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雨欲来
引子 瑞雪与妖异
尽管后来还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以及伪满洲国的小朝廷儿皇帝和梦想黄袍加身的无数愚氓等闹剧，在中国的历史上，1911年辛亥，应该说是皇权帝制的最后一年。只是亲历者无法预知，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不是年复一年的新岁，也不是父子世袭的新皇，甚至不是五德循环的新朝，而是一个结束两千年皇权、永远告别帝制、开启共和时代的历史新纪元。[1]这样以千年为单位的辞旧迎新，在人类历史上的确可谓千载难逢。
辛亥年新正，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普降大雪。看着漫天雪花飞舞，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心绪各异的人们，所感受的意境完全不同，日记所记，清晰地反映出各自心情的别样。这些差别，除了显出当时各人境遇的不同，也或多或少地预示了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和共和时代，应变及表现的千差万别。
在天子脚下的京师，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雪直到元旦夜晚才停止。这一天仍丁母忧的前军机处章京、宪政编查馆科员许宝蘅（1875－1961年，字季湘，号巢云，浙江杭州人）在日记中记道：“十时起，雪更剧，竞夕未已，屋瓦厚积尺许矣。”[2]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1844—1919年，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进士）记：“大雪一尺五寸，三十年来所未见。”[3]民政部左参议汪荣宝（1878—1933年，字衮父，号太玄，江苏吴县人）则记为：“午前十一时起，大雪弥漫，平地积尺许。”[4]虽然没有多少年不遇的说法，还是有些不同寻常的异样。
与许、缪、汪三人的单纯纪实略有不同，望着雪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那桐（1856—1925年，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光绪十一年举人）的心情似乎不错：“自夜间落雪至申刻止，祥霙盈尺，豫兆丰年。”[5]从后来的情形看，其乐观情绪大概并非来自大清王朝有何喜讯，而是他本人随遇而安的达观心态。与那桐同在军机，后来又一起入皇族内阁为协理大臣的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水竹邨人，祖籍浙江鄞县，落籍直隶天津，生于河南卫辉。光绪十二年进士），当日的活动依次为：“未明起，大雪。敬神。入直，到甚早，秉烛独坐军机处，作诗一首。辰正后，随庆邸同僚四人在西右门内见摄政王，巳初召见。巳初一刻散，同琴轩到摄政王府暨庆邸各处拜年。午初刻后回寓，祖宗堂前行礼拜年，合家拜年。午后小憩，恭阅实录。晚祀祖。”[6]除了见的人有所不同以外，这样的程式大概是徐世昌当年每日活动和记述的缩影。
任学部行走、资政院议员的胡骏（1865-？，原名绍棠，字葆森，一作葆生，号补斋，四川广安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辛亥新正仍在京师，“大雪积厚可尺许。晨起弥望，顿觉世界放大光明，亦奇观也。”[7]而早已辞官闲居的王振声（1842—1922年，字劭农，一作少农，号灿柯山樵，又号黄山遁叟，晚号心清老人，顺天通州人。1873年同治癸酉进士，授工部主事，历任工部郎中、御史、给事中，光绪三十一年补授安徽徽州知府。后改授道员，辞官归里），也目睹了这场大雪从腊月廿九一直下到辛亥元旦，心无挂碍，惜墨如金的他，在越来越简略的日记中特意记下这场大雪“厚尺许”，以示非同寻常。[8]
