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内外官员：帝制末年
辛亥年果然是多事之秋，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内外信息，日记的主人们各自的反应因人而异。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那桐的兼职名衔越来越多，每日记事却一如既往的简略，看戏应酬之类的活动多于从公要事，对于天大的政事也只是轻描淡写。三月三十日（4月28日），革命党在广州发难的消息传到北京，那桐的反应是，“今接电粤东匪党起事，焚毁督署，伤毙卫兵，幸当时捕获数十名，安静如常”。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大清王朝200余年经历过的无数风波事变的又一次，不必大惊小怪。四月十日（5月8日），内阁成立，那桐被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所记只是裁去外务部会办大臣一事。[24]与那桐同时为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每日所记更如流水账，入直、回寓、办公、会客、看书、写字、应酬等，日复一日。其实际的行事远不能以日记为断，平静如水之下，不知隐伏着多少军国大事和朝局政争的漩流暗潮。
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荣庆（1859—1917年，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五年中举，九年贡士，入翰林院）于除夕夜阖家行过辞岁礼，又有30余位门人前来贺岁。荣庆正月初二日（1月31日）即入东华实录馆，与那桐等人行开馆礼，晤提调总校诸君。[25]此外，荣庆还是会议政务处大臣，二月二十二日（3月22日），到会议政务处开会，公阅阁制，到会者除奕劻、徐世昌、载洵等几位政务大臣外，还有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外务部尚书邹嘉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军机大臣毓朗、度支部尚书载泽、吏部尚书李殿林、学部尚书唐景崇、法部尚书绍昌、理藩部尚书寿耆以及学部左侍郎宝熙。事关内阁改制的大体，全体阁员均到会商议。（188）三月十二日（4月10日），政务处再度开会，各部尚书均到。三月二十二日（4月20日），政务处电速前往，阅交下暂行章程及弼德院章。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再度到内阁会议处与各邸、相、尚、侍公阅阁制。（190）
其时清廷正加紧仿行宪政，荣庆也自拟说帖，“仍以重主权为内容，外则以采德国宪法及阁会言官两事”。（189）不过，荣庆作为礼部尚书参与官制改革，身份却有几分尴尬。此番内官改制，要在实行内阁制，部院须根据政情时势，加以变通，礼部是少数议裁的机构。历代王朝，以礼治国，礼部地位看似虚荣，实则至关重要，所有仪式典礼，科举取士，选官行政，在于遵循礼制，垂范百姓，以求化民成俗。依礼制定的体制规矩，成为维系统治秩序的重要凭借。可惜时过境迁，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国家讲求富强，行政强调效率，取才但求能力，礼的风光不再，不仅起不了作用，而且成为多余甚至累赘。四月十日（5月8日），内阁成立，礼部被裁撤，保留下来的部分职能归并其他各部。荣庆改任弼德院副院长，成了实行千余年的六部制的最后一任礼部尚书。六月二十五日（7月20日），礼部又改设典礼院，李殿林任掌院学士。荣庆感叹：“再到此间瞬十六月，从此秩宗为奉常矣。”（194）同样讲礼，却不可同日而语。
长远看来，礼失的局面对于伦理社会的中国后来的发展变化的确影响深远。不过，清季在一片乱象和变局中，礼部实际上已有逐渐成为闲曹之嫌。自上一年改任礼部尚书后，荣庆的日子过得挺悠闲，公事礼仪之外，观摩字画，交际应酬，赏花观景，时有作诗的雅兴。
四月十四日（5月12日）起，荣庆开始筹办弼德院事宜。弼德院院长由陆润庠充任，陆氏已经年逾古稀，到六月十五日（7月10日）即解职，入毓庆宫授读，由荣庆接任院长。弼德院虽属草创，事务不多且不急。六月十三日（7月8日），荣庆曾应载涛电话约请到禁卫军公所商订国乐。事出首创，相关王公大臣参与者众多。（194）
载涛、载沣与载洵（左起）
这时大江南北已经暗潮涌动，荣庆似乎浑然不知，七月初二日（8月25日），他拜访三位旧识，或不遇或久话，“三君均三四十年老友，今犹同生太平世界，幸矣”。（195）可惜太平世界早已不太平，而且即将彻底不太平。
