为衡量一个时代是否“幸福”的指标,把复杂的社会做人格化的评判,反映出少年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系统的观照和透析还停留于可感事物、表层现象。只有找到制约这些社会表层的“漂浮物”的深层因素,找到原因背后的原因,才能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进步与局限、意义和价值。
五、以少年之眼观世界
梳理马克思中学时期的文献材料,分析他当时的知识结构、主要思想以及看待问题的思路、方式和特点,有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当时中学教育体系的发达和完善程度。
从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学教育除了自然科学的课程外,格外突出语言训练和历史教学。作为一个中学生,除了自己的母语德语而外,马克思要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法语,而且这种学习不是非常肤浅的入门训练,而是直接选择每一语种中的经典文本进行研读。这在我们看来,特别是对于目前中国的学校教育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顾虑是,中学生一开始接触经典可能不懂,会造成很多障碍,需要由教科书来引导,殊不知经典是历史长河淘汰后的硕果仅存者,是一种语种语言表述所可达到的极致,其所表征的意境和蕴涵甚至是可以意会而不可分析的。直接阅读经典有助于体悟和领会所属语言的精髓,从而才能真正掌握这一语种。懂与不懂是相对的,如果鉴于不懂而选择了一个可以图一时方便但并未得其要旨或不具典型意义的跳板,那就可能欲速则不达了。历史也是当时中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课程,学校不仅系统地开设通史、断代史和国别史,而且精读史学经典,不仅教授历史知识,而且重在培养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分析、批判能力。当然这也与当时教育体系中教师独特的作用分不开。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这些老师们,本身就是一些著名的学者,诸如历史教师维滕巴赫、希伯来语教师施内曼、数学教师施泰宁格等,在当时就是该领域很有造诣的专家、很有声望的学者,由他们来授课,可以把本学科的前沿问题直接向学生传授,使他们一开始就站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
二是马克思开始显现的作为一个思想家所具有的基资、意向和思路。
首先是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学学习的6年时间,马克思一直沉浸在欧洲人文经典的熏陶之中,他悉心研读过拉丁语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塔西佗的《编年史》《阿格里科拉传》,贺拉斯的《颂词》《讽刺诗集》,希腊语柏拉图的《斐多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荷马史诗》,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德语歌德、席勒和克洛普什托克的诗,17世纪以来的德意志文学史,法语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拉辛的《阿达利》,等等。[34]在这些经典构筑的文化基石外,还有一种更为深厚的“文化场”在潜在地发挥作用,那就是宗教环境或氛围。我们不能在很狭隘的意义上理解宗教,把它等同于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形态,而实际上宗教更是作为一种情感、意识、终极关怀来存在的。对于欧洲人来说,宗教是其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传统,就少年马克思而言,情形并不例外。其次是自觉的历史意识。马克思不仅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逐渐养成把一种社会现象置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予以分析和定位的致思习惯。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人类的伟大导师”,它提供了理解、诠释现实和预见未来的钥匙和基础。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探讨宗教话题还是思考职业选择,更不用说评论历史时代,马克思每每从历史视角出发寻求方案、论据、标准和答案。马克思毕生注重研究历史,在文本写作中把理论阐发与理论史的梳理紧密结合起来,应当说是从这一时期养成的习惯。再次是对复杂问题的宏观把握与大跨度的思维。就马克思中学的习作看,无论是在诗歌中探讨人生难题、点评历史人物,还是在作文中论证信徒与基督的同一,以及考虑人的职业的选择和判断什么是“幸福时代”,应该说都是非常大的题目。在极其有限的篇幅中,既要表述问题、梳理原委,又要铺叙思路、做出分析并表达己意,的确不是易事。但综观马克思的习作,布局谋篇比较讲究,分析问题很有特点,特别是他善于把关涉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取出来,进行融历史、现实与未来于一体的大跨度的思考。他成年之后论述问题时纵横捭阖、举重若轻的气势可以说于此已经露出端倪。
当然,这不过是以少年之眼看世界的初步尝试,稚嫩之处也非常明显。概言之,这时的马克思对人生有所体悟,但无论问题、思路和分析基本上都是来自对书本的阅读,来自对少年梦幻的描摹和对理想境界的向往。他朦胧中觉出“社会上关系的制约”,但实际上现实在其心目中占不上什么重要位置;他曾试图勉力排除“热情”在选择职业时的干扰,但实际上这时的马克思看问题就总体而言,是热情有余,理性不够。而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评论时,他历史知识方面的欠缺也随之显露出来,比如他对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的描述有些是不符合历史真实而多有溢美之词的,他说罗马诗人称颂奥古斯都为至圣,其实贺拉斯使用这种称呼时是很有节制的,而塔西佗基本上对奥古斯都持否定态度。至于认定查理大帝的功绩仅体现在对文明和教育的重视方面,也是不准确的,不能算是一种到位的评论。
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来说,他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知识和能力,又拥有足够的热诚和勇气,当他要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的时候,有谁会怀疑他将日趋成熟和深刻起来呢?1835年10月17日,马克思离开特里尔,乘船到达“莱茵省精神生活的中心”波恩,开始了大学生活,一年之后又远赴柏林,那将是另一番天地。他在思想上将会锻造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