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新议[1]
刘丽坤[2]
摘要：克罗斯兰是英国工党的重要理论家和当代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之一。在二战后经典资本主义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克罗斯兰以实用主义方法为指导，以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时代问题为导向，重释社会主义的目标，提出一套构建平等无阶级社会的政治纲领。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塑造了战后英国工党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转型，对于理解当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仍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克罗斯兰 英国工党 社会民主主义
2001年大选获得压倒性胜利后，新工党的设计师彼得·曼德尔森宣称，布莱尔政府可以通过向世人展示其政策理念与安东尼·克罗斯兰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来改善民众对新工党的认知。从罗伊·哈特斯利到戈登·布朗，新工党领导人纷纷自称思想上深受克罗斯兰影响，力图通过宣扬他们的思想与克罗斯兰主义的亲缘关系来扩大其政治影响。新工党对战后工党社会民主传统精神遗产的认同也从侧面揭示出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对新工党意识形态转型的影响。“二战后，克罗斯兰在重塑工党的学说与身份上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3]，时至今日，克罗斯兰也依然是英国左派的智力参考点（intellectual reference point）。每逢工党遭遇危机时，有识之士会呼吁工党重新发掘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2015年工党大选惨败后，《金融时报》敦促工党复兴以往由克罗斯兰倡导的现代化动力，以重新崛起为值得信赖的管理国家的力量。因此，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社会民主主义遭受重创的今天，重新回顾和梳理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们认清当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把握其未来走向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 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缘起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时代背景为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机遇空间，塑造了其演化轨迹。战后英国社会面临的时代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则是克罗斯兰构建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起点与核心主题。同时，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也与英国的文化传统、社会思潮密切相关，为其提供了文化土壤和理论源泉。
首先，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战后英国社会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反应与回答。20世纪50年代，英国进入“丰裕社会”，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福利制度使贫穷不再成为威胁，失业率也几乎等于零，“经理革命”和“人民资本主义的推行”使原来的阶级界限模糊不清[5]，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这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道发人深省的难题，正如克罗斯曼指出的：‘如果福利资本主义能够为大多数人提供安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鼓动他们去实现社会主义呢？’”[6]克罗斯兰敏锐地抓住这一时代问题，在1952年出版的《新费边文集中》，首先呼吁重新界定社会主义，以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相适应，唤起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关注。他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未来》则进一步把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的转型当作其理论分析的起点。他指出，经理阶层的崛起与混合经济已使得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公有制难以再充当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工具。工人阶级在20世纪50年代购买力的增强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似乎预示着意识形态的终结。面对新的时代问题，工党内部却出现了知识和思想的真空，以及认知上的混乱。战后资本主义的转型已经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学说的解释框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工党急需新思想和新理论的指导，以开展民主社会主义建设，吸引民众、赢得选举和政权。这一历史背景促发了克罗斯兰对社会主义的分析与思考，成为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分析基点。
其次，英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思潮为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土壤。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代表着英国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潮流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流派在工党内存在已久，并成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正如萨松指出的，在英国，无疑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是新修正主义的最重要文本。但书中的多数见解并非原创，它代表着对由埃文·德宾和后来由聚集在《社会主义评论》周围的修正主义工党党员以一种非系统方式提出的观点的最好终结。其中，道格拉斯·杰是社会民主主义右翼解释的一贯支持者，他反对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1955年后担任工党领袖的休·盖茨克尔也反对工党对国有化的顽固坚持。[7]克罗斯兰深受德宾的著作《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影响，把其作品视为《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的衍生之作。德宾认为资本主义要比马克思所预期的持久，工业中已经出现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趋势，而这些恰恰是《社会主义的未来》所探讨的两个重要主题。在公有制上，克罗斯兰的思想则更接近道格拉斯·杰的《社会主义实例》，该书认为财富的重新分配与不安全的消除要比公有制重要得多[8]。而对克罗斯兰影响最大的当属伯恩斯坦。就读大学期间，克罗斯兰迷上伯恩斯坦的著作，并立志成为其所处时代的伯恩斯坦。[9]伯恩斯坦对克罗斯兰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社会主义更多地理解为价值，即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制度实体而成为主要在具体政策中体现的理念。二是相信西方的历史环境决定了资本主义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三是对民主制度的信念。