曾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其时仍因丁母忧改派宪政编查馆科员，兼大清银行差事，又担任官报局干事，日记的篇幅不小，交际应酬之外，记事却有些简略，尤其是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时事，反而失载。但并不等于说他漠然于时局。或许后人眼中的重大事件，在他的观念中还属于细枝末节，朝政等军国大事才是重中之重。他对友人诉说的内监李莲英的亲戚仗势欺人，强要婚事颇致不满；又因乡谊而参与京官同乡诸老议江浙路事。其时江浙铁路因撤退工程师，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外务部尚书邹嘉来希望邮传部将江浙铁路收回，“那中堂意若果收回，江浙股东之资本决不令有损失，公司用人皆令照旧”。沈家本、劳乃宣、胡惟德、吴士鉴、章梫等集议办法对策。劳乃宣认为开会宜按照章程投票表决，沈家本认为向钱庄借款恐亦无益。胡惟德认为以部办为上策，动存款为中策，借庄款为下策。据他说，盛宣怀“恐为江浙人诟病，不肯创此议”[26]。后来川路、湘路收归国有，引发社会激烈抗争，成为点燃辛亥反清起义的导火索，盛宣怀也成了众矢之的，整个皇族内阁因此受到牵连黯然下台。实则盛宣怀对于铁路收归国有部办，并非没有后顾之忧，也未必完全由他主动。
四月内阁成立后，旧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一并裁撤。五月，内阁官制及属官确定，法制院、统计局都有意相邀，而许宝蘅属意于承宣厅，因其与军机处事务大抵相类，自觉相宜，遂积极活动联系，终于如愿以偿，六月，为内阁承宣厅行走，同时仍在法制院办事。这一届内阁，人称皇族内阁。六月廿五日（7月20日），许宝蘅首次入直，在东华门下车后，步行至西苑的内直房，与阁丞、厅长等相见，进谒庆邸及那桐、徐世昌二相。许宝蘅忆及从前入直，光绪戊申春间及九月后均在西苑，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连遭大丧，即日移入大内，不复至西苑。当时六堂，如今仅庆邸一人，不觉感慨万分。（一，353）此事似乎有些不祥之兆，不过月余，川路风潮即猝然爆发。
许宝蘅擅长文书，不少人请托代拟疏稿，一概拒绝不近人情，照单全收又不负责任。许宝蘅于此不无权衡取舍。有人久处边地，极思迁擢，议请仿东三省例改蒙古、新疆体制。许宝蘅以为“此等改革，关系极大，外生敌国之心，内携蒙古之志，一有变故，不可收拾。”却之。（一，346）辛亥各省独立，蒙藏新疆等地果然趁机纷纷沟通外强，运动脱离。
度支部侍郎绍英（1861—1925年，字宾旭，又字越千，满州镶黄旗人）的日记经过后人的整理，在宣统三年这一册也就是第十八册的封面，写下了“此本日记有关历史”的字样。[27]其实每一本日记都是历史的见证，只不过辛亥年的确特别重要。作为大清国库的守门人，绍英生性谨慎，每年元旦都要书写大吉大利萱堂余庆棣圃增荣节俭制用敬慎持躬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之帖，“一在预祝吉祥，一在自矢箴警，节俭以期不匮，敬慎以期不败，于养德养生处人处事大有关系，应敬念之。”（177）正月廿四日（2月22日）他身患感冒，还要自我告诫道：“临疾不慎，切宜戒慎为要。”（182）
绍英记事同样极为简略，元旦仅记为：“是日大雪。佛堂、祠堂行礼后未出门。”（178）初四日（2月2日）即进署办事。因事务繁多，须时常加班，如十四日（2月12日）加班具奏试办宣统四年全国预算暂行章程及实行宣统三年预算办法各一折，均留中。偶尔会进内叩头行礼。就京师官场的盘根错节而言，绍英的应酬较少，只有红白喜事之时，家中才宴客唱戏，热闹一番。来往之人大都是亲贵及其家眷。四月底结算，绍英家用累计花去七千余两，“实为向所未有。一由于喜事后之欠款，一由于平日之枉费。日后应力行节俭为要。”（209）闰六月初五（7月30日），绍英觉得“家事日用浩繁，有难乎为继之势，然酬应往来，亦难遽废。惟应清心寡欲以保身体，精细勤奋以办公事，加以时时敬慎，日日节俭，庶几国恩家庆，可望足用。”（214）
至于经手的对外借款之事，绍英则详细记录过程内容办法。自从上一年因橡胶股票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潮后，清政府的财政就陷入全面危机，只能依靠借款来维持运作。一旦借款链条断裂，国家即将面临破产。三月十七日（4月15日），度支部与外务部会奏四国借款事奉旨批复，即行文外务部照会美英德法四国公使。当天，美国银行代表司戴德及汇丰、法华、东方汇理各银行总办共8人至币制局，签署中英文合同各8份，另给四国银行函二件，一为允给该行酬费75000镑，一为暂存该行候拨之款，该行应给二厘回息。又给该行清单二件，一为币制局用款单，约六千万两，东三省二千万两，铸费在内；一为东三省扩充实业用款单，扩充实业二千万两，拨给推行币制约二千万两。二单约计共用八千万两之谱。给币制局、东三省该行拨款格式纸各一件，该行给度支部信一件，定东三省用款先拨一百万镑，不够再拨一百万镑，以二百万镑为度。合同各银行存中英文各一份，度支部存各四份。事毕，待以果点香槟，司戴德发表演说，盼望中国币制发达。中方答以此事承各国资本家赞成，我必要认真经理，以期不负诸君赞成之意。（196-199）
