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字与进化
强调文字作为“器”的性质，既和当时学术界对于学要“有用”的思考有关，也揭示出社会进化论对此运动的影响，而这又绝不止于用的层面。1895年，康有为指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正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变，此天智之自然也。以造文之始，必多为笔墨形象，而后其意始显；及其通用，但使为记号而已可共晓。”他还征引郭嵩焘的见闻，说西人“三千年前古文字，皆是象形，与中国钟鼎略同”，而今日则“以音纪字，至简者也”。[124]这一看法被世人广为接受。其弟子梁启超说：“凡符号之优劣有一公例，即其符号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反是则为劣也。……故凡野蛮时代之符号，必繁而杂；凡文明时代之符号，必简而整。”[125]劳乃宣也说，文字进化与社会进化恰相反，“人事降而愈繁，则文字趋而愈简，自然之势也”[126]。为王炳耀书作序的温灏亦提出：“唐虞三代之时，文字尚简，故治亦极盛”，至秦汉之后以迄宋明，“文愈繁，则治亦愈衰”。[127]
这一进化的标准也出现在清季的白话文运动中。刘师培（1884—1919）引“英儒斯宾塞耳”之言说：“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此所谓“退化”，“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在社会立场上，仍是进化。由此以观中国，上古时期“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至后世，文字渐多，文辞益浅，正遵循“由简趋繁”的“天演”之例。“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128]这样，就如同“言文一致”的观念一样，进化论也同时为文字和文体的改革设定了方向。
康有为指示文字演变规律，乃是从中国历史上找例证，提示汉字亦在向“记号”的方向走，无疑意在强化切音字的说服力。与他持相近看法的人颇多。蔡元培讨论祭礼的变化时，就从中看到了与文字演化同样的规律：祭礼乃“由思想构造设为记号”，其法乃“由尸而象而主，如文学之由象形而会意而谐声，皆为由直接至间接，实符人智开蒙之序”。[129]卢戆章云：中国“字体代变”，自云书、鸟迹，到蝌蚪、象形，又到篆、隶、八分，以至宋体字，“皆趋易避难也”。[130]既然切音较象形为易，则汉字简化最终会走向切音一途。汤金铭说，“谐声为六书之一，而字居大半。后代递增之字，此类为多”，皆因其易于识记。他表彰蔡锡勇的著作，谓其“以切音为主，靳合今音，不拘古韵”，亦是“推广谐声之义”。[131]汤氏所谓“谐声”即今日所说形声字，实际是“形声相益”，故其字居大半，并没有证明汉字的发展方向是走向拼音化的，但汤氏的论说重点却全放在“声”这一面，因此与其说此论是对汉字发展过程的归纳，不如说其意已先存成见。
实际上，此见虽然看起来是在考察汉字源流，但它背后的参照系还是西文。丁韪良曾引用一位麦都思博士（Dr.Medhurst）的意见：“文言诉诸眼睛，而不是耳朵，它不该被称作language，而是occulage。”后者以“眼睛”为词根，是麦都思的一个生造词，而西文的language一词本是以“舌头”为词根的。丁韪良强调，汉字的五六千个常用字“都是由一个与众不同的字符来表示的。这些字符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和不明确性，以致任何分类法都是不完整的”，只有依靠死记硬背。他注意到：“汉字起初就像古埃及文一样，是象形文字；但很快就进入了一个表音的阶段，虽然它后来停留在一个字形发展受到抑止的状态下，就连一个字母表都没有。”[132]
丁韪良所谓“表音阶段”，主要指的就是汤金铭所说的“谐声”。他肯定汉字也在“进化”，唯程度尚远远不够而已。丁韪良援引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作比，代表了其时不少西人的共识。据沈毓桂（1807—1907）介绍，一位专门研究华语的英国语言学家“都戈拉斯”就认为，汉字“当与巴比伦、埃及二国文援引较比。伊二国之文字有象形，有谐声。中国之文字亦以象形、谐声二者为基，而谐声又后于象形。三国文字之初创，俱以象形为始”，代表了文字发展的初级阶段（参看第六章）。[133]
这种“实证研究”对不少中国人产生了吸引力。如同康有为一样，王炳耀也表示：“泰西之文，初或起于象形，终则归于拼音。”[134]西人在进化之路上既已先行一步，具有示范作用，而拼音又是文字发展的趋向，还有何疑义可言？其弟王炳堃更进一步发挥道：“天下各国，惟中国与埃及开文运为最早。夏商之世，亚欧二洲尚属草昧，而中国与埃及大启文明，以二国之字相近也”，俱“起于象形”。可是早熟也未必就好，导致“中国字学繁琐，失之为史”，与非洲部落无文的“獉狉之族”一样，实际“皆非中道”。王炳堃认为，“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埃及不振久矣，中国亦近为外国凭陵”，其故在此。此一情形，不得不令人慨叹：“夫中国之所以得成为中国者，在于文字；而中国之所以仅成为中国者，亦在于文字。”[135]