二 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
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始于他对战后资本主义转型的分析，英国社会的变革使得对社会主义目标及实现手段的反思与重释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把社会平等视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则引出了他所提倡的实现社会平等的手段，包括教育改革、财政与税收政策等。
1.和平的革命——战后资本主义的转型
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克罗斯兰宣称战后的资本主义已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了。经典资本主义的变革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重要性的弱化造成的，资本家阶级也难以像战前一样有效地掌控整个社会。艾德礼政府对基础工业的国有化改造已改变英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以及基础工业的国有化已使得经营权的重要性大于所有权。私营公司经营管理上的成败已关涉经济的兴衰与社会公利的实现，政府的责任在于为私营公司的运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这要比进一步的国有化重要得多。战后英国政府采用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干预经济，加强宏观调控，这使得政府有足够的权力规范私营部门的经营活动，并保持充分就业和扩大社会服务所需的经济增长。民主化进程也改变了英国社会与经济的性质，进一步限制了私有制在经济中的作用。通过组建民主政党、工会等，工人及其代表可以减少贫困和增大政府的权力，以抵消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福利国家与充分就业的实现，人们已经不再任由无情的市场来摆布。克罗斯兰宣称，这些社会变化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永恒的现实，即使是保守党也不得不改变其政策纲领，以赢得选举。
2.重释社会主义目标
战后社会现实的巨大变革已使得工党的一些目标失去意义，当税收政策可以有效地遏制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时，工党老左派提出的废除私有制就失去了吸引力。工党其他的传统政策也被一些有效的手段取代。例如，工会可以在工人工作时为其提供有效的保护，而无需建立柯尔所倡导的工人控制制度。工人控制制度是柯尔所设想的自治基尔特的关键环节，但随着工业生产的规模化和技术的复杂化，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变得不切实际。
在考察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之后，克罗斯兰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以“目的”而非“手段”来界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而难以决定社会的性质，而社会主义的目标应是对理想社会基本属性的一种表达。“在克罗斯兰看来，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愿望的充分条件，与此相应地，将社会主义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分配和交换的国有化显然不符合事实的演进。国有化和计划化只是实现最终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手段与目标截然不同，手段可以适用于多种目标，‘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经济集体主义或是对经济生活的国家控制，那么纳粹德国就是确定无疑的社会主义国家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任何一种手段都不能胜任‘社会主义’这个标签，只有从价值原则上才能理解该词的应有之义。”[10]对克罗斯兰来说，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念并不存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狭隘的理想中，而是建立在更广泛的信仰之上，正如工党党章第五条款所总结的——“人民的政治社会与经济解放，特别是那些直接依靠体力或脑力劳动为生的人。”社会主义的实质对他来说是自由意志主义的，是关于自由的。社会福利和平等则是社会主义应当实现的两大理想和价值，其中社会平等是最重要的，它是保证所有人自由的手段。
社会平等是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其将之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鲜明特征。实现社会平等有助于增加社会满足感、减少社会怨恨和不公。他力图将机会平等和更公平的结果结合起来，以构建民主平等，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将英国左翼与右翼区分开来，打破战后共识政治。社会福利有助于实现社会平等，但它不等于社会平等，它的首要目的是减轻社会不幸和苦难。即便已经建成福利国家，但是社会中还存在由次级贫困、家庭组织规模及内聚性减小以及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不幸与贫困。而且，在社会的边缘还存在被忽视的特殊群体——精神病患、无人看管的孩子、盲人等。在克罗斯兰看来，社会主义者应在“普世救济”的福利原则之上进一步扩大社会救济的范围，把以前忽视的领域和人群包括进来。
3.实现社会平等和无阶级社会的手段
克罗斯兰充分认识到使盛行保守主义的英国社会接受更高程度的平等的现实困难。通过对比美英两国，克罗斯兰发现作为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很多方面比曾有工党长期执政历史的英国更为平等，影响英国社会平等的因素主要在于教育、消费、财富分配和企业四个领域，在这四个方面，当时的美国比英国更平等，因而也更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他认为在实现社会平等上，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基于1944年《教育法案》建立的英国文法学校体系将最好的教育资源分配给工人阶级无法负担的私立学校，造成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加深了阶级之间的鸿沟。因此，他建议在综合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新的教育体制，以克服现行体制的不公与缺陷，使来自不同阶级的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实现机会平等。此外，他还将目光投向消费、财富分配和企业等领域的不平等，主张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来减少财富分配、消费方式上的不平等，通过发挥工会在全国性行业层面的作用来缩小管理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社会差距。
三 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困境。在战后率先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又于20世纪90年代末引领风靡一时的“第三条道路”的英国工党也风光不再。2010年以来，它在大选中已经连续三次败北。[11]布朗政府下台后，工党一直未采用克罗斯兰所倡导的实用主义路径和修正主义精神，更新其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以适应变化的现实，始终难以在党的目标上达成广泛共识。工党的危机实质上是其知识体系、身份与目标的危机，而这又起源于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的现代化变革。