作为清政府的管家，绍英来往经手的多是银钱。四月初三（5月1日），“取大清银行官息红利共三千余两，当即入折结存，尚有盈余也。”其时京师权贵多在各银行存款及投资股票，绍英间中也为亲友代办相关事务。如四月初七日（5月5日）“振大爷派世侯交来信一件，为换票事。”（204-205）初十日（5月8日）绍英到汇丰代为办理，办妥后命人送交，并取回条收存。绍英本人还购有载福堂、银行等中外金融股票。
四月初十日，内阁发表。绍英到署，陈瑶翁云：“我辈既系不负责任之次官，自应恪守权限，未便逾越，如电报发行等事，均应候长官阅定标行也。”绍英认为“所言甚有道理，自系即应遵守者也。”（205-206）
不过，末代王朝的国库已经空虚，内囊早就尽了上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这样的家委实不易。其时各国均使用金本位，中国独用银本位，闰六月十二日（8月6日），绍英到载泽处会议银行币制事，拟改虚金本位。而盛宣怀认为“断难兼议”。绍英以盛氏开通，“见识尚仅如此，可为浩叹。电既发行，只得守成事不说之义，不赞一词。”稍后盛宣怀到访，“即云虚金本位万不能办。若如此办，各国收我纸币，皆来兑金，将何以应之。”绍英云：“拟用金本位之办法者，均云在本国定一金价，有以纸币兑金者，照章按金价付银币。对于外国用金汇兑之法，在外国付金。盛未答。以虚金本位之办法尚未了然，即主驳议。老成谙练者顾当如是耶。”盛又云：“拟著作一书，力驳用金之议。吁，尤可怪也。币制局之事，嗣后恐难办到好处，真无可如何也。”（216-218）[28]后来清帝被迫退位，财政窘迫、无力回天是一大要因。
时任民政部左参议的汪荣宝是清廷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大红人大忙人。为了筹办新政宪政，清政府设置了许许多多的主办机构，封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员，王公枢臣和封疆大吏兼了名目繁多的职位差事，可是真正办实事起作用的，往往就是几位在各衙门之间行走来行走去的能员。其中风头最健的四个，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人称“四大金刚”，而汪荣宝居其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称：“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29]他们职位不高，之所以能够参与机要，且大肆议论，原因在于改制要学习外国，尤其是取法日本，而这几位刚好是留日法科出身，多少具备一些知识，相对于外国法政的学问体制当然有限，但在京师官场，却是有数的知日法理专家。加之清政府聘请多位日本顾问，汪荣宝等人的日语能力和法政知识，可以在顾问与权臣之间沟通联络，更加增强了他们地位的重要性。各部改制，都希望他们前往议事，也是不得不然。
曹汝霖指他们四人被称为四金刚，是在宪政编查馆时期，实则四人从1904年修订法律馆开始，就一直参与新政机要，在考察政治馆（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官制编制馆里，担任要角。1906年9月6日在恭王府朗润园设官制编制馆，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下设起草、评议、考定、审定四课，金邦平、张一麐、曹汝霖、汪荣宝为起草课委员，陆宗舆、邓邦述、熙彦为评议课委员，吴廷燮、郭曾炘、黄瑞祖为考定课委员，周树谟、钱能训为审定课委员，另有京师各部、处以及各疆臣所派参与会议官员多人。[30]或指汪荣宝为帝制君权派，其实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汪荣宝留学期间一度思想激进，先后参加励志会和亡国纪念会的活动，与革、保双方都有联系。庚子勤王失败，保皇会制订并实施了派人进入清朝大员幕府的计划。汪荣宝所在的民政部，恰好由肃亲王善耆长期执掌部务，而善耆是亲贵当中的开明派，颇有政治抱负，幕下聚集了不少有志官绅，包括几位保皇会的骨干成员，并且长期与康、梁等人暗中联系。[31]汪荣宝经常与善耆长谈，关系甚笃。其宦途一帆风顺，得益于善耆的鼎力提携。辛亥闰六月，善耆调任理藩大臣，汪荣宝以五年堂属，一旦分袂，殊有依恋之情。（962）
由于汪荣宝等人在新政宪政事务中的作用重要，成为言官攻诋的对象，罪名之一，便是“宪政编查馆起草各员如汪荣宝、吴廷燮、章宗祥等，何一非丙午遗孽，又益以杨度，使实行革命于政治之中。故彼党谈新政者，皆言变法当从官制入手。盖官制既乱，倾去旧臣，援用私党，使布居要地，乃得尽逞其谋。”[32]在这些言官看来，新刑律成而民乱于下，新官制成而官乱于上，任其发展，戊戌变法的一幕必将重现。此说看似罗织罪名，实则空穴来风，未必无因。[33]
