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内容、价值与创新
现当代学者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持有不同的观点。布克哈特认为：在文艺复兴之前，人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民族、家族或者团体的一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精神的个体”[54]。该个体是相对自足的、具有自我意识并且能够根据外在世界的情况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格林布莱特对文艺复兴自我的观点主要通过对“自我塑形”（self-fashioning）的论述得以体现；他将自我塑形定义为“早期现代的文本与文化对自我的控制”，认为自我塑形是“将一种形状强加于自我的一种权力”[55]。在讨论自我塑形的时候，他还指出在16～17世纪，“人的自我意识增强，人的身份塑造成为一个可控的、巧妙的过程”[56]。他将该时期对自我的关注视为对自主性之探索，即自主性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之探索，并且认为“自我塑造与文化机构（家庭、宗教、国家）塑造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57]。实际上，格林布莱特的论述涉及了自我意识与集体主义文化之间的冲突，并认为集体主义在自我塑造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文艺复兴自我只是一个去中心、碎片化、临时、多变的自我，这样的自我无法拥有统一的主体性；自我是由相互竞争的历史力量尤其是各种意识形态以及权力形式建构。布克哈特过于强调自我的独立、自主性；格林布莱特则过于强调外界因素，尤其是权力机构对自我塑造的影响。而约翰·J.马丁（John Jeffries Martin）与特里·G.舍伍德（Terry G.Sherwood）融合了布克哈特与格林布莱特的观点，他们认为自我是由内在维度（internal/inward dimension）与外在维度（external/outward dimension）构成，是内外因素结合作用的体现。
无论学者对文艺复兴时期自我持何种观点，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复兴时期首先让个性得到高度发展，随后便引导个人在任何条件下，以各种形式对自我进行狂热的、彻底的研究”[58]。赫伯特经历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詹姆斯一世时期以及查理一世时期，可以说他短暂的一生都在复杂、动荡的文艺复兴后期或巴罗克时期度过。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赫伯特无法摆脱这种自我意识增强、个人主义萌发与占主导地位的集体主义两者的影响。那么，在抒发内心虔诚情感之时，赫伯特是否也涵括了对自我的关注？如果是，赫伯特的自我是布克哈特描述的自足的自我还是格林布莱特所谓的去中心、碎片化的自我，抑或是表现出内在维度与外在维度的自我呢？在表述虔诚情感的同时，赫伯特如何实现对自我的关注？又关注了自我的哪些方面呢？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书作者以阅读的文献为基础，以赫伯特在《圣殿》中建构人物所发出的不同声音为切入点，研究了赫伯特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了自我的现代性书写。
实际上，学界已经关注到了赫伯特诗集中的自我呈现。在格林布拉特“自我塑造”观点之后，学者芭芭拉·L.哈曼（Barbara Leah Harman）与迈克尔·C.舍恩菲尔德特（Michael C.Schoenfeldt）从不同角度出发，论述了社会文化语境对赫伯特以及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在《高贵的丰碑：乔治·赫伯特诗歌中的自我呈现》（Costly Monuments：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in George Herbert's Poetry）中，哈曼关注了赫伯特诗歌中呈现的一个“成形的、变形的、塑形的以及‘塑造的’自我”（the self is formed，deformed，shaped，and “fashioned”）[59]。自我呈现被证明是一种“棘手的事业”（vexed enterprise），它不仅仅是一种强烈的冲动，还一直在“通过极端复杂的方式被阻挠，并被重新调适，以适应阻挠自我呈现的事物” [60]。这实际上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对赫伯特自我呈现的约束。在《祷告与权力：乔治·赫伯特与文艺复兴奉承之术》（Prayer and Power：George Herbert and Renaissance Courtship ）一书中，舍恩菲尔德特指出，赫伯特在诗歌中运用的修辞策略与他身为公共演说家时应对詹姆斯一世以及其他宫廷要人采用的策略相似；由此，他得出结论：赫伯特的诗歌创作力量源于他对社会权力的熟悉，并且詹姆斯一世宫廷便是赫伯特诗歌创作与修辞的语境。