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汉以来佛教思想发展的概貌和道安的生平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我国,起初被看做一种道术、祠祀。它着重宣扬灵魂轮回说,因而也特别重视内心,主张养生养神,少思寡欲,清静无为,心神明静,以为这样就能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而成佛。这种佛又被视为我国传统迷信的神。这也是汉代佛教最重要的思潮禅法的基调。此外,佛教还宣传大乘般若学。“般若”,就是所谓最高智慧。这一学说主张个人的智慧与万物的本体“道”相冥合。个人的智慧本来是和“道”相合的,但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而相离,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解脱后天的种种限制,真正认识、体证本体,做到明本,这样才能成佛。由此,般若学十分重视智慧理论,并得到后来魏晋时代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
魏晋以后译经逐渐增多,自东汉至东晋共译出佛典近千部;信徒也日益增多,到西晋已有寺庙180多所,僧尼3 700人注1。但是直到道安的时候,我国的佛教信徒对印度佛学还是处在生吞活剥和牵强附会的阶段,并没有真正理解和领会。当时译经虽多,但疑问百出,而且翻译没有一定规则,草率粗糙,结果往往或因拘泥于直译而义理未尽,义难通晓;或因注重意译而失其本旨,义多暧昧;还有因原文疏脱而前后矛盾,义不连贯的。为了探索佛教的义理,有人采取“格义”或“合本”的方法,所谓“格义”就是以我国原有的术语、名词、概念和范畴去比附拟配佛经的术语、名词、概念和范畴。“合本”是把不同译本汇编起来,加以对比研究。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对佛学的自由比附与任意发挥有了广泛的可能性。
当时传入我国的佛教“禅学”和“般若”两系的特点是:“禅学”常杂以方术,“般若”多比附老庄。例如,有些禅学经典就以“守一得度”来解释禅,这显然是抄自道教的方术注2。又如对般若思想的理解,“本无”原是魏晋玄学家用来说明本体的范畴,而支谶、支谦和竺佛念在译《般若经》时都把它译作“真如”,这实际上是把道、佛、本无和本体都视为一样的东西。玄学的“正始”遗风也浸入佛门,许多名僧都“高论适时”,“清谈尽日”注3,他们既用玄学的道理来解释佛学,又用佛学的道理来发挥玄学。佛学在和玄学的合流中日益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要进一步发展,就一方面要继续翻译印度传来的佛经,以便不断充实内容,要对已译的佛经进行整理,以消除混乱,还要求佛教学者消化和融会佛理,从浩繁的佛经中概括出基本思想,以便使日益增多的信徒易于领会和接受;另一方面要继续和玄学合流,以便不断地扩大影响,同时要逐渐摆脱对玄学的依附,为自身的独立发展开辟道路。道安的宗教活动和哲学思想就是应此而生的。
道安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十二岁出家,因为其貌不扬而被轻视,师父令他先从事农业劳动三年。但由于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终于得到师父的器重,受戒后任其游学,由此开始了他的僧侣生涯。
道安从事佛教理论和实践活动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师事佛图澄。佛图澄是当时著名的僧侣,以方术为石勒、石虎的后赵政权服务。后赵迁都于河北的邺(今河北临漳西),佛图澄也随之到邺。不久,约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道安到邺师事佛图澄,“服膺终身”,直至佛图澄死(东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道安得到佛图澄的赏识,佛图澄讲法,道安复述,这使道安在佛教理论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二)研习禅学。佛图澄死后,道安因石氏内乱,在河北、山西一带到处避难,其间曾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徒众数百,弘宣佛法。约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又迁居南下。道安虽然颠沛流离,山栖木食,处境艰难,但是他斋讲不断,注经甚勤。在这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他深受北方佛教重视禅定的影响,主要是研习禅学,对于安世高传来的《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修行道地经》写序作注,用力很深。对于般若也极留心,曾找到竺法护译的《光赞》的残本一品。
(三)讲习般若学。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道安到河南一带,因慕容恪进攻河南,形势极度混乱。恰在此时,襄阳大名士习凿齿迎请道安去弘法,于是道安继续南下,率弟子四百多人到襄阳。在襄阳十五年,道安由于受南方佛教重视义理的影响,佛教思想发生重要的转变,即从禅数转而趋于性空,集中讲习般若,每年讲两次《放光经》。并且孜孜,注释《般若》、《道行》、《密迹》和《安般》等经,收集和整理经典,编撰经录,受到朝野的推重。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前秦苻坚攻克襄阳,为形势所迫,道安和习凿齿拜见苻坚,“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陆机、陆云);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注4一人指道安,半人指习凿齿,因为习脚疾严重,不能行走,所以称为半人。道安在长安(西安)生活七年,至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命终。道安晚年继续讲述般若诸经,并组织对小乘一切有部等佛典的传译。
道安虽然身处前秦的长安,但是心向东晋。据《高僧传·释道安传》等史籍记载,他曾巧妙含蓄地谏阻苻坚侵犯东晋。他在中年以后逐渐由北南下,日益接近东晋王朝。