汪荣宝的忙，从他的日记可见一斑。除了早晨的冷水浴是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以及京师官场的繁多应酬外，宪政馆、法律馆、民政部等处是他常到之地。有时一日之间三处都要跑到，有时则人尚在一处，另一处还来电话急招。新正初六（2月4日）一早起来，他先到北京饭店访客，旋往宪政馆，饭后到民政部。下午三时许陪同本部尚书到防疫事务局，与该局副局长商议清理街巷及筹建帝国医院事宜。（770）后民政部筹设中央医院，由卫生司拟具章程，其中未妥之处甚多，汪荣宝等商定由审查委员另行起草。（845）其时东北瘟疫流行，防治成为令清政府大为头痛之事，以致不得不聘请各国专家参与其事，并且开始着手建立防疫制度。十天后民政部召开第一次卫生会议，汪荣宝提出如下各项：甲、传染病预防法问题。一、法律上应认为传染病者当有几种；二、预防经费应由何处负担。乙、普通卫生问题。一、修浚沟渠筹款方法；二、学堂、工厂卫生行政如何由主管衙门与本部联络办理。会议结果，各事大体得到解决。（780）
正月二十四日（2月22日），汪荣宝到宪政编查馆会议内阁属官官制草案，不得要领而散（788）。二十七日（2月25日）到修订法律馆会议民律草案多条，（791）并校订大清刑律黄册。又拟向资政院提出设法案调查会，以留学毕业分部各员充编纂之任。（798）二月十一日（3月11日），到宪政编查馆会议各部官制通则草案，聚讼半日，不得要领。（805）十六日（3月16日）再度会议官制，因意见分歧，与杨度龃龉，争论甚激。（810）
二月二十日（3月20日）上谕，派汪荣宝和陈邦瑞、李家驹等为宪法协纂大臣。“自维浅薄，何敢当此重任。用逾其量，不胜懔懔。饭后到部，邸问余奉命草宪，属谨慎秘密。余谨受教。”（814）次日，汪荣宝往访大甜水井胡同的伦贝子（溥伦，字叙斋），李家驹在座，略谈纂拟宪法之预备。伦贝子约晚间到府再谈。届时雷奋（季兴）、孟昭常（庸生）、金邦平（伯屏）在座，“贝子谋集同志设一俱乐部，隐为组织政党之豫备。记录同志姓名数十人，约他日再商集合之法。”（815）其时因为清廷预备立宪，京师官绅纷纷运动组织各种党会，联络聚集势力。汪荣宝参与了政学会的活动，到会者近20人，由汪勉斋、孟昭常、陈绶珊草请愿书，要求召开临时会。汪荣宝心知无效，亦不便公然反对。（827）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开会选举董事评议员，到会会员42人，曹汝霖、陆宗舆、金邦平和汪荣宝四人当选为董事。（904）此外，他还作为来宾参加了宪政实进会欢迎张謇的欢迎会和宴会，（897）又参与陆宗舆发起的资政院议员研究会。（1016）
二月二十二日（3月22日），溥伦补农工商部尚书，沈家本回法部左侍郎任，世续和李家驹充资政院正副总裁。汪荣宝对此不无寄望，“诣叙斋贝子致贺，今而后喜可知也。”（816）内阁暂行官制设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一人或二人，“余于肃邸前力陈其非，本日为代作一说帖，说明此制之流弊，面送肃府，未知其能否力争也。”（821）后因枢堂挽留未果。
此后，汪荣宝积极参与纂拟宪法事务，与溥伦、李家驹等多次商议。“余近以宪政馆办事棘手，每有献替，多不见纳。而论者或疑余等把持一切，枉道取容，交相攻击。余久有去志，苦未得间。”其余两位协纂宪法大臣亦不希望汪荣宝兼此差事。于是汪以部务殷繁为词，具呈辞职。（826）
六月初八（7月3日），纂拟宪法之事在武英殿内的焕章殿开办，溥伦、载泽、陈邦瑞、李家驹、汪荣宝等均到场，会议纂拟程序及派员办理庶务。（919）随后，汪荣宝带书十余种，其中有美浓部达吉博士的《宪法消遣》，和李家驹一道入山，在京郊十三陵一带，闭门编制宪法，首先起草凡例，拟定章目，继而讨论具体，起草内容。关于弼德院应否列为宪法上之机关，参考所携群籍，不得要领。草拟第一章第八条，关于规定命令权，汪荣宝虽采普鲁士等国宪法主义，不取独立命令，而略采俄罗斯宪法之意，加入委任命令一层，议久不决。最终决定采日本宪法主义，而条件加严。（922-928）
回京后，李、汪二人向溥伦、载泽报告了凡例、章目，并陈说大意，两邸即拟呈递摄政王请训示。（929）中央教育会开会期间，沈恩孚、黄炎培等人来访，谈及“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与现在中国情形之异同，称心而道，不自觉其言之长也。”（938）
后来的一段时间，汪荣宝一直在公余草拟宪章，定期将拟好的正文、参考条文和按语由各位纂拟大臣抄录审阅，然后讨论改动。增加的内容如皇室大典之制定、颁历等，有时一项条文争论半日不决。定稿后，由书记誊写进呈。（948-951）若摄政王有所删改，则要再议，或遵改，或进言。