[61] 埃尔科·埃斯（Eelco van Es）从认知学角度出发，对赫伯特的诗歌进行了阐释。在专著《调适自我：作为认知行为的乔治·赫伯特诗歌》（Tuning the Self：George Herbert’Poetry as Cognitive Behaviour）中，他首先援引了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的认知学观点，指出文化可以分为模仿文化（mimetic culture）、神话文化（mythic culture）以及理论文化（theoretical culture）。并谈及了模仿认知（mimetic cognition）、神话认知（mythic cognition）以及元认知（meta-cognition）；基于此，他将阅读赫伯特诗歌的过程解读为读者与赫伯特认知等同的过程。在《类型学与乔治·赫伯特 〈受难〉 组诗中的自我》（Typology and the Self in George Herbert's “Affliction” Poems）一文中，沃特金斯（A.E.Watkins）将赫伯特在《受难》组诗中的自我与类型学进行比较研究；他将说话者的身体与伊甸园、亚当以及基督进行了分析，论证了神学对自我呈现的影响，表明精神的发展与自我呈现是并列同步的，最终强调了神学对早期现代自我呈现的重要性。上述研究尽管视角不同，但可以看出赫伯特诗集中的自我呈现极具张力，值得深究。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已经关注赫伯特诗集中建构的人物或是人物发出的声音。其中，与《圣殿》诗集建构人物相关的研究如下：在《乔治·赫伯特的〈圣殿〉：设计与方法论》（“George Herbert's The Temple：Design and Methodology”）中，约翰·R.马尔德（John R.Mudler）指出在力图了解上帝和人类经验的过程中，《圣殿》中的“人物角色”（“persona”）经历了精神与情感上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62]在《作为孩子的诗人：赫伯特，赫里克与克拉肖》（“The Poet as Child：Herbert，Herrick，and Crashaw”）一文中，利亚·S.马库斯（Leah Sinagolou Marcus）论及了赫伯特对“孩子”人物形象的运用；他指出赫伯特“在诗中非常老练地运用了‘孩子’这一人物角色，展现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形象”[63]。此外，埃德蒙·米勒（Edmund Miller）的专著《神圣的贱役：乔治·赫伯特作品中神与人的修辞》（Drudgerie Divine：The Rhetoric of God and Man in George Herbert）研究了《圣殿》第二部分《教堂》中的人物，并指出《教堂》“虔诚地、戏剧化地”反映了“单个人物的精神冲突”[64]。在比较毕晓普与赫伯特时，约瑟夫·萨默斯（Joseph Summers）也提到“自我之间的对话频繁出现在两位诗人的诗篇中”[65]。理查德·斯特里尔（Richard Strier）在《是什么让他如此伟大》（“What Makes Him So Great？”）一文中也写道：“值得一提的，这也是我以前暗示过的，就是赫伯特在其创作的诗歌中所运用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不是一个自传式的自我，而是一个人物角色，通常是喜剧式的人物角色。”[66] 芭芭拉·K.莱瓦斯基（Barbara Kiefer Lewalski）指出赫伯特的《圣殿》是源于圣经或是与圣经相对应的多种声音的混合；赫伯特的说话者通常将自己展示为各种圣经诗人：《教堂柱廊》中的说话者如同《箴言》中的所罗门或是《传道书》中的传道士，他是劝诫年轻人的老师和父亲；在《战斗教会》中说话者变成了见证、叙述教会发展历史之人；《教会》中的许多诗歌都采用了对话形式，包含了寻求拯救之声。其中诗篇《献祭》中的说话者又变成了基督。除了独立的声音之外，《圣殿》还传递出不同说话者之间的对话之声。[67] 在文章《〈圣殿〉中的说话者与听话人》（“Speakers and Hearers in The Temple”）中，马里恩·麦拉恩德（Marion Meilaender）指出赫伯特在诗歌中经常运用人物角色和人物对话传达真理。[68]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学者只是在撰写论文时提及“人物角色”（dramatis personae）、人物的某单一身份，但并未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真正从“人物角色”着手分析赫伯特诗集的是莉莎·尼兹（Lisa Diane Needs）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证明一位上帝，一种和谐：乔治·赫伯特的〈圣殿〉中的人物与其诗学传统》（Proving One God，One Harmonie：The Persona of George Herbert's The Temple and Its Poetic Legacy）（1983）。该论文第一、二章节讨论了赫伯特诗集中建构的“赞美诗人”这一人物及其发出的不同声音；第三章到第五章着重探析的是赫伯特对哈维、克拉肖、沃恩在诗作中构建人物的影响；第六章分析了《圣殿》在17世纪的影响，尤其是对诗人卡德尔·古德曼（Cardell Goodman）、拉尔夫·内维特（Ralph Knevett）、约翰·科洛普（John Collop）以及埃尔德雷德·莱维特（Eldred Revett）的影响；第七章探析赫伯特对赞美诗人的影响；第八章分析了《圣殿》对19世纪诗人约翰·纽曼（John Newman）、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艾萨克·威廉姆斯（Isaac Williams）、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以及霍普金斯的影响。由此可见，尼兹实际上只是以《圣殿》中的人物角色为论文撰写引子，重点研究赫伯特对其他诗人创作的影响。