王炳堃虽未明言得中道者为谁，然答案已在不言中。如果结合王炳耀的论说，其意实际是：中国与埃及虽是发展最早的文明，但是由于文字不进化，仍保持最初的象形状态，也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势必要被淘汰。卢戆章亦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天朝自四千五百余年前已有文字书籍，立国最早，素称为文墨之邦、礼义之国，鄙中国外为四夷。然天运循环，五十年来，西人反讥中国草昧未开，民多不识字，屋宇道路不修，官尚捐纳，文尚巧搭，武尚骑射，女尚缠足，淫祀遍国，而鸦片、花戏、迎赛、乞丐尚未禁止。噫！吾天朝岂甘受西人之讥诮也哉！[136]
然而“不甘受”并不等于“西人之讥诮”没有道理，相反，正好是一语中的。很明显，卢戆章、王炳堃的看法与前引韦廉臣、都戈拉斯等人认为中国文明尚处在“童蒙”状态的看法如出一辙。这其实是西方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的断言]，再次证明了切音字运动中“西人”视角的存在。[137]
从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古埃及也曾使用象形字，并不必然可以得出中国文字落后的结论。王韬（1828—1897）就曾说：
仓颉造字，前于唐、虞，其时欧洲草昧犹未开也。即其所称声名文物之邦，如犹太，如希腊，如埃及，如巴比伦，如罗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学之士必以此为阶梯，所谓腊顶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国之字，六书之义咸备，西国之字仅得其一偏，谐声而外，惟象形而已。埃及字体散漫，其殆古所称云书而云名者欤？
故中国实乃“天下之宗邦”，中文实是“文字之始祖”。[138]同样的“事实”，结论却恰好相反。这篇文章写在王氏“客粤”之时[139]，当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这三四十年间，世风之变，于此可见仿佛。
同样持汉字停滞论的梁启超也不同意其师把篆、分、隶、草等“写法小异”视为“文字之变”的看法。他强调，汉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万百千变而不可以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相离之所由起也”。追溯往古则不同：“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乌在其相离也？”只是“后之人弃今言不屑用，一宗于古”，遂使文言两歧。其事“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140]戴克敦（1872—1925）也说：“古者语言文字，无甚差别。”自周设封建，各国独立发展，“方言亦因之不同，而语言文字乃稍稍分离”。又到汉代，“官师分离，上之所求与下之所应，皆别辟一途，而愈趋愈歧”，识字愈难。“此诚吾国进化史中之一大阨也。”[141]
这一观点后来流传甚广，成为整个国语运动的共识之一。同样采用进化论的思路，康、梁师徒在具体看法上针锋相对，然而最终都倾向于走向切音，又是殊途同归。这个变幻多端的现象提示出近代中国人接受进化论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传统历史观念本以秦汉为界，以为此后的中国一直没有达到三代之治，受到社会进化论影响的近代学者则进一步认为中国自秦汉之后一直处在“退化”或至少是停滞状态；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历史又不能不是进步的，否则即自居为必被淘汰的境地。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近代的中国学人。[142]不过，如果言文分离只是中国“进化史”中的“一劫”，而不是自始即如此，则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切音字运动就不仅是历史的进步，而且是历史的回归，这又和康有为要从汉字演变史中寻求证据的思路是一致的，既在学理上肯定切音化的方向，也使人心理上更易接受之。
这里又一次涉及“格致”问题。过去之人认为文可以载道，正和其“象形”的性质分不开。我们不妨再听听许慎如何讲：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也，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益，万品以察。盖取诸“夬”。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143]
文字既是上古圣贤观察物象有所心得之后的发明，实际源自对天地物象的摹写，就本具精义，亦是“格物”也。这一看法在中国历史上甚为流行。1906年，魏业镇还在为田廷俊的《拼音代字诀》所作序言中说“昔苍史氏创为五百四十字，天雨粟而鬼夜哭。盖以文字之变递出而不穷者也。其所以穷天地之化而夺鬼神之灵者，功于是乎在。今秀才烛幽阐微，与时推移，以御厥变”[144]云云，显然是拿传统的文字观来看待这部切音字的著作了。