闰六月下旬，汪、李二人再入方山，续写宪章。关于汪荣宝未采纳日本宪法第31条之事，李家驹有所疑义，汪荣宝解释系酌采伊藤博文、穗积八束等人的学说，明白规定，列入第一章之末，作为第20条。（968）讨论第四、五章时，又参阅有贺长雄的《责任论》和清水澄的宪法学著述。回京后，汪荣宝再遍阅清水澄、织田万、美浓部达吉、上杉慎吉等人的著作，修改条文。（972）又阅副岛义一的《宪法论》，“关于条约与立法关系，颇与余意见相合，即采其意，拟成条文。”（973）常常是汪荣宝阅读各种日本人著的宪法书籍，然后向李家驹略述近日所见。这样学以致用、立竿见影地草拟国家大法，今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由于连日钻研宪法，日思夜想，殊于身心无益。（976）凡遇疑义甚多，易滋误解处，汪荣宝即遍检日本诸博士说，苦不得当。（978）
制宪的难题之一，是兼顾法理和实情。有时即使遍阅外国诸书，仍然不得要领。如谕旨、诏诰、制敕，“向来未有包括之名词。日本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二项所谓诏敕，盖即所以概括各种者。普鲁士宪法谓之国王所发之公文书，一文一质，于中国均不合用。因思唐律所谓制书，殆即包举一切而言。亟求《唐律疏义》考之，殊不得确诂。”遂“访冈田博士质以关于司法权解释之异同，亦颇不了了。冈田刑法专门，于其他公法未尝十分研究也。”（986）关于大臣责任问题，“以土耳其宪法于此事规定独详，反复审思，因悟彼宪法第三十五条之精意。窃思采用，撰拟条文，转辗不寐。”（987）“阅副岛学士《宪法论》，参考关于预算各学说。日本宪法六十七条于议会预算协赞权限制颇严，初疑照此规定，则议会对于预算殆无自由修正之余地也。似于本实不符。及细加考订，乃知其所谓既定岁出者，指上年预算所定之额而言，非谓大权所定。自伊藤义解以及有贺、副岛、美浓部、市村光忠、上野贞正及北鬼（三郎）诸氏著书，均是如此解释。惟清水博士及都筑学士馨六颇持异议，以为照此解释，于大权有非常之影响。因检穗积氏《宪法提要》阅之，于此独不及一语。盖博士亦未必如清水之极端主张也。”（994）后即采纳伊藤说，会计一章于既定岁出一条明白规定，以免将来论争。（995）
七月二十八日（9月20日），汪荣宝和李家驹在泰山将宪法草案全部86条116项定稿，（996）回京后继续有所改动。如八月初八（9月29日），“日本宪法第二章之意义最为学者所聚讼，实则沿袭欧洲各国之历史，冀以防止专制政府滥用权力之弊，于法理上无何等之关系也。我国制定宪法，仅可用概括主义，不必一一列举，转生误解。本日参考各书，根据法理，另拟概括‘定’的条文。当与柳溪熟商。”（1008）
汪荣宝对于草拟宪法之事虽然全身心投入，却不敢期望过高。七月十三日（9月5日）晚，他阅读美浓部所译述厄利纳克氏《宪法变化论》，“末段述国会制度之缺点及代表主义之无用，精警透彻。以他人行之数十年，而尤未能惬意者，我乃方思学步，即一一摹拟惟肖，已不免为学人所嗤，况复袭其皮毛，而遗其精意，欲以挽回颓运，岂可得哉。掩卷深思，百忧交集。”（983）
在制宪问题上的诸多审慎，成为后来学人指责其政治态度的口实。可是汪荣宝看到的问题，有的至今仍然困扰各方，难得妥善的解决之道。例如关于代议制，从孙中山、章太炎到陈寅恪，都有看法各异的批评指摘。况且，汪荣宝的表现还有其他方面。作为资政院议员、中央教育会的政府代表，在会上讨论停止实官奖励及出身问题，汪荣宝发言演说不可不停止之理由。此案多数赞成，可成决议。（943）又赞成列名发起张元济等人组织的私立教育会，并参与成立大会，接替先行离会的伍光健担任主席，还当选为评议员。（958-959）
汪荣宝注意到政界形势的变化，以及广州将军孚琦被刺事件。四月中旬，有言官疏陈近日革命党由长江一带纷纷北上，廷寄民政部、顺天府严密侦缉。（867）他与汪大燮等人谈及近来大局，唏嘘流涕。（869）七月十八日（9月10日），他与曹汝霖、陆宗舆等谈及近日川事，共相扼腕。（988）孟昭常与谈铁路风潮事，颇有辩护盛宣怀之语。汪荣宝认为其长厚如此，（1018）心中显然不以盛的行事为然。
辛亥这一年，恽毓鼎的身份恰好由官转绅。在今人眼中，恽毓鼎大概属于守旧一类，可是其言行未必可以守旧一言以蔽之。他认真阅读梁启超的《饮冰文集》，颇为推崇，将《六大政治家》中的三篇“熟玩深思，服膺不释，其足以增吾智识者多矣。”（521）看林纾的翻译小说，也认为“最有声价”，“所译各具面目，各有精神，处处引人入胜”。而指学生所译东洋各种，“猥陋之词，不可向迩”，斥为“新小说之极恶劣者”。（522、524）他可以吃西餐，喝红酒，被推为上海中西医学研究会会长，对于“近世泰西人重新理，于医亦然。每理一证，则推究尽变，著为专书”，也表示“服其善”（530）。由此看来，他也是王闿运口中趋新的讲官之一。不过，他对废科举、立学堂，造成学生志趣卑污，道德堕落，中国文字将亡，感到悲哀，因而叹息痛恨南皮、长沙二张（之洞、百熙）。（541）
温生才刺杀孚琦，恽毓鼎担心“暗杀之祸渐行于中国矣”。（530）对于摄政王的所作所为，恽毓鼎心怀不满，“阅报纸，各国要索环集，咄咄逼人，政府一味支吾，束手无策，唯贸贸然督秕政之进行，财日竭，气日嚣，兆庶离心，百官解体，毓鼎效忠无路，痛念先朝，泫然泪下。禁烟，上英国当，害人命无数，上下亏损二万万两以上。防疫，上日本当，害人命无数，上下亏损数百万两以上。朝廷甘受其愚，始终不知觉悟，岂非气数使然。哀哉！”（526）加上不愿受委员胥役的折辱囚禁，愤而辞去翰林院侍读学士一职。
