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佛教(方立天文集·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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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及其佛学

引言

慧远是东晋继道安以后的佛教领袖。他的佛教活动代表了东晋后期佛教的历史步伐,他的佛教思想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化风格。

在政局动荡不定,一些佛教僧侣热衷势利,奔走于权贵之门,佛教受到抨击的形势下,慧远却长期卜居庐山,展开了多方面的佛教活动。他聚徒讲学,培养了一批弟子,为南方佛教的流布奠定了基础。他提倡印度佛教空宗理论和弥陀净土信仰,并亲自派遣弟子赴西域取经,请西来僧人翻译佛教毗昙论典、禅经和《十诵律》,从而推动了佛教三论学、毗昙学、禅学、律学和净土思想在江南的流传。他结合中国传统迷信思想,撰写文章,阐发佛教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思想,并和当时一些朝臣辩论,坚持出家的佛教僧侣不跪拜王者,同时又主张佛教与儒家名教相调和。慧远以坚定的信仰,渊博的学识,特有的手腕,博得了朝廷大臣和名士学者的尊敬,因而,佛教事业不仅得到了维护,而且获得了发展。

慧远的佛教思想包含了当时已传入的佛教各种思潮,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内容的广博庞杂体系。它既有哲学色彩的般若学“法性”本体论思想,又有纯宗教的弥陀净土信仰;既有一套宣扬成佛的理论,又有修持成佛的念佛三昧方法;既有“精巧”的神不灭论的唯心主义论证,又有粗俗的因果报应说教。同时,慧远还把印度佛教理论与中国传统迷信观念结合起来,把宣扬出世的佛教教义与世俗的儒家、道家的思想相沟通。这样,慧远的佛教思想就具有时代的历史特征和个人的独特色彩。在慧远的典型的僧侣个性中,充分地体现了当时整个佛教的思想风貌。

研究慧远的佛教活动和思想,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佛教思想史的需要,而且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无神论史也是不应回避、不可跳过的一个环节;不仅是研究当时的唯心主义和有神论思潮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于研究当时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相互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科学研究表明,只有深刻地认识某一时代的唯心主义和有神论思想,才能科学地揭示同一时代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规律。从现存的史料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慧远的佛教活动和思想进行历史的、辩证的研究和分析、总结和批判,进而揭示慧远佛教活动的客观真相和佛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是本书从事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