然而，掌握了进化论的切音字运动者并不能为此所说服。在进化论的观念中，与时迁变才是价值所向，永恒不改只能算是故步自封。即使汉字真的有格物之功，可是其长期不变，精义当然流失。马体乾就说：“六书虽古传，但已失古形。且名虽古垂，已无古物。用之者既不能由名求实，又不能以形见义。且其本音又多非今人之所能通。徒欲强今人长古人之舌信，彰今日之事理，以求这[达]于今人之耳目。若此，能领悟者所以寥寥也。”[145]郑东湖也说，汉字“其始也虽曰有形可象，有理可寻，奈何时代之递嬗，花样之翻新，遂致有形反变无形，有理却成无理”[146]。1903年左右，刘师培亦提出：“古人造字主于象形”，后世“字形递更而所象之形不改”，加之多有“假借”等原因，致使造字之“旧意”已“不可考”。此是文字“历久”滋生之弊。不过他这样说并不是要宣扬切音字。他的意见是制造新汉字：“古人之造字，仅就古人所见之物为之，若古人所未见之物，而今人见之，其不能别创新名也明矣。”海通之后，“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若字不加增，则必会导致“所名之物无一确者”。解决的方案有二，一是“用俗语”，二是“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则可使名实与俱，不致两歧。[147]显然，汉字面临着“格致”的挑战，也不仅是切音字运动者的看法。刘师培这里的意见和前引孙宝瑄的话是一样的，而二人均倾向于继续使用意符字。
彼时刘师培尚强调文言一致的重要性。到了1908年，他的态度略有变化。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中，他系统论证了“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的看法，认为这可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很多帮助。他特意指出：“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行远。不知中土文字之贵，惟在字形；至于字音一端，则有音无字者几占其半。及西籍输入，每于人名地号，移写汉名，则所译之音，扞格不相合，恒在疑似之间。又数字一音，均昧其所指，恒赖汉字形为区别。”刘师培所指汉字之优势，恰是切音字运动对汉字的批评，二者南辕北辙，愈去愈远。刘师培强调：“若舍形存音，则数字一音之字，均昧其所指，较之日人创罗马音者，其识尤谬。知中国字音之不克行远，则知中国文字之足以行远者，惟恃字形。而字形足以行远之由，则以顾形思义，可以穷原始社会之形，足备社会学家所撷摘，非东方所克私。”
对于“隶楷体行，浸失其真”的现象，刘师培建议：
取《说文》一书译以Esperanto（即中国人所谓世界语）之文。其译述之例，则首列篆文之形，或并列古文、籀文二体，切以Esperanto相当之音，拟以Esperanto相当之义，并用彼之文详加解释，使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土篆籀之文，穷其造字之形义，以考社会之起源。此亦世界学术进步之一端也。[148]
刘师培那时正在宣扬国粹主义，同时他也是个积极的无政府主义者，这里他把两个视角结合在一起，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字“历久”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7世纪，西人就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早的语言，而直到1852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还坚持认为：“汉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可追溯到巴别塔时代。”[149]汉字的象形特征也一度被正面肯定。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认为，汉字重形，故能超越不同国家和族群的区分（即刘师培所谓“行远”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创立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而在更早的时候，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就已经提出：“汉语字表达的不是字母，不是词，而是事物与概念。”[150]
然而，对于急于救世的人来说，社会起源的研究未免过于迂远，本非他们考量的对象。事实上，在笃信进化论者的人看来，汉字有利于察知“往古民群之状况”，恰恰证实了它的“原始性”。更何况，切音字运动的文字观也强调文字不过是工具，并不一定要载“道”，无论其为何道。按照马体乾等人的表述，随着事物本身的变化，象形文字所反映的事理已是时过境迁，没有意义了；拼音文字以声为主，声音变则拼法亦变，如影随形，亦步亦趋，反而能够不断进步。这既否定了许慎以来的汉字观，也挑战了象形文字可以历世恒久的观点。[151]沈学便提出：“象形恒久，岂以其象耶？字形代变，意会者多。欲真恒久，非图画不可。字非图画，字各有音。汉文以边傍为训诂者若干部，与格致大相剌谬，不足为义。”这个看法较马体乾激进得多，根本不承认汉字曾经触及事理。他进一步提出：“汉文音随地而变，义不少变”，故“字义难载字音”；相反，“西字不作字义，只以字音连句读通行天下，足证字音胜字义”。综合言之，“切音字不独广远，兼能恒久”。[152]如此一来，汉字全面落败。