三月二十四日（4月22日），上谕准恽毓鼎开缺，他自我解嘲道：“余宦情素淡，笃信安命之说，以自得为宗旨。数年来，子孙繁衍，宝惠官运渐隆，时时以盈满为惧。故每夜焚香恭谢天佑，唯求得以保全。今幸获赋遂初，与世无争，与人无竞，读书写字，莳竹栽花，使此心常活泼泼地。内有贤助，外有良朋。多欢喜，少怨忿。以此养生，以此进德，庶几无负光阴乎？午后得见谕旨，顿觉无官一身轻，天空海阔，任我游翔，可为人生至乐。所不能恝然者，渥受先太后、先帝知遇优待之恩，未能报称万一耳。”（531）
由于对新朝当道的颇多不满，恽毓鼎眼中的宣统朝局鲜有是处。皇族内阁成立，恽毓鼎历数其成员，大都宗室亲贵，后来眉批道：“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532）他对“贤者避世”之说颇有同感，不与世风所趋近而同之，一反举世好结党运动的风尚，偏重安守独立，避世而不遁世。这与他民初参与多种团体活动的行为反差显然。他喜欢看《东方杂志》和《国风报》，并且表示：“余于近人译著新书，皆阅不终篇，即生倦厌，独《国风报》则读之醰醰有味，益我良多。”《东方杂志》“虽不及《国风》之宏深，而理博趣昭，亦颇引人入胜。长年多暇，以此为遣日之资，殊为不恶。若京沪所出日报，大半造言生事，弋财营私，真不足污吾眼光也。”（536-537）
广州乱事屡作，先是击毙署将军孚琦，继而攻打督署，再是炸弹轰击水师提督李准。据说“总督张鸣岐恐甚，夜眠屡易其处，日夕忧惧，将成心疾。张由岑春煊幕府，不数年窜领兼圻，既无定乱之才，复无镇乱之胆，临事则张皇而失措，事后则铺饰以邀功。真凡材也。执政唯知受其重赂，付以南疆，亦稍为大局计否？”（543-544）[34]恽毓鼎的怨词，与其说是担忧大清的安危，不如说是为自己鸣不平。
郑孝胥书法
皇族内阁成立时，曾有传言将召张謇和郑孝胥入为新内阁秘书长。张謇自戊戌官场失足，即不愿再入宦途，因而到京拜访亲贵时明确表示：“不可以公推而来，得官而去”[35]。郑孝胥则不然，他自视甚高，抱负不小，颇有野心，辛亥年在京活动，遍交官场士林，甚至与革党、康党也有所往来，相当活跃，曾先后参与东北、蒙古等边事以及铁路国有事宜，并为盛宣怀代拟谕旨及收回商办铁路奏稿。回沪不久，又再度专程北上，参与筹划路政。期间被清廷授予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力辞湘藩，欲就邮传部邮政局局长之职，不果。
五月廿五日（6月21日）摄政王召见时，郑孝胥主要就世界交通大局的变化趋势表示了意见，他说：“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遂与俄分为主人。今中国若能急造恰克图铁路，则由柏林至北京只需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进步。从此以后，中国遂与俄分作欧亚交通之主人，而南满、东清皆成冷落，日本经营朝鲜、满洲之势力必将倒退十年。此乃中国自强千载一时之机遇也”，又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策，颇为摄政王认可。[36]
六月初六（7月1日），郑孝胥如约拜见徐世昌，在达寿在场的情况下，郑孝胥建言身为协理大臣的徐世昌作为汉人代表，应研究各部统一联系之策，先将各部务分别轻重缓急秩序，然后各大臣开阁协议，以部务列之国务中，更分其先后轻重缓急之秩序，并协力制定五年预算案，依案进行，“此所谓国务大臣而非部务大臣也”。（1328）三天后，郑孝胥于召对时又陈内阁统一政策及造路预算案。
皇族内阁成立，举国共愤，郑孝胥积极出谋划策，引起舆论的不满，怀疑其忽得实官之授有卖身投靠之嫌。“《北京日报》捏造余廿五日召对之语，各报和之，意皆忧余为政府所利用。”对此郑孝胥另有盘算，“余果再辞，则亦与彼等以鼓噪为恫吓者等耳，焉能得所凭借以小试其施行之手段哉。”（1330）对于长期未得实缺的郑孝胥而言，这无疑是施展抱负的良机。在回沪途中，他踌躇满志，却不无忐忑，写了不少做官办事的心得箴言，表示“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1331）《时事新报》节译《泰晤士报》关于郑孝胥奏对的评论，认为所奏审时度势，精当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国能简拔如是之人才十数辈或数十辈，列诸要津，畀以政权，则中国之应付时局，其和平坚卓自应远过于今日也。”（1332）郑孝胥颇为认可，特抄录于日记中。
赴任途中，郑孝胥的满腔抱负难以抑制，不禁发出豪言壮语：“吾今挺身以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虽不免大言之谤，然其盖世冲天之奇气，终不可诬也。”（1333）殊不料此去非但无力回天，反而卷入乱局，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令满腔豪情化作冰水。平生自负有经国大略的郑孝胥，这一次确是天机失算，骑上虎背，难以下台了。