道安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概括地说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翻译、整理和阐述经典,创立以“本无”为宗旨的学派,后来称为“本无宗”(虽号称为“宗”,实际上是学派,和后来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不同);一是宣法传教和培养弟子。
关于第一方面,首先是注经作序。根据《出三藏记集》、《隋众经目录》和《历代三宝记》的记载,道安的著作大约共有六十种,其中佚失的约四十种,现存的约二十种,涉及般若方等、阿含本缘、毗昙、名相、禅修、律仪等广泛的领域。现存著作有各种经论序十六篇,其中十五篇载于《出三藏记集》,一篇为《鼻奈耶经序》,载于《大正藏》注5第24卷《鼻奈耶经》卷首。再是注疏一种,《人本欲生经注》一卷。这些著述对阐明经义作用很大。僧祐在《出三藏记集·道安传》中说:“安……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注6道安通过自己的著述,创立本无宗,这一宗派在我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哲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次是组织译经。道安晚年在长安主持译事,共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百万余言,并且积极争取佛经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他还总结翻译工作的困难和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说法。“五失本”指有五种情况不能符合胡语佛经原本,即语法要适应中文的结构,文字要作适当的修饰,颂文的重复句子要删略,连篇累牍的重颂要删节,反复重述的内容要略去。“三不易”是讲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即古代特有的习俗不易译得适合于今时;佛说的微言深义不易译得使凡愚也能理解;传译的人都很平庸,一般不易译好。注7道安的这些总结对以后佛经的翻译产生了影响。
最后,纂辑佛经目录。道安以前,虽已有经录,但只是一代或一人所翻译的经录,且只列经名,不著名类年代,自道安才开始作总录,严别真伪。《高僧传·释道安传》中说:“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鉴别)品(评定)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道安广泛搜寻流行的经典,加以整理编录。他的《综理众经目录》是后人给定的名字,原来题名已不详,目录原本也早已佚失。只在《出三藏记集》的《综理众经目录》中保存两段原文:《新集安公疑经录》和《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注8梁朝僧祐作《出三藏记集》时曾见到过道安的目录,《出三藏记集》为现存最古的经录,而它的第二部分经录文本,就是在全部吸收道安目录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而成的。所以,僧祐对道安的目录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寻夫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注群录,独见安公。”注9又说:“爰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注10赞扬道安的经录是名副其实的第一部经录。道安的经录不仅是对我国佛教发展史的宝贵贡献,而且在我国目录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佛教经典是佛教宣传的根据,道安一生特别重视经典,这表明他非常关心佛教哲学理论的宣传。这和他的师父佛图澄有所不同,佛图澄是以法术骗取人们对自己的信任和对佛教的信仰,道安虽也承认法术,但并不热衷于此道。名士习凿齿就说过,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注11。他决心扩大佛教的影响和势力范围,并适应东晋王朝南下的需要,注意扩大在南方的据点。道安先后两次在新野和襄阳分散徒众,东至扬州,西至四川,南至长沙,这使得长江流域都有了道安的弟子。由此,道安法系的势力由北向南推移,由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此后,佛教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逐渐流行起来,与此大有关联。
此外道安还决定沙门以释为姓:
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注12
他还制定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轨范,使佛教僧尼活动进一步规范化:
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注13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注14
由此可见,道安在佛教的宣传和组织方面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是两晋之际佛教界的中心人物,上承佛图澄,下启慧远,对奠定晋代佛教兴盛的基础起了重要作用,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长远的影响。这是由历史发展趋势决定的,但也是与道安个人的状况分不开的。道安没有把他的佛教活动局限在翻译佛经上,他开始创立了新的学派——本无宗,成为我国在佛学上创立学派的第一批佛教学者中最重要的代表。当时佛学家对般若性空理解不同,持义相异,产生了“六家七宗”(下详),本无宗是其中最大的一派,它推动了般若思想的流传,也为以后“三论”(《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的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它的理论还是慧远的本无思想的基础,被后世佛教一度奉为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