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支遁思想的历史特点及其影响
支遁生于西晋末年，一生主要是在东晋前期度过的。我国自从东汉末年起，经魏、蜀、吴三国鼎立，到晋朝建立后，又有“八王之乱”，随后是所谓五胡即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以致晋朝难以在中原立足而迁都江南。随后，东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又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形势动荡不定；一些门阀士族流亡江南，苟且偷安，浮华任诞。与这种社会历史状况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魏晋时代玄学唯心主义居于统治地位。先是何晏、王弼重视《老子》，宣扬无中生有、以无为本的思想。后来向秀、郭象又发展为重视解《庄》，注释和发挥《庄子》的旨趣，宣扬万物“独化”自生、万物一体、以顺化为指归的思想，鼓吹庄子的以“心”求“道”(宇宙的绝对主宰)、“心”、“道”同体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以及从“有待”到“无待”的逍遥游人生观。何、王和向、郭的唯心主义玄学先后成为当时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分别为曹氏和司马氏的统治服务的。
佛教传入我国有一个适应我国国情的过程，也有一个逐步走向独立的过程。在东晋前期，由于佛教经典翻译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佛教学者对佛教学说往往消化不良，理解各异，以致众说纷纭，各树一帜，正如王洽给支遁书信中所说的“空有之谈，纷然大殊”注145。再者，当时著名佛教学者在皈依佛门之前，由于大多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而且曾经受过儒、道思想的洗礼，因此，他们也往往用我国传统的思想、统治阶级奉行的思想去理解佛学。这样，佛教传入我国也就由于深受玄学的影响，以至于玄学化了。同时，佛学尤其是当时流行的般若学，也以讲“空”、“无”为主旨，和玄学一样也主张贵无贱有，反本归真，所以两者能够互相贯通、交融和合流。这样佛教般若学又以其庞大的唯心主义思辨丰富和发展了玄学唯心主义。
支遁生活在王朝偏安于一隅、政局动荡不安、玄学思潮笼罩统治阶级上层、佛教日益兴盛的社会环境里，加以先辈一直信奉佛教这一家境的深刻影响，在成年时出家为僧。他在座右铭中有一段表露心迹的话：“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谁施?……绥心神道，抗志无为。”注146对人生所持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思想，推动他从佛教生活中寻求解脱。当时的江南，名士名僧群集，玄学和佛学两股思潮给支遁以强大的冲击，反过来推动这两股思潮的合流又成为支遁自觉不自觉地宣扬佛学的着眼点、出发点。正如他在《咏怀诗五首》之一中说的：“端坐邻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辔，领略综名书。涉《老》咍双玄注147，披《庄》玩太初注148。咏发清风集，触思皆恬愉。俯欣质文蔚，仰悲二匠徂。萧萧柱下注149劻，寂寂蒙邑注150虚。廓矣千载事，消液注151归空无。无矣复何伤，万殊归一途。”注152诗的意思是：端正坐着只有孤影为邻，幽远玄秘的思虑十分劳碌。于是委曲地收回精神活动，去阅读领会各种名著。涉猎《老子》而怡悦于有和无的道理，披览《庄子》而玩味于天地的起源说。吟咏时，清风徐来，触动思绪，十分恬愉。低头欣赏的朴质文章(《老子》、《庄子》)很有文采，抬头悲叹老子和庄子早已逝世。殿柱下只有寒风的萧萧声在回荡，蒙邑也变得寂寞寥落了。空虚啊千年事，即使吃了金液还丹，养生修炼到头来也还是一场空。既然是空无，就再也不会有什么伤害了，种种差异的万物最终都归于空无这一共同的道路。支遁既好老庄，又遁入佛门，既注释《庄子》，又服膺佛典。他贯综内典外书，以《老》、《庄》为连类比附佛学，成为般若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又以佛学神秘主义发挥《庄子》，成为当时庄学的权威。东晋前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决定了支遁佛学思想的独自风貌和独特色彩。
在佛教般若学的“六家七宗”中，支遁最得名士们的倾慕，声誉甚隆。这表明，他的佛学思想具有为门阀士族统治者服务的强烈的现实色彩，其社会作用是消极的。
支遁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是有地位、有影响的。“《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注153支遁的《逍遥论》为名士所普遍接受。王闬赞誉支遁为佛教界中的王弼、何晏，谢安称赞他比嵇康还高出一筹，郗超更说：“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注154郗超评价虽言过其实，但也说明支遁在同道中地位是很高的，对佛教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
支遁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也是有影响的。他将佛理掺入诗歌领域，有的佛理与老庄相结合，有的佛理则与山水相结合，这种风格由支遁到谢灵运有很大的发展。清代诗人沈曾植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说：“康乐(谢灵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在《王壬秋选八代诗选跋》中又说：“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支、谢皆禅玄互证……谢固犹留意遣物，支公恢恢，与道大适矣。”可见支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
在鸠摩罗什传入佛教大乘空宗龙树中观学说以后，中国佛教学者懂得了般若学的真谛在于把握非有非无，亦有亦无，有无统一，空与假有统一，发现过去对般若学的理解是片面的、不准确的。鸠摩罗什弟子僧肇在《肇论·不真空论》中对支遁等人的空观作过评论和批判。由于僧肇、竺道生等人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大乘中观学说，弄清了与玄学的区别，从而在思想方面进一步推进了佛教独立化的历史进程。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