辛亥正月初一，长春天阴，原来在奉天办理警务的孟宪彝匆匆赶赴长春，接任吉林西南路兵备道。此行是由于前任处理防疫事宜不当，出现种种扰民及病死之人被狗分食等不堪之事，被人密告撤职。孟宪彝临危受命，限期到任，接手相关事务。东北疫情由哈尔滨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境，长春疫情尤重。到任后，孟宪彝循例拜晤官绅商各界，所谈主要即疫情。该处防疫局总办留学西洋医学毕业，通英文，人极诚朴，办事亦踏实可靠。次日，长春阴雪，下令找木工限期六日，制成棺木1700具，将来平价出售。因为尸体仅百十具，决定暂不用火葬，仍以土埋。后因挖坑苦工染疫而亡者渐多，招不到工，不得已改用火葬。正月十一日（2月9日），将城乡未葬尸棺及搜罗四乡未埋尸躯共1200余具一齐火化，并希望借此为转移风气之先导。[37]后来又策划进行第二次火化。
随后几天，相继与新军统制商定病死官兵安葬办法；拜访城里的英国医院大夫，请其协助防疫；暂时关闭澡堂、理发铺，雇工挖坑，以及限制行人来往，以防疫情传染；拜访日本领事松原一雄，协商防疫之事，并要求防疫任事之人及巡警注射血清，以防传染。托日本领事向南满公司商借能够注射一千人的血清，又与刚到长春的美国杨大夫商量制作血清之事（据说比购自外国的好），请药房为之提供各种必需器具，不足则向日本订购。二道沟东清铁路欲将所有栈店赶出界外，并拆毁房屋，孟宪彝答应向俄国领事交涉。俄领事系孟的旧交，同意每家留两人看门。不料执行命令的俄国军官反对领事干预，坚持驱逐行动。反复交涉，只允诺暂不拆房，人员则须迁往华界，等到疫气结束后才能返回。（13-27）
孟宪彝思想开通，办事认真，他在英美医院用千倍显微镜观察病毒，对于“西医之研究殊堪佩服”，（38-39）又称赞西医通过解剖确定五脏六腑病否，“此种学理，今始发明，岂中医所能梦见者”。（142）经过咨询，他果断采取各项措施：与日本人士合作建造焚尸场；对于防疫不力的巡警官员予以严惩；下令全城大扫除，所有饮食店停业，尚未染病之家的房屋亦须消毒；前任道台所设各处隔离疑似染病者的贫民留养所，除死亡者外，经验证无病，酌情分别处置，又新建数处较为整洁的隔离所；严禁散布谣言，以安人心；组织各方人士召开长春防疫会议，设立中医疫症院；派警员30人到满铁医院学习消毒方法。
其时东三省总督与日本有关人士及部属协商，确定防疫三法：第一，城内遮断交通；第二，向日本调用他处消毒班帮同城内消毒；第三，将无业游民全部送往城外留养。孟宪彝立即遵循一、三两条，第二条因已派员到满铁医院学习消毒法，以为可以替代。后经日本人士提醒，消毒班非素有经验者不行，教练日浅，恐不克济事，又提出聘请三名日本消毒员为班长，日本方面仍然担心不足以应对。（58）总督以哈尔滨防疫法通知各地，饬令仿行。因长春地广人众，西医又少，酌情变通。（60）后奉天由长春传染，疫情蔓延，还定议阻断长春与奉天各路的交通，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64）
正月二十三日（2月21日），孟宪彝赴大和馆晤日本医学博士北里，据说其为全球论疫症者之泰山北斗，随从而来参考疫症的博士甚多。应北里的询问，孟宪彝详细说明长春防疫情形，并同赴老虎沟火葬场和黄瓜沟疫症院现场视察，所办各事均得到北里的肯定。
长春城里有朱姓中医，不信西医，要求在西关大佛寺另设中医疫院，与官府约定，可以诊治下药，但一切人等必须消毒。尽管如此，朱中医仍然不幸染病身亡。孟宪彝叹息其“鄙薄西医过甚，不以疫症为传染之剧烈症，竟以身殉，其志可嘉，其愚不可及。以前次屡函儆戒，乃不之悟。噫！可悲已。”（87-88）
二月初五日（3月5日），接总督转外务部电，告以三月初五（4月3日）各国将派医学专家到东研究疫症，应饬各地方官迅速经理，务于三月初五以前歼灭疫气。（89）在孟宪彝的经营之下，长春防疫收效显然。二月初六日（3月6日），日本铁路站长及附属地隔离所所长参观城内外各隔离所，叹为不可及，应照此归而改良。“此实难得。我之隔离所，屋宇洁净，自是优于奉天所为，兹日人竟亦自谓不及，我之苦心经营，亦费去金钱过巨矣。”（92）稍后来长春视察防疫事务的英国防疫会员也对该地所办防疫各事充分肯定。到二月中旬，疫情已经显著缓解。此番大规模疫情，促使中国开始确立防疫体系制度，对于官员应对处置此类事件的行政能力也是一大考验。
由于孟宪彝长春防疫的出色表现，离任总督锡良对他的评语是：“才具开展，任事实心，办理防疫事宜，勇往直前，不辞劳瘁，极意联络，众论咸服。”（207）官声已在循吏之上。