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到诗集中的不同声音。安妮·C.富勒（Anne C.Fowler）对赫伯特《受难》组诗中的虚构声音运用有所研究。[69] 希瑟·阿萨尔斯（Heather Asals）撰写了《乔治·赫伯特〈教堂〉中的声音》（“The Voice of George Herbert's ‘The Church’”），该文章主要分析了《圣殿》诗集《教堂》的部分诗篇，包括《基督的献身》、《受难》（“Affliction”）五首以及《爱》第三首，指出《教堂》中第一人称“我”的声音与赞美诗人的声音相呼应，《教堂》中发出的声音实际上是基督的声音。在另一篇文章《圣礼的声音：与距离相关》（“The Sacramental Voice：Distance Related”）中，阿萨尔斯指出《圣殿》中与上帝对话的声音与《诗篇》中大卫的声音相似。马丁·埃尔斯基（Martin Elsky）撰写的《复调的诗篇背景与乔治·赫伯特〈圣殿〉中的声音》（“Polyphonic Psalm Settings and The Voice of George Herbert's The Temple”）从复调音乐出发，讨论了《圣殿》中的赞美之声。在比较罗伯特·福洛斯特（Robert Frost）与赫伯特时，詹姆斯·B.怀特（James Boyd White）指出赫伯特的部分诗篇出现了“布道的声音”[70]。哈罗德·菲什（Harold Fisch）在《希伯来诗歌》（“Hebraic Poetry”）一文中指出，《圣经》的《诗篇》如同由两个对话的声音组成的歌曲，而赫伯特的冥想诗歌以《诗篇》为蓝本，在其诗歌创作中运用了不同声音对话的形式，因此将他称为“对话”诗人更为贴切。[71]
上述学者关注到了赫伯特诗集中建构的“人物”、人物的单一身份或是人物发出的某一种声音，但应当注意的是，他们还没有关注这些声音所构建出来的戏剧效果，也没有将这些声音系统归类，思考各种声音之间是否有关联，是否进行了某种对话，是否揭示了某一主题，更没有将人物声音与赫伯特的自我或自我意识联系起来。沃恩克指出，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冥想采用的戏剧形式，这有赖于冥想者将自我建构成一种内心舞台上的戏剧化人物，“所有真正冥想诗歌的本质过程依赖一个投射的、戏剧化的自我与一个冥想之人的大脑进行的互动”[72]。赫伯特诗集中的人物角色（dramatis personae）建构与其诗篇中的戏剧因素具有密切关系。[73] 不论学界如何界定赫伯特的身份，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赫伯特的诗歌表现出了“戏剧因素”（dramatic elements），“赫伯特建构了一个‘虚构的语境’，这种虚构语境的作用是将‘文本从冥想的层面转移到戏剧层面’”[74]。阿诺德·斯坦（Arnold Stein）也指出：“对于许多现代读者而言，赫伯特诗歌最为显著的成就在于他在诗篇中平衡直接与超然之时，又将其相互冲突的思想与感情戏剧化地展现出来。”[75] 仔细阅读多恩、赫伯特、康斯坦丁·惠更斯（Constantijn Huygens）以及弗朗西斯科·克维多（Francisco de Quevedo）的作品，就会发现诗人一直在运用一个人物作为面具，这个面具投射了诗人自己性格的各个方面，而这些性格的各个方面是在具体的语境之下被挑选出来并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沃恩克认为《圣殿》中的主人翁展现出了赫伯特这个人的许多特点，例如他贵族的品位、他的雄心壮志、他对音乐的热爱以及对精美服饰的热爱等。[76] 基于此，诗人通过具有戏剧效果的对话体形式建构不同人物身份，这实际上可视为一种表演（performance），他们的表演主要通过不同声音实现。笔者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认为戏剧因素确实存在于赫伯特的诗集中，并且这种戏剧因素主要是通过“对话体”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对话体呢？对话体是冥想诗歌经常运用的一种形式。圣依纳爵（St.Ignatius）认为在冥想诗歌中，“这些对话可能是与圣父、圣子或是圣母进行的对话——或者是与这三者一一进行的对话——是通过一个朋友与另一个朋友说话的方式展开，或是通过仆人与主人对话的方式展开；有时乞求恩惠，有时谴责自己所犯之错”[77]。圣依纳爵的追随者朋地（Puente）丰富了对话体的内涵，其阐释如下：