郑东湖指出，汉字既已“无理”可寻，则人“凡初习一字，非一时可能识，非死记不为功”。相反，切音字“专用拼音之法”，本不求寓理于形，但又是有“理”的，唯此理非事理，而是音学原理。“八九龄之儿童习之，既明其法知其理，便可触类旁通，不劳而获。”[153]对此，沈颐则有不同看法。他说，汉字“诚与语言相离较远，然其远近之度，与文字之深浅成正比例，则与东西诸国之文字一而已矣。所难者，我国文字之原出于六经，其形式似较复杂。若转注，若假借，更不可以迹象求之。至于‘一大’为‘天’，‘土也’为‘地’，望文生义，浅近易晓。其他此类者更仆难数，必谓其艰深，不可卒治，岂笃论哉？”[154]这和前引章太炎的观点一致，都认为时势推移虽使名物发生了不少变化，但还不至于使汉字固有的意象功能完全失效，善用此点，“望文生义”，汉字实不难学。[155]无论如何，从识字这一目的看，“知义”显然比“知音”重要。
不过，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都不赞同沈、章、刘等人对汉字具有的意象功能的肯定。随着进化论观念被接受，中国文化也必须放在这一“普遍历史”的叙述框架中加以估量。同时，中国又在实际上被认为尚徘徊在“万国”之外，汉字在世界文字中过于独特，自然使不少人惴惴不安，不知如何自处。严复就说：“天下文字皆切音，独中国以四象为文字。”[156]切音字运动者更是紧盯此点。田廷俊云：“环球各国文字，皆以字母相切而成。独我国不然。”[157]卢戆章也说：“尝考天下五大洲，除吾国及无字之生番而外，万国字画所各不同，然皆本切音而为字。太古之国，虽有埃及国亦用象形字，然今亦变为切音字矣。”[158]更何况西方富强的秘密就在其切音为字，则“切音字乌可不举行以自异于万国也哉”[159]！此外，前引康有为等人以汉字演变论证文字趋简的“规律”，也有不“自异于万国”的意味。谭嗣同更是明确提出，汉字与众不同，“尤为”全球交通的阻碍，应“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160]
值得注意的是，其时中国人所谓“万国”并不真是平等的“世界”。章太炎就曾嘲笑认为切音和富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看法：
今者南至马来，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体，彼其文化，岂有优于中国哉？合音之字视而可识者，徒识其音，固不能知其义，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故俄人识字者其比例犹视中国为少。日本人既识假名，亦并粗知汉字。汉字象形，日本人识之不以为奇恒难了，是知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161]
这和日人重野安绎的认知相通。不过，章氏在这里提到的“马来”“蒙古”以至俄国，恐怕也都还在切音字运动者心中所想的“各国”或“万国”之外。他们在论证切音字和富强的关系时，想到的那个“世界”至少是不包括“马来”“蒙古”在内的。因此，今人强调中国从“天下”走向一个由“平等”的“万国”构成的“世界”标志着所谓“近代”的到来，不免有所误会。
不过，虽然大多数切音字的支持者都强调文字由繁入简乃是进化的方向，但同样相信“进化”的廖平，看法就截然相反。1912年，他出版《文字源流考》一书，明确把切音字归为“醉心欧化”一类。廖平提出：“夫文化阶级，由渐而进。人类交通初用语言，继以文字。”这和切音字运动诸子的意见相同，但接下来就分道扬镳了：“文字规定由单简进于复杂，使卑迩终于广远，自然之势也。”切音字运动推崇的字母，是汉字已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廖平认为，字母是人类“草昧之初，所有语言假音”所同用者。他的证据是：“中国藩属如……安南、缅甸、廓尔喀皆用字母；内地各行省上古时亦然。”他认为“《史记》以前古书，凡称史者，皆为字母书，经、史之分即古文与字母之别”。可是汉字“已经”此“阶级”，表明拼音“字母”并非进步的表现，而恰好是没有进步的表征；汉字则是世界文字中最进步者，远超欧西各国。即使从事实上看，“自有史以来，世界文字被淘汰消灭不知几千百种，亚洲文字独中国六书字体行之最久且最远。一统之世，尚不足论；六朝紊乱，五代迭更，元、清入主中原，异文羼杂，终归同化，其势力优胜已如此”。再从其影响力来看，“日本、高丽语言各异”却“同用汉字”。尽管“崇拜欧风，日本为先”，其国且“屡议废止汉文”，然“终不能行”。汉字优胜至此，“传之万世，统一全球”，实“非中国文字不为功”。[162]
廖平和切音字运动者同样主张线性的进化观念，但结论却恰好相反，这再一次表明，到底什么才是“进化”，主要依赖于各人心中的价值尺度。不过，廖平试图以汉字历久不废来证明其优越性的努力，显然没有说服他的对手。汉语拼音化运动越来越蓬勃发展，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