孟宪彝对西医的医术颇为叹服。其妇生子，由满铁医院所派助产士接生，并认为日本将生产学列入女学科，所以生殖繁众，人鲜夭杞。（202）对于中西医的优劣，孟宪彝其实并无成见。他听说阿城及呼兰双城均未用一西医，而疫情平复，疑心是否真的西医可以扑灭疫气。“平心论之，西医言防疫，遮断交通，隔离消毒各方法，此诚高出中人之上者。惜竞言防，终无疗治法也。中医不知卫生，徒言疗治，致多传染，反为西医借口。倘使如西医之自为保卫，再事疗治，将出诸西医之上。西医疫院送百人死百人，中医治百人或治愈数人，特不如现值西医气盛世界，即治愈吐血者，西医则谓此疑似病，非真疫症也。此真足令中医短气也。”（147-148）中西医乃至中西学的优劣短长，困扰国人百余年，绝非先进落后科学与否的简单判断可以了结，有如此实事求是的精神态度，的确难能可贵。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孟宪彝不仅办事认真，还有几分忧国忧民之心。二月二十一日（3月21日），“阅报纸知大局危险已极，悲愤填膺，几欲失声一哭。又以手无斧柯，不克干济时艰，为之一慨。倘得跻至民政司一席，必当实地以整顿吏治，作起吾民，或有其苏之一日。特只手难挽狂澜，一木难支大厦，至此作想，不禁英雄气短矣。如欲挂冠归隐，则幼学壮行之志云何。如虚与委蛇，又于心不忍，且非我本性。筹思再三，仍以进行为主的。拟俟防疫事毕，即从所管各地方官严加整饬起点，尽几分心，作几分事，完我官人之格足矣。”（139-141）
为此，孟宪彝坐言起行，积极沟通官绅商界，推行地方自治的各项事业。三月十五日（4月13日），他在城内自治会议事会演讲，以时局压迫，全赖自治争此要点，决心完成前在府任未竟之续，提倡议事会应办之事，望绅商官民结成团体，地方文明事业，方有进步，而防疫清道卫生各事，均在地方自治范围之内。（181-182）闰六月，长春绅商与商会因修马路之事有所分歧，经孟宪彝为之劝导，得以化除意见。不料省派一区姓调查自治委员前来，在自治会演说时，过于激烈，信口开河，几至谩骂。在座绅士积不能平，有人起身质问，竟成冲突。在孟宪彝的调解下，终于和平定议。（322-323）闰六月十六日（8月10日），日本留学生的国民会代表金鼎勋、王葆真来见，与言东省大局，数年来所欲办各事，“彼代表皆以未得实行为憾”。（325）
清季东北，地旷人稀，日、俄等国均大量移民，甚至划界驻军，因而时有交涉之事，除专门交涉局负责外，各地官员亦须时常处理相关事宜。孟宪彝与各国领事及相关人士交往交道，能够不卑不亢，权衡折冲，不失礼，不生事。他看日俄领事照会，“出语皆有锋芒，咄咄逼人，所谓外交无道德，信然。”（182-183）遂与日领事商定，今后一般交涉事宜见面一说就了，不必形之文牍，以免纠葛。所有旧案亦从速了结。（184）
尽管如此，有时还是会碰到棘手难题。如东三省新定营业税与所订条约相冲突，日方坚决要求改正。孟宪彝一方面以前任所定之事，且业经上官批准实行，必须待新章订出，否则不便擅做主张。与日领事反复辩论，双方仍各执己见。（197-198）另一方面则具禀上司，力陈收税简章不甚完善，授人口实，碍难与争。（210）而奉省司道官员日日赴日领馆打球，却无人肯出面担当交涉责任。（218-219）相比之下，孟宪彝敢于担当，言出必行，也算难得。
四月初，陆军第三镇退伍兵在车站与日兵因事争殴，彼此各有受伤，日方派警抓去四名士兵拘留，几经索还，日领事以事结方可放还，殊悖公理。孟宪彝亲自到日领事馆交涉，议定办法四项：1.第三镇严惩滋事兵及带队排长；2.统制派标统到日领事馆道歉；3.陆军包给受伤日兵疗伤费，标统与日兵官会面，陆军传谕军人以后不得再行凶暴；4.陆军如有多数兵到站搭车，须预先通知日领事，并多派带队官和翻译护送，以保不致再生事端。（215-217）陆军方面接受各项办法，但日领馆仍不肯放人，“甚矣无公理也”。（218）好在此事最终和平了结，日方还主动放弃了疗伤费。
正因为东北驻军表现不佳，报载有调陆军第六镇到奉之说，孟宪彝认为“陆军已调在东者，毫无实用，不过为地面添扰累年，且其内容徒为外人耻笑，更于国防无所增重”，具禀新任总督赵尔巽，请不必再调。（204）清季编练新军，旨在加强国防，实际作用却适得其反，不过徒增扰民而已，非但无助于对外交涉，还埋下后来东北变局的祸根。
六月初，日兵闯入陶家屯地方杜姓民家，绑去六人，交涉司派员与之交涉，日领事颇为藐视，不肯交人，并指日兵所伤诸人皆系向火车击石者，“信口开河，毫不情理，当以正言驳论之。”（270）奉天派来负责交涉的官员以“日领实不讲理”，孟宪彝则认为：“日人岂无公理，与我则不讲公理，恃强权也。”（285）他审时度势，“以现在交涉，大了不如小了，明不如暗了，尚鲜失败之处也。”（295-296）所谓弱国无外交，具体办理交涉的官员无力一味坚持公理，不得不迁就于时势。
身处外强的直接侵逼之下，孟宪彝一面欣羡文明，一面积极防备。四月初九日（5月7日），孟宪彝到日本小学校参观运动会，“日人尚武，精神不同，粗暴由其自小学时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竞争之事。然皆有秩序可观，不得不为之感动焉。”（222-223）四月底，赵尔巽接任东三省总督，听说预备巡警发枪，属下意见分歧，或谓于民间有百害无一利，或反对此说。孟宪彝赞成发枪。赵尔巽也认为：“百姓自卫身家，多一枪则多一利，不能如高丽人之坐以待毙也。”（244）
个别官员的努力，毕竟无法改变国家的地位境遇。在此期间，英皇加冕，清廷派振贝子为专使前往，而英国待其甚薄，置中国于埃及之次，德联邦也向以中国为二等国。受此刺激，振贝子归途经过长春时赌气不愿下车，而其护卫却向东三省督抚索取小费。（305）政府不思振作，而希望得到列强尊重，岂非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