有时我们像孩子与父亲对话一般与他对话；有时像一个贫穷可怜的人与一个富有、充满怜悯之心的人对话，乞求他的施舍；有时又像病人与医生对话，或是像罪人与审判官之间的对话；或是像一名学者与其老师之间的对话，希望能得到启示；或是像一个朋友与另一个朋友之间的对话；有时候，如果信心十足，在爱的驱使之下，灵魂与上帝之间的对话像是新郎与新娘之间的对话一样；…… 有时我们自己还会劝解我们自己，自我与自我之间进行对话。[78]
圣弗朗索瓦（St.Francois de Sales）将对话体的各种可能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运用对话体是非常恰当的，这种对话可能是与上帝、圣母或天使的对话，也可能是与天堂圣人之间的对话，也可能是与我们自己、我们的心、与罪恶之人以及与创造力之间的对话”。[79] 这就表明在对话体中，可能会实实在在地涉及说话者，“但同时说话者也可能是一种灵感，一种激情——虽然说话者有时并未直接与某人进行对话，他们都成为戏剧化的人物”[80]。
这种涉及多个说话者的对话体与巴赫金讨论的对话性相似。巴赫金在不同作品中用多音部（polyphony）、杂语（heteroglossia）和狂欢（carnival）这三个不同术语对对话性进行了讨论；虽然这三者都与对话性相关，但是巴赫金所讨论对话性的侧重点并不相同。笔者认为巴赫金通过杂语讨论的对话性与对话体最为相似。杂语是比多音部更为广泛的概念，它描述了语言中不同言语风格，尤其体现在小说的语言风格中，但同时也明显地体现在其他文类的语言之中。巴赫金在讨论长篇小说时指出，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杂语现象，这种杂语既可以是多语种现象，也可以是单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小说是通过社会性杂语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来驾驭所有的题材，描绘以及表现整个实物和文意世界。[81] 这样的杂语形成了话语。话语在同一语言范围内与他人表述之间，在同一民族语言范围与其他“社会语言”之间，在同一文化、同一社会思想观念范围内与其他民族语言之间，都存在对话性。[82]在讨论小说的对话性之后巴赫金指出，诗歌题材不利用话语的内在对话性达到目的，因为诗歌的话语在自足的语境之内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然而，巴赫金随后又纠正了这一观点，认为纯粹的诗歌体裁也可能引进杂语，这主要通过人物的话语得以实现。他指出声音的发出者占据了一个主动的位置，这是与他的话题或主题相关的位置；此外，话语还能表达对某一主题的评价态度，作者建构的话语不仅是作为对一个主题的反映，同样是对其他观点、世界观、倾向、理论等的反映。[83] 这些话语的组成因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形成对话关联。[84]
巴赫金的杂语与对话体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论及了多声现象，多种声音看似杂乱无章，实则相互关联；它们不仅能够反映某个主题，而且与创作主体具有密切的关系。赫伯特的诗集《圣殿》包括由不同人物的声音构成的杂语。这些声音包括基督徒对身体疾病以及碌碌无为的生活状态所进行的抱怨、反叛之声；对人类以及个人的罪进行的忏悔与乞求之声，以及在经历了抱怨、反叛，平复、悔悟之后，对上帝的赞美之声。对基督教教义与美德的倡导之声，对圣经、牧师、恩典与救赎的重要性的告诫之声，对圣餐的讨论之声，对教会，尤其是英格兰国教会的担忧之声以及对国家民族的忧虑之声。艺术家对诗歌创作、音乐以及视觉艺术的讨论之声。这些不同声音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亦可谓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具有对话性的杂语；这种由多种声音构成的杂语直指赫伯特不同层面的自我。首先，不同声音的互相关联不仅在诗行之间建构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基督徒人物，而且通过杂语表现形式，赫伯特实现了对自我内在体验的密切审视，呈现了一个经历抱怨反叛、平复忏悔，最终倾心赞美上帝的过程。此外，通过不同声音，赫伯特还实现了自我外在身份建构：通过说教、告诫之声，赫伯特在诗集中建构了对隐含听众灌输基督教教义与美德，宣传圣经、牧师以及恩典与救赎重要性的新教牧师身份；借由对圣餐礼仪的表层论述，赫伯特实则反映了当时的英格兰施行的“折中”宗教政策，深层建构了作为“折中”宗教政策拥护者的自我身份；对教会，尤其是英格兰国家教会诸多问题的描绘揭示了诗人对英格兰民族即将分裂的忧虑，从而将自我建构成为民族统一维护者的身份形象。最后，以自我内在衍变与外在身份建构等经历、体验为基础，赫伯特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实现了审美升华，表达了自我在诗歌创作、音乐以及视觉艺术方面的审美意识。三个层面的自我在更高层面上构成新的对话，构成了全新的自我，呈现了赫伯特自我的现代性书写。
[1]See John R.Roberts，George Herbert：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Modern Criticism 1905-1984，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88，p.xi.