客寓北京的湖南布政使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光绪八年举人），大雪中与居停主人“拥被共谈，甚欢。”除夕夜（腊月二十九），他写了一条红纸：“宣统三年，民强国振，道达诗昌。”这不仅是他的愿望，也隐隐流露其抱负。郑孝胥主张立宪，并积极鼓动各省督抚联衔电催，不少相关电稿即出自他的手笔。岁末回顾，他接着写道：“今年踪迹颇极纵横，内阁、国会已有萌芽，锦路、壶埠势不可止。触山之恨难偿，逐日之力将尽，其所营者仅止于此，吁，可哀矣，吾其为共工、夸父也欤？”[9]这番话绝非心力交瘁的慨叹，好不容易获得实缺的他，与友人相谈甚欢，不仅是重逢的喜悦，还满怀着对时势及个人作为的期待。
这场大雪覆盖的范围很广，近畿的天津，也是“大雪尺许”。[10]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1862—1917年，字薇孙，一字澄斋，河北大兴人，祖籍江苏常州。光绪十五年进士）得南方来京的友人相告，“入湖北孝感境即遇雪，愈北愈大”[11]。陕西的大雪从除日下起。腊月下旬从陕西出发赶赴北京就读清华学堂的吴宓（1894—1978年，陕西泾阳人，字雨僧、雨生），二十六日（1月26日）刚到河南的陕州即遇雪，继续乘马车走了两天，抵达河南府，换乘火车。因为京师鼠疫流行，京奉铁路暂停运营，除夕和新正都滞留在河南府。此地的大雪，到除夕夜已经停止，“晨起而日光煦煦，天已大晴。四野积雪至厚，望之一色。赤日紫霞远映其上，新霁景色至研且丽。”不过，美景当前，被迫待在客栈的吴宓却心绪不佳，“晓光未出，栈人即起。爆竹鸣鸣，香花融融，太平酣嬉，庆贺新年。旅客闻之，究竟有何意味。人生百年，年年此日，亦事之常，况事业无成，时局方厄，尚何言庆祝云云也。”直到新政初二登车北上，他的心情才渐渐转好，望眼窗外，“四野积雪未消，望之一白，为风所拥，雪表面乃作波浪痕。车行既速，凭窗外望，雪波汹涌，俨似流动于足下。远顾天际一色，真不啻在沧海中行也。……此诸日间飞行千余里，乃雪色仍弥望一白，真个琼瑶世界也。”[12]
同是新正，江南无雪，有雨。据执教于家乡江苏东台县立中学和师范学堂的吉城（1867—1928年，字凤池）所记，当地除夕子夜雷雨，元旦白天放晴。[13]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海门，光绪二十年恩科状元）回到家乡南通，拜庙应客之余，还要处理些家事业务。[14]辞官里居的叶昌炽（1849—1917年，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江苏长川。光绪十五年进士），在苏州迎来新的一年。不过，自从1906年学政裁撤回乡，叶昌炽就已经心灰意冷。1910年底，他辞去勉强承乏的江苏存古学堂史学讲席。辛亥元旦的天气和他的心情都相当阴沉，他在日记中写道：“行年六十三矣，德不加进，欧风浸灌，新国民新少年如饮狂药，吾辈如陈人宿物，旧时所学，尽成土苴。过新年后，只可蛰居不出，即以此日为始。”[15]可以说，对于叶昌炽而言，清朝虽在，却已经山河变色，不复往日风光了。
和江苏一样，湖南长沙也是年前有雨，不过除日已经转阴，元旦天色放晴。可是湘中大儒王闿运（1833—1916年，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举人）的心情并不比叶昌炽好，因为除日“长雷周庭，甚骇听闻”。据说：“己亥冬腊日，衡州震雷，其日杨叔文电达慈禧，谏立阿哥；丙子冬雷，西洋游人不许登岸；今皆成盛时事矣。”天有异相，预示着人间有灾祸，所以王闿运作了一首记异诗，“己岁冬雷天听高，红镫过处盗如毛。十年危苦支残局，三月烽烟落节旄。除日幸无台避债，长雷惊似鼓鸣皋。天心人事俱难测，且酌屠苏学脯糟”。只是苦中作乐也有所不能，次日元旦，听说“昨电击电话柱，又正当臬接印时，此鼓妖也”[16]。在熟读经史而语多妖妄的王闿运看来，妖异现应是天下乱的征兆。
同在长沙的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坐办、总理余肇康（1854—1930年，字尧衢，号敏斋，湖南长沙人，光绪八年举人，十二年进士），辛亥新正的感觉与王闿运全然不同，庚戌除日，风雨雷电，昼晦三次，雷声甚猛，不知何祥。可是次日早晨，天获畅晴，气象甚佳，“今年定卜时和年丰，为之快忭”。不想后来局势的发展变化完全出乎余肇康的意料。民国成立后，丙辰八月二十四日（1916年9月21日）他于除日条补注道：“呜呼！明年今日，国变已四日矣……以见天乃定以行与事示之之至显意。”癸亥（1923年）浴佛后三日，又于新正条补注道：“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17]对自己未能及时正确领悟天意以至于对时局剧变准备不足而感到痛心疾首。
