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寻踪与阐扬
“中国文化的反思与展望”——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7月22—26日在北戴河召开。参加会议的共53人，大陆方面，有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有彭明、陈金陵、沙莲香、方立天、刘大椿、张立文、乔长路、葛荣晋、成复旺、黄爱平等19位知名教授、学者，以及有关单位负责人，此外还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台湾方面，以辅仁大学为主，有该校李振英校长、张振东副校长、黎建球教务长等教授、学者15人，还有台湾大学邬昆如教授、中国文化大学李杜教授，以及台中慈善寺佛学院院长释惠空法师。这是两岸高等院校哲学思想学者在大陆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盛况空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
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文化的反思与展望”，围绕主题着重讨论了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等问题。
研讨会开幕式由刘大椿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和辅仁大学校长李振英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演讲。李文海校长就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热的原因、文化研究的历程和建立新文化需要分析和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李振英校长就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并就士林哲学和新士林哲学的源流演变、研究历程和不同特点作了专门报告，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位校长在文化问题上有几个重要的共同观点：一是都强调文化是多元的，认为那种企图建立统一的世界文化的主张只能是幻想；二是都认为那种以为21世纪的文化是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的说法，是不现实的，也是无益处的；三是重视建立新文化或文化的整合，强调这个问题的迫切意义。两位校长的演讲为整个会议奠定了基调。
两次专题讨论会，分别由张振东副校长、方立天教授和张立文教授、黎建球教务长共同主持。主题分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中外文化的互补性”。讨论会开得热烈而生动，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视角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并论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多重内涵和重大意义。
会议学术研讨的主体部分是学者提供的32篇论文、提要及所作的学术报告。内容涉及传统文化的反思、中外文化交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近现代思想家研究、两岸文化、当代中国民风与民俗文化。下面就其内容要点、新解创见，作一综合性的评介。
关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台湾学者重视个案研究，尤其是对老庄的研究。高凌霄教授在《庄子思想中“观道”形而上境域之初探》一文中，深入地探讨了庄子“观道”历程的形上基础。文章对“观道”的含义作出明确的界定，并对“观道”的过程作了非常细腻的描述，指出“‘道’之呈现使人终能从忘、化、虚、通之历程与之冥合”。“‘观道’之形上境域，一端是‘道’之绝对，另一端是人之有限存有。人之向往无限之心，使人自知不足，因而不断地自我超越与提升，扶摇而上，远至无所至极，再视下地，则万物无分化，复通为一。”丁原植教授就《老子》哲学中的“道”与“德”作学术报告，强调“道”与“德”两字在《老子》哲学中的特有含义，指出“德”所涉及的是周文的人文创造的导源问题，并为战国哲学各种人文的探讨奠定了辩论的基础。“道”所涉及的是对于始源性的运作以思辨方式完成问题的转换与其所在范域的规定。还指出了以“可”为开端，以“门”为终结所形成的边际论域。这对《老子》哲学研究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李贤中教授撰《老列庄之宇宙论探析》，他从宇宙的意义、根本、生成次序和发展方向四个方面揭示了老列庄宇宙论思想的共同特色之后，提出：“自化之‘道’所衍生的宇宙万物何以会具有明显的秩序性及因果关系？甚至‘道’与因果原理又有何关系？则是有待进一步反思的问题。”这确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袁信爱博士就道家老子和儒家荀子的“圣人”观作了比较研究。她强调老子代表的是自然化的人化取向，荀子代表的是人文化的人化取向，由此进而比较了两者对人之理想人格与理想形象的设定，更进而就人与人的影响，以深究人究竟应如何来定位使人成其为人的人化之道。台湾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邬昆如先生则将眼光转向近代哲学家，撰《谭嗣同哲学体系渊源问题》一文。邬先生准确地揭示了谭嗣同“仁学”哲学体系的思想来源于古今中外，尤其是儒、佛、耶三教，并强调谭氏的宇宙论体系主要是融合最古老的《周易》“变化”原理和最新的西洋科学“以太”(不变不动的宇宙元素)理论而成，谭氏由此进而论及人生、社会和建立大同社会，从而为开拓中国当代思想作出理论贡献。以上个案研究的文章，论述比较集中、深入，有独创见解，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因病未参加会议的台湾清华大学姚秀彦教授为会议提交了《先秦诸子的共同理念与现代文化》一文，作者指出先秦诸子的共同理念是天下观、大同观、人文观和平等观，“在共同的理念上，各家提出对政治社会人生不同的对策，才能道并衍而不相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接纳不同的文化，使人类和平共处”。同样属于断代思想研究的有辅大哲学系主任陈福滨教授的《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反思》，作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层面揭示晚清社会多方面的变化，并就晚清现代化失败的原因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作者还强调应以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全面反思作一外缘考察，借此以深入地研究晚清思想的转化和儒家内部的分化。