[2]See Barbara Kiefer Lewalski，Protestant Poetics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Religious Lyric，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283.
[3]See Ezra Pound，“The Hard and Soft in French Poetry” （1918），in T.S.Eliot，ed.，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8，pp.286-287.
[4]T.S.Eliot，George Herbert，London：British Council and National Book League，1962，p.20.
[5]See Peter Sacks，“‘No room for me’：George Herbert and Our Contemporaries，” in Jonathan F.S.Post ＆ Sidney Gottlieb，eds.，George Herbert in the Nineties：Reflections and Reassessments，Fairfield：Sacred Heart University，1995，p.42.
[6]Helen Wilcox，“Introduction”，George Herbert，The English Poems of George Herbert，p.xxxvii.
[7]C.A.Patrides， George Herbert：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Boston，Melbourne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3，p.3.
[8]Ibid.，p.3.
[9]Helen Wilcox，“‘Heaven's Lidger Here’：Herbert's Templ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Devotion，” in David Jasper，ed.，Images of Belief in Literature，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84，pp.160-161.
[10]C.A.Patrides， George Herbert：The Critical Heritage，p.149.
[11]William Cowper，The Letters and Prose Writings of William Cowper，ed.James King and Charles Ryskamp，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pp.8-9.
[12]Samuel Taylor Coleridge，Miscellaneous Criticism，ed.Thomas Middleton Rayso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p.244.
[13]C.A.Patrides， George Herbert：The Critical Heritage，p.21.
[14]Ibid.，p.26.
[15]C.A.Patrides， George Herbert：The Critical Heritage，p.256.
[16]C.A.Patrides， George Herbert：The Critical Heritage，p.296.
[17]Herbert John Clifford Grierson，Metaphysical Lyrics and Poem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Donne to Butler，Clarendon：Clarendon Press，1928，p.xliv.
[18]T.S.Eliot，“George Herbert，” Spectator，CXLVIII （1932）：360-361.
[19]See Richard Harland，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An Introductory History，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p.180.
[20]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4页。
[21]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347页。
[22]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8页。
[23]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第6页。
[24]See Lawrence Grossberg et al.，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p.9.
