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制度与经济发展:中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优化路径研究(“211工程”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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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会计的跨学科属性的形成

被誉为现代会计之父的意大利数学家、会计学家卢卡·帕乔利1494年出版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是目前所知最早论述复式记账的著作(Brown and Johnston,1958;中译本,1988)。该书的“簿记论”部分结合数学原理建立了借贷复式簿记的第一方程式,论述了“借贷必相等”诸会计基本原理,是赋予会计以科学属性的开山之作。帕乔利指出,簿记是“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的条件”(Brown and Johnston,1963)。帕乔利及其后继者的著作在欧洲的传播,引起了科学教育界和实业界对会计的关注与支持,16世纪时意大利威尼斯的复式簿记已经遍及欧洲。随着欧洲后起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与意大利经济的衰退,复式簿记发展的中心转移到德国、荷兰以及英法美诸国,得益于德国会计学家雪尔(J.F.Schar)和巴比(Pa.e)、荷兰数学家斯蒂文(Simon Stevin)、英国数学家凯利(Patric Kelly)和会计学家狄克西(L.R.Dicksee)、法国数学家萨勒维(Sauonne)、美国会计学家哈特费尔德(Hatfield)、斯布拉谷(S.rague)和琼斯(Jones)等近百位学者为会计的科学化所做出的卓越的贡献,借贷复式记账法的账簿体系、会计程序逐渐确定下来。经过19世纪会计理论的漫长探索,到20世纪30年代会计发展终于实现了从簿记向会计的历史性转变。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受了经济大危机的美国开始了自帕乔利以来又一次的会计科学化革命,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和会计准则体系的发展,将会计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我国,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谢霖、徐永祚、潘序伦、杨汝梅等会计学先驱的引进西式簿记、中式簿记改良和会计理论研究等活动,为中国会计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西式复式簿记开始在我国获得日益广泛的应用,会计实务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近现代会计教育的振兴也是会计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会计教育的蓬勃发展只是100年来的事情:中国的封建教育长期固守儒学正统而斥经商理财为末流,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才在高等学堂中开设理财学、簿记学课程(郭道扬,2001;王建忠,2003),距欧洲1500年前后的会计高等教育间隔约400年。1913年以后会计、簿记课程得到明显加强。新中国成立后,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教育几经反复,著名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的论著为中国会计的发展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2](如:顾准,1973;葛家澍,1978;杨纪琬和阎达五,1980),终于使得会计教育在1978年以后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注释

[1]1905年刊行的蔡锡勇所著的《连环账谱》首次介绍了西方通行的借贷复式记账法,1907年谢霖与孟森合著的《银行簿记学》以及谢霖在中国银行(前身是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的会计记账法改革,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我国银行业采用西式复式记账法的作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杨汝梅的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 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蜚声中外,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王建忠,2002)。在中式簿记的巨大转变过程中,以徐永祚为代表的改良派和潘序伦为代表的改革派从不同角度推动了中国会计的进步。由于当时主要关注的是会计的技术体系的改革,因此,这一改革与当前的会计改革有所不同,后者具有更为明显的利益分配效应,下文将对此予以探讨。
[2]改革开放以后的会计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改革 的目标以后会计理论流派更为务实,研究重心开始集中于会计制度建设问题(葛家澍、刘 峰,2002)。诸会计学流派的详细介绍,参见项怀诚主编:《新中国会计五十年》,第10篇,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