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文集》(6卷本)序

2005年元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同志和我谈，建议出版《方立天文集》。我顿时想自己与人大出版社真是缘分殊胜：早在20世纪80年代，该社就出版了我的《慧远及其佛学》和《佛教哲学》,2002年又出版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其中后两部著作还获得了奖励；如今又要出版我的文集，这对我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我确定了两个选文的标尺：一是以专著为主，兼及相关论文，《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因列入“中国文库”已于近期出版则不再收入；二是以佛教和哲学两个专业领域为基本范围，佛教以中国佛教为重点，哲学也以中国哲学为主，至于涉及一般文化和宗教的论文，以及序文、书评、笔谈、感言、治学漫述，以及一些杂忆、纪念和悼念的文章，均不收入。

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六卷本文集，第一卷《魏晋南北朝佛教》，以《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和《慧远及其佛学》两书为基础，再适当增加相关论文而成。第二卷《隋唐佛教》，以《法藏》、《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和《华严金师子章今译》三书为主，删去其中重复部分，另结集有关隋唐时期佛教论文而成。第三卷《中国佛教文化》，以专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为主，再增辑论述佛教文化的相关论文。第四卷《佛教哲学》，以《佛教哲学》(增订本)为主，另行增加论述佛教人生哲学的论文。第五卷《中国古代哲学》(上)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前九章，即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论和人生论部分。第六卷《中国古代哲学》(下)，除《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后三章认识论部分外，再收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部分论文而成。编辑同志和我本人在编订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疏漏和错别字作了改正，对于有的叙述还作了个别文字的调整。

六卷本文集，是笔者个人在佛教和哲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记录，体现了笔者在漫长治学征途中跋涉的历史足迹，也反映了笔者近半个世纪来的平生志业。

回首昔日的人生历程，一直生活在社会不断大变革的不平凡岁月里，深感个人的命运与历史演变密切相连，个人的学术活动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在以往的个人经历中，有三次重大转折对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我得以较早地投身革命，经受革命锻炼。二是1956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学校期间我对中国哲学史兴趣最大，五年的学习，除了本系的课程，我还听了历史系的通史课程，自学了一些中国文学知识，这为我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三是1961年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在一次讨论研究工作重点的分工会议上，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为重点研究对象，也就是以中国固有哲学和佛教作为今后的专业研究方向，我自己戏称之为“双耕”。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构成我的学术事业、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我在研究中最着意的，一是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探究佛教哲学是怎样调整内容，怎样中国化的，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演变、发展的轨迹；二是总结佛教哲学对中国固有哲学的刺激、推动和影响，彰显中国佛教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有助于丰富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

为了研究佛教及其哲学，我的工作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哲学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校点、注释和今译；中国佛教文化的探索；佛教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取得的相应成果，构成为文集的重要内容。

阐扬中国哲学智慧，是我的一大志愿。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深化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纳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涵。我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卷)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视为姊妹篇，包含了追求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研究良性互动的初衷。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在“双耕”的基础上，我稍稍扩展了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中华文化的研究方面，我强调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观念，尤其是人生理想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是中国儒、道、佛三家的文化传统，也即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国学之魂。在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我比较重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宗教观展开了初步研究，撰写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4))，归纳、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十个创新观点。最近几年，我对儒、道、佛三教关系的研究兴趣极浓，但因杂事繁多，研究进度有失期待。

我自幼年踏进故乡小学门槛，后进初级中学，再入干部学校、北京大学，最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没有离开过校门。在弹指五十多年来的治学生涯中，也有一些心得体会，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诸如：

(1)树立志向。我根据自身的条件，确定以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为自己的志业。治学贵在立言，重在创新，即要在学术上作出新贡献。治学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从事人文科学工作关乎人的精神世界构建问题，更需要适应时代要求，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肩负起历史使命。为此我要求自己有一份良知和真诚，以回报祖国、人民对自己成长的培育之恩。

(2)不畏困难。如，佛学自古号称难治，要求具备较多学科的知识和相应的条件，而且有时舆论气氛不好，成果发表也受到一定限制，但我认为事情有它的另一面，正是因为研究有难度和不利条件，研究才会更有意义，而且成功的机会也许会更大。我的佛教论著可以说就是排除和克服困难的一些成果。

(3)勤奋不怠。治学不仅要不畏困难，而且还要勤奋努力，有恒心，有毅力，甘于寂寞，耐于坐冷板凳。《荀子·劝学》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有常勤精进，百倍用功，才能天道酬勤，有所创获。

(4)好学深思。要步入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殿堂，研读有关古典著作是基础性的环节，为此我要求自己虚心体会并反复琢磨古典著作探索宇宙奥秘、人生真谛的苦心深虑，以理解其内在意蕴，力避望文生义、生吞活剥。司马迁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我治学的座右铭。

(5)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治学的生命。学术创新离不开独立思考，学术创新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而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实事求是，也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独立思考，两者相辅相成。我每当反思以往学术生涯时，深感有时因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而给自己带来窒息思维、桎梏思想的困境，影响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开展，这种深刻教训是值得自己永远记取的。

以上所述编订文集的缘起、文集的要目以及学术道路，意在与读者交流沟通，聊供读者参考而已。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同志，组织高素质的人力投入文集的编校出版工作。我要感谢李艳辉、杨宗元、王磊、郭晓明、吴冰华、田淑香和符爱霞同志，他们在审读、编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细致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热情关注和辛勤劳动，保证了文集的顺利出版，他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高尚品格，令我铭诸肺腑，一并深致谢忱。

2006年6月8日

于京西时雨园

［原载《方立天文集》(6卷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