[2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第82页。
[26]〔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第82页。
[27]〔美〕福柯：《什么是启蒙》，引自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第430页。
[28]〔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4页。
[29]〔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第48页。
[30]现代性在历史分期层面上，主要是指历史的断裂以及当前历史的现时性；在社会学层面上，现代性与现代化相关联。从马克思到迪尔凯姆，再到韦伯，都致力于社会秩序的研究，认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合理性。现代性作为文化或美学概念，通常以审美现代性来界定。现代性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翻盘、无政府主义、天启主义直至自我流亡”。现代性作为一个心理学的范畴则是被界定为一种时间意识和现代性体验。〔英〕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之“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2004，第2～3页。
[31]〔美〕马歇尔·伯曼：《一切牢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张辑、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15页。
[32]〔德〕齐美尔：《德国生活和思想的趋势》，转引自〔英〕戴维·弗里西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周怡、李林艳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51页。
[33]参见〔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43页。
[34]胡鹏林：《文学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1页。
[35]参见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1页。
[36]王觉非：《英国近代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0页。
[37]Roy Porter，Rewriting the Self：Historie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3.
[38]See Jonathan Sawday，“Self and Selfhoo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Roy Porter，ed.，Rewriting the Self：Historie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p.31.
[39]〔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亚北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362页。
[40]〔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第15页。
[41]See Frank J.Warnke，Versions of Baroque：European Litera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39.
[42]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通过“洞穴比喻”阐述了“现实世界”与“理式世界”：两者是绝对二元对立的；“现实世界”是感官可以感知到的个别事物所组成，因此也就变幻不定，流动不息；“理式世界”则是由理智才能领悟的一般概念所构成的世界，感官对其无从感知，因而是永恒不变，不生不灭的。柏拉图认为肉体是属于“现实世界”，是腐朽的、有限的；灵魂则是属于“理式世界”，是永恒的、无限的。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第510～544页。
[43]在中世纪早期，“自我”作为名词，代表“自反性”的概念；到文艺复兴时期“自反性”成为塑造该时期行为与思想的主导概念之一，自此“自我”一词被认可、使用，并经常通过连字符与另外一个单词形成复合词。在16世纪中期，许多与“自我”相关的词进入了日常语言，例如“自我赞扬”（self-praise）、“自爱”（self-love）、“自尊”（self-pride）、“自我关注”（self-regard）；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文人更倾向于用“灵魂”（soul）或是“人”（man）或者使用由“自我”构成的复合词，而并不直接用“自我”这个术语。该时期的“自反性”的内涵也有所扩展，演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主体性概念”，而这又包括了“身份”（identity）以及“自我创造”（self-creation）等内容。See Joanna Woods Marsden， Renaissance Self-portraiture：The Visu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Artist，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9。
[44]See Roy Porter，Rewriting the Self：Historie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p.4.
[45]布朗在《医生的宗教》中写道：“我所关注的世界是我自己，我所审视的世界也是我自己的小宇宙；我将自己视为自己的一个球体，有时将之翻滚以娱乐”，这表明了该时期个人对自我的关注。See Sir Thomas Browne，“Religio Medici，” in F.L.Huntley，ed.，Religio Medics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1951，p.85。
[46]H.Butterfield，“Reflections on Religion and Modern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2：1（1961）：34.
[47]〔英〕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沈弘、江先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40页。
[48]〔英〕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沈弘、江先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40。
[49]See Jonathan Sawday，“Self and Selfhoo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Roy Porter，ed.，Rewriting the Self：Historie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p.31.
[50]See Frank J.Warnke，Versions of Baroque：European Litera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138.
[51]Louis L.Martz，The Poetry of Meditation：A Study in English Religious Literature of Seventeenth Centu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p.xxxi.
[52]Ibid.，p.181.
[53]Ibid.，p.192.
[54]See 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n Italy，trans.by S.G.C.Middlemore，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p.129.
[55]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1.
[56]Ibid.，p.2.
[57]Ibid.，p.256.
[58]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n Italy，p.308.
[59]Barbara Leah Harman，Costly Monuments：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in George Herbert's Poet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5.
[60]Ibid.，p.viii.
[61]See Michael C.Schoenfeldt，Prayer and Power：George Herbert and Renaissance Courtship，Chicago and London：Univeristy of Chicago Press，1991，p.14.