黄爱平博士作《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初探》一文，指出18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之一，此时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和鲜明的特征。她还从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汉学的兴盛、传统文化的清理、异端思想的勃起、世俗文化的繁荣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跌落六个方面勾勒了18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面貌。
集中反思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有沙莲香教授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中国人人格》，作者采用文化、社会、关系、人格四个维度，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视角，研究中国人人格，揭示了理想人格与实际人格的冲突及其人格均衡的结构特点。叶蓬博士的《中庸之伦理》一文，对中庸思想内涵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指出中庸思想在本体论层面上，是把“中”和“庸”理解为体用关系，是动和静的统一。中庸之伦理在心理意识上表现为：人的情欲是自然的；意念的发动、感情的发挥、欲望的满足都必须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来实施；伦理心理意识的现实内容是宗法人伦关系中角色义务的认同、宗法道德价值的内化。中庸思想在方法论层面上，表现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个体行为上表现为道德准则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具有反思传统文化的方法论特色的论文有三篇。陈金陵教授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交流杂议》一文中指出：“人民利益与社会进步发展，是判断历史文化遗产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尺子。历史古老的国家，今日经济相对落后，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苛求先人，不埋怨祖宗。摒弃消极的东西，阐扬积极成分，服务于人民与社会进步，是正直之士的责任。”朱铁志先生在《论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偏颇与失误》的报告中认为，“当务之急在于，要对传统文化分层次、分步骤地进行整理、研究、普及和改造”，以利于新文化、新价值、新道德的建设。毛佩琦教授提交《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几个问题》，指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范围，并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从根本上说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史”。这些文章的论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立文教授的《关于二十一世纪文化样式的构想——和合学》，既是对中国文化反思的文章，也是对中国文化展望的文章。作者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乃至东方传统思想的精髓，它是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道德形上的反思和检讨。”“在当前世界哲学的挑战和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新环境下，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都不可能作出成功的回应。我们也像尼采宣告‘上帝已死’那样，宣布新儒学形上学绝对理性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宣布新儒学形上学绝对理性已经死了，而是要回到现实的、活生生的、感性的人自身的本性上来，创造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形态，我称之为和合学。”张教授的论点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兴趣与回应。
关于中外文化交流，是与会学者的另一关注点，在8篇论文中，有3篇是涉及宗教文化的。张振东教授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走向——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全面地论述了外来宗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所遇到的障碍、引发的碰撞以及中西文化的融合与走向，并提出应“以固有的文化为主，采纳外来文化的优点，融合贯通，以世界大同的思想走向21世纪”。惠空法师的《佛学与中国文化》，用传统的道器相待之理来论述中国文化，并指出：“佛教之所以融合于中国文化者，在其道也。佛教之道之本质曰自觉慈悲。”方立天教授在《儒家对佛教心性论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儒佛两家心性论的历史的、纵向的互动势态之后，着重从佛教心性论的重心确立与轨迹确定、真心与自心、性善与性恶、性静与性觉、“极高明而道中庸”与“平常心是道”、尽心知性与明心见性六个方面论述了儒家心性思想对佛教心性论的影响。