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进行了思想理念的变革，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突出社会主义的价值特征，把基本价值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志。长期被视为工党民主社会主义标志的公有制不再是工党的身份特征。[12]他力图把工党打造为“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的政党。伴随工党现代化变革而来的却是指导思想的混乱、工党身份和目标的模糊不清。起初，布莱尔曾尝试在吸收社会自由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将新工党定位在社群主义传统之上，以赋予工党以新的身份。相反，这一将社群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在一起的尝试大大损害了它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合法性。
历史上，英国与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伦理批判之上的。20世纪90年代，布莱尔为赢得选举，修改党章第四条，明确承认市场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放弃了工党一直在市场经济上保持的模糊立场。而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时，工党难以再从传统的立场上对市场经济进行批判，其经济学说也丧失了可信性。2015年米利班德在大选中的惨败以及科尔宾击败中左翼当选工党领袖，则进一步表明英国左翼需要进行基础学说的重置。
正如杰里米·纳特尔所说，与二战后其他社会主义学者的作品相比，《社会主义的未来》能够提供崭新且更好的社会主义蓝图和广阔的视野，而这一社会主义蓝图是建立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平等这两大目标之上的，并有着具体的实施规划。对今天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所面临的困境，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仍具有重要意义和值得借鉴之处。
首先，克罗斯兰顺应时势、与时俱进地发展理论的精神仍具有启示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党一贯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政策纲领已无法适应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民主、自由、平等、团结和互助等核心价值理念逐渐成为抽象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对现实社会失去了指导作用。”[13]当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忽略了这一政治哲学，在缺少实用主义方法指导的情势下，整个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似乎丧失了使命感。金融危机之后，当应推行新政和实施严格措施之时，社会民主主义者却放任市场运行。中左翼在公开承认赤字的挑战上太慢，而在为应如何最好地处理这些问题进行辩护时又太弱。知识体系的危机使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失去了方向感。重拾克罗斯兰倡导的实用主义精神、更新知识体系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是当务之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之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建设才能顺利推进。
其次，克罗斯兰的平等思想对当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克服困境仍具有借鉴意义。英国学者汤普森将当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平等的忽视看作导致社会民主主义困境的原因之一。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关于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再分配，它也是注重社会福利和社会平等的道德事业。正如克罗斯兰所言，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折中，而是一种主张为社会公利而改革市场的独特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将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融合起来，并认为社会平等与物质生产、利润同等重要。它也注重人的自由、生活的质量，致力于消除阶级差别、为人类的自我实现和解放提供良好的环境。社会平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身份标识，抛弃社会平等的价值信仰使当今社会民主主义者迷失自我，失去了自身独特的特点。因此，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应首要考虑正日益扩大的阶层差别，弥合社会鸿沟，并利用市场经济的力量促进社会平等的实现。
（此文原载于《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4期）
[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工党主流思想的嬗变研究”（编号：13BKS 062）、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二战后英国工党对外政策研究”（编号：R17WC1401）、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编号：18CKSJ11）的阶段性成果。
[2] 刘丽坤（1981～ ），男，山东省阳谷县人，法学博士，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国工党。
[3] Patrick Diamond Patrick，The Crosland Legacy：The Future of British Social Democracy，Policy P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p.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4页。
[5] 张志洲：《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87页。
[6] 玛德琳·戴维斯：《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左派的“丰裕社会”之争——论英国新左派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思想贡献》，《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7] Martin Francis，Mr Gaitskel’s Ganymede，“Re-assessing Crosland’s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Vol.11，No.2（Summer 1997），p.52.
[8] 〔英〕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页。
[9] 彭远：《克罗斯兰所有制思想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第24页。
[10] 高莉娟、王斌：《安东尼·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的未来求解》，《知与行》2017年第4期。
[11] 刘玉安、玄理：《英国工党何时东山再起？》，《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3期。
[12] 李华锋、李媛媛：《英国工党执政史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189～190页。
[13] 〔英〕斯图亚特·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贺和风、朱艳圣译，重庆出版社，2008，第202页。