[62]See John Mulder，The Temple of the Mind：Education of Tast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New York：Pegasus，1969，pp.37-45.
[63]Leah Sinagolou Marcus，“The Poet as Child：Herbert，Herrick，and Crashaw”，in Childhood and Cultural Despair：A Theme and Varia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Literature，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8，p.94.
[64]Edmund Miller，Drudgerie Divine：The Rhetoric of God and Man in George Herbert，Salzburg：InstitÜ fÜr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Univerität Salzburg，1979，p.1.
[65]Joseph Summers，“George Herbert and Elizabeth Bishop”，in Jonathan F.S.Post ＆ Sidney Gottlieb，eds.，George Herbert in the Nineties：Reflections and Reassessments，p.52.
[66]Richard Strier，“What Makes Him So Great？” in Christopher Hodgkins ed.，George Herbert's Travels：International Print and Cultural Legacies，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11，p.3.
[67]See Barbara Kiefer Lewalski，Protestant Poetics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ligious Lyric，p.245.
[68]See Marion Meilaender，“Speakers and Hearers in The Temple，” George Herbert Journal 5：1，（1981-1982）：42-43.
[69]See Anne C.Fowler，“‘With Care and Courage’：Herbert's ‘Affliction’ Poems，” in Claude J.Summers and Ted-Larry Pebworth eds.，“Too Rich to Clothe the Sunne”：Essays on George Herbert，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pp.129-145.
[70]James Boyd White，“Reading One Poet in Light of Another：Frost”，in Jonathan F.S.Post ＆ Sidney Gottlieb，eds.， George Herbert in the Nineties：Reflections and Reassessments，p.61.
[71]Heather A.R.Asals，Equivocal Predication：George Herbert's Way to God，Toronto，Buffalo ＆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1，p.42.
[72]Frank J.Warnke，Versions of Baroque：European Litera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140.
[73]在17世纪的玄学作品中，“persona”一词主要被视为一种神学概念，通常与无形的事物结合进行讨论，例如“存在”（being）、“上帝”、“天使”以及“灵魂”；在17世纪中期，约翰·米凯利斯（Johann Micraelius）将“persona”定义为“独立存在且不可传播的知识性个体”（an individual，incommunicable substance of an intellectual nature，which subsists independently）；笛卡尔将“persona”解释为“由灵魂和身体构成的个人”。See Udo Thiel，The Early Modern Subject：Self-consciousness and personal identity from Descartes to Hume，Oxford：Oxford Univeristy Press，2011，pp.35-37。“人物角色”（dramatis personae）源于拉丁语，表示戏剧中的人物，并且该术语通常用来指涉一部剧中的主要人物。《新牛津英语词典》将“persona”一词解释为在别人面前展示出来的性格的某一方面。除了戏剧领域，一些小说的开始或结尾也会运用该术语。从更为广义的角度来看，该术语可以用来指任何情境下扮演某个角色或是貌似扮演某个角色的人物。参见〔英〕皮尔素编《新牛津英语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第1385页。本书借用了《新牛津英语词典》对“persona”的解释。
[74]Robert Montgomery，“The Province of Allegory in George Herbert's Verse，” Texa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1960）：461-462.
[75]Arnold Stein，George Herbert's Lyric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8，p.97.
[76]See Frank J.Warnke，Versions of Baroque：European Litera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136.
[77]Louis L.Martz，The Poetry of Meditation：A Study in English Religious Literature，p.37.
[78]Ibid.
[79]Ibid.
[80]Louis L.Martz，The Poetry of Meditation：A Study in English Religious Literature，p.37.
[81]参见〔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40～41页。
[82]参见〔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54页。
[83]Mikhail M.Bakhatin，“The Problem of Speech Genres”，in Caryl Emerson and Michale Holquist，eds.，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tran.Vern W.McGee，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lavic Series 8，1979 （Russia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6，p.84.
[84]Mikhail M.Bakhatin，“The Problem of Speech Genres”，in Caryl Emerson and Michale Holquist，eds.，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tran.Vern W.McGee，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lavic Series 8，1979 （Russia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6，p.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