论述清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也有3篇论文。葛荣晋教授在《“西学东渐”与清初实测之学》一文中，强调西学传入极大地丰富了清初实测之学的社会内容与启蒙内容，并成为清初经世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强调研究东学西渐的重要性。洪京陵教授作《试论民国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汇》的学术报告，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涉的过程。马克锋博士的《中国近代认识西学的三个层次》，认为“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层次：还原的方式，即西学中源说；沟通的方式，即中西相合说；比较的方式，即文化差异说”。言之成理，成一家之言，给与会者以重要启发。
刘大椿教授的《中国有机论哲学与现代科学思维》一文，从方法论的角度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的科学思维传统，认为中国是有机论哲学，西方是还原论哲学，并指出“中国有机论哲学所倡导的科学思维方式，其基本特点为：本体论方面大一统的宇宙观，价值论方面的伦理中心说，方法论方面重视直觉体验和援物类比的趋势”。由此也凸显出与西方现代科学思维的异同优劣，进而强调两者互补的重要性。
彭明教授在《从东西文化的撞击中得到的一些启示》中明确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并没有提出过“全盘西化”的口号，胡适也没有提过这样的口号。1935年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这一概念，胡适则主张“全盘现代化”，从而廓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以为五四时已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和胡适主张“全盘西化”的不符合史实的说法。彭教授还从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得出两点启示：一是“我们应采取改革开放的方针，充分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二是“任何先进的思想、理论，必须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或曰具有中国特色”。
关于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有4篇论文。成复旺教授的《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中国传统文化》，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征及其突出表现人格意识，指出人们对人生意义的关怀(人类的“意义”情结)，强调“肉体需要物质，心灵则需要精神。肉体渴望着生存，心灵则呼唤生存的意义。这两方面，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社会都无法维持，人生都不堪承受”。他强调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即要适应，又要制衡，而制衡比适应更重要。陈凡教授从东北地区实际情况出发，撰写《东北文化与东北工业社区的衰落和振兴》，阐述了东北工业社区的形成与东北文化的建构、东北文化的整合与东北工业社区的发展、东北文化的滞后与东北工业社区的衰落、东北文化的重建与东北工业社区的振兴诸问题，给与会学者以深刻的印象。何亚平教授提供的《科技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一文，强调科学技术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文化已成为现代社会文化中最重要的亚文化体系和文化“基频”。乔长路教授在其《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行动起来》一文中，强调人的素质的重要性，进而强调重视教育的迫切性。
关于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杜先生的《现代中国哲学对人生的了解》，他选取康有为、严复、胡适、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罗光十位学者，介绍这些人各自建立或接受的某一模式的哲学，然后论述他们对人生的了解，颇具现实意义。宋志明博士的《孙逸仙与现代新儒家思潮》一文，通过孙逸仙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反思、挖掘儒家思想的精华和对现代新儒家的启迪三个方面的论述，得出这样的看法：“他(孙逸仙)的思想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关系十分密切。他一方面致力于清除儒家思想中业已僵化的躯壳，另一方面努力提炼其中的精华，加以弘扬光大，英明地预见到儒家的现代价值。他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有相当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堪称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先驱。”李匡郎教授撰《罗光生命哲学中中西哲学联合的考察》，指出罗光总主教在沉潜深造中创化出的“生命哲学”，不仅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底融合士林哲学，并省察当代诸哲学系统的发展，“是联合中西两大传统超越当代诸哲学系统的思想体系”。
此外还有几篇另具特色的论文。陶立璠教授的《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民俗文化在中国文化整体中的地位、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现状，并提出了保护和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对策。黄嘉树教授撰《关于两岸文化嬗变问题的几点思考》，阐述了在嬗变过程中，两岸文化岁月的差异性与共同性。单少杰博士的《价值失范与伪善之风》，系考察当代中国民风的作品，作者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确定当代中国发生了价值规范失却现象，并认为道德危机之所以发生，可能是缘于某种伪善之风。
据上所述，我们可客观地说，这次会议的学术水准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会议中提出的新见解、新观点、新资料，以及对传统文化深入研究的新成果，都必将对今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生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