辛亥年一整年中，天象的吉凶的确有些令人难以揣测。晚清桐城派大家、安徽师范学堂监督姚永概（1866—1923年，字叔节，号幸孙，安徽桐城人，光绪戊子科乡试解元）所在的桐城，气候变幻莫测，除夕大雨雷电，元旦中午放晴，次日早大霜，申刻雪。[18]辛亥正月初一（1月30日），长春天阴，正在奉天办理警务的孟宪彝（1864—1924年，字秉初，直隶永清人，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匆匆赶赴长春接任吉林西南路兵备道。先是，十月初二（11月3日）晚七时，吉林长春有流星自东南而西北，巨响如雷，还算有些科学知识的孟宪彝无法判断究竟吉凶祸福，甚至觉得“祥瑞亦妖孽也”。[19]或许辛亥年真的是妖异横行，或许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局势天人感应，人们普遍对于现实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惶惶然，所以耳闻目睹才多了许多的怪力乱神。这一年，本来以传播西学享有时名的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资政院议员严复（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字幾道，福建侯官人，留欧学生）忽然笃信占卜问卦，日记中主要就是记录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各种卜辞卦象。
辛亥元旦浙江台州的天气相当诡异，开始阴，继而细雨无风，云白色。午初大雨。午中雨晴，雾颇大。午末见有日色，雾仍未退。然后是阴而有雾，直到酉末，东北风起，潮热散去，但仍有雨。黄沅（1874-？，祖籍湖北江夏，浙江台州人，字质诚）照例叩拜天地神圣及堂上，并到城中官绅各处拜年。回寓后祈求岁岁平安，堂上康健，国泰民安，风调雨顺。[20]上年及本年，黄沅也几次看见彗星，当时不明天意，后来局势的变化，显示天相预兆，一一应验。
远赴大洋彼岸的胡适（1891—1962年，安徽绩溪人），当时不过是如过江之鲫赴美留学生中的普通一员，保存下来并且出版的辛亥年留学日记，恰好是从旧历元旦开始的。身在异国而不仅是异乡，没有任何过节的气氛，而且还要应付生物学考试，不免有些失意。胡适写了一首小诗，记录当日康奈尔大学所在纽约州的天气和自己的心情：“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纽约州天气的寒冷与北京相仿，提倡科学的胡适，对于学习科学似乎没有特别的兴趣，其心情除了对当天拿到的《五尺丛书》感到满意外，基本上乏善可陈。[21]而在的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的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浙江绍兴山阴人，原籍浙江诸暨。光绪十八年进士），这一天前往附近的城镇游览，参观了尼采等名人曾经就读的学校，并在同地教院观看古墓碑、宗教画、木刻、塑像。[22]虽然身为革命党人，毕竟离开现场较远，对于国内政局表面陷入胶着状态之下的暗潮汹涌很难把握，因而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化之事。
年届五十的恽毓鼎刚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可是对于辛亥新正的这场大雪所预示的天相，也无法预知吉凶祸福，所记录的是：“彻夜大雪，至未刻始止，积地一尺二寸许。十余年无此大雪矣。”雪停后他前往南横街，“乾坤积玉，路断行人，终日无一车到门。雪甫止，即有清道夫分段划治道涂。新政中唯路政最见益处。”这样的评语也正是恽毓鼎心境的写照。他自觉年龄日长，“志气日衰，脑力日减，唯学问、思想较前大进。盖阅历稍深，记览稍富之效也。”（521）除夕夜，他居然“看饮冰室论本朝学派变迁一大篇，真知灼见，洞中窍要，从前无人能及此者，二百六十年宗派当以此为定评。”[23]（520）梁启超的论述能否当得起这一句评语，尚有可议，因为梁的看法后来变化不小，可见他自己也不够确定。不能预知天命的恽毓鼎，其言行却反映了人事变迁，依稀透视出